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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汉藏会议随感 /陈维健(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28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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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初在日内瓦参加了三天国际“汉藏寻找共同点”会议,感受很深,启发良多,将这些感受、启发述之笔端,形成文字,我不敢肯定会形成什么样的文体,先暂且把它当作政论性的散文吧。
    
    日内瓦是瑞士的国际名城,文豪朱自清写有一篇名文《瑞士》,他写阿尔卑斯群峰积雪,写少女峰之秀美,明西峰之雄伟,日内瓦湖之明艳,都被描画得出神入化,读那文字,如在湖畔的咖啡座上,喝一杯飘浮着奶浆香气浓郁的咖啡。“汉藏大会”所在的“洲际饭店”,座落在联合国广场边上,从饭店客房推窗望去,可见明镜似的日内瓦湖,隔岸的青山,远处的雪峰,这样的画面使人心旷神移。
    日内瓦汉藏会议随感 /陈维健
    (美丽的日内瓦湖一角)
    
    去年西藏发生了3:15事件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藏举行第八次会议,会谈在毫无结果之下结束了,达赖喇嘛难过地表示:我对中国政府的的信心越来越少,但对中国民众的信心却始终没有改变。也许达赖喇嘛的这一态度,促使了这次汉藏大会的召开。这次大会所邀请的人士有海外民运人士、学者、作家、新闻从业人员,也有来自台湾和北京的人士,可见层面十分宽广,他们对西藏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达赖喇嘛出席汉藏大会到达日内瓦前,已经足登好几个国家,7月29日接受华沙荣誉市民称号,在德国会见来自克尔梅克共和国总理,并举行连场的演讲后来到日内瓦。6日上午达赖喇嘛举行中外记者会,下午出席汉藏会议开幕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为了一个民族的生存,如此频繁的行程,会见、演讲,真让人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当达赖喇嘛身披一袭绛红色的佛袍,走上讲台发出达赖喇嘛特有的笑声和锵锵有力的语音时,让人有了几许宽慰。
    
    达赖喇嘛在演讲中谈到:“中藏会谈我们已有了八次会谈和一次内部会谈的九次失败经验,但每一次都是我们信心的表示,因此我们已有了九次表达了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普遍为中藏八九次会谈毫无结果,不是满怀愤懑就是垂头丧气时,达赖喇嘛却以另一种角度来表达他的思想。把失败看作是信心的表达,是意志的体现。说出这样的话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定力,没有内圣外王的真功夫如何能够了得。唐太宗所谓:“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正是此大气度。当一个弱小的人在与一个巨人抗争时,巨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弱者击倒,但是如果这个弱者每一次被打倒后,都擦一擦身上的灰泥和血迹,又站起来,面带微笑对着他讲理时,相信受到震惊和恐惧的一定是那位巨人。中藏会谈所呈现的正是如此。把失败看作是信心的表达,这是一个民族精神领袖,一位世尊活佛的明心,是,常人所难以企及到的境界。看着达赖喇嘛在台上谦恭的身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一个民族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精神领袖,他不管如何地弱小,一定是不可战胜的。曾经有人说达赖喇嘛以一个民族的失败而获得了自己的成功。而我确信的是,达赖喇嘛以个人的伟大成就了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达赖喇嘛,西藏民族是不会在西方社会获得如此广泛的支持的,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达赖喇嘛拯救着西藏民族。
    
    出席汉藏大会的另一个智者是西藏民选总理,也就是他们的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这次会议有一个他与与会者对答的安排。在所有的对答中,桑东仁波切是时时机锋,处处转语,如孔子所说:不愤不发,不悱不启。不过最精彩的,让人久久心绪绵长,要数一位最早关心西藏问题的作家曹长青先生,他对藏民族和达赖喇嘛倾尽了感情,面对中共在中藏会谈中,无信无义,一次一次戏弄藏民族,他站起来慷慨阵词,抱所不平。他说:尊敬的桑东仁波切总理,在中藏第八次会谈后,中方代表朱维群统战部副部长说:我们只接受甲日等人作为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与中央商谈,谈的只能是达赖喇嘛彻底放弃分裂主义主张和活动,争取中央和全国人民谅解,以解决其个人问题,最多加上他身边一些人的前途问题,中央根本不会与之讨论什么“西藏问题”。朱所称的达赖身边几个少数人,想也包括总理阁下在内。这样的讲话不但显出中共对中藏会谈毫无信义,也是对达赖喇嘛和总理阁下的侮辱。对于这样的对话,难道西藏流亡政府还要继续下去吗?他的问题赢得了场上一片掌声。桑东仁波切在台上沉默了片刻,我想他的心一定是被刺痛了。
    
