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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青:没有获得“改正”的大右派——大伯父陈仁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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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4月10日 转载)
    
    
     摘要:陈仁炳是当年没有获得“改正”,仍旧在世的大右派。换句话说,他是眼睁睁看着大批右派获得“改正”,而自己却被告知虽然已摘掉右派帽子但对他的右派定性是对的,没有错划。

    
      去年7月初,表姐从悉尼发微信给我,大伯母陈蕴辉已于6月27日在上海去世,她已动身回上海料理丧事。我因故未能前去参加葬礼,很遗憾。表姐说大伯母已病了一些时候,最后因肺部感染离世,享年86岁。大伯父1990年年底去世后,大伯母曾赴澳洲同女儿住,后来因不习惯澳洲生活又返回上海独自居住。
      大伯父陈仁炳是我继父陈公绰(陈仁宽)的大哥,我7岁跟随母亲去了陈家后经常听父母提起他,却从未谋面。1979年大学二年级暑假,我和同学结伴去上海旅游才第一次见到他。在此之前,从我会写信起,就和大伯父的继女陈怡书信来往,她是我第一个通信对象,且一直持续到有了电子邮件为止。她喜欢用很好看的信纸信封,在信的开头总会写“亲爱的小青妹”,我很高兴有了这么一个姐姐。
    
      那个年代迁徙不自由,人们很少出远门,通信成为最佳沟通的方式。我父母同在外地的几个伯伯伯母和姑姑均有频繁书信来往,互相通报各自的情况。文革期间人们随时随地可能消失。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北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很兴奋不觉疲倦。此前,最远的地方只去过天津,学校组织参观“收租院”。
    
      夏天上海闷热,先见到大汗淋漓的大伯母,她乘公交车来接我们,然后她要回医院上班。我是第一次见大伯母,比照片上显得憔悴落寞,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后来读了她的回忆,才知道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承受巨大压力,从体力到精神,从家内到家外。
    
      那时大伯父一家四口住在裕德路一栋专门为落实政策的公寓楼,有两间房。大间伯父伯母和表弟陈加欣住,另一小间表姐陈怡住。我们去了就和表姐睡一个大床。
    
      见到大伯父第一印象是瘦高,稍稍躬背,身体前倾。他那时刚刚七十岁,思维清晰,很会谈话。当时他尚未恢复复旦的教授职务,两年后才回复旦重新执教。他给我的印象是完全没有从文革年月走出来。四人帮粉碎已三年,文革的伤痛仍在灼烧。我记得他谈的最多的是文革期间的种种遭遇,红卫兵将他家抄得一干二净,把他喜爱的书籍和搜集的古玉全部抄走,将他们赶出宽敞的住房,强迫搬到郊区一个矮小的棚屋里。他被剥夺教师资格,长年在木工厂干体力活儿,挨打挨斗受尽折磨。
    
      79年我23岁,文革对我们一家也冲击不小,但粉碎四人帮后,我更渴望忘掉过去拥抱新生活。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又上了北大,胸前永远别着“北京大学”的校章,自信心满满。在学校喜欢与同学讨论中国的未来,喜欢看外国电影,读刚刚解禁的政治经济书籍和英文小说。我觉得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未来只会越来越好,对大伯父的谈话兴趣索然。
    
      时间过得飞快,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长辈们逐一离世,一双双稚嫩的眼睛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世界,祖辈经历往事他们没兴趣也不关心,而我却因告别中年会想起过去的时光,也更想了解前人的脚步,他们的过去和他们的想法。
    
      陈家祖辈的故事充满传奇,几代人历经沧桑。遗憾的是我对此了解不多,我到陈家时爷爷陈崇桂已经去世,而且家人很少提到爷爷,连他是基督教人士都讳莫如深。只记得奶奶口袋里藏着一个带链子的十字架,铸铁的,拿在手里沉甸甸,因长期抚摸通体光亮。我有时从奶奶口袋里拿出来玩一会儿。
    
      家里还有一个带磁铁的木乃伊也是我常玩的玩具,后来知道这都是爷爷奶奶从埃及带回来的。奶奶李哲映也是虔诚基督教徒,我记得她嘴里经常发出细细碎碎的声音,嘴唇轻轻蠕动,眼睛有时好像在看空气。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奶奶有点神秘,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奶奶是在祷告。我们住在小羊毛胡同,后来搬到永安里单元楼。 小羊毛胡同5号是一个大杂院,奶奶住一间很小的平房,我们住一个两间的平房。奶奶同院子里的邻居关系很好,尽管她自己收入微薄仍帮助有困难的邻居。奶奶有个特点记忆力出奇好,家里任何人找不到东西问她就可以,一定帮你找到。记得我下乡插队时还经常和奶奶通信,可等我73年回京得知她已经去世。因为父母都去湖南干校,奶奶只得回上海姑姑家住。听妈妈说她最心爱的三儿子文革中惨死对她打击巨大,虽然家里一直瞒着她,但她最后还是猜到了。他的二儿子亦在文革遭迫害病亡。长孙大学期间因政治压力变成智障人。我奶奶死的时候一定想起这些不幸的子孙,笃信基督教的她会请求上帝宽恕残害她子孙的人吗?
    
      小时候我对宗教的认识仅来自外国小说,从小受的教育很排斥宗教,宗教都是精神鸦片,神父修女都是阶级敌人。80年代末,我曾在香港一位朋友家小住几日,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当我说了陈崇桂的名字,他们吃一惊告诉我说陈崇桂是著名基督教界人士。回家问父亲,父亲拿出一本自己装订陈崇桂用英文写的自传。读了之后才对爷爷以及他所做的事情略有了解。1995年和父母一起去了湖北荆州,寻找当年父亲一家曾住过的地方,探访爷爷办神学院的遗址;2007年又读了专门研究陈崇桂的香港学者邢福增写的书,加深对陈崇桂的思想以及他49年后经历的事情的了解。
    
      表姐办完丧事回澳洲整理了大伯母的遗物,其中有一些是大伯母文革结束后手写的记录,表姐希望我写写陈家的故事,把这些记录寄给了我。我越发感到陈家两代人从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的百年间,跌宕起伏的命运,困惑迷茫的寻路之旅弥足珍贵值得记录。
    
      爷爷是著名的牧师曾经创办荆州神学院,他和奶奶双双赴美国神学院留学;大伯父陈仁炳研究哲学历史和社会学获得美国大学博士学位,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二伯父陈仁烈物理学界小有名气,三伯父陈仁亨是医学界的翘楚;父亲陈公绰(陈仁宽)留学瑞士和法国学习法律,曾以为法律对新中国有用,1951年兴致勃勃返回中国··· 他们全部接受过西方教育,49年后又以满腔的爱国情怀义无反顾选择留在中国或从国外返回。但始料未及是他们的选择为他们带来无法言说的痛苦和灾难,受尽折磨和摧残。大伯父和我父亲总算看到粉碎四人帮这一天,其他几位都惨死在暴力之下。我想先从陈仁炳写起。
    
      未获“改正”的右派
    
      陈仁炳是当年唯一一位没有获得“改正”,仍旧在世的大右派。换句话说,他是眼睁睁看着大批右派获得“改正”,而自己却被告知虽然已摘掉右派帽子但对他的右派定性是对的,没有错划。
    
      粉碎四人帮后,在胡耀邦的全力推动下,全国开始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这些冤假错案多数是文革时期的产物。针对反右运动期间的右派分子虽然不能全面平反但将予以“改正”。(在中国用词很有讲究)陈仁炳非常兴奋,戴在头上的“摘帽右派”的帽子终于可以真正摘除。尽管右派帽子早在1960年摘掉,但是“摘帽右派”这顶帽子仍旧十分沉重。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一九八○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报告经中共中央审批结果,全国中央一级除了五人外,其他所有右派都将获得“改正”。而这五人仍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这五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宣布此决定时,其他四人均已去世只有陈仁炳还活着。
    
      这一消息不但对陈仁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整个陈家都引起震动。谁都没想到会留下五个人不予改正。记得当时父母在家不断讨论这个问题,姑姑每次来京出差也谈起此事。我的五姨婆(奶奶的五妹)李文宜是共产党元老罗亦农的遗孀,49年后一直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她曾经非常欣赏侄子陈仁炳并对他影响很大。全家于是寄希望于五姨婆,记得一次随父亲去她家,他们又开始讨论此事,她对父亲说不可能改变了,别说她没办法连再高层的人都办不到。
    
      陈仁炳1983年再度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此前已得到复旦大学的返聘,同时有关当局恢复了他副部级待遇,工资从退休工人的工资恢复到教授的工资,住房也得到调整。但是不予改正的右派这一结论仍像一把尖刀刺伤他的心。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没有做任何不利共产党不利于国家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不希望右派“罪名”影响家庭。八十年代初与现在不同,今天很多人不忌讳曾经当过右派。汪曾祺说过,“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仍很重要,另外在心理上,人们尚未完全从恐惧中挣脱,非常担心政治上的“污点”会对子女前途造成影响。谁也没想到日后改革开放大批国人出国定居,没人在乎是不是右派了。陈仁炳的两个孩子均已移民国外。父亲的右派帽子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
    
