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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宁:忆61年甘肃:饿死人不少 出现无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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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2月03日 转载)
    
    1961年饥饿阴影还笼罩着甘肃大地,父亲是临危受命来到甘肃的,慢慢地我们从周围的交谈中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甘肃是全国灾情最严重的省份,天灾加上人祸,饿死的人数不少,出现了无人村。
    

    父亲汪锋的一生充满传奇和精彩,而我的跌宕人生,却是从父亲去甘肃工作开始,那一年我十二岁。记得一个秋天的傍晚,爸打电话给妈说:总理让你带孩子们都来吃饭。1960年举国都在灾荒中,周总理请吃饭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吃饭的地点在长安街上的民族文化宫。父亲那时正是国家民委的常务副主任,而母亲陈方是民族宫筹备组的党总支书记。
    
    周恩来总理平易近人,爱开玩笑,称我母亲是民族宫的“宫主”。那顿饭吃什么,怎么吃的记不清楚了,但是有一件事却至今烙印在我的心上,并且由此而决定了我的命运。
    
    吃完饭,回家的路上,我们挤在父亲那辆黑色的、当年配备给部级干部的苏联产三座吉姆车上。母亲心存疑惑:父亲一早出门谈了一天的工作,晚上总理请吃饭,还关照一定带上孩子们,看来一定是有大变动了。之前,父亲的工作已有了调动的安排,那是西北局方向,我家已经在收拾行李,准备搬家去西安了。
    
    我妈一定想到了有变化,因为一大家人,五六个孩子的学习生活安排,她必须早做打算。记得他们的对话十分简洁,妈仅小声问了一句:“怎么了?”父亲也只回答一句:“不去陕西,去甘肃。”他们不再言语,各有各的心思。
    
    1954年,我们随父亲从西北军政委员会调到北京,爸爸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任是乌兰夫,因他长期在内蒙古,民委的工作实际由父亲主持。当时他从事的是他在革命战争中发挥过专长的民族统战工作。但是1959年,时任宁夏省的主要领导干部犯了“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派父亲去宁夏主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筹备工作,随后担任了自治区的第一任的党、政、军一把手,这是他又一次担当地方党务、政务工作。父亲多次说起,中央给他定的工作时间表是“三七”开,即一年里30%在宁夏,70%在北京,这样身兼二职“跑通勤”的日子大约过了两年多。
    
    当年我们进北京后,民委把我们安排在西城区屯绢胡同三十号,这里原是一座王爷府,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全家住前院正房,我家占后花园和一个工人住的“中院”。后花园中有一座太湖石假山,假山的左侧夹道我们称为“山后头”。
    
    夏天很热,父亲很胖,很怕热,那时没有空调,实在炎热的周末,爸爸就让公务员张玉和叔叔蹬个平板车去冰窖口拉个大冰块回来,用个洗衣服的大木盆盛在客厅里,冰慢慢地融化,屋子里很凉快,爸爸和我们一起席地而卧,冰盆里摆着瓜果梨桃······
    
    但是大多数的周末中午,我得去“山洞里”找爸爸。那是清朝的那位王爷当初修建后花园时,在假山的底下修了一间地下密室,没有窗户,沿着一条向下的台阶往地下走,黑咕隆咚的。有时我们玩捉迷藏会躲在里面,但只是在洞口,不敢往里走。夏天里面非常凉爽,那年月没有冰箱,买点菜放在里面,很久都不会坏。就是这个地窖,我爸却在里面摆了一张行军床,一个铁的折叠桌子,夏天的中午他就在里面午休、练字。
    
    后山的这个书房也是个储藏室,放很多平时用不着的东西。我家的公务员张玉和叔叔是个非常勤快忠厚的“老北京”,他负责收拾爸爸的屋里、院外、买菜、收发,周末接送我们,放假时蹬个平板三轮车把我们的行李拉回米。当我们最后离开北京,搬家去兰州时,仅他收集的旧报纸就卖了整整一大卡车,共计收入二百元。当年我们都认为那是一笔十分丰厚的收入,只有爸爸一个人不这么想,他说:“太可惜了。它还有资料价值。”从1954年进京,到我们离京,张玉和叔叔每天收集看完的报纸,每天的报一张都不缺!
    