    达赖喇嘛作为西藏民族的精神领袖,桑东仁波切作为一个民选的首席部长,他们曾经何时考虑过个人的利益和去从。五十年来竭力惮思的是六百藏人的福祉,是西藏民族的去从。达赖喇嘛作为现世的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人世间的福禄与他又有何益。桑东仁波切作为首席部长,作为一个仁波切,作为一个活佛高圣,是以佛入世,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当首席部长,是行愿,是渡人,人世间的地位对他是如过烟云,高官厚禄对他又有何求。在桑东仁波切沉默的那一刻,会场显出一片宁静。在宁静中他缓慢地道出了他的回答。九次会谈没有解决问题,中方仅仅把它看作是解决达赖喇嘛和他身边几个人的问题,所以有人认为是一种失败,如果没有会谈我们失去什么,谈了我们又失去什么,谈判对西藏没有损失,所以我们不认为会谈是受了中共的欺骗和侮辱。会谈使我们相互之间有了了解,所以还是有结果的。我们与中共会谈,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会谈,我们是两个民族之间的会谈。所以只要中共愿意谈我们都会考虑,我们不会绝望。
    日内瓦汉藏会议随感 /陈维健


    (达赖喇嘛与桑东仁波切在汉藏会上)
    
    桑东仁波切是一位转世活佛,他五岁入院,七岁受戒,流亡到印度后受格西学位,后担任瓦那纳斯佛学院院长,是当代高僧。在藏传佛教中受“格西”学位,要有几十年的修炼,经过众僧的辩经、考问、诘难公认他的学识修养才能获得资格。而要成为仁波切这样的大师还要内修“五明”,即“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和“内明”,而内明则是藏传佛教中,心性修养佛法的最高境界。经过这样严格修炼出来的人,不但学问博大精深,对世事也早已明若洞火。藏传佛教是离世修炼,入世渡人之教,像桑东仁波切这样的活佛高僧,成为政治领袖时,早已将佛学理论和佛学境界融入到政治艺术中去。对于朱维群的侮辱,澹泊忧愤的他哪里还会放在心上,朱维群之侮辱只是自唾颜面,辱人者自辱之。朱维群作为一个共干,作为一个官宦,一个沉沦在三界五趣中的凡夫俗子,只知天下诸公皆为利来,岂知达赖喇嘛、桑东仁波切这样的活佛高僧,早已在四禅八定中升到无穷的妙乐世界中,哪里还会在乎你这个一官半职。当然,朱维群这样的中共干部,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的,如果他们对佛教有少许的认识,有少许的慧根,对达赖喇嘛、对桑东仁波切早已是顶礼膜拜,那里还敢口出妄言,造出这样的口孽来。如果中共领导能像清朝皇室那样秉佛谈禅,以迎国师,那么汉藏之间,中央政府与西藏政府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紧张的关系,形成现在这样的局面了。
    
    这次汉藏寻求共识会议,除出对中藏会谈提出不少看法以外,对非暴力路线和自治路线提出了看法。来自美国的作家朱学渊说:我们知道达赖喇嘛是坚持非暴力道路的,那么,如果藏人有一天丧失耐心,在未来,达赖喇嘛是否有能力永远保证西藏人的非暴力抗争?
    
    桑东仁波切是用藏语回答问题的。他那低沉雄浑的声音通过同声翻译传来,虽然面对着面,但声音却如翻越了一座山岭,我想这也是两个民族的距离吧。他说:“通过暴力回答暴力,除了增加相互之间的仇恨以外,没有任何积极的结果。我们并不存在对非暴力的失望。如果运用暴力,现在的西藏问题,可能在国际社会,早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运用暴力,对于藏人来说就是失败,所以,从道义、信仰,或者仅仅从世俗的利益角度考虑,暴力对西藏人来说,也都是不被认可的。因此,只要达赖喇嘛在世,这种非暴力就会一直坚持下去的。非暴力虽然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有一天成功了,带来的必定是一个双赢的结果,给人类带来长久和平,这也正是我们追寻的。”
    
    “非暴力路线”相信是流亡政府不会改变的政策,达赖喇嘛曾经说过“我这一辈子不会和暴力沾边”。因为无论基于佛教的信仰,还是现实的考量,西藏民族都不会选择暴力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宽容慈悲是佛教的根本精神,对于佛教理念来说,天地与人的生命是一个整体,人与天地之间,人与人之间是一种调和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和平,如果采用暴力失去和平,天地与人都将毁灭。对于佛教徒来说,这个世界没有敌人,那些作恶的有罪之人,只是救度的对象。地藏王菩萨曾经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之豪言壮语。觉世救人就是他们的大悲宏愿,这样一种佛的境界,自然不会生出暴力来。即使中共执迷不悟,对和平众生大开杀戒,对他们来说只要此身求佛,不造孽作恶,即有来生福祉,人是生生轮回的,以善报恶,以敌为友这是藏民族的伟大所在。
    