      听大伯母说,为了解决陈仁炳的问题很多朋友出谋划策。如陈仁炳解放前在上海认识的一位中共地下党的老朋友,70年代末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1979年他就过问此事,希望能帮助陈仁炳解决这问题,最后只能坦言爱莫能助。陈仁炳学生徐有威在回忆文章中说,80年代初,复旦大学党委经过复查以后,已经同意为陈仁炳改正右派问题,为此曾经打报告给上级有关部门,但是被后者否定了;1986年,民盟中央也曾经出面为陈仁炳的右派改正进行了努力,但是随着不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开始,陈仁炳生前右派改正的最后一次机会也随之彻底破灭了。传记作家叶永烈曾经采访过陈仁炳,他分析认为,最高层既然不愿全面否定反右运动,那就会留一些代表性人物。陈仁炳就是上海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他当时被称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正因为陈仁炳还活着,在这五人当中要留下一名还活着的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根据1981年6月21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如果陈仁炳的问题也解决了,那么会证明反右运动是根本错误的了。叶永烈曾经告诉徐有威,陈仁炳的问题是柯庆施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由此毛泽东在上海的几次谈话中,多次提及陈仁炳问题。这也可能导致陈仁炳问题的无法解决。看来陈仁炳的右派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绝对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了。徐有威在文章中写道:“未改正的右派”给晚年的陈仁炳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多次对和他有着世交兼邻居关系的王元化聊及自己这一难解的痛楚,无法接受后者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多次劝解。王元化说“陈仁炳是抑郁而终的。表姐陈怡也说;“爸爸晚年心情不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右派没能得到“改正”。陈仁炳对文革对前来采访的传记作家叶永烈也自称是“禁区,” 叫后者不要来采访他。
    
      黄金十年
    
      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黄金年代,陈仁炳的黄金年代应该是抗战胜利后1947到1957年。这也是陈仁炳最为津津乐道的十年。每当回忆起这几年的经历陈仁炳眼睛里就会流露出自豪的光芒。我不知道他在内心深处是不是对49年以前所做的事情有些后悔,尽管他每当谈起以前的事情总是意犹未尽。
    
      1945年陈仁炳受五姨李文宜的影响和推介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从此陈仁炳将更多的精力都放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上。他一边挣钱糊口养家一边不断地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吁。陈仁炳从青少年起就对政治感兴趣。那年他才17岁,父亲刚辞去荆州神学院的院长职务答应了冯玉祥去担任冯玉祥的随军牧师。不久,为躲避张作霖部队的进攻,他们一家在绥远萨拉齐的基督教堂避难。避难的人很多,有教师学生军人职员和商人。一天,在休息的时候,17岁的陈仁炳站了起来走到讲台,面对数千张陌生面孔开始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是他首次登台,他的演讲受到民众的欢迎和称赞,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他在自传中说,从此他对自己了解到三件事,第一,他喜欢演讲,第二,他对政治有兴趣,第三,他享受被关注的感觉。
    
      陈仁炳后来进入了沪江学校,1932年赴美留学,这些经历使他对中国前景充满不合实际的幻想。
    
      抗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是:国民党腐败专权,而共产党能把中国带向一条走向民主繁荣的路。1948年后,原本对蒋介石有些好感的陈崇桂以及陈仁炳几个弟弟都倾向共产党。陈仁炳参加了民盟,弟弟陈仁烈加入了民主促进会。本来对蒋介石一直存有好感的陈崇桂也开始反对国民党同情支持共产党。
    
      陈仁炳回忆道,在圣约翰担任教授期间,当时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召集了上海大学教授代表开会,他作为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司徒雷登是陈仁炳父亲的老朋友,陈仁炳早就同他见过面。在会上,司徒雷登说,蒋介石完全清楚国民党有很多腐败的官员,而且腐败的规模不小。但是如果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够利用媒体以同样规模来揭露对抗这些腐败,这对蒋介石将是一种帮忙。司徒雷登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应该怀疑蒋介石的真诚。陈仁炳则回答说,“我们想揭露国民党的腐败,但是媒体完全控制在国民党手中,这些媒体以传播谎言著称,从来不给真相留有一席之地,我们如何揭露他们?”陈仁炳还说,你们支持这样一个腐朽政权,给蒋介石一亿三千万颗子弹,帮助他打内战。尽管美国以前对中国的帮助我们没有忘记。他还说尽管我父亲是你的朋友,我父亲也对国民党有看法。
    
      帮助共产党在国民党时期也是有风险的,陈仁炳过于出头露面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比较惊险的一次是1948年上海学联在交通大学举行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大会,那也是陈仁炳认为是自己人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幕。5月22日,中共地下党组织上海学生在交通大学召开抗议美国扶助日本军国主义大会,指定几位左派教授发表主题演讲,陈仁炳作为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演讲人之一。
    
      大会有一万五千人参加。上海国民党当局闻讯派来大批军警特务。临开会时,其他几位演讲人被紧张肃杀的气氛所震慑逃避了,只有陈仁炳挺身而出跃上讲台,他当时做好被逮捕的准备,清空口袋里全部物品从容上台演讲,赢得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演讲完毕,他被地下党掩护安排从后门离去。虽然当场没有被捕,但上了军统特务的暗杀名单。1948年8月,陈仁炳收到一名同事留下的便条得知警察已经上门找他,他不得不离开住所开始东躲西藏的生活。先去了天津后回到上海一直躲藏在表弟陈仁生开的纺织厂中,圣约翰大学将他解聘,他不得不另谋职位。陈仁炳不顾风险上台演讲的事情传遍民盟,得到民盟当时领导人之一罗隆基进一步的赏识。1948年10月陈仁炳参加了转入地下的民盟上海市支部民运委员会。1949年3月陈仁炳又成为解放工作委员会委员。他的积极性更大了,思想日益向左靠拢。他在他主办的“展望“杂志中呼吁民众支持共产党跨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展望”杂志越来越受读者的欢迎,每期发行量达到10万份后,国民党深感受威胁,将刊物列入禁刊之列。电影“乌鸦与麻雀”和“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面都有焚烧“展望”的镜头,说明杂志影响颇大。陈仁炳在此撰写了很多文章,多是痛骂国民党腐败专权。我注意其中有一篇驳斥胡适的文章,文章写道:“胡适教人用作揖打恭的方式乞求改革,胡先生的自由主义恐怕不但争取不到自由,而且还要先自动将自由的手加上绑。解放云乎哉,自由云乎哉?我们不得不感觉,自由主义既然争不到自由,我们要自由主义有何用?因此,我们很希望今天甚多的知识分子朋友们,能够超越自由主义前进。”
    
      1949年陈仁炳将他给杂志的撰写的文章整理成书取名“走向民主社会”。
    
      一语成谶,仅仅是十多年后,陈仁炳就失去自由被关进牛棚,挨打挨骂成了家常便饭。不仅不能随意讲话写字,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几乎丧失。不知他这时是否想起了自己曾经写过有关自由的这段评论。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询问他当时内心的想法。
    
      共产党执政的最初几年,陈仁炳还算春风得意,他曾任民盟中央委员,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陈仁炳还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仁炳工作繁忙交际很广,他曾作为民盟代表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
    
      陈仁炳记得,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到十二月二十日的民盟一届四中全会上,有关民盟的中央领导层人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民盟内部对有救国会背景的人取得了相当多的位置,而如陈仁炳这种没有背景的成员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这引起了他的不满。在一次周恩来会见民盟与会的代表时,陈仁炳从后面向周恩来递上了名片以及一张条子,条子上写有“请照顾方方面面”的字样。周恩来回头问是谁发出了一枚“导弹”,他旁边的民盟中央副主席李文宜指了一下陈仁炳。就在这次会议上,陈仁炳当选为新一届委员。就在十天前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还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民盟一届四中全会的全体代表。据陈仁炳回忆,当时毛泽东面带微笑地和每一位代表握手致意,随后他称赞费孝通一家三兄弟都为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和曾国藩的孙子曾昭抡叙“湘”情;为坐在左右侧的张澜和沈钧儒倒茶;在会见结束后站在门口目送代表远去,直到看不到时才回去。这是陈仁炳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受到毛泽东接见。当天晚上,陈仁炳激动得夜不能寐。陈仁炳觉得,毛泽东如此平易近人,与民主党人关系融洽,今后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相处与合作应该水到渠成和睦共赢。
    
      在北京的会议给了陈仁炳很大鼓励,以为施展拳脚的机会来了,从而更加努力工作,这也是他喜欢的事业:参与政治生活,为中国做些事情。
    
      然而八年以后陈仁炳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遭遇了完全没有预料的残酷打击。
    
    柯庆施的打狗棍
    
      记得我去大伯父家时,看到他家有一台钢琴,在很小的房间中,这台钢琴似乎占了太大的位置。钢琴上放着一本打开的毛选五卷。每当来人,大伯父就会很娴熟地翻开448页,给大家看一段毛泽东的话。这段话是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 会议是1957年7月9日,报告题目是《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在报告中毛泽东还提到了北京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就这样陈仁炳成了被点名的五个右派之一。陈仁炳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用红笔重重地做了记号。毛这段话的意思是陈仁炳等人挑动所谓“中间派”反党。然而陈仁炳当时完全是按照毛的指示大鸣大放为党提意见。
    
      据父亲回忆,爷爷和大伯父在49年后尽管真心拥护共产党,但渐渐地也开始发现问题,例如民主党派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一些共产党员对宗教信仰不尊重;政治宣传铺天盖地。他们对共产党执政后的转变感到瞠目结舌.
    
