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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痛哭:说不定我也会当替死鬼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2月14日 转载)
    
    来源:世纪风采   
     
    1974年10月,王海容和唐闻生把毛泽东训斥江青的消息带回,江青心里十分不悦。过了几天,召见王海容唐闻生,眼里含着泪水。她声泪俱下:“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也会当替死鬼的。没有办法,我是小卒子过河,哪怕前面就是奈何桥、鬼门关、十八层地狱、阎王殿,也只能是一个劲儿地向前闯啦。“本文摘自2013年第3期《世纪风采》,作者耕读,原题为《1974年秋冬毛泽东在长沙休养的日子》。
    
    1974年7月17日夜,81岁的毛泽东从北京火车站登上了专列,开始他生前的最后一次离京巡察。
    
    7月18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首站———武汉。
    
    10月12日清晨,毛泽东的专列徐徐驶入长沙站。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他走下专列踏上了这块令他梦萦魂系的故土。他握住前来迎接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的手说:“我这一次来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毛泽东下榻于岳麓山下的湖南省委接待处九所六号宾馆。
    
    毛泽东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在这里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度过了难忘的时光,长沙作为他青年时代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在湘江两岸,在岳麓山周围,到处都留有他当年活动的印记。可以说,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毛泽东都十分熟悉,且注满深情。建国以后,毛泽东曾40余次来湖南巡视,长沙几乎是他每次来湘的必经之地。

    一
    
    毛泽东在长沙休养,然而在数千里之外的北京却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以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双方斗争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
    
    10月4日,身在武汉的毛泽东,让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在北京的王洪文,传达他关于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提议。对此,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竟有意封锁毛泽东的指示,没有马上把它传达给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叶剑英及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而是直接通报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毛泽东对邓小平如此欣赏和重用,这也就打破了江青要张春桥出任第一副总理的如意算盘。江青知道,周恩来的癌症已到晚期,他已经不久于人世了,而一旦这个第一副总理的职位被邓小平夺取,将来周恩来病故,继国务院总理之职的便是邓小平!在此之前,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的崛起就很惧怕,于是,从这一天起,“四人帮”便开始密谋抗拒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一系列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的阴谋活动。
    
    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任职的提议之后不到半个月,江青便率先在中央政治局发难,借“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
    
    何为“风庆轮事件”?所谓风庆轮事件是这样的:
    
    风庆轮是我国当时自行设计制造的九艘万吨轮中的一艘远洋货轮。它是由上海江南造船厂为交通部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承造的。1973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完成制造任务后,在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的参与下,前后进行了轻载和重载试航。在试航过程中,如果发现质量问题,远洋运输分公司有权利提出意见和要求,而江南造船厂在完成移交之前,理所当然地应该尊重公司方面意见,采取改进措施提高质量。
    
    当时,远洋运输分公司方面发现了风庆轮存在的问题,即风庆轮主机汽缸套质量尚不过关,恐将来不能适应远洋运输的需要,需采取改进措施。
    
    面对公司的意见,“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却说,风庆轮主机汽缸套“完全属于正常”。他们拒不接受公司方面的意见,反而对交通部进行污蔑攻击,说交通部的人对国产船如何地百般挑剔,是“崇洋媚外”的典型,等等。
    
    风庆轮被移交给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后,交通部即下达风庆轮远航欧洲的命令。
    
    1974年,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文广,奉命被派遣到风庆轮协助首次远航欧洲的任务。李任政委,顾为政治干事。风庆轮开船后,某些人要李、顾批判所谓在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的问题。一些在这个问题上的谬论矛头是直接指向周恩来和国务院其他领导的。李、顾予以拒绝,并指出: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造船工业,但目前在国内造船工业尚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利用一些有利条件,从国外适当买进一批船只,是完全必要的。这既有利于加速发展我国独立的远洋船队,也可以尽快地改变由于船只不够每年用大量外汇租用外轮的局面。
    
    1974年9月9日,风庆轮在印度洋航行时主机增压器出现故障,不得不停下来修理47小时。鉴于情况严重,政委李国堂建议向公司发电报,而随船远航的“四人帮”爪牙朱栋不准,反诬李国堂“胆小怕死”,指使人在黑板报上辱骂李国堂是“假洋鬼子”。顾文广看不惯他们的行为,就提出这样做违反了不许在远洋船上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朱栋却在第二天亲自在黑板报上写出:“你们这些假洋鬼子,跳海去吧!”
    
