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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玉:百年沧桑一一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下)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7月06日 转载)
 
    来源:华夏文摘

    性格决定命运
    
    读父亲的回忆录,我才了解到他当年步出劳改队后不久又成为“四类分子”的来龙去脉。
    
    1962年7月父亲结束了劳改队近四年的囚禁被遣返原籍河北无极县西流村,到家五天后通知去县公安局。公安局有三个干部跟父亲谈话,大意是:58年的整风有点过左,现已过去,思想上不要有自卑感,不要埋怨政府。你家庭成分好,自己文化水平高,将来还是有前途的。
    
    三天后,公安局来人找到父亲,说前几天与你谈话的是三位股长。领导上很信任你,希望你协助政府做些工作。然后给他布置了一项任务:监视村里的某某某几个人,要主动和他们接触,了解其言行及思想动态,定期向局里汇报。
    
    父亲表示自己做不了这种事儿,拒绝了。来人临走对父亲说,“你再考虑考虑”。
    
    又过了几天,他们再次找到父亲谈给他们做线人一事,父亲再次拒绝了。
    
    这个选择十分契合父亲的性格和为人,但他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没过几天,县公安局通知父亲从即日起参加村里“四类分子”的活动,并告诉他以后要“随叫随到”,“到村管辖以外的地方去要获得大队干部批准”。之后还在父亲的家门口钉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杨文华”的牌子。
    
    “四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合称,是敌人和坏人的代名词。
    
    就这样,父亲从劳改大队回家之后不到一个月,便被关入另一个无形的监牢,再次成为村里家喻户晓的“阶级敌人”。
    
    父亲没有屈服,默默承受了这一切。
    
    这种“照顾”一直到1978年12月“右派”获得改正后才停止。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为父亲当年的选择称赞!虽然因此失去了许多自由,受了不白之冤,但心中无愧。这份坦荡千金难买。
    
    人可以逃避一切,唯独无法逃避自己的良心,除非人变成了魔鬼。
    
    父亲曾多次说过,他这辈子没做过坏事,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难能可贵!
    
    不服调遣险遭毒打
    
    父亲虽然受管制,但处境并不太糟糕。这一方面是因为杨家在村子里是大家族,在村里有很大的势力。我爷爷是三十年代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1953年去世),曾是村里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历届大队的干部也都有家族的人。更重要的是,各家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村里,谁的家教及为人怎样大家一清二楚。我的祖父和祖母都为人正直善良,在村里人缘好,父亲本人也忠厚正直善良,乐以助人。而且许多人也知道父亲的右派帽子是怎么来的。
    
    父亲会拉京胡,熟知京剧锣鼓,识简谱(可惜这些他都没有机会教过我)。村里成立文艺宣传队时,大队干部找他主持。父亲再三推辞,说自己的身份不合适。但他们找不到更好的人选,还是让他来管。由一个受管制的“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来主持文艺宣传队,也算是奇葩一件。
    
    尽管如此,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年代,稍有不慎,便可招来不测。
    
    一天晚饭后,一民兵通知父亲去大队。
    
    原来,当天下午大队通知“四类分子”去修路,父亲因生产队栽红薯人手不够没去。大队的治保主任问他为何没去,父亲说要修的那段路他知道,三五个人一下午便可干完,没必要派几十号人去,而生产队栽红薯缺人手。治保主任说他不服管制,二人吵了起来。
    
    那天公社章书记刚好来村里了,当时正在隔壁的房间和大队干部开会。听到吵架声便问怎么回事。有人告诉他一个“四类分子”和治保主任吵起来了。
    
    据后来有人告诉父亲,公社书记当时一听就火冒三丈:“还反了他了!”
    
    “一个四类分子敢这么猖狂,走,把他绑了,吊起来先揍一顿再说!”
    
    走到隔壁一看,章书记楞住了,“老杨,怎么是你?”
    