      陈仁炳起初抱着谅解的态度,共产党打下江山不容易,牺牲了很多志士仁人,现在刚刚执政难免有人想从中破坏,政策严厉些宣传多一点情有可原。他也想起1949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民主党派成员时曾说过,很多从旧社会过来的官员思想很难扭转,需要时间。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七八年过去了,党员干部的官僚态度没有好转而且不学无术自以为是日益严重;共产党独霸天下的倾向也日益显露。特别是三反五反肃反等政治运动以后,陈仁炳听到来自民众的很多不满意见。民盟内部也有人对共产党的做法提出质疑。民盟副主席罗隆基认为三反五反肃反运动有很多偏差,政协应该成立进行检查,给一些受冤枉的人加以平反,储安平则认为共产党在搞新的一党独大。陈仁炳接触文艺界较多,从文艺界的朋友那里他也听到很多抱怨和不满之声。正当陈仁炳感到迷茫时突然传来好消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其中也包括很多的不满情绪。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勇于纠正错误,陈仁炳非常兴奋,他感觉他对共产党没有误判,他们会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会带领民众走向光明。一向直言不讳的陈仁炳便在各种场合和会议上说出自己的看法,提出批评。他还鼓励其他人勇敢讲出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陈仁炳认为他说这些话做这些事都是为了共产党好,为了国家好。陈仁炳仿照西汉文帝时贾谊上书言事所写的《治安策》的笔法痛陈了他这个历史教授,民主人士对国事的意见,并提出一些兴利除弊的措施。陈仁炳曾经说他真心诚意希望共产党一些干部改掉身上的毛病,虚心学习专业,并希望共产党能够给民主党派更多空间。他批评共产党过多干预文艺,他说每天打开收音机都是革命歌曲,为什么其他音乐没有生存空间。他还说为什么每拍一部电影一定要上级严格审查把关,这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而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转眼之间热火朝天的鸣放运动变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他的新版《治安策》言论成了恶毒攻击的罪证,他这位老牌爱国民主人士,历史学教授,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右派分子。陈仁炳果真没想到大鸣大放之后是无情的整肃和批判。据一些当事人回忆,1957年6月间在上海政协的一次会议上,陈仁炳向柯庆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引起柯庆施的震怒。柯庆施说,“我们共产党是要饭出身的,手中拿着一根打狗棍,如果遇到主人比较客气就算了,但是如果遇到主人不客气,那么我们是要用打狗棍打的。陈仁炳闻此言一下子默不作声地坐了下来,稍后便即起身离开。”
    
      不久的八月间反右运动高潮时,在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召开的上海市二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预备工作会议上,柯庆施再次放言道:几个月前我见到陈仁炳,我告诉他不要看你跳得多么高,我会叫你知道,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陈仁炳真正尝到“打狗棍”的厉害是接下来铺天盖地的批判他的文章。报纸批判,同事批判,上海各界人士批判···
    
      6月28日,《解放日报》总编辑张春桥以吴松的笔名发表《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一文,从几个方面批判陈仁炳。批判陈仁炳的“暗无天日”论,因为他说上海作协为“某个角落”已“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批判陈仁炳的“辩驳有罪”论,因为他说了:“在整风运动中是应该着重鼓励人发掘缺点和错误的,决不要拿‘抹杀过去成绩’的帽子往人家头上戴”;批判陈仁炳的“拆桥头堡”论,因为他称那些反右积极分子是“桥头堡”要“拆除”;批判陈仁炳的“火烧基层”论,因为他说了“整风暂不到基层,是由于基层的‘消防’力量不够”;批判陈仁炳的“大病重药”论,因为他常说:“治大病要用重药。”所以陈仁炳“所说的、所走的是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之后大批点名批判文章见报,有言慧珠《陈仁炳的鬼把戏》(人民日报)、覃汉川《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陈仁炳的错误言行》(解放日报)、尹大贻《再揭发陈仁炳的错误言论》、吴兆洪《我不同意陈仁炳同志的看法》等等,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将陈仁炳永远定格在全国大右派的行刑柱上。
    
      别以为批判归批判,思想上的问题必须肉体偿还。9月,陈仁炳和上海名右派共四十八人,被送往郊区上海县的颛桥“集中学习”, 十二个人睡一个房间。上午在田间劳动,下午写交代材料。陈仁炳尝到了厉害,他的心也灰了一大半。
    
      听大伯母说陈仁炳在下河劳动时划破脚底面,造成细菌感染。高烧不退而引发了心内膜炎住进第四人民医院,医院几次发出病危通知。经医院大力抢救命是保住了但留下二闭二狭的心脏病。
    
      除了陈仁炳,陈家另一名右派就是陈崇桂。陈仁炳在回忆文章中说,“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父亲打成右派,他从一解放就拥护共产党,参加三自爱国会。他始终希望能在共产党的体制下继续传播基督教。反右时说他是资产阶级传道士。他明明是木匠出身,小时候家庭非常困苦,和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
    
      陈崇桂被打成右派后国家将他原来住在江擦胡同独栋楼没收(当时是周恩来分配给陈崇桂住,希望陈崇桂在此接待瑞典宗教界和其他领域的友好人士),全家搬到建外小羊毛胡同一杂院中的一个两间平房。
    
      陈仁炳被打成右派后复旦大学的教职并未解除,尽管工资降低了,但他还是教授,仍然在复旦大学教书,他和家人还可以住在条件比较好的公寓房···
    
      然而对陈仁炳一家来说灾难才刚刚开始。
    
      同甘共苦陈蕴辉
    
      1960年陈仁炳右派帽子被摘掉,但是工资并未恢复。这时陈仁炳已与在美国的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在一次民盟举办的舞会上陈仁炳认识了比他年轻二十岁的陈蕴辉,陈蕴辉回忆说:“我与陈仁炳早在1954年秋天由农工党的朋友介绍在文化俱乐部相识。此前常听他的报告,他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回来演讲,我就是听众之一。那时流行舞会,他已有好多和我同龄的女朋友做舞伴,有幼教老师,小学老师,外贸公司的职员都喜欢跳舞。凡是民盟举办的舞会或文化俱乐部的舞会,大家都一起玩。但后来俱乐部的舞会只邀请我一人参加。57年以后就没有联系了。直到61年偶然在26路公交车上相遇,他特别高兴。”
    
      陈蕴辉曾在德国人开设的德本善堂医学院学习妇产科,毕业后就在医学院当助产士。1949年后医院并入黄浦区中心医院。陈蕴辉长相俊秀,贤惠能干,几年前离异独自抚养女儿。对陈仁炳的追求陈蕴辉犹豫过,一是对方年龄偏大,二是当过右派,政治上有“污点”。陈蕴辉已经因政治问题与前夫离异,不希望再同有政治问题的人交往了。但是她又觉得陈仁炳人特别善良,对女儿极好。陈仁炳的妈妈和弟弟妹妹也都对她很好。陈蕴辉说:“他的这些优点吸引我,我竟忘了自己定下的找一个不超过40岁丈夫的标准。当我回家告诉我父母却遭到反对,我亦不理会,64年1月19日结婚了。在几位亲友的陪同下,在淮海中路绿野餐厅吃了顿西餐。算是结婚喜宴,就这样开始了我苦难的人生。”当时敢同右派结婚的人少只有少,陈家对陈蕴辉的勇气十分佩服。结婚第二个月陈蕴辉就怀孕了,到六七个月时,正好遇到四清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陈仁炳再次受批判,这次运动对陈仁炳来说比反右还要残酷,陈仁炳因此丢掉了大学教授的教职。
    
      导火索是他曾于62年在家中开过几次舞会。陈仁炳从青年时代就喜欢文艺,吹拉弹唱样样可以。中学时代起就喜欢演出话剧,抗战期间曾经同白杨合作出演话剧“少奶奶的扇子”。49年后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但是50年代初由于学习苏联的热潮,跳交际舞在全国风行而且受到鼓励。上海本来就洋派,民盟内更是聚集较多的洋派人士,常常举办交际舞会。到了60年代中国与同苏联的关系日趋紧张,舞会也慢慢减少。由于民盟跳舞的机会不多了,复旦大学的同事就催促陈仁炳在他家中举行舞会。陈仁炳当时的住房比较宽敞,仅客厅就有40平米,大家也知道他一人生活,没有家属,方便办舞会。况且他家里有留声机和很多唱片。陈仁炳回忆说,一共只有七八次,其中有几次是借给朋友们房子,他自己有事没有参加。据说,为了使舞会有些气氛他们置放了红色绿色的彩灯。但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将在家中跳舞的事情告到了学校领导处,有人提出陈仁炳作为大右派不老老实实改造还在家中开黑灯舞会,完全是道德败坏。这种道德败坏之人无法为人师表。四清运动后,有人更是揪着这个问题不放。(每次运动总要有替死鬼,一朝当右派永世替死鬼)大伯母回忆说,“四清运动时仁炳几乎每天在复旦民盟两地接受小组大会的批判,回家写检查。我也受医院同事们的蔑视。他虽然没说什么,但看到他焦虑的神态,我预感问题的严重,所以我当时虽怀孕6个月却不想要这个孩子了。但孩子已经超过人流的时间,没有医生敢冒险做这样的手术,只好作罢。以后几个月风平浪静,似乎什么都没发生,我以为批判过就结束了。64年11月14日,我顺利生下一个男孩。为了补贴家用陈仁炳工作之外在家翻译巴拿马史,生活还安定。没想到很快厄运降临。”陈仁炳回忆说,“1965年7月的一天他照常去历史系开会,两位复旦的领导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严厉指责他说他在家中开黑灯舞会,道德败坏,已经不配做一名人民教师。这两名领导还对他说有两条路可以选,或者接受学校的安排,去工厂劳动,或者将扭送他去公安局。”这明明是逼着陈仁炳离职。学校负责人还向他展示了一封由复旦校长陈望道具名的通知书。稍后总务科便安排陈仁炳到木工厂劳动。大伯母说,“仁炳当右派后工资本来就减少了很多,这次又减至82元,不够家用,我卖掉皮大衣和部分珠宝和金首饰。陈仁炳卖掉一些古玉和书籍。以维持家庭的开销。从此陈仁炳每天扛木头,锯木条,早出晚归。”
    