    1974年9月30日深夜12点,风庆轮完成远航任务,胜利抵达上海吴淞口锚地。为了壮大声势,“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把20多个记者用交通艇送上风庆轮。10月9日,各报刊开始了对风庆轮的宣传报道和评论,全都是按“四人帮”的授意,以歌颂自力更生方针为幌子,大批所谓“崇洋媚外”,影射攻击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
    
    风庆轮返回上海后,在王洪文的指令下,李国堂、顾文广被扣留在上海,并从10月5日起接受批斗。
    
    “四人帮”的亲信炮制了一份一万多字的黑材料———诬告李国堂、顾文广是“特务”、“假洋鬼”,这份材料被刊登在10月13日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上。
    
    “四人帮”得到这个材料,如获至宝,他们要把这个材料作为一枚射向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重炮弹。
    
    10月14日,江青写下了一大篇批示:
    
    我看了1974年10月13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像李国堂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来看,他连爱国主义者都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他斗争可以吗?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装满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够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号这艘轮船的政委呢?······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有个态度,而且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同日,王洪文紧随江青之后,迫不及待地作了段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见。
    
    当材料转到张春桥手上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同意江青、洪文同志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了多年了。发生在风庆轮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员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各个战线上进一步确立起来。
    
    姚文元对江、王、张的意见自然赞同,他也写了一段话,认为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这份材料,经政治局转阅后,退给江青,于是江青于10月25日再作如下批示:
    
    总理、康老:
    
    这三份传阅件毛主席都看了。现送上请阅。
    
    周恩来看后,批示:已阅。
    
    而康生则于10月26日写了支持“四人帮”的一段批示:
    
    同意江青同志在各份材料上的批示,同意洪文、春桥、文元同志的批示。我长期以来感到交通部有问题,应通过查处李国堂的问题,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
    
    综上所述,“风庆轮事件”是“四人帮”一伙利用发生在风庆轮上的小矛盾而阴谋制造的一起欲扳倒政敌周恩来、邓小平的政治事件。

    二
    
    毛泽东在离开武汉前夕,圈阅并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1974年10月11日)。这个《通知》的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传达了毛泽东新近的一条重要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974年10月1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个会议是为了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四届人大在即,筹备的任务当然紧迫。
    
    正当大家讨论如何筹备四届人大时,江青却突然提起了所谓“风庆轮事件”。显然,这与会议内容格格不入,也搅得政治局会议无法正常地开下去。
    
    江青提出“风庆轮问题”,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此次,她的矛头是直接指向邓小平的。
    
    江青拿着一堆有关“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气势汹汹地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见江青搞突然袭击,邓小平没表态,只蔑视地看看她。
    
    江青又逼问:“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对江青的蛮横有些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江青等四人一拥而上呵斥道: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
    
    政治局会议被江青一伙胡搅蛮缠得开不下去了,邓小平气愤已极,拂袖而去,把正准备与他大打一场的“四人帮”扔在会场。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面对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四人帮”再一次感到形势危急。
    
    当夜,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住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紧急聚会,商量对策。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说嗅出了这次会议“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江青听了他们的看法,对王、张、姚说,她之所以发火是因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对‘文化大革命’从来不表态。”
    
    之后,几个人开始密谋怎样来对付邓小平。他们感到时间紧迫。因为江青知道,10月20日,邓小平要陪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只有赶在邓小平之前,向毛泽东告状,才有可能打败邓小平而使自己稳操胜券。
    
    于是他们商量着,由谁向毛泽东告状最恰当。最后四人决定,翌日派王洪文直飞长沙。这是经过缜密思考的:第一,由江青出面,肯定不合适。江青深知,毛泽东对她反感日甚,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愿再见到她。这次如果由自己亲自出面,弄不好还会砸了。况且,江青见毛泽东必须预先征得毛的同意,这是早就决定了的;
    