    这位章书记原在父亲教书的公社当书记,与父亲熟稔,也清楚父亲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原因。
    
    父亲给他讲了当天事情的原委,这时候民兵把生产队长也叫来了。
    
    生产队长先证实下午父亲一直跟他在种红薯,天黑了才收工。然后对治保主任不客气地说,“你那点破事儿两三个人就干了,弄一大帮人去磨洋工,我们这边都忙不过来。”
    
    公社书记见状赶紧说,“今天的事儿就算了。”
    
    又对父亲说,“以后大队让你干啥就干啥。”“回去吧。”
    
    事后有人告诉父亲,“幸亏你和章书记熟,否则你那天可就吃大亏了。”
    
    这次出于公心却险遭毒打。
    
    父亲虽然脾气耿直,但也不是鲁莽之人。平时他谨言慎行,免得授人以柄。他给我说过一件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他们大队买了一台小型拖拉机。大队到处找会开车的人来负责开拖拉机和培训新手。父亲当年在炮兵第57团时就学会了开车。但在村里他一直没告诉别人他会开车。他对我说,“开车是一个高度危险的事,万一出了事故就说不清了。”他因此躲得远远的,免得惹祸上身。
    
    “文革”岁月
    
    1.批斗会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父亲作为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在劫难逃,以“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的双重身分被多次游街批斗。
    
    第一次开批斗会之前,造反派的头头召集被批斗的人开会,每人给发了一块纸板,给了一个罪名。让他们回去用毛笔写上各自的罪名和姓名。批斗时把写好的牌子挂在脖子上。
    
    给父亲的罪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
    
    这显然是一个十分荒唐的罪名。
    
    父亲已意识到这次运动与以往不同,上面鼓动年轻人闹事,局面恐难以预料。心想不能轻易接受新的罪名,否则后面更加不可预测。
    
    众人遵命离去,只有父亲蹲在地上吸烟没走。
    
    造反派的头头见父亲未走,便问他:“你怎么还不走?”
    答:“有一件事儿没搞清楚,问清了我就走。”
    “什么事儿?”
    答:“说我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我不明白我破坏什么了。你们告诉我,我好改正。”
    几个造反派头头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犹豫了片刻其中一个说:“你等着。”
    几个人走到隔壁的房间商议。过了一会儿回来告诉父亲:“你不用写牌子了,来参加批斗就行。”
    
    就这样,父亲不挂牌子参加每次的批斗会,成为陪斗。
    
    “文革”中父亲多次被批斗,有一次在批斗会上,一造反派质问父亲,
    “杀过人没有?”
    “杀过。”
    “杀过谁?”
    “日本人。”
    
    他们可能想逼父亲说杀过共产党,不料得到这样的答案,一时楞住了,最后以高喊口号“打倒某某某”而收场。
    
    父亲在其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还真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内战的作战。
    
    批斗时常有,但父亲心中坦荡,坦然面对。
    
    批斗会通常是在午饭后举行,折腾一个多小时,完了可休息一会儿再下地劳动。听我祖母讲,常常是街口高音喇叭上批斗会的喧嚣还未停,我父亲回到家倒在炕上已打起了呼噜。
    
    正是,心中坦荡无愧事,管他春夏与冬秋。
    
    2.“一打三反”十二级政治风暴
    
    1970年初,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文件,并以此为开端在全国掀起了“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运动。这次的政治运动来势凶猛,许多政治犯被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
    
    公社主任岳某带工作组来到流村,要刮十二级政治台风。他在群众大会上鼓动说:“这次运动,台风一定要刮到十二级,刮到十一级半都不行。”
    
    来前他对村里的“阶级敌人”作了调查,了解我父亲的历史。在给村干部开会时他质问:“杨文华是流村头号阶级敌人,为什么没有主要揪斗他?”有人说:“杨文华只是些历史问题,回村以来没有什么不好!”岳某说:“我来搜集他的材料!”
    
    他不光本人亲自出马,还让工作组在全村四处走访村民,搜集父亲的黑材料。没想到,受访的人都说父亲为人正派,没有不良言行。使他没能找到借口。为此,他专门把父亲叫来训话:“没想到你一个右派分子在村里威望还挺高。你给我老实点,若让我抓住你一星半点,不死也得让你脱层皮!”
    
    所幸他一直没能抓到任何把柄,在批斗中父亲也一直是个跑龙套的配角。
    
    复职后超龄任教
    
    1978年12月右派改正后父亲恢复了教师的职位,分配到无极县城的一所学校教初中的政治和语文。因教学认真负责,成绩突出,1979年夏县宣传部写文章在石家庄地区的报纸上报道了父亲的事迹。
    
    文革后国家百废待兴。教育领域是重灾区,农村缺少有能力有水平的教师,情况尤为严重。父亲复职后,村里不断有让他回本村任教的呼声,上报纸后这样的呼声更为强烈。1980年,经县教育局批准父亲回到西流村教小学。父亲尽心尽力,很受欢迎。虽已过退休年龄,几次要办退休手续时都被村民们挽留,并有村干部到公社和县教育局陈情。就这样,父亲一直干到1986年,1987年才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
    