      大伯父在家中开舞会的事情,父母和姑姑也经常提起,大家都认为不好。我记得当时听大人说这事的时候非常好奇,在家开舞会是什么样?记得父亲曾说大伯伯性格外向,且不会防人,经常遭人算计。姑姑说,大伯父是个性情中人,没有心机也不会掩饰。像他这样的大右派本应夹着尾巴做人,万事小心谨慎,可他却不会审时度事。
    
      就这样,一个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有几十年教学经验,回国后从未中断过教学,即便遭到国民党追捕也没有中断过教学生涯的陈仁炳成了一名老木工。
    
      木工厂的老工人
    
      复旦大学已故教授贾植芳曾写过一篇回忆陈仁炳在木工厂劳动的文章,非常生动地描写了当时陈仁炳以及其他“牛鬼蛇神”的处境:“文革前夕,我从监狱被押回校内到印刷厂“监督改造”,转眼文革风暴一起,校园内成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天下···我与机关那些新老牛鬼蛇神被押解到木工厂劳动。我看到陈仁炳一个人坐在靠墙堆积的木材堆上,头顶靠墙钉了一块油毛毡。像是他自己为了躲避风雨和日晒设计而成的。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低头学习“毛主席语录”,旁边散放着几张“人民日报”。据说他又有了替彭德怀翻案的新罪行,已被提升到“现行反革命”了。后来又听说是木工厂的造反派勒令他不准进房间,只准坐在露天的木料堆上学习。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一进厂,木工厂的造反派就吆喝他下来和我们一起劳动。他身材细高,面色灰白,背又有些躬,走起路来身子有些向前倾,但他干起打扫卫生,从旧木材上卸铁钉这些活都很熟练,说明他干这些专业已颇有资历了,只是干起重活:像肩膀扛木料之类的,就显出力不胜任的狼狈相··· 当时我们在监督下劳动,在负责监督我们的造反派的吆喝声中干这干那,不准说话更不准交头接耳。一位戴着右派帽子的教授,趁监督我们的造反派临时走开的瞬间,叹了口气说,这么下去,我们这些人都不会说话了,成了名副其实的牛马了!一次他在木工厂工人师傅的带领下到印刷厂修房子,我正在厂门口扫地。这是一座二层楼的建筑,带领他来的木匠师傅和泥水匠师傅都进入楼内干自己的活去了,只留下他在楼门口搬运车来的那几根修房顶用的滚圆而又长的木料,要他一根一根地把它们搬到楼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只能干那些最重最苦以至最危险的活。我手里提着竹扫把,站在当地,我看到他从车上把一根木料扛在肩上,歪着头一步挪一步地向楼门口移动,显得吃力而狼狈。我想他在平地上都力不能支,扛上这根木料上楼梯,恐怕更吃不消了。要是从楼梯上摔下来,那就性命交关。我不觉摔掉手中的扫把,跑到他跟前说,陈仁炳,你坐下来休息,我替你扛,我比你年轻,身体又好,扛几根木料不成问题。他停下脚步,从木料下歪过头对我说,这使不得,使不得!你替我扛,他们会斗你。我笑着说:他们要斗你,扛了要斗不扛也要斗,扛不扛一个样,咱们也算老阶级兄弟了,亲不亲阶级分嘛,来,我帮你扛。说着我就从他肩膀上接过来木料,蹚蹚地上了楼梯,他站在原地又挂心又担心地瞅着我···1968年春节前夕,红卫兵把我们招来训话,一位兵团头头站在讲台上随意叫起坐在底下课桌后面一个“牛鬼”,要他站起来回答他的问话。他先叫起朱东润先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家),要他背一首毛主席诗词,朱先生只背了一句,就接不上来了,只好站着。他又叫起赵景深先生(作家,出版家,翻译家),要他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赵先生低下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头,两手摸着裤沿没有吭气。这个头头训斥说:“怎么,你装聋作哑?”赵先生呐呐地说:我背不上来。这个头头听了一拍桌子,大声训斥说,你们当中什么货色没有?都是些乌龟王八蛋!我勒令你们,春节期间,你们只准规规矩矩地坐在房间里,学习毛主席语录,写思想交代,不准乱说乱动!春节过后我们又被召集到这间教室,还是这位头头,他说:春节期间我们说到做到,我们抽查了几家。赵景深你站起来,我们到你家里,你看到我们进门才戴上眼镜四处找“语录”,说明你根本不把我们的勒令放在心上,根本就没有学习,这是对抗改造,对抗无产阶级专政!还有陈仁炳,你站起来,春节期间,你还穿上毛料裤子,打扮得整整齐齐,真像个过年的样子!你是什么东西?老右派,现行反革命,你们这帮混蛋!我再一次警告你们,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无产阶级不是吃素的!”
    
      大伯母回忆说“陈仁炳戴着老反革命老右派现行反革命坏分子这四顶帽子后劳动非常辛苦。每天锯木材,担黄沙和水泥,要从一楼担到四楼。夏天他要到各室去安装吊扇,冬天要去拆除吊扇安上火炉。可是造反派仍旧虎视眈眈要找他麻烦,幸亏木工厂的老师傅对他很好,总有人在暗中帮忙。有一次在劳动中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墙突然倒塌,有一名工人被压死,多人受伤,倒塌的墙离陈仁炳仅一步之遥,他躲过一劫···
    
      陈仁炳曾经自嘲说,祖父是木匠,我现在也成了木匠。
    
     十次抄家
    
      红卫兵抄家是文革的重要内容,陈仁炳在文革初期抱着侥幸心理,也许他会躲过一劫?他在文革前一年已经被开除了教职成为一名工人,工资也是工人的工资,而那个年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无比光荣。即使不拿他当工人阶级看待也不会再把他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了。但他想错了。
    
      大伯父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66年六月七月份,他的左邻右舍纷纷被抄家,特别是楼上的邻居李平心。李平心比陈仁炳大两岁,是华东师大著名的近代历史学家,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促进会发起人之一。49年前曾遭国民党特务追杀,文革开始不久李平心即被抄家并在学校遭到批斗,他被逼下跪,红卫兵反绑他双臂不断殴打他。一天,在开完批斗会回家后,李平心支走保姆打开厨房煤气自杀身亡。
    
      李平心的自杀给陈仁炳很大震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命悬一线。陈仁炳一家也十分担忧,但暂时似乎平安,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没人来骚扰他。而文革的烈火越烧越旺。1966年7月4日清华附中的一篇《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各大中院校“红卫兵”闻风而动,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和大字报。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卫兵”大破“四旧”的消息后,全国各大报纸均以“新华社22日訊”的形式在头版刊登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捲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文章。《人民日报》还在第一版发表《好得很》、《工农兵要坚決支持革命学生》两篇社论,对红卫兵极为荒唐的行动給予高度评价。此后红卫兵闯进各家抄家的行动愈演愈烈。据统计,仅1966年8月18日后的一个月內,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戶,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从8月23日至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戶。到9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抄家1.2万戶。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还私自批斗、抓人。一些红卫兵甚至私設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
    
      六月和七月和八月都没有对陈仁炳下手,但是恐怖气氛日益逼近。8月底,厄运终于降临。
    
      大伯母在回忆手稿中说:“66年八月,培文公寓前后邻居都被抄家。当时尚未抄到我家,但我们已经非常担心了。8月31号,我趁上夜班准备把我的首饰带出藏匿,当我刚开家门,红卫兵一行40多人冲进家中。 在一个像老师的人的带领下冲进屋家。他们把我和仁炳分隔在两个房中,他们开始翻箱倒柜,无一处漏掉,一直抄到第二天9月1号,抄走陈仁炳珍贵的书籍和心爱的古玉。临走还把我们的卧室贴了封条。他们说晚上再来,可几个月都没有来。当时全家都穿的夏衣,眼看天气一点点转凉,白天没有衣穿,晚上没有被盖。我又跑街道又跑红卫兵总部,都得不到解决,婆婆给了一条毛线披肩,我拆掉给儿子织了一件毛线大衣。孩子姑姑寄来两件薄棉袄给仁炳穿,还给了我一条粗毛线裤。大人可以勉强过冬,可两个孩子以及晚上的被褥仍没有着落。一天我发现浴室有一个气窗通向储藏室,我就从气窗爬向储藏室再进入卧室,取出了被褥和孩子的毛衣棉衣裤。一天怡失踪了,仁炳正穿好皮鞋准备去找,复旦的红卫兵来了,训责他一顿后要他把皮鞋脱下,让他光脚在客厅里走,拖鞋也不许穿,最后他们把皮鞋带走。还回时皮鞋面开了天窗?随着运动的深入,仁炳被揪,挂着大右派的牌子批斗劳动,生活费三十元。那时红卫兵大串联,车子拥挤得无法上车,女儿怡还是每天送弟弟去托儿所。学校已不上课,下午她回家挤车,怕弟弟受伤,把弟弟从窗递给售票员,自己拼命挤总算上了车。我得知这情况后决定让女儿怡在家看孩子。
    