    第二,派张春桥去也不合适,因为张春桥与邓小平争当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由他出面,显得太露骨;第三,由姚文元出面更不合适,毕竟他仅只是个政治局委员,在毛泽东面前他还是个“小人物”,由他向毛泽东建议该由谁来当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显得不妥当。筛来筛去,这份告状的重任就落在王洪文的肩上了,因为王洪文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由他去见主席,合情合理。
    
    第二天,即10月18日,毛泽东来长沙的第五天,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匆匆坐上飞机,直接从北京去长沙,去见在那里休养的毛泽东。
    
    王洪文见到毛泽东顾不上过多地寒暄就向毛泽东透露了他此行的目的。他告诉毛泽东:“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的。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毛泽东没有吭声,静静地听着他说下去。
    
    王洪文毕恭毕敬地坐在毛泽东对面的沙发上,小心翼翼地说:“主席,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见毛泽东未置可否,王洪文又别有用心地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个时候来往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又说:“邓小平出来工作,一直对‘文化大革命’不表态。这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发生争吵,吵得厉害。邓小平情绪那么大,与最近在参谋长人选和总政主任人选问题上,江青与邓小平意见分歧有关。”
    
    王洪文的话不但没有告倒邓小平,却反而触怒了毛泽东。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后来回忆道:
    
    1974年10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泽东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的状······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毛主席毫不客气地斥他们为“上海帮”,说:“你们不要搞上海帮!”

    三
    
    当王洪文乘飞机飞往湖南见毛泽东的时候,江青唯恐王洪文湖南之行收获不大,便迫不及待地在10月18日中午,把王海容、唐闻生召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因为王海容、唐闻生近日要与邓小平一起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前往长沙会晤毛泽东。江青要求王海容和唐闻生把10月17日晚政治局会议上的斗争以及“他们国务院那些人借谈工作搞串联”的情况向毛泽东报告。
    
    江青派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当晚,在钓鱼台十一号楼,江、张、王、姚又集体召见王、唐二人。
    
    江青首先让张春桥“介绍当前国内形势”。
    
    张春桥首先讲了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逆差的问题,说这是国务院“崇洋媚外”所造成的结果。
    
    “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上跳出来是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张春桥说。
    
    张春桥分析了问题的性质,他把10月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比作1967年2月曾发生过的“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
    
    江青再次让王、唐把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同时,她又托王、唐向毛泽东转达:如果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么她提议,让王洪文出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0月20日,邓小平、王海容、唐闻生等一干人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及其夫人一行来到长沙。
    
    接待外宾结束后,王海容和唐闻生留下来,她们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也向毛泽东转达了江青的话。
    
    毛泽东听后,有些生气,他指出: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毛泽东在批评江青不懂事。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让王海容和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当王、唐二人如实向毛泽东转达江青提议让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毛的脸上顿时出现愠怒:“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王海容、唐闻生从长沙回到北京,然后把毛泽东的话向江青作了扼要的传达。江青强压心头的恼怒,为了挽回面子,她说:“感谢你们长沙之行代我向主席做汇报。主席批我,这是家常便饭,夫妻关系嘛,休说随便批评几句,就是互相顶撞几句,骂上几句厉害的话,也是小事一桩。”
    
    几天后,江青又把王海容、唐闻生叫到她的住处谈话。
    
    “我最近心情很坏。”江青憋不住把内心秘密抖了出来,“政治局几乎都跟我作对,他们不但不支持我,还时时、事事、处处和我唱对台戏。他们想欺负我,瞎了眼!”她扳着手指一个一个数着:“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都是我们长期较量的老对手。他们联合起来,一块来对付我。我过去整过他们,他们记下了仇,耿耿于怀,想报仇雪恨,他们打错了算盘!”
    
    江青用力一挥拳头,大声吼叫:“他们连做梦都在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那是痴心妄想,别做这个梦!”
    