    天伦之乐
    
    常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父亲历经过残酷的战争与和平年代严酷的政治迫害,极其幸运地活了下来。真正的幸福生活是他退休后的日子。
    
    退休后不久,父亲来到兰州帮我带小孩。
    
    父亲一生坎坷,晚年才过上了舒心的日子。他对小孙子疼爱有加,视他眼中的小“美男子”为眼珠子。爷孙俩不仅走遍了兰州大学的校园和家属区,也走遍了校园附近的大街小巷。还多次到兰州火车站玩。
    
    一次,父亲带孙子去兰州火车站,从侧面工作人员使用的小门进入站台,上了一辆空的客车。不料火车突然开动,一直拉到兰州东边的夏官营车站(夏官营车站是兰州火车站进行火车编组和清洁之地)。父亲只能带着小孙子沿铁路步行数小时走回兰州。
    
    一天下午下班回家,还没进楼道就听到父亲的大嗓门。上楼一看,大门敞开,爷孙俩坐在地上,父亲一边敲脸盆一边给小孙子唱黄鼠狼骗公鸡的儿歌:
    
    公鸡好汉子,大红的冠子。油亮的脖子,金黄的爪子。门口瞧一瞧让你吃豆子,门口瞧一瞧让你吃豆子。
    
    我们当时住在三楼,每次上楼时,父亲都是把孙子胳膊下一夹带上楼。我们多次劝他别这样,说小孩子可以自己走。父亲总是哈哈一乐,说这么做自己高兴。我想,父亲是把他当年无法给儿子的爱加倍给了他的孙子。
    
    近三年的朝夕相处,爷孙俩也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每当有人问孩子亲爸爸还是亲妈妈时,他总回答:“我最亲爷爷”。我们并没有教他这样说,是孩子自己的真情表露。出国后,孩子都坚持给爷爷画画,能写信后也时常给爷爷写信。大概在小学三年级时,我们寄钱给父亲过生日,儿子知道后把他几年来积攒的几十美元全部给了我,说:“给我爷爷”。他的这一举动令我非常感动,也十分欣慰──重情重义的家风有了传承。
    
    父亲曾多次说过,在兰州带孙子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兰州大学教授”
    
    我们出国后,父亲回到无极县城,与母亲住在教育局的园丁楼,该楼在县重点中学的校园内,与县委大院相邻。父亲常在楼外与一些退休的老教师老干部聊天,讲他在兰州大学的见闻。
    
    一年夏天我们回国探亲。有一天,二姐过来送东西,又看到老父亲和一些老人在院子里聊天。经过时听到旁边两个年轻学生的对话:
    
    “这老头不知道是谁,常听他在这儿讲兰州大学的事儿。”
    另一个学生说:“听说他是兰州大学的退休教授。”
    
    二姐听后暗自发笑,进门一讲我们大家也都乐了。
    不一会儿父亲回来了,二姐说:“兰州大学教授回来了。”
    
    我们大家哈哈大笑,父亲一头雾水,不知怎么回事。
    
    “不过分”
    
    父亲应是属于人们说的“命硬”的那一类人,作为最低级的军官虽多次与日军血战但从未受过伤;除了参加战争外,父亲在其十四年的军旅生涯中曾多次遇险,危及生命,也都一一转危为安。解放后,历经被打成右派,近四年监禁,“四类分子”管制和批斗等二十年的政治迫害,还能活过八十八周岁,而且生活一直能够自理,如果没有豁达的心胸是不可想象的。
    
    父亲有很好的生活习惯,作息有规律,从不暴食暴饮。另外他一生保持了在军校养成的习惯:注重仪表。走路时腰板挺直,坐时也从不东歪西斜,总是保持良好的仪态;外出时,即便是带小孙子出去玩,也要把头梳理整洁,系好风纪扣才出门。
    
    父亲的另一个优点是有毅力和恒心。好的东西他能一直坚持,不好的他也能下决心改掉。
    
    父亲告诉我他年轻时气盛,脾气火暴,三句话不合便要动手打架。后意识到这样对人对己都没有任何好处,就时刻提醒自己克制,慢慢改正了过来。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他从十四岁开始抽烟,一直抽了近五十年。六十多岁后有一年冬天感冒后咳嗽不止,虽多次看医生拖了近两个月也不好。医生劝他说,若要治好咳嗽须把烟戒掉。父亲听了医生的劝告,居然一次戒烟成功。
    