      转眼到67年春天,红卫兵来开封,但要借房子做总部,我们不敢违抗就把客厅让给这些小将胡闹。女儿怡带加欣住我妈家。不久我弟弟亦受牵连,说是窝藏了大右派的孩子亦被抄家,弟弟受刺激得了精神病至今未愈亦无法成家,成了我娘家的包袱,儿子加欣只好回家来进附近的托儿所全托。68年4月仁炳因现行反革命罪被隔离审查,住在复旦的牛棚里,我去送生活用品时,造反派围着我说陈仁炳已经坦白在家里对你讲过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话,你不老实交代,我们会向你单位反映,暗示我让我说出陈仁炳是说过林彪谄媚相,我只能装糊涂不能承认。我对红卫兵说,他白天劳动晚上写检查,我回家洗衣做饭,他说什么我听也听不见。逼供没有结果,把材料转到我单位,正好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把我当活靶子,进行疲劳战术,白天上班晚上逼供到深夜。深夜没有公交车,我只好步行40分钟回家,终于病倒了,医生只开药不开病假条,但我始终没有承认他说什么反动言论。
    
      一次我休息接加欣回家,几个红卫兵从楼下沿落水管爬到二楼进入房内,对加欣又是小右派又是狗崽子的骂还打他。我抱起加欣冲下楼梯逃到派出所避难。当户籍警护送我们回家时这些小将已不在(上海户籍警还干点人事)。可是屋子里乱得不像样子,棉被泡在浴缸里,上面倒满污水,厨房里的菜倒在地上。以后趁我不在他们经常这样捣乱,我们客厅外面的平台左右相通,他们从平台上破窗而入。实在忍无可忍,我跑到房管所要求调房,但要通过单位,我又有些顾虑。隔离了四个多月的陈仁炳回家了,一看他我大吃一惊,怎么成了光头,成了监狱犯一样,儿子吓得躲在门背后不敢出来。仁炳说,四个多月来,除了没挨打(不幸中的万幸)他什么都经历了。他穿的厚卫生裤两个膝盖都磨破了,因为批斗时要跪,背不出老三篇也要跪,穿了厚裤子可减少疼痛。所以天气热了也不敢脱掉。每天吃早餐时扩音机里就喊某某人某某人今天大会批斗,要老实交代等等。仁炳说他照样吃三个馒头,他把主席台当舞台,把革命群众当观众,他是演员。现在戏演完了,我这演员卸妆了。陈仁炳生性开朗默默忍受折磨。正因为他这种精神更加深了我对他的爱护,在任何压力下我都不会离开他。”
    
      文革期间,陈仁炳家遭到大大小小十余次抄家,每逢各种运动(生命不息运动不止)都会有人上门来抄家。表姐回忆说,一次表哥到家中玩,因他刚刚参加过军训,带了几个子弹壳给她玩,红卫兵抄家时在她的铅笔盒里发现了两个子弹壳,因此怀疑陈仁炳家私藏武器,于是把家翻了底朝天,甚至用剪刀剪开沙发和床垫,最后没有发现所谓枪支,非常失望。当年红卫兵无限希望找到所谓反革命证据:一张穿国民党军服的照片;一枚国民党党旗的邮票,一封写给海外的信,一张49年前的旧报纸等等都可以成为反革命证据。找到这样的证据红卫兵就立了大功。
    
      搬进斗室唾面自干
    
      被赶出淮海路的公寓,住到郊区曹杨路的破房子对陈仁炳一家来说是继抄家后的又一个沉重打击。上世纪60年代,普陀区是上海近郊区,曹阳路则是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设备的贫民窟。大伯母回忆道:“1968年国庆后,仁炳第一天去木工厂劳动,造反派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你们住的淮海中路的房子乌烟瘴气不适合你改造,现在让你搬到有利于你改造的地方去住。仁炳不敢违抗,晚上动员我一起去看看。才两间房八平米,我坚决不搬。由于我的阻挠,拖延造反派的时间,他们就万般折磨仁炳,专门叫来一个厨房工作的粗壮汉子打了他五十多记耳光,把他两颗牙齿敲断(留下两只牙根直到85年镶全口牙时才拔掉),把他嘴打肿,一个星期都无法正常吃饭。当时我真的感到绝望只想一死了之。那天我抱着死的念头,早上去沧浪亭吃早餐,晚上带回仁炳爱吃的酱牛肉,看见他和孩子愉快地吃着,我强忍着泪水。经过反复思想斗争,终于放不下高堂老母受难的丈夫和两个无辜的孩子···11月初造反派叫来大卡车,不管同意不同意,硬是把家具装上卡车。我的12件卧房家具原来放在24平米的房间,后来搬到培文公寓已经有点挤,现在搬到8平米的房子绝对放不下。所以把梳妆台和凳子30元卖掉,席梦思床50年代订做的只卖了14元。留下床橱等必需品外,客厅等家具都归旧货店处理。新家除了电灯以外什么设备都没有。用水要到给水站排队;出行要等半个小时的公共汽车···”
    
      陈仁炳全家搬进8平米的斗室后,表姐陈怡只得回外婆家住,不久后去了东北兵团。大伯母硬着头皮带着儿子也回到复兴路的娘家,因为陈仁炳的事已经给娘家添了不少麻烦,可是实在没办法还得麻烦娘家。陈仁炳每天从木工厂下班后去丈母娘家吃晚饭然后带上第二天的午饭再回自己家。大伯母回忆这段生活时悲从中来:“那年中秋节是仁炳60岁生日,我照例多烧了几个菜在娘家为他祝贺,忽降暴雨不止,他冒雨回曹阳路,下车时已有积水,他淌着尺把深的积水走了个把小时才到家,回家看到家里全被谁淹了,米缸衣橱全泡在水里,抄剩下的书和相片也浸湿了。第二天我回去收拾残局。周围邻居也忙着清理家中的衣物,有些人自己忙完了就来帮我。我们的新邻居大部分都是苏北人亦有本地人和广东人,都是劳动人民,有些人很讲义气,看到我回去总是主动打招呼。在和邻居的谈话中了解到原来这房子的原主人叫梁应保,是复旦大学的造反派,串通造反派头头把我们淮海中路的70多米的房子换成长乐路24米住房作为他的新居,再强迫我们住进他的8平米的房子(谁说文革时期没有腐败!)。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就写信到复旦革委会告状,要求讨回公道换回房子。我亲自到复旦大学评理,正巧撞在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徐景贤和复旦革委会的头头张国枚的手上。在恶人当道的年头谁也不会为专政对象解决问题。”
    
      大伯母69年春天出现咳嗽咯血,经结防所检查诊断为气管内膜结核,开始休长病假。到了1971年,全国开始发还部分抄家物资,陈仁炳一家也很高兴,日益残酷的文革运动稍有松动,陈仁炳自己叫车把钢琴运回。古玉全部发还,但精细的全部粉碎,有些首饰象征性折价偿还。大伯母说:“黄金一律88元一件,如果是饰品还要打折扣,两枚钻戒50年代为买进时4千元,只做一千元。 这已经不错了,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已经要感恩戴德。”最令陈仁炳痛心疾首的是他的几千册藏书,有中文古籍书也有英文原版书,这些书占了整整一间屋,可是等还回来时只剩一百多本。但陈仁炳一家人事事往好处想(否则活不下去)因为比起那些在这场大劫难中丢掉性命的人,损失一点财产又算什么呢。大伯母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全家平平安安保住性命就是万幸。我常常这样鼓励仁炳教育自己···”
    
      即使在如此的逆境中,陈仁炳仍旧保持乐观心情。记得我父母曾经从干校回京路过上海去看望大伯父。是个夏天,天气酷热,大伯父一家的斗室根本无法接待客人。大伯母于是将几个板凳搬到屋外,支了一个小方桌,泡了一壶茶招待我父母。这时大伯父开玩笑说,你看像不像巴黎的露天咖啡厅,大家听了都笑了。陈仁炳依靠这种苦中作乐的精神撑过了这些艰难的岁月。
    
      80年陈仁炳被复旦返聘后曾在课堂上引用了一个生僻的成语“唾面自干”来形容他以后几十年的受辱生活:“别人往你脸上吐唾沫,不擦掉而是让唾沫自己干掉。”(来自刘殐的《隋唐嘉话》故事发生在唐代武则天时期。娄师德的才能非常得到武则天的赏识,招来很多人的嫉妒,所以在他弟弟外放做官的时候他对他弟弟说:“我现在得到陛下的赏识,已经有很多人在陛下面前诋毁我了,所以你这次在外做官一定要事事忍让。”他弟弟就说:“就算别人把唾沫吐在我的脸上,我自己擦掉就可以了。”娄师德说:“这样还不行,你擦掉就是违背别人的意愿,你要能让别人消除怒气你就应该让唾沫在脸上自己干掉。)
    
      文革结束后很久,血腥残暴的画面仍如噩梦一般时常侵扰陈仁炳。最难忘就是在复旦大学私设监狱中度过的那四个月,犹如发生在昨日记忆犹新。陈仁炳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被关在小屋子里,头顶上一支二十四小时永不熄灭的灯泡,他们随时被叫起来接受审问,随时准备挨打。不被审问时必须学习毛选,一刻不停地学。稍有打盹便招来一顿毒打。更为恐怖的是夜深时分从隔壁“监狱”传来的凄厉的喊叫声,划破夜空,穿越大地。此时此刻陈仁炳在想,难道他从小笃信的上帝真的不存在吗?
    