    她发泄完了,情绪稍微静下来。接着,又诉了一通委屈:“我心里明白,我是一只出头鸟,枪打出头鸟,这是古今中外政治舞台上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我犯了众怒,有人在背后不知怎么骂我呢,恨不得把我送上断头台。”
    
    江青眼里含着泪水,一下又变成了一副可怜相。她拉着王海容的手说:“我得请你们助我一臂之力,你们要把我这些意见向主席反映一下。我知道,他不愿意见我,我们见面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她声泪俱下:“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也会当替死鬼的。没有办法,我是小卒子过河,哪怕前面就是奈何桥、鬼门关、十八层地狱、阎王殿,也只能是一个劲儿地向前闯啦,事已如此,只能这样干下去了!希望二位再去长沙时,把我的意见再向主席原原本本地汇报一下。”

    四
    
    1974年11月6日,在医院的周恩来给毛泽东去信,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及进展情况。听说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江青又一次着急起来,她连忙修书一封,让王海容、唐闻生转交给毛泽东,她再一次向毛提了她的“组阁名单”,她提出:让谢静宜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毛泽东看罢江青来信,提笔写下了分量很重的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甚嘱。”
    
    毛泽东又在结尾补写一句: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的信函让江青有些气馁。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去信,半是“检讨”半是牢骚,话语中充满怨气: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怦然惊悟。”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自称“闲人”的江青,写此信分明是向毛泽东要官———你给了邓小平一连串的要职,却“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翌日,毛泽东就给江青复了短函,话说得直截了当: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采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毛泽东劝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她要谦虚谨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识到“其实难副”。
    
    就在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信给毛泽东的时候,邓小平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于1974年11月12日陪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到长沙去会晤毛泽东时见到毛的。毛泽东对待邓小平的态度很热情,谈话是在极为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在座的有随外宾前往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
    
    毛泽东向他了解了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风波的情况后,肯定了邓小平的做法,并且批评了江青。
    
    “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毛泽东以一种赞赏的口气对邓小平说。
    
    “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很明白,毛泽东指的是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双方的对阵。
    
    “好!”毛泽东显得很高兴。
    
    “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邓小平说。
    
    “我赞成你!”毛泽东的态度很明朗。
    
    邓小平又说道:“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了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微微颔首:“这个好。”
    
    邓小平又谈到自己的工作问题,向毛泽东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问题,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毛泽东说。

    五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还曾驱车巡视长沙市容,以回忆、体味当年读书和开展革命斗争时的情景。酷爱游泳的毛泽东,固然已无法再下到湘江“中流击水”,但他却连续五次秘密到市内湖南省游泳馆游泳,用故乡之水舒展筋骨。
    
    最后一次游过之后,毛泽东提出要去湘江游泳。经常陪同他游泳的省体委主任张德隆劝他不要去,说此时已是寒冬腊月了,人们都穿上了冬装,手脚还被冻得发木。在张德隆和其他同志的劝说下,毛泽东没有执意坚持。
    
    11月间,毛泽东通过电视转播,观看了各种文艺节目,心情变得愉快、轻松多了。那个时候,古装旧片子尚未解禁,为了能让毛泽东看到看好这些电视剧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特地从北京调来电视车,把电视车开到九所直接播放。
    
    有一天,毛泽东在宾馆调看了早在几个月前就被江青点名批判的湘剧彩色舞台艺术片———电影《园丁之歌》。观看时,他为剧中的情节所打动,情不自禁地鼓掌称赞。在场的服务员曾彩谋诧异地说:“您老人家还鼓掌呢,这是一部受‘批判’的坏戏呢!”
    
    毛泽东有些诧异,接着问身边其他工作人员,“你们看了怎么样?讲讲看,哪里好?哪里不好?”
    
    工作人员回答道:“这个戏争论大,我们是外行,看不出。”
    
    毛泽东笑着说:“我看就好嘛!”
    
    工作人员随即向省委领导转述了毛泽东的评语,《园丁之歌》在湖南这才得以被重新肯定。这件事情不久被江青知道,她大发脾气,训斥湖南某领导人,又发动报刊批判《园丁之歌》。“四人帮”安插在文化部的亲信竟将毛泽东的话作为“谣言”进行追查,指斥湖南省文化局是在“明目张胆地翻案”。
    
    《园丁之歌》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六
    
    因为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和王洪文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周恩来遂于1974年12月23日抱病离开医院,和王洪文分乘两架专机飞往长沙会见毛泽东,以最后敲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本来,周恩来在医院与王洪文约好,二人同乘一架飞机去长沙,可以给国家节约一些费用。然而,王洪文心怀鬼胎,不愿和周恩来同机,便单独乘飞机提前飞往长沙。
    