    就是这位张玉和叔叔,他完成了一次更伟大的收藏,虽然他并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就要降临,但是他收拾东西的习惯,让他无意中办了一件大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经济模式最初是“供给制”,后来有了工资,粮食定量供应,凭粮票买粮。饭量小偶尔有剩余粮票,有人拿到黑市换点鸡蛋或其他生活小用品。可我们的张玉和叔叔,就把攒下的粮票都买成了粮食,一袋袋藏在后山书房里。 有一天,我父亲非常神秘地对我母亲说:“叫娃们敞开肚子吃吧,还有十二袋白面呢!”
    
    这个场景和十二袋白面这个巨额的数字,我这一辈子都牢牢地记在脑海里。父亲说这话的小心程度是今天的人们无法体会的。
    
    在举国挨饿的灾荒年,他发现了家里有这么多的存粮,尽管这是全家人自己的合法定量,只是从牙缝里被一位爱“收藏”的公务员无意中攒下了,这些粮食可以让孩子们安度饥荒,这是父亲的欣慰。可他是共产党员,是领导干部,老百姓在挨饿,这些粮食真的让他感到心里非常地不安
    
    但是不久我们却陷入饥荒中,家里那么多存粮,我们全家却突然断粮了,连妈妈也保持沉默不给个解释。这个原因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才从大字报上知道了真相。
    
    记得有一天,我和同学去兰州某处看大字报,那是兰州城里第一批刚刚刷在大街上的大字报,大多是标语口号,有一张却写得密密麻麻,意思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汪锋,阶级阵线不分,困难时期到甘肃上任伊始,便去看望“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还给他们送白面,挽救他们的“狗命”云云。名单上都是甘肃的民主人士、大学者们,例如国民党高级将领、大革命以来共产党的友人邓宝珊将军,还有央视著名主持人水均益的爷爷大学者水梓等人。
    
    前两年遇到了邓宝珊将军的外孙左都都,他突然对我说:“我婆(邓夫人)到死都说困难时期,要不是你爸代表组织送了一袋白面,我们早就饿死了。” 听了这话,我急于辩白,我说:“那不是组织给的,那是我们家自己攒的面!”左都都他不信,那时一袋白面太金贵了,就是救命的粮食,谁舍得送人?可是我爸爸就这么做了。
    
    他在1960年最困难的时候被派去了甘肃,他了解了“夹边沟”的“右派”们的生活,那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科学家们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浮肿着,命若游丝。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一碗面就是一条人命。父亲从北京启程,他带走了家里所有的存粮,他知道他的娃儿们即将没饭吃,我相信他把一袋袋白面送人时,一定说了“我代表组织······”
    
    1961年暑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席赛福鼎,邀请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去新疆考察工作,我母亲经联系把我和我妹“捎”去兰州我父亲那儿过暑假。记得那趟专列上有不少孩子,赛福鼎的女儿赛少华、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林、中办副主任康一民的儿子康辉、国务院副秘书长李金德的几个孩子,还有在新疆牺牲的陈潭秋烈士的儿子等,挺热闹的。
    
    我们一路过去,在宁夏的银川停车上了趟贺兰山,到了兰州见到了我爸。这时发现李金德的一个孩子得了肝炎,我爸因此将我和我妹送到西北民族医学院的校医室,爸爸的老战友蒙定军是西北民族学院的院长,而她的夫人杜阿姨正是校医院的院长。我们被“留观”了,其实被当了“人质”,因为我父亲“老谋深算”,他这时立刻上北京去,用软(说服)硬(扣押人质)手段将我母亲从北京迁到了兰州,从此我们的户口转到兰州了,我的人生从这里扭转了一个方向。
    
    刚到兰州时,真是出乎意料,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我思维中的城市都是由街道和房屋组成,然而从北京到兰州却差别太大了,首先从我家住的省政府宿舍―青年农场一路走去,直到省委、兰州军区,看不到砖墙,路的两旁全是用黄土压成的“干打垒”墙,景象就像最贫困的农村。 初到兰州,我在兰州军区的东郊小学上学。可是路上总能遇见一个熟人,那就是我妈妈!我妈在北京是正厅级干部.可到了甘肃.我爸“利用职权”给降成了副厅,任省委副秘书长,爸爸也在省委上班,可是妈妈从来不搭“顺车”,她总是一个人走路上下班。
    
    1961年饥饿阴影还笼罩着甘肃大地,父亲是临危受命来到甘肃的,慢慢地我们从周围的交谈中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甘肃是全国灾情最严重的省份,天灾加上人祸,饿死的人数不少,出现了无人村。百废待兴,各种矛盾浮上台面。
    