      刘明君
    
      我虽然从未见过陈仁炳的第一任妻子刘明君,但听奶奶说起过她,也在奶奶拿出来的相片簿上看到过她的照片。刘明君比陈仁炳大六岁,出生于福建一个商人家庭,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那个年代不多见。奶奶说过刘明君是新女性,生活方式西化。比如她生完孩子后明明有奶水却不愿自己喂奶,要孩子喝牛奶,还比如她生了两个女儿,仍不愿停止工作也不愿同丈夫一起留在中国,而是带着孩子去了美国。奶奶给我看了他们全家福照片,大伯父怀抱着只有两岁多的大女儿安。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妻子不愿留在中国?陈仁炳的英文回忆录讲了他和第一任妻子相识过程以及他们分分合合。
    
      陈仁炳与刘明君是在去美国的船上认识的。刘明君小巧玲珑纤细秀美,同身材高大的陈仁炳在一起显得小鸟依人。1932年,陈仁炳乘船去美国留学,而刘明君福州华南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已先于陈仁炳于到达美国,并在纽约州的雪城大学读生物学。1932年刘明君利用假期回国探亲并在福州一所中学找到短期教书的工作,假期结束便返回美国继续读书。两人就这样碰到了。中国到美国的船要在海上漂泊三个月,这三个月的朝夕相处两人发现他们有说不完的话。
    
      在交谈中陈仁炳觉得刘明君不仅面容姣好且思维敏捷谈吐不俗,他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南方女孩子。而身材高大气宇轩昂又能言善辩活泼可亲的陈仁炳也给刘明君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年近三十的刘明君已经在美国同一名同乡留学生订了婚,但她发现她已深深爱上眼前这个优秀又多情的青年。尽管比自己小六岁,但刘明君毅然决然决定解除婚约同陈仁炳在一起。
    
      到美国后陈仁炳去南加州学社会学而刘明君回到纽约继续雪城大学学习。二人因互有好感便留下了通讯方式。虽然不在同一个城市但他们频繁书信来往叙说思念之情。第二年学校放暑假,两人相约在芝加哥碰面。同时他们找到了当时正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的接待工作。随着二人感情升温,他们决定在同一个城市同一所学校学习。刘明君上了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生物系,陈仁炳念了该校的社会系。1934年他们在美国登记结婚,第二年他们第一个女儿出生了。他们为这枚安娜堡的爱情结晶取名“安”。
    
      在美国留学期间,陈仁炳和刘明君已表现出不同的兴趣爱好。刘明君学习生物,她对自己的专业很有兴趣,她喜欢呆在图书馆或实验室沉浸在美妙的生物世界,陈仁炳虽然喜欢读书,也热衷社会活动。陈仁炳在芝加哥他加入了中国留学生联谊团体Flip-Flap,也称为兄弟会。当时留美学界的团体组织生活非常活跃,这些团体洋溢着友情团结氛围,充满民主竞争意识,满怀爱国热情也经常展开学术交流。类似的兄弟会不少,除Flip-Flap(简称F.F.)外,还有鸭党(起于清华)、诚社(Sincerity)、仁友社(起于清华)等等。此外还有教育学会、东社等。其中很多名人参加过这些兄弟会。如宋子文等。陈仁炳和刘明君正在热恋当中,刘明君对陈仁炳言听计从,在陈仁炳的鼓励下,刘明君也加入了女子学生团体。团体活动很多,组织合唱,编排话剧,学习舞蹈,摆弄乐器,全都是陈仁炳喜欢并擅长的娱乐活动。社团也常组织校外的社会服务,去医院和学校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陈仁炳还担任过学生团体地方分部的负责人。这些陈仁炳来说对此驾轻就熟,乐在其中。
    
      1936年陈仁炳拿到社会学博士学位,刘明君拿到生物学博士学位,二人带着两岁的女儿安回到中国。
    
      夫妻双双获得博士学位在那个年代还是很稀少的。况且他们是留美博士,回国很受器重,父母也非常骄傲。由于父母都在武汉,陈仁炳同妻子接受了武昌大学的教职。然而好景不长,仅一年的光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陈仁炳希望为抗日做出贡献,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刘明君更盼望有一个安稳的家,二人的分歧逐渐明显。为了躲避战争,刘明君于1937年在新加坡找到了中学教书的工作,带着女儿离开大陆去了新加坡,从此陈仁炳和妻子开始了长达十年聚少离多的生活。1938年,陈仁炳组织了武汉合唱团为抗日募捐。合唱团不仅仅限于合唱也演出话剧舞蹈等,受到各界广泛响应。1938年9月,合唱团从广东出发经过香港澳门来到东南亚国家面向华侨华人以及当地居民展开抗日宣传和募捐工作。陈仁炳借来新加坡演唱的机会同妻子和女儿团聚,此后合唱团又奔赴马来西亚泰国缅甸。两年时间,合唱团所到之处受到华侨华人热烈欢迎,募捐成果非常可观。
    
      1940年陈仁炳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中国。战争尚未结束,祖国山河疮痍满目,惨不忍睹。经过六天疲惫艰辛的路途跋涉,他们终于回到当时在重庆的家。为了养家糊口,陈仁炳在重庆同时应聘多个职位,先在宣传部国际广播电台做过一个月的翻译部主任,稍后去位于重庆的财政部工作,同时还担任位于重庆附近的国家社会教育学院的教授。而刘明君则留在重庆万县同公婆一起生活。
    
      刘明君是一位事业性女性,在家中无所事事是她难以忍受的事情,为此刘明君同丈夫不断争吵。在家中才几个月时间刘明君便决定再赴新加坡继续在中学教书。不管丈夫是否同意,当时已经怀有六个多月身孕的刘明君托陈仁炳的表兄弄到了两张重庆飞往仰光的飞机票,带着四岁的女儿离开中国。陈仁炳很晚才知道这个消息,当他立即赶往飞机场时,飞机马上要起飞了。在机场他们匆匆见面并决定为未来的孩子取名“弗朗斯”或“弗朗西丝”。到了仰光后,刘明君又搭上了从仰光去槟城的船。也许由于旅途劳顿海上颠簸,刘明君很快感到腹中阵痛,她和陈仁炳的二女儿弗朗西丝就在船上过早地来到人世。
    
      就在刘明君到新加坡的第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陈仁炳和妻子女儿中断了所有联系。陈仁炳能想象到拖着两个孩子的刘明君有多么艰难,但他却无计可施。刘明君所在的中学因战争而关门,她断了经济来源,生活非常窘迫。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一些私人教书的工作,仅够糊口。一人抚养孩子,丈夫音讯全无,战争无休无止,刘明君此时身心疲惫陷入绝望。
    
      表姐陈怡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澳大利亚同一位原籍新加坡的华裔结婚后得知她的公婆曾在新加坡开办中文学校并雇佣过刘明君为教师。据她说当年在新加坡华文教学圈子内很多人认识刘明君,大家都认为刘明君一人撑起一个家确实不容易,而以事业为重的陈仁炳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6年后,终于迎来抗战胜利,1946年,刘明君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中国与陈仁炳团聚,陈仁炳在此时才见到已经六岁的二女儿弗朗西丝。陈仁炳曾回忆说,当时他十分高兴,他知道刘明君对他的感情没有变,他会同妻子重续前缘和好如初,他们未来的生活一定十分美好。
    
      然而事与愿违,战后中国经济凋敝内战频发,中国陷入新的危机。陈仁炳和妻子都希望生活从此安定,但是现实情况令人失望。他们没有放弃做了努力,刘明君找到上海大夏(前身为厦门大学)大学的教职,在学校找到一件宿舍,陈仁炳在圣约翰教书在学校也有一间属于他的房间。为了兼顾家庭事业和孩子,两人的生活非常繁忙。每天陈仁炳将孩子送到圣约翰所属的小学校读书,中午接回来同他一起吃饭,下午放学后三人一起去大夏大学同刘明君回合,晚上在大夏大学住宿。陈仁炳和妻子尽管努力工作,收入仍旧抵不上支出。战后物价日益高涨,二人的薪水难以维持家用,陈仁炳不得不兼任其它工作来养家,他们仍感到生活捉襟见肘,负担沉重。
    
      陈仁炳加入民盟后不但额外工作繁忙还要躲避国民党抓捕,而刘明君对陈仁炳卷入过多的政治活动十分不满。二人矛盾日益加深。刘明君多次劝说陈仁炳离开中国前往新加坡。刘明君是南国女子,更喜欢南方的生活,更何况这些年她已经习惯新加坡的生活,非常希望丈夫同她一起去新加坡,刘明君说以陈仁炳的学历和资历在新加坡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完全不成问题,这样他们可以安稳平静几年。陈仁炳也不怀疑他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是他难以割舍对祖国的牵挂和眷恋,他觉得这么多年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祖国有实现民主繁荣的希望。眼见国民党日益衰败,新中国将会诞生,这时的他不能也不愿离开中国。
    
