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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松:当年,我傻乎乎地被利用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10月07日 转载)
    
    作者: 谭松
    

    张先痴
    
    在”解放区“斗杀地主的“望蒋台”
    
    张先痴著作《格拉古轶事》
    
    讲述人:张先痴 ( 1950年土改工作队成员 1934年生)
    
    我读高中的时候,受我酷爱的文学作品的影响,成为一个比较激进的学生,像绝大多数旧社会的青年学生一样,反对黑暗向往光明。1950年6月,参军半年后我在军政大学参加了青年团,并一直担任了好几年的团支部副书记。
    土改时我在西南军区土改工作团,我们这支小分队由战旗文工团、西南军区警卫团等几个单位的干部和战士组成,工作队的队长叫武觉(音)。我们最初在重庆嘉陵新村——那是西南军区招待所——在那儿集中起来学习土改政策,由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王新庭(音)来给我们作报告。当时的口号是“秀才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这就是说,土改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好的改造机会。
    我共参加了两期土改,第一期是在四川省合江县先市区,村子我记不起来了,是在一个山里面,第二期在四川省叙永县。这两个地方都紧靠贵州的赤水县,当地老百姓赶场就要到赤水去。
    唉呀,我去的那几个村都是最穷的地方,穷到什么地步?村子里,要找一个富农都难,有个中农就了不起了。但还是要划地主。我们到地主家收浮财,看到那些所谓的“地主”可怜得很,衣服破破烂烂,家徒四壁,根本说不上是有钱人。现在想起来,那时划出的一些地主实在可怜得很。
    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宣传、教育、发动穷人诉苦——也就是挑拨离间。第二阶段清理、划分成分。第三阶段分浮财、分土地。第四阶段成立基层组织。
    其实农民对地主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仇恨万分,有很多农民当面斗了地主,私下又去给他们道歉。我们工作组就要去煽动农民,先集中起来诉苦。有个歌叫“干人歌”,据说是个民间的歌,主要是述说生活苦难,以前我还把歌词抄下来,现在忘了,记得有什么:“正月是新年哪,干人要过年哪······没得钱买盐哪······”我们就用这个歌来让农民想到在过去——中共建政之前——那所谓的“万恶的旧社会”里受的苦难,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歌唱起来很悲惨,唱得那些贫下中农都哭。
    斗地主一般先诉苦,然后再斗。那时认为对一个人的最大侮辱是“摸屁眼屎”——把下身摸一把然后打他一耳光。在当时当地,在那个贫穷的山乡,这种侮辱就被认为是顶点了。所以对地主也用了这种手法。
    