    他在六十岁后开始练气功,学会后每天坚持,直到最后去医院。去医院的前一天晚上还写了日记。
    
    许多好的事情做起来并不难,难的是能够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父亲令我钦佩的另一个优点是他的豁达与乐观。他虽历经磨难,但很少提及那些不快的往事,更没有纠缠在以往的痛苦之中。对那些过去的是是非非他淡然处之,生活中总是积极乐观的态度。
    
    1978年12月,因参加右派改正大会父亲和当年谎称财务被盗的同事米某在县城相遇,二人一同进了饭馆畅谈一番。
    
    母亲知道后骂父亲“没脑子”,居然还和这样的人吃吃喝喝。父亲听后则是哈哈一笑:“都过去二十年了,老记着这些事儿干吗。”
    
    我常想,宽容不仅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智慧。把人世间的是是非非真正放下了,才可活得轻松自在,云淡风轻。因为对他人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解放。
    
    另外,回想一下,生活中让人生气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小事。事后想想恐怕也会觉得不值得。这个道理大多数人都明白,但遇到类似的小事还会犯同样的错误。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容易做的事情坚持下去难。人性中的弱点就是这样顽固又可笑,我自己也常常为此而感叹。
    
    父亲曾有机会随部队去台湾,他选择了留在大陆。我曾经问过他,留下来受了那么多罪是否后悔没去台湾。他肯定地说:“不后悔。”又说:“彭德怀贺龙刘少奇这些共产党的开国元勋都给整死了,我这点遭遇不算什么。”
    
    又说,“当时的情势非常清楚,去了就回不来了。”“父母和亲人都在大陆,不能去。”
    
    父亲对孝敬老人一向不含糊,想到此,我长期不理解他当初为什么抛弃在四川隆昌那么好的工作环境而回到河北,终于有些明白了。
    
    人的记忆往往有选择性,父亲选择了美好的东西存留在心里。
    
    2004年回国探亲,有一天下午我们姐弟几个都在,不知怎么就提到了父亲被监禁的事儿。结果他一开口我们都吃了一惊。父亲说:“那时候石家庄劳改队待遇不错,大米白面随便吃。”
    
    二姐调侃他说,“您那是在疗养院啊?”
    
    当年我太小没有记忆,二姐当时已上小学,她回忆说在1960年母亲带着她和我去探监,由于营养不良父亲浮肿很严重。回家后母亲做了炒面买了花生给父亲送去给他补充营养。
    
    父亲在劳改队或许有过“大米白面随便吃”的时候,但绝不是大部分的时候。但他把那些好的记忆留存了下来。
    
    父亲八十岁生日时我回国为他庆贺,回来时他送我到门口,笑着跟我摆摆手说:“走吧,两年后咱们又见面了。”那份自信,乐观和从容令我至今难忘。父亲乐观豁达,这恐怕是父亲得以长寿的最主要的原因。
    
    我曾长期思考是什么原因让父亲形成了豁达大度的心态。父亲曾告诉我军校的训练和残酷的战争使他变得临危不乱,危难时刻能够保持头脑冷静,沉着应对。我想他豁达心态的形成也一定和经历过残酷的战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父亲晚年曾给我们谈他一生做人坚持三个字:不过分。
    
    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对人不过分,有理也要礼让三分;对己也不过分,当自己无法左右情势时要随遇而安,不苛求自己。但任何时候都要行得正,不出卖良心。
    
    父亲的正直,善良,固守良心,孝敬老人,乐于助人,乐观豁达都是人性中的美德,这些和他所坚持的做人的准则都是我要努力学习和践行的。
    
    父母亲一生乐善好施,重情重义,为我们后代造了许多福缘,也是我终生都心存感激的。
    
    先人已逝,惟德思长存。
    
    最后以一首为父亲八十周岁而作的诗结束本文:
    
    为父亲八十周岁而作
    
    (1998年6月)
    
    八十冬夏风云幻,
    坎坷多劫后运添。
    步校从戎披战甲,
    江西御寇卫家园。
    五八(1)冤作牢中犯,
    六六(2)枉成运动员(3)。
    笑论人生多豪气,
    清逸豁达豫天年。
    
    注:
    (1)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并囚禁近四年;
    (2)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常遭批斗;
    (3)运动员,即政治运动中的被迫害者,被戏称为运动员。
    
    谨借此文向所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致敬!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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