    周恩来飞到长沙后,稍事休息,就和王洪文一起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脸涨得通红,不好意思地赶紧说:“以后不搞了。”
    
    这一回,毛泽东明确地使用了“四人帮”这一准确的概念,含义即他早先说过的“四人小宗派”。
    
    接着,毛泽东向周恩来和王洪文说他自己的身体情况:“明年1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5次泳。就是讲话,肺······腿不行了。”老年的毛泽东,时时被这些病折磨着。
    
    细心的周恩来俯下身子,轻轻拉开毛泽东的裤脚,按摩着他的下肢,说:“有没有浮肿啊?”
    
    “坐久了难免。”毛泽东若无其事地说。他打量着面容憔悴的周恩来,同样关切地问道:“你的病情怎样?”
    
    “不要紧,开四届人大没有什么大问题。”周恩来答道。
    
    毛泽东叮嘱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召开之后,你安心养病吧!你可以到外面走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吧!”
    
    当话题转移到邓小平身上时,毛泽东露出极为欣赏的神情。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脑袋,又用手指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
    
    周恩来懂得Politics是英语“政治”,毛泽东如此说,是对邓小平最公正的评价。
    
    “他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又补充道,一边说着还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
    
    王洪文十分尴尬,也很紧张,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神情。
    
    接下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当总理说到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
    
    “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笔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就说:“人才难得。”
    
    毛泽东点点头同意周恩来的说法。
    
    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下来,多住些日子。他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这样,毛泽东在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跟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定下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
    
    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了好几次批评,并要他在长沙写出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上次“长沙告状”是严重错误,并保证“不搞四人帮”。
    
    26日那天,是毛泽东81岁生日,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到韶山参观,当夜王洪文就宿在韶山。那天晚饭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单独促膝长谈。
    
    毛泽东首先谈江青、王洪文搞宗派的问题。
    
    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我正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组阁)。当然对江青可以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不对了。”
    
    “这一条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周恩来说。
    
    接着谈到批“走后门”的不是。毛泽东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搞乱了,也不告诉我。”
    
    周恩来说:“在一、二月份,江青下达那些指示,开那样的大会,我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
    
    毛泽东说:“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意识到国家需要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说:“还是安定团结好。”
    
    周恩来认真地听着,记着。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周恩来严肃地点头赞成。
    
    在谈到四届人大和国务院人事安排问题时,毛泽东再次表示:“由总理负责。”并提议由邓小平协助总理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总理病重期间,由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
    
    12月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又一次谈及江青,再一次强调“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12月28日,周恩来、王洪文结束了长沙之行,带着毛泽东的重托,带着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决策返回北京。

    七
    
    1975年1月5日,毛泽东在长沙批准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75年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紧接着,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在北京举行,朱德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安排了人事:
    
    朱德仍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周恩来仍任国务院总理;
    
    邓小平等十二人为国务院副总理。
    
    至此,江青“组阁”的计划,完全失败了!
    
    江青陷入极度的不满之中,当着王海容、唐闻生的面,几乎把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她们在陪外宾去长沙时把她的意见报告毛泽东。
    
    唐闻生、王海容也真的转达了江青的意见。
    
    毛泽东听后,怒道:“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她一个,她自己。”
    
    “您呢?”王海容天真地问毛泽东。
    
    毛泽东摇摇头,道:“不在她眼里!”说完,他沉默良久,又叹道:“将来她会跟所有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毛泽东对江青的这番话,可谓入木三分。
    
    四届人大之后,周恩来因病住院,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挑起了共和国的治国大任。
    
    通过在长沙这段时间治疗、休养和锻炼,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明显好转,刚来时,那种苍老憔悴的病态消失了。1975年2月11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回家过春节,毛泽东便结束了他在长沙岳麓山下的休养,于2月3日乘上专列回北京去了。
    
    在向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九所六号宾馆工作人员道别时,毛泽东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大家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了以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一席话说得周围的人不禁热泪盈眶。然后,他慢慢地走进轿车,回过头来,向大家招手,低声说:“谢谢大家!”
    
    毛泽东这次在长沙度过了114天,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来到长沙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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