    为了发动群众,还要杀人。
    当地有个地主叫贾欲雄(音),那个地方姓贾的比较多。区委书记是个南下干部,大概是个江浙人。那一天他去了之后为了打地主的威风就要杀人,那天要枪毙哪几个我记不清了,但是其中没有贾欲雄。在会上,区委书记说了一句:“贾欲雄,到了这个地方你还要强辩?!”“强辩”就是辩解,不听话的意思。民兵听错了,把那个江浙话“强辩”听成“枪毙”。书记话音一落,民兵把贾欲雄拖起就往那个预定的场所(即刑场)跑,那只有50到100米远。后面的人觉得不对劲,喊:“转(回)来,转(回)来!”那些民兵哪里想到什么转来不转来,一枪就把贾欲雄打死了。
    那时连判决书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假如有个法律程序,就是走走过场,贾欲雄也不会被冤杀。当时我就想,杀个人怎么这么草率?
    印象最深的是那次杀一个土匪,他叫张国华,同西藏军区司令员一模一样的名字。我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因为那次是我当的审判长,我去宣判的。当时我才十多岁,看起来都不像。我看我儿子十五、六岁那个样子,好笑。我去当审判长是上级指定我去,我不认识这个人,对他一无所知。上级给我送个判决书来,让我在这儿把他枪毙了就完了。
    我们那是山区,要找一个像样的坝子都难,记得我们是在一个洼地里开的会。张国华被押来,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他,但是,也得找几个“苦主”来诉说他抢劫的事。其实一看他那个样子,十分普通,个子也不高,简直不像土匪。我一读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马上给我跪倒,说:“放我一条生路,我还有一个老母亲。”
    我们当时没得一点恻隐之心,而且,有恻隐之心也不行。我们西南军区土改工作团里有一个女娃娃,她比我也只大两、三岁,她家里也是地主。她看到把地主整成那个样子,悄悄地哭。我们内部过不了多久就要整顿一次,整风呀,工作人员集中起来总结。那次总结时,就把那个女娃当场开除军籍,罪名是同情地主。所以说,对我们内部,也要杀鸡吓猴,起警示作用。当时我们并没有觉得这样做有啥不对,是嘛,对地主你哭啥子呢?地主这么坏。
    我喊:“拖下去!”刚喊完,他态度立马就变了,没得希望之后,他非常勇敢地站起来。
    我们原先准备把他押到一个预定的地点枪毙,路上,有一个两米宽的空地,在两个田埂的中间。他看到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好,就要求就在这儿打。他跪下去,喊行刑者开枪。那个执行的人是个“二杆子”(即不务正业、有些痞气)的农民,这些人在土改斗地主时都是最积极的人。他把子弹在鞋底下磨,弹头有了毛剌,打进脑壳就要炸,他要以此来表现他的斗争性。我们同意了张国华的要求,他被打死在他看中的那个地方。
    在两期土改中,我只有这次参与杀人,而且是当审判长,好笑。
    土改期间,有些地主遭整得受不了,自杀的不少,但我们那个村好像没得地主自杀,那些人一个个看上去都像叫花子(乞丐)。我们到一些地主家抄家时看到,全家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一件破蚊帐到处都是补丁。浮财,根本找不到。
    还有所谓的反革命集团,也遭杀。有一次,上面说,有一个反革命集团,我们那个村的一个积极分子也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上面布置下来,我去找他谈话,要他坦白交待。这个老几(人)回去就上吊自杀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的老母亲冲进我们工作组住的那个院坝里来,一冲进来就呼天抢地地大哭,像发疯一样。那次对我的震惊很大。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现在想起来他是绝对的老实农民,老实得难以想象,这种农民也说他参加了反革命。
    我还做了一件缺德事。有一次斗地主,开大会,把那一带的地主富农都押来,捆起来跪一坝,要他们接受农民的教育,农会的主席要讲话。我们工作组的每个人都配有一支枪,我有一支二十响的驳壳枪。有一个地主,不,是个富农,姓赖,留个山羊胡子,他动了几下,我用驳壳枪在他额头上戳,说:“你不规矩你看我今天收拾你!”敲了几下血就从他头上流下来。我想,马上要进会场了,血流起不大好。他头上围得有帕子,四川农民以前都是围帕子。我把他的帕子盖住他的伤口,然后一推他的头,说:“你老实一点。”
    我后来挨冤枉,被共产党整得很惨时,反省自己的错误:人家是个老人,又没有伤害我,又没有触犯什么,只不过动了几下,或者那个姿势我看不顺眼,真的没有什么。我一个十几岁的娃儿,拿枪在他头上敲打,他怕不怕?万一走火不就是把他打死了?我觉得自己很恶劣,像个······像个······简直没得人性,只因看不顺眼,就下手。那个时候自己认为自己有无上的权威——我就是代表共产党来镇压你们这些坏人的,所以无论怎么做都不过分。
    不过,我们当时搞土改还算比较文明的——比在解放战争时期文明。我在部队里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王箭元,河北人。他私下悄悄对我说,在解放区斗地主时,设一个“望蒋台”。把地主吊起来升到旗杆上,然后问地主:“看到蒋介石没有?”地主说“看到”或“没看到”结果都一样,一刀把绳子砍断,地主从旗杆上栽下来摔死。他还说,奶娃娃——没满周岁的奶娃娃——就提着脚在石头上摔死。解放战争时期就是这样整的。我们搞土改时全国已经解放——所谓“解放”,上面控制得很严,但是仍然发生很多地主受不了,被迫自杀。
    很多地主省吃俭用,吃苦耐劳,勤劳一生积累的财产一夜间全部被夺光,绝望了,因这种情况自杀的也不少。
    清匪反霸比土改还血腥,抓到土匪就把头割下来,高高吊起,让赶场的农民看。
    你问现在怎么看中共的土改?
    我想,首先,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算地主对农民有剥削、有压榨,这也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制度上的毛病。1949年共产党掌权一统天下之后,让一代地主来偿还他们祖辈的债,这是很不公平的。其次,据我所知,中国的地主在没有发展到相当规模之前,都是非常勤劳,生活非常节俭的。坐享其成就当地主,中国的传统道德都不允许。因此,这些地主,勤劳苦干,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慢慢挣一点田土。土改时我去那些地主家,发现他们生活寒酸得很,可怜得很,啥子地主嘛。
    还有,在旧社会,一个地主对农民的残暴一定是有限的,绝不会像共产党的权力一样无止境。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舆论,还有传统道德对这些地主是有约束的。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组织也可以制约地主,平衡一些社会矛盾。例如,如果一个地主的雇工是哥老会成员,地主对雇工刻薄了,哥老会的大爷、二爷会出面来谴责他。如果一个地主做得过分,其他地主也要指责他。遇到灾荒年,地主都要减租,这已经成为不成法的规则。真正吃不起饭的时候,地主都要施舍粮食,很慷慨的,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那么残酷无情,不是那种情况呀。如果真是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社会早就无法维持了。退一万步说,农民真正没法生活了,他还可以离乡背井出去逃荒嘛。只有在共产党统治下,逃荒都不行,那是“盲流”,要受处理。
    此外,以前遇到社会不公,还有发泄的渠道,也还有人敢于出来主持正义,新闻界呀、知识界呀也还有良心,现在同“旧社会”根本无法相比。这几十年共产党彻底摧毁了以前的一切人文基础,一切都是共产党说了算,根本没有老百姓申辩的途径。
    共产党利用土改,就是为了煽动阶级仇恨,把其他个别地主的罪恶,说成所有地主都是这样。共产党说:“地主本质都是一样的。”我看本质并不一样。土改实际上是对地主非常残酷的掠夺,整得人家家破人亡,很惨的呀。很多地主家徒四壁,所有东西都被扫光,你说这些地主难过不难过。如果这些地主真正是剥削,是偷来的抢来的,他都要好过一点。人家是勤劳俭省一辈子积下来的呀。电影里像黄世仁那种地主,我一个都没有见到,那种地主即便有,也一定是极其个别。那种典型,绝不是中国,特别是四川农村具有代表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土改作为一个煽动阶级仇恨的过程和手段,是相当卑劣的。
    我对自己那段时期的所作所为,充满了忏悔之情。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中国之所以成为现在这种状况,中国的知识分子要负很大的责任,包括我。正因为我们的愚昧,所以被共产党利用。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人人平等,我们出于年轻人的一种正义感,也希望人类走向这种美好的状况,共产党就利用这些来欺骗我们。实际上他不仅做不到这一点,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共产党这几十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个政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腐朽、最反动、最残忍、最不讲信义的一个骗子集团。这个定义是一点不过分的。
    说到不讲信义,就以土改为例。我们走时,农民舍不得,拉着我们的手,哭。很感激呀,因为我们把土地给他们了。后来我们工作团团长,他是西南军区政治部的一个官,叫张宜(音),给我们作报告时说,美国的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在国会说过,共产党现在把土地分给农民,但他们很快就会把土地收回去。当领导给我们作这个报告时,我觉得美国人太卑鄙了!我亲自参加的土改,土地证是我亲手交给农民的,怎么可能把土地拿回去?美国人造谣生事,真是坏得很!
    嘿,过了不几年,互助组、合作化,共产党硬是把土地收回去了!
    美国人说的是对的。
    就我个人而言,共产党把我利用完了,然后一脚把我踢到劳改队去受折磨。我应当说是罪有应得。
    不过,我当右派被发配劳教时,我还认为是下面的人坏,毛主席是好的。我对一个同劳教的原地下党的右派说:“老肖,我不相信这一切是毛泽东干的,把我们整来劳教,肯定是下面的人乱搞,毛主席咋个会干这种事嘛。”他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就是他!!”唉呀,他一呼那三个字,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我开始想,是呀,不是他,哪个有这个能耐做这种事呢?就这样,又随着大饥荒的到来,我慢慢对这个“主义”有了认识。现在当然彻底认清了,回头看自己的当年,真的是傻得可怜。
    如果有人再来审讯我,我一定这样回答:“我想问问你,一个要死的老人,他有没有权力知道他这一辈子究竟是咋个活过来的?!一个临死的人都没得这点权力,你这个叫做什么政府?!叫什么政权?!叫什么政体?!
    我这一生正如我在名片上印的:是傻子、是疯子、是回头浪子。傻子是被共产党骗,疯子是被骗之后象疯狗一样到处去咬人、整人。最后我醒悟了,是回头浪子。
    