    从信仰考虑是如此,从世俗的考量,流亡政府也不会采用暴力,因为藏民族只有六百万人口,六百万人口,在有着浓重大汉族情绪的13亿人口,有着现代化军事装备的军队面前是何其的弱小而不堪一击。但是如果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行愿,那么这种力量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不仅仅产生了一种道义上的力量,也使施暴者难以下手,屠杀一批赤手空拳,且和平理性的人,总是要比屠杀暴乱者难得多。因为和平理性本是一种制约暴力的力量。“饶是锥锋铁齿,一时犹难磨穿砖境”,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对抗暴力,可以说是救护西藏民族的不二法门。
    
    这次会上流亡的异见人士中,有人表达了对西藏流亡政府不独立路线的看法:一位从事劳改问题研究的著名异见人士吴宏达先生发问:“桑东仁波切你作为西藏总理,为什么不向我们说明要独立,你该让你的人民知道,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作为一个曾经独立的国家,不该谈自治,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长达半个世纪流亡时间的政府首脑来说,是太沉重了。这里有着一个民族的无奈和痛苦。西藏历史上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不容改变的历史事实,这一次会议所达成的“共识”中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宣称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历史事实不符。”但是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桑东仁波切说:“对于这个问题,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和中国政府谈了很多次,就是历史上的藏中关系,中国政府一直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达赖喇嘛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不是事实。如果仅仅基于政治需要,做出这样的承诺,就玷污了一个人起码的高尚品行。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要求名副其实的自治,并不是说,西藏没有独立的权力,是我们自愿放弃,这也是我们考虑了整个藏民族的利益以及为了保护藏民族核心---传统宗教与文化,所以自愿放弃。”
    
    中藏谈判,中共不管如何侮辱藏方,污毁达赖喇嘛,他们心里再痛,他们也能够忍受,正所谓心是头上一把刀。但对于事实却是一步也不能退让,因为,这还不仅仅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真假的问题,如果假的可以说成真的,那么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被颠倒了。就是你认可了假的东西,佛也不会同意。达赖喇嘛在几年前曾经对此表示:“和尚的舌头不会说假话。”这样坚守历史的事实,对于中共官员来说,也是匪夷所思的。在他们看来,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填写的,他们既可以把成吉思汗建立的元朝,和奴尔哈察建立的清朝,说成是中国的朝代,也可以因打败了国民党,把国民党八年英雄抗战从历史上抹得干干净净。历史对他们来说,只不过妓女和俾佣而已。
    
    达赖喇嘛不独立的政策,不但许多中国异见人士不理解,许多支持西藏的欧美朋友也不理解。但是达赖喇嘛不但有现实的考虑,也有对藏民族的长期考量:西藏作为一个弱小的民族,不幸处在两个大国之间,他终究需要依靠一个国家,现在既然在中国统治下已长达半个世纪,中共统治者也没有一天善待过他们,但是这个政权不会是永恒的。达赖赖喇嘛在这次会上也说:“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就是一党专制的这个社会制度,也不是永远不会变的。”从佛教上来说,西藏佛教和中国佛教是一胎所生,且有着长期互通交流的历史,在中国,佛教处在自毁佛法,腐败纵利与权贵沆瀣一气的今天,留在中国境内就会多一份护法救度的责任,那是一份何等伟大的救世宏愿。
    
    来自台湾立委助理方俭女士,以家暴和婚姻为例,提到中藏关系。
    
    桑东仁波切说:“一个家庭发生暴力有法律制裁,这是事实。但是,在世界上,当一个大国、强国,对一个小国、弱国进行暴力和屠杀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法律进行阻止和制裁,也是事实。比如,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被毁灭,就是一个例子。正因为如此,西藏青年会等一些民间组织一直在要求西藏独立。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们,因为西藏流亡社会已经是一个迈向民主大道的社会。另外,并不是所有的权力,只要你要求,就都能够实现。二十一世纪,不是所有的权力都能实现,所以,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这个权力,而是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个权力,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权力。尽管从理论上讲,有这样的权力,但是,不表明你能实现。如果不能实现,就是一种浪费,或者说这是无为的抗争。因此,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下,需要做出妥协和牺牲,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一种生存方式。
    