      陈仁炳拒绝了刘明君的提议,刘明君十分失望,在她眼里陈仁炳只知道他的国家他的事业,从来没有想过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陈仁炳永远将国家放在第一位,而把她和孩子放在第二位。
    
      在多次争吵无果后刘明君于1947年再次带着孩子前往新加坡,二人再次处于分居状态。但为了见到丈夫也为了让陈仁炳看见两个孩子,刘明君允诺她有机会会去中国大陆任教职。1948年夏季至1949年春天刘明君找到福州基督教联合大学的短期教职,便带着孩子回到福州。当时时局十分紧张,由于在大会上发表反对国民党的言论,陈仁炳被圣约翰大学免职,但在上海市立师范大学找到临时教书的位置。为了准备刘明君和孩子返回,他向学校要了一套宿舍。本以为刘明君完成福州的工作便会返回上海,没想到此时国共战争已到了一决胜负的关键时刻,北方很多城市已经被共产党攻陷,南方少数城市仍旧在抵抗。福州就是其中一个城市。当时国民党驻福州的军备司令宣布说,他们准备抵抗共军三年的时间。听到此消息,刘明君非常担心未来三年被困在福州,为了保险起见她前往美国领事馆,以女儿安是美国公民的名义申请到了赴美签证。在完成福州的教职后,刘明君便回到新加坡,就在刘明君离开后的几周,国民党失去了福州。
    
      陈仁炳和刘明君完全没有想到,此一别终成永别,他们再无缘见面。陈仁炳后来非常自责,他说,他知道刘明君虽然喜欢在国外教书,但她从不会长期待在国外,每次他们在吵架后,刘明君便会离开中国去新加坡,但是距离产生思念,过一段时间她又会回来。但是这次离开却成为诀别。
    
      为什么刘明君没有在稍后的一两年回国同丈夫汇合呢?当时中国尚未封锁边境,很多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都是1950年或1951年回来的。遗憾的是当事人都已不在,我们无从了解,成了一桩悬疑。表姐说,父亲对此的解释有些模糊,他说因为中美关系交恶,刘明君在新加坡的合同尚未结束等等。但我觉得这些理由都不充分。其中二人感情必定出现了问题。回国十多年,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有限,虽然二人都没有第三者,但是长期的分居和彼此的分歧使得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没有信心。特别是刘明君,回国的十多年她对中国的生活日益不满,动荡穷困战争令她厌倦和疲惫,为了自己和孩子的前途,她更希望留在国外。如果陈仁炳愿意与她一起离开中国,我想他们不会分手。刘明君似乎在冥冥之中感到了刺骨的寒凉和钻心的疼痛。陈仁炳晚年写回忆录时也承认,如果刘明君没有离开大陆,她也会被打成右派的。
    
    阴差阳错 失之交臂
    
      国共战争造成无数家庭悲剧,陈仁炳和刘明君二人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分手三十多年后,伤痕累累受尽折磨的陈仁炳只有一个念头再见到刘明君。对陈仁炳来说刘明君不仅仅是前妻也是他青春的回忆,是他生气勃勃,意气风发,满怀理想的见证人,提起刘明君就让陈仁炳想起那些美好欢快激动人心的岁月。刘明君也一样非常希望同陈仁炳见面。刘明君1956年先将大女儿安送到美国留学,她自己1957年带着二女儿去了美国。在美国刘明君继续在大学教书,据说她虽然有过异性伴侣却一直没有结婚。1975年中美关系稍有解冻,刘明君就想同陈仁炳联系。1975年复旦大学给陈仁炳转来一封刘明君从美国写来的信,(当时海外寄给陈仁炳的信均要经过单位审查,回信也得审查后才能寄出)信是写给奶奶的,询问陈家情况,主要是陈仁炳的近况。在信的落款处是“儿媳明君”刘明君始终将自己看作是陈家儿媳。她在信中还透露了希望到中国来教书的愿望。收到信后陈仁炳立即给她写了回信,告诉她奶奶已经去世,他已再婚,现在有两个孩子。从此陈仁炳同刘明君开始书信往来。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同境外的联系进一步放松,陈仁炳同海外亲友通信也增多了。改革开放后,陈仁炳很多亲戚朋友及曾经共事过的挚友以及当年合唱团的朋友陆续回中国探亲访友。大伯母回忆说,“仁炳的好朋友,著名学者杨庆堃,香港知名人士杜学魁等人都来看望他。虽然仁炳对自己的遭遇一字不提,还积极动员他们回祖国发展,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些人回去来信说了一句,这样的爱国人士却落得这样的遭遇令人心碎。”从这时起陈仁炳非常盼望见到刘明君并到国外定居。
    
      我问了表姐陈怡当时大伯父是什么样的心态,为什么如此想见到刘明君。实际上陈仁炳同第二任妻子陈蕴辉感情非常好,历经苦难不离不弃。妻子对他生活上的照顾无微不至,几十年同甘苦共患难。表姐说,陈仁炳想见到刘明君当然有一定感情上的考虑,他四十年没有见到刘明君和两个孩子,当然想念他们,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陈仁炳觉得自己亏欠现在的妻子蕴辉和两个孩子太多了,他希望儿子陈加欣女儿陈怡能够去美国深造。陈仁炳觉得当年就因他过分顾及国家和事业才放弃家庭,今天他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最后,陈仁炳深感自己耽误了太多时间,他曾经是个很有抱负的人,但是解放后不仅日益边缘化,连正常人的生活都无法持续。
    
      曾经的同学好友在国外都获得了很多成就,而他受压被辱,从教授贬为工人,丧失人格尊严也丢掉了很多专业研究机会。陈仁炳曾经有宏伟计划,他想把社会学理论带到中国,他希望不但在大学教授社会学并且能在社会上亲自实践。但新中国并不需要社会学,更不可能进行任何社会实践。陈仁炳在大学始终教授欧洲历史。
    
      中国打开大门后陈仁炳尽管已经七十多岁,但感觉自己身体尚可,可以工作。中国既然不需要社会学,他回到美国教书。可是他长达三百七十页的博士论文被红卫兵抄走,谁能知道他曾写过论文呢。陈仁炳的朋友告诉他,美国学校对学生的博士论文全部保存,他可以去要求。抱着试试的心情陈仁炳写信给母校,没想到很快他的论文复印件就寄回来了,翻着一页页带油墨香的论文陈仁炳老泪纵横。
    
      我总在想,是不是还有一个萦绕陈仁炳心头的念想,那就是陈仁炳要为自己的错误向刘明君道歉:他判断错误,才使他的命运如此悲催,才使他不但没有展示他的才华还险些送了命;他抛弃家庭的错误才使他失去了同妻女在一起的机会。他后悔了,如果当时他不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他今天也许会是另一种命运。
    
      而此时在美国独自抚育两个女儿的刘明君也非常希望回国并见到陈仁炳。当时很多海外华人几十年没有国内亲友的消息,他们焦虑等待期盼,终于中国的大门打开了,海外华人争先恐后回国探望亲友。刘明君是其中之一。
    
      1978年刘明君决定回国看看。刘明君通过使馆的帮助找到陈仁炳的住址写信给陈仁炳告诉他要到中国看他。陈仁炳收到信后非常激动,全家都非常兴奋。那个年代有海外亲属来信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陈仁炳和家人借此机会先去复旦大学要求搬家,理由是这么破的贫民窟无法接待外宾。在陈仁炳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复旦大学给他们换了落实政策房,就是我1979年去过的裕德路公寓,当时很多文革被迫害的艺术家学者都搬到这里。住房安排好后陈仁炳便回信告诉刘明君欢迎她来中国,希望她来上海。
    
      命运捉弄人,陈仁炳的这封信刘明君没有收到,因为信到达时刘明君已经登上飞机,而陈仁炳并不知道刘明君没有收到信。陈仁炳在家中等来等去没有刘明君的任何消息。那年代大多数家庭没有电话,陈仁炳只好每天都去上海各大酒店询问,都回答说没有此人。半个月后,陈仁炳越想越不对,他拿出刘明君的信,全家一起仔细读了一遍。刘明君在信上说,“我先到广州,然后沿铁路线去北京···”陈仁炳想当然认为,沿铁路线去北京的意思是一定路过上海,但是后来细想,突然意识到当时广州到北京的火车并不经过上海,这表明刘明君并不打算来上海。
    
      意识到这一点,陈仁炳立刻大电话给我父亲,要他赶紧到北京各大酒店打听有没有刘明君的行踪。可是这时间已经到了刘明君离开中国的日期。父亲于是去北京各个饭店打听,最后在华侨饭店打听到的确有刘明君这样一个人,她在旅馆住了一个星期,似乎在等什么人,一直没有等到,今天刚刚离开。得知此消息,父亲马上乘车赶到机场,但飞机已经起飞···
    
      刘明君回到美国后非常气愤,她认为陈仁炳故意躲避不见她。气愤之余,刘明君给陈仁炳写了一封绝交信:“你以前不负责任现在仍旧不负责任,你从来就不对家庭负责任。我同你没有任何来往的必要,从此绝交。”
    
      陈仁炳收到信后非常难过,这对他的一个深深的误会。他是如此期盼这次会面,但是命运捉弄人他们的会面没有成功。
    
      后来陈家的亲属们都在分析为什么两人没能见面,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误解也是两个国家长年隔阂造成的。信件没有及时送到是一个原因,刘明君对当时的中国不了解是更重要的原因。在刘明君看来,陈仁炳来一趟北京同她见面是很平常的事情,她在信上明明写了要去北京。所以她认为陈仁炳不来北京一定是不想见她。她不了解四十年后的中国,更不了解一个被迫害被贬黜的右派的处境。首先陈仁炳出行是很难的,特别是到北京这样的地方,要单位开介绍信才能买到车票;第二,陈仁炳当时经济十分拮据,拿着退休工人56元的工资,自己糊口都困难。陈仁炳说曾经六年时间他每天早上是一碗清水面条,中午一个馒头,夏天西葫芦冬天圆白菜很少吃肉,买一张火车票的钱根本没有。然而陈仁炳很难向刘明君解释这一切,他担心刘明君也不会相信他的解释,因为一切太过于荒诞了:一位留美博士名校教授,去趟北京都那么难?
    