     采访时间:2007年2月4日
    地 点:成都双林中横路
    
    采访后记
    
    2006年8月,从朋友处得到一份30多万字的打印稿《格拉古轶事》,展开一读,立即被深深吸引。在我所读到的记述右派遭遇的文字中,《格拉古轶事》无论是在经历的曲折惨烈、思想的独到深刻、情感的回肠荡气、文字的生动活泼诸方面,都堪称一流。
    作者张先痴,1957年被打成极右,抓捕入狱,他在书中写道:“从在天津市公安局看守所开始当犯人到雷马屏农场结束,我先后蹲过的看守所、劳教和劳改厂矿企业农场等总计11个,时间共计22年另7个月加13天,它几乎占用了我全部充满活力的青壮年时期。”
    背叛家庭,为追求光明而全身心投向共党革命的人在狱中耗尽了“充满活力的青壮年时期”。
    我当即给他打电话,表示希望拜访他。老人欣然同意。
    半年后我到成都,两次登门与张先生长谈。老人虽然在狱中20多年,受尽磨难,九死一生,但依然腰身直挺,声音硬朗,言词直率,不仅颇有军人的气度,而且不乏知识分子的良知。更难得的是他毫不隐讳地谈起自己在土改中的所作所为,并为此充满了忏悔之情。
    我在这样的老人面前脱帽致敬。
    
    注:《格拉古轶事》已经在美国出版,这是张先痴老人几十年血泪经历的凝结,更是他对那段历史的珍贵贡献。
    
    from:民主中国
    
    @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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