    对于桑东仁波切的回答,有与会者称其为“四两拨千金”,见识了首席部长的大智慧。
    
    关于“大西藏”也是这次会议交流的一个重点。一位对西藏问题有过多本著作问世,受过达赖喇嘛多次接见的作家茉莉女士,在此会议上,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词意恳切的公开信发给与会者。她在信中说:“据我了解,中文媒体突出了西藏特使关于统一自治的‘边界的问题’,在汉人中招致很大的反感。即使那些同情藏人的知识份子,对藏方坚持全部藏区统一这一点上,也感到不好理解,认为很不现实。”
    
    桑东仁波切对“大西藏”问题在会上谈了他的看法。他说西藏就是西藏,没有大小之分,“大西藏”是中国提出的概念。我们提出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是对每一个少数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西藏这个少数民族是一个少数民族,不是十个或十五少数民族,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自治区。这也就是我们放弃分离和独立的原因。如果我们要求分离的话,那么在一九五一年,我们就不会要求内藏和外藏的统一。我们就只能要求外藏的分离。因此,当我们接受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必须适当地建立。由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提倡该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要实现那个目的,西藏人民应该生活在同一个自治的行政区域之内。
    
    在谈到大西藏问题时,桑东仁波切不无风趣地说,如果西藏仅仅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那么我与在座的许多藏族与会者,包括达赖喇嘛在内,都不是西藏人了。这样的状况如何能被接受。
    
    一谈到“大西藏”确实让人谈虎变色,连许多支持西藏自治的中国异见人士都是忧心忡忡,因为一提“大西藏”,人们立马想到中国的四分之一的领土,如果现在同意大西藏,有一天,西藏要求独立了,就有可能将四分之一的领土从中国带走。对于生存空间十分局促的汉民族来说,是一幅非常恐怖的图景。对此,我曾经以“文化大西藏”的概念来阐述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行政大西藏不能实现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在藏族目前所属的行政区不变之下,成立一个西藏文化机构来统一各行政区的西藏文化管理。目前也有中国学者王维洛先生从环保的角度提出“大西藏”。长江、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生息的生命之泉,全都发源在藏区,保护好源头的生态环境,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目前两河源头分属不同的行政区不利于源头的生态保护。仲维光先生说“为此,王维洛先生的研究让我看到,从生态、环境的角度,从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未来发展、资源保护的角度,这意味着一个‘大西藏’是一个最好的管理保护长江黄河,也就是中国命脉的最有效的办法”。以环保论及“大西藏”确实给我们对“大西藏”问题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中华民族生息的两河源头如果让藏族来管理,是最让人放心的。因为对于藏族人来说,两河源头的高山湿地,并不是如中国人那样看作是可以利用开发的自然资源,对他们来说是神山圣水,是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污染破坏的,他们必定象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地去爱护它。
    
    “大西藏”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汉藏互相猜忌,造成不信任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只要抱有真诚的态度,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还是严家祺先生说得好,在谈判没结果前,应该让流亡了半个世纪的达赖喇嘛回去。应该把达赖喇嘛回去与谈判西藏自治的问题分开。
    
    这次与会的汉族人士,严家祺先生是大会特邀人士,这位曾经是国家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的政治学学者,中国“联邦制”设计者,至今流亡海外已有二十年了,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他的学识修养和质朴,在海外流亡人士中,几乎是有口皆碑的。虽然他并非当今流亡社区的风云人物,但西藏流亡政府选定他为特邀代表,也足见流亡政府的智慧。
    
    站在台上的严家祺先生,二十年的流亡岁月,已是洗尽铅华,脸上的皱纹带着岁月的艰辛,双眼暗淡了的光芒依然滚热,一袭穿旧了的淡灰色西装,尽显传统知识份子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我今天从纽约来到日内瓦,站在这里讲话,是出于三个原因:第一、是达赖喇嘛崇高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感召。第二、是为了和西藏同胞交流流亡生活。第三、是为了争取汉藏团结,共同寻找一条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而来的。
    
    交流“流亡”是家祺先生短短几分钟讲话的主旨,二十年流亡生活,使他理解了达赖喇嘛五十年流亡的心血史,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痛苦,但都没有一个比“爱国”者流亡之痛更为刻骨铭心。流亡是以血酿酒。他历数世界流亡者的心史,雨果流亡13年而成《悲惨世界》、但丁流亡37年而世有千古《神曲》,布鲁诺因坚持“地球是转动的”,而流亡海外,在531年前来到了我们今天开会的城市日内瓦。这里不仅有布鲁诺,还有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和民主理论的奠基者卢梭。日内瓦可以说是世界流亡人士的精神家园。严家祺说:“在世界流亡历史中,没有一个人,除了达赖喇嘛超过50年的流亡历史的。50年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北京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他老人家回去。这不是一个谈判的问题,这是一个神圣的权利”。我深深地感受到这是严家祺先生的泣血愿望,这是汉藏流亡者共同的心愿。
    