      陈仁炳的理想主义
    
      我曾经对1949年后留在大陆或者从海外归国的知识分子非常好奇,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大陆?我问过父亲为什么1951年他要从法国回国。父亲说当时留学海外的年轻学生中只要有理想有水平的多数选择回国。首先,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很多人对欧洲的政治制度产生怀疑,而对全新的共产党执政非常期待。此外,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他们这些有专业水平的人,因此于国于民于自己,回国似乎都是最佳选择。
    
      陈仁炳也一样,相信共产党,相信新社会将不同于腐朽的旧社会,相信共产党会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会逐步实现民主。他正是抱着这种信念才不惜抛妻弃子坚定地留在中国,也正因为此他才会在鸣放期间畅所欲言。陈仁炳对民主的向往追求同他从小受的教育以及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
    
      陈仁炳1909年12月15日生于武昌,是著名的基督教牧师陈崇桂的第一个儿子。在他出生前不久陈崇桂得到湖北荆州神学院担任教员的职位,陈家状况有较大的改善。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以及在民众中的声誉也比以前很大提高。百年多来中国始终在西化和去西化之间摇摆,每每西化时更宽容,去西化则更严酷。
    
      陈崇桂幼年就是在很严酷的环境下长大的。陈崇桂的父亲受朋友影响受洗加入了美国圣公会。却不敢将此事告诉自己父亲及家人,因为当时信“洋教”让人瞧不起,是件丢脸的事情。但是父亲还是知道了。由于他信了基督教不能参加中国传统的祭祀活动,为此常挨家长毒打,家人对他非常不好,其他亲属也歧视他,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了这一信仰。由于受歧视,家族在财产分配中对他非常苛刻,使他一家陷于贫困之中,陈崇桂就成长在这样一个贫困家庭。为了生存,父亲当了箍桶匠,走街串巷给别人箍桶同时还做其它木工活。陈崇桂经常吃不饱,受冻挨饿。父母由于信了洋教,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尽管经济窘迫他们坚持将孩子送进学堂。由于陈崇桂的哥哥已经入学,家中没有余钱供陈崇桂读书,他们便把陈崇桂送进瑞典行道会专为穷人子弟兴办的免费的“义学”。“义学”不仅不收学费而且提供免费食宿。陈崇桂从小聪明过人,学习极好,受到教会学校的重视,十八岁被送进博文学校,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教会认为陈崇桂是一棵可以栽培的好苗子,将来能成为很好的布道人。1909年教会在荆州办了神学院,陈崇桂被邀请担任华人教师。而陈仁炳正是在这一年出生的。
    
      陈仁炳小学顺其自然地进入了瑞典行道会办的教会学校学习。陈仁炳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政治相对宽松的时代:权力分散各行其是,经济文化也千差万别,各种国外思潮也趁势传播进中国。而陈仁炳又成长在基督教环境中,从小学到大学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
    
      陈仁炳自小聪慧活泼,继承了父亲能言善辩的演讲才能和母亲的乐观善良的天性。(陈崇桂曾被誉为中国第一佈道师)
    
      陈仁炳后来就读的教会学校北京汇文中学和沪江大学更是给了他广阔的空间。特别是沪江大学,在那里他接受了自由平等思想,享受到快乐活泼的学习氛围。
    
      沪江大学是一所十分特殊的学校,创立了中国大学第一个社会学系。学生之间一视同仁互敬互爱,男女平等以礼相待使陈仁炳对未来产生了美好的憧憬。沪江大学在教学方式上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并邀请名人来学校演讲。刘湛恩是第一任华人校长,他亲自带领学生开展社会工作。在上海创立了沪东公社帮助工人子女学习文化,为附近工人农民送医送药。
    
      陈仁炳后来赴美留学选修社会学同沪江大学有着重要关系。而陈仁炳在此吸收了开放进步多元的思想的养分。
    
      陈仁炳1932年9月到达美国洛杉矶到达进入南加州大学学习,此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他在回忆文章中说,他借住父亲的朋友家中,这是一对原籍瑞典的老夫妇,他们家中有一台电视,他每天晚上都和老夫妇一起收看美国大选的节目,而他最喜欢听罗斯福演讲。当时美国尚未从经济危机中复原,美国民众对现任总统胡佛非常不满。而罗斯福以他能言善辩和新的执政理念吸引着美国选民。陈仁炳对总统竞选辩论会非常着迷,一看就是数小时,一方面锻炼了他的英语听力同时也使他对美国民主生活有了充分的了解。他回忆说,在总统竞选期间,有时一个家庭的成员其观点和选择都是不同的,他就知道一个家庭,爸爸选择胡佛,妈妈选择罗斯福,而女儿选择社会党托马斯杜威。在观看辩论时陈仁炳也他常常设想如果自己在对手提出某一问题时应该如何应答,应该怎样驳倒对方。
    
      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进一步增强了他对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信心。尽管中国同美国有着很大差距,但是自孙中山起,民主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他觉得只要他们这些中国精英努力争取,民主自由的光辉终有一天会照亮中国。
    
      陈仁炳晚年
    
      在被罢免教职二十五年以后的1983年,74岁的陈仁炳终于恢复了复旦大学的教授职位,重新站上了讲台。也恢复了民盟委员,工资恢复到右派前的水平。二十五年!这是什么概念啊,相当于很多人一辈子的工作时间。
    
      尽管受了巨大挫折陈仁炳仍旧相信民主,他教授英文的阅读课时,为学生节选苏格拉底柏拉图卢梭的著作;挑选了丘吉尔罗斯福马丁路德金的演讲··· 他希望给学生们多多浇灌民主自由的思想。他相信即使经过几十年荒芜愚昧残暴的教育,人们的头脑中仍会存留人性的光辉,因为这是人天生具备的品质,就如人需要空气和水一样,人也需要自由。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末,随着身体渐渐衰弱,陈仁炳的情绪也开始低落。表姐说他越来越不爱说话,对什么事情都心灰意冷。认识陈仁炳的人同事朋友均认为陈仁炳最后几年郁郁寡欢。表姐说,一方面由于右派始终没有改正另一方面也因为前妻刘明君于84年去世,他再也没有机会向前妻解释他的失约。陈仁炳尽管80年代后期同美国两个女儿都见了面,但前妻对他的误会却深深刺痛着他。
    
      陈仁炳更多的时间沉浸在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沪江学校,密歇根大学,谈恋爱,讲演,当主席,演出话剧,组织合唱,参加民盟···
    
      他经常拿出他在美国获得的博士毕业证书慢慢欣赏,这张羊皮制作的柔韧精美的证书散发着温暖的光亮,娟秀华丽的英文字母透着人性的力量。沁入之中久远的时代气味诉说着青春的故事,见证着他的爱情和曾经的雄心壮志···想来也有意思,当年红卫兵抄家时看到这张证书便恶狠狠地要把它撕碎,就像撕碎所有珍贵书籍邮票相片一样撕烂它!践踏它!不撕烂不解心中恶气,可这张羊皮证书却不愿任人宰割,以它滑韧坚实的品质毫不动摇,红卫兵只好将它揉皱扔在一边。陈仁炳因此也得以保留这张证书。改革开放后,还曾用此证书申请美国大学教学位置,并且得到某大学的职位,但此时他已经力不从心。
    
      陈仁炳最后几年越来越怀念美国的生活,他想起麦当劳的可乐和薯条,如果再能吃到香甜干脆的薯条多好啊!表姐回忆说,“为了让爸爸吃炸薯条,妈妈买来土豆切成条状自己炸,可是怎么炸都炸不像,现在想想,如果爸爸再多活几年该多好,现在炸薯条到处都是,一定要买给他吃···”
    
      陈仁炳最后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1989年,陈仁炳写完了20万字的英文自传。为了不让学校知道他只告诉了少数的朋友。他本希望拿到美国出版,但没有成功。据他的美国学生杰内特说,她帮助陈仁炳找了美国几家出版社都没有成功,最后她在此书的基础上增加了她本人采访内容和自己对中国政治的分析作为她的博士论文在美国出版。书名为《Mao ‘s prey》。
    
      大伯父于1990年12月9日在上海去世。
    
      完
    
      参考书籍和文章:
    
      《Mao’s prey》Jeannette Fernandez Ford
    
      《陈崇桂的神学思想与时代》 邢福增
    
      陈蕴辉手稿:我们文革的遭遇
    
      “我的老师陈仁炳教授”徐有威
    
      “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悼念陈仁炳先生”贾植芳
    
      “中国最后一个右派—陈仁炳” 王海波
    
      “陈仁炳民主思想研究”肖师静
    
      感谢陈怡提供多份材料
    
    来源: 共识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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