    我爸初到甘肃,他还仅是第二书记,当时的第一书记还没食走,白天开很多会,激烈争辩着“左倾”、“右倾”,有很多相左的意见相持着。父亲的工作模式已经形成了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先看《地方志》,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同时下乡蹲点走面,基本上就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文化大革命”中批斗邓小平同志的著名“白猫黑猫”论,1961年在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已经引用成了恢复生产的口号。父亲长期住在回民老乡家里,同吃同住,化名“老王”,没有人知道他是省委书记;直到“文革”中拉他去批斗,老百姓才知道一个“回民”胖子老王是来帮助他们的住队干部。
    
    “老王”这人很随和,好伺候,嘴粗。有点干辣椒就下饭,看到房东大娘冬天冷,他把自己的毛衣脱下来送给她。谁能料到老人把这件毛衣一直保存到“文革”批斗会上,成了忆苦思甜评功摆好的实物,生生搅了一场批斗会。很长一段时间,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每天晚上似睡非睡时,总听见父亲在电话中激动地呼吁着,他给周总理打电话,要粮;给铁道部吕正操部长打电话,要车皮;他还给新疆打电话,给陕西打电话,求助兄弟省市,他的好友们,调粮!紧急调粮!
    
    甘肃的饥饿太严重了,他去了兰州大学,学校一片狼藉,桌椅板凳劈柴煮白菜吃了;他去了原子基地,科学家们浮肿了,他只能弄些黄豆让他们增加点蛋白质;他去了黄河以北的军工厂,工厂无法生产。他问我:学校食堂孩子们吃什么?我说:“人血馒头。”“人血馒头”吃得下,拉不出肚子会涨鼓,那是用发苦的陈仓红高粱米磨成粉蒸的馒头,猪肝色,所以同学们叫它“人血馒头”。
    
    面对这些骇人的情况,父亲已经顾不得沉重的政治大帽子了,他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了。他要去堵枪眼了,“三自一包”、“开仓放粮”、“藏粮于民”,他让“右倾机会主义的子弹”、“资本主义的子弹”一颗颗射向自己的胸膛······
    
    他的决心很快就奏效了。预计八年时间经济复苏,结果仅用了三年。1964年的一天,我哥从他工作的万里机电厂回来时说:厂里动员吃“爱国肉”,五毛钱一斤猪肉,厂里说可以不要钱,先吃肉,月底才从工资里扣。我哥很兴奋,我们也跟着起哄:“爱国就得吃肉,谁不吃肉谁不爱国!” 1964年真是一个好年头,过去黑咕隆咚连电灯都点不起,用蜡烛照亮的商店,空空如也的货架上,现在开始有了色彩。我读书的百年老校、兰州一中校门口的一条小巷子挤满了小贩,这是一个自由市场,政策放宽了,允许老百姓做点儿小买卖。1964年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那一年中央又召叮“北戴河会议”暑假里爸爸带我们去北戴河了。但他还是有心事,因为临走前西北局的负责人“提醒”他说:胡耀邦也在北戴河。
    
    “胡耀邦在北戴河”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张德生患重病后,胡耀邦接任了陕西省委书记,他意气风发来到了陕西,但是很快,在“四清”扩大化的间题上,他和西北局的矛盾愈演愈烈,竟然变成在西北局会议上对他展开了激烈的批斗。
    
    整人的事我父亲不违心地去做,他一般把看法藏在心里,会上打个哈哈蒙混过去,至今仍有老同志赞赏地说:既有原则,又有方法。西北局正式“提醒”过他,当然是让他不要和胡接触。太阳照在沙滩上,我独自坐着,正前方有两个人的背影,他们靠得很近,缓缓地长久交谈着,我知道那是爸爸和耀邦叔叔······
    
    不知道北戴河这个夏天讨论什么,决定什么,爸爸晚上看文件,写东西到很晚,现在回想起来,有件事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1965年,父亲的床头多了一套大部头的《资治通鉴》。这是一部线装的文言文书籍,父亲戴上了老花镜,花了很大的精力在研究和阅读这套书。
    
    王南宁简历:汪锋之女。1949年5月生于鄂豫根据地。老三届、插队知青、工农学员,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天到达北京。半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当编辑,退休后在老槐树下务农,自认人生最大的成就:与共和国同龄并荣辱与共。
    
    来源: CND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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