    这次汉藏交流会,桑东仁波切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睿智和艺术,可以说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掌声以后,有人为桑东仁波切精彩的回答所感染,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说:桑东仁波切应该当中国的总理。许多与会者近距离地面对面地与桑东仁波切交流还是第一次,感受之深,虽非佛门弟子,也犹如醍醐灌顶,坐受清凉之乐。这次汉藏交流,流亡政府派选的代表都是能说汉语的,大会主持人贡葛嘎扎西不仅是一位普通话说得极为标准,而且其主持会议优雅稳重,不输与任何一个国际大会的主持人。这次会议分四个组进行讨论,每一组都有三四位藏族与会者,我所在的二组才仁旺久和丹增图桑,在讨论中都显出了他们的学识和修养,他们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总是显得那么地谦和恭让。我到达兰萨拉所结识的二位好友,达瓦才仁和桑杰嘉,在这次会议中虽已是流亡政府要员,但都在默默地忙于会务,让与会的汉族代表深受感动。
    
    瑞士是一个欧洲小国,是一个和平中立的国家,1648年瑞士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统治,宣布独立并执行中立政策,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受战火焚烧。作为一个国家它最具有分裂的因素,这样一个小国处在三个大国之间,讲着四种邻国的语言,分属德语区、雷托诺曼语区、意大利区和法语区,而且一个国家又被阿尔卑斯山分隔为二,但是他们却能和平共处,没有那一个区要想分裂的,也没有那一个邻国在策划他们分裂。达赖喇嘛一个梦想就是让西藏成为世界的一个和平地区。这次汉藏交流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也不无其深刻的政治含义。就像贡嘎扎西在开幕词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感到,有必要在瑞士,这个具有伟大和解精神与悠久和平历史之邦,再次举办藏汉交流与对话的盛会。”
    
    会议结束时,当与会者各奔东西之时,作为为民主而流亡的人士,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要去敬拜一下民主先贤,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第一次提出了“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思想”,不但引发了“法国大革命”,继而引发世界民主的浪潮。中国在1898年留日学生杨廷栋从日本转译该书以来,已一百多年,这本曾为中国志士仁人救国救民的思想宝典,现在已少有人去读这本书了,就连文科学生对卢梭也者知之不多。回想中国民主运动百年历史,不竟悲从中来。
    日内瓦汉藏会议随感 /陈维健


    (陈维健与陈维明在卢梭故居)
    
    卢梭的故居在日内瓦的老城,离下塌处尚有一段距离,与会者三三两两地,一伙一队地前往。记得与我们在一起的是曹长青、朱瑞、李江琳、蔡大姐和小乔,还有一位来自华盛顿的藏族代表。由于要赶晚上的车,我们拖着行李前住,行李箱的轮子,在古城青石铺就的街头巷尾的马车路上,发出咯答、咯答的声音,那些路有着卢梭磨损过的印痕,时光仿佛倒流到十八世纪。格朗大街40号便是让 雅克 卢梭的故居了,1712年6月12日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就出生在这里,从门面狭小的楼梯上去,是卢梭的展厅。在拾阶而上的那一会,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当年翻阅卢梭《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等著作那种激动又闪现出来。在卢梭的展厅陈列着各国作家为卢梭写下的赞语。比我们先到一步的诗人贝岭告诉我说:唯独没有中国作家的名字,他很想以中国作家之名,为这位曾经影响几代中国知识份子的思想家写上几句,他已向展厅工作人员作了申请。我想如果能成功,不也是我们这次汉藏会议的一次意外收获?
    
    回程前去了阿尔卑斯山,处在瑞士、法国、意大利三国交界处的白朗峰,素有欧洲之巅的称号。当我们乘座缆车到达南针峰,面对皑皑白雪群峰突起中的白朗峰,我的眼光落到了无法看见的世界屋脊的珠玛拉雅峰,那是西藏民族生息的地方,我仿佛听到西藏流亡音乐家NawangKhechog如泣如诉悠扬的笛声,带着嗡嘛呢叭咪吽的通天真音,穿透云层在峡谷冰川中回荡。在物质文明放纵中走向自毁的今日世界,天降大任于西藏民族,让他成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承担者,让天地于自然,让世人于安乐。历史的演变,文明的消长,古老的西藏文明从雪域高原正在走向世界。
    日内瓦汉藏会议随感 /陈维健


    (在阿尔卑斯山南针峰看白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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