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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唐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时代”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5日 转载)
    
    那是七七事变发生后的7月28日,日寇向天津发动全面进攻,而当时的南开大学成为其轰炸和攻击的重要目标。这场劫难使南开大学损失惨重,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工厂、实验室等毁于一旦,所存教学仪器设备,破坏殆尽,插架琳琅之书库,已告一空,成套珍贵的西文期刊和中文典籍被劫运到日本本土······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国内外人士的极大愤慨。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梅贻琦、罗家伦、竺可桢、王星拱七人8月1日致电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报告日军侵略南开暴行,请转达各国对日本进行制裁。8月2日,世界教育会议在东京召开。胡适致电世界教育联合会会长孟禄博士,希望出席会议代表对日军蓄意炸毁张伯苓以33年精力创办扩展之南开大学与附中的野蛮行动,“予以判断与指斥”。8月3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基尔帕特里克教授向记者发表谈话:日本在华之行为,实属无耻而愚蠢。天津南开大学被毁,不足使该校归于消灭,良以日军炸弹残酷手段之结果,适足使该有名之学府万古不朽。
    

      南开大学作为战时中国一个惨痛的象征,也引发了全国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同情。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约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及平津教育学术界人士蒋梦麟、胡适、梅贻琦、陶希圣等。会谈中,蒋氏当面向张伯苓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有中国即有南开!”蒋介石的话固然是对老友张伯苓的安慰,同时也是对私立南开大学的高度评价。而在当时国人的心目中,南开,作为国家文化教育的形象标识,是完全担当得起的;其呈现于世界面前的精神风貌,足以让国人为之自豪。
    
      一、私立南开大学的成功,证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坚忍不拔,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希望存在民间而不在庙堂。正是张伯苓身上所体现的这种民族精神,让南开一起步就站到了一个独立于世的制高点上。
    
      南开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也是唯一一所可以和当时最好的国立大学北大、清华以及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等并驾齐驱的民办大学。她几乎靠一个人的力量获得了成功,并因此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神话。
    
      这个神话的创造者就是张伯苓。
    
      张伯苓(1876 - 1951),名寿春,字伯苓。祖籍山东。1876年清明节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平民之家。一家人靠父亲教小学生维持生活。到张伯苓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到需要母亲帮人做针线活才能度日的地步。张伯苓从小聪明过人,但因为交不起学费,只能报考免费的北洋水师学堂。学堂总教习是著名思想家严复。在这所学堂,他学到了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接受了西方思想的熏陶,并受到了严格的实用技术训练。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水师学堂修业期满,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实力优于日本海军的北洋舰队的惨败。战争结束后,他以一名下级军官的身份到通济轮服务。1898年,英国借日本从威海卫撤军之机,与清政府签订《威海卫租借专条》,其中规定将威海卫一带的陆地和海岛租给英国使用。为此,张伯苓所在的同济轮奉命去刘公岛办理接收、转让手续。所谓接收,就是从日本人手中收回刘公岛等地,因而要降下日本国旗,升起清朝的龙旗;所谓转让,则是把刘公岛一带租借给英国,因而要降下清朝的龙旗,升起英国国旗。两天之内在中国的土地上“三易国帜”, 张伯苓目睹了这一涉及国家主权的接收、转让全过程,感受到极大的屈辱,并进一步看请满清政府的腐败。这使他原有的军事救国思想彻底破灭。他开始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所在。后来张伯苓多次说起他办教育的缘由:“我在北洋水师学校,亲见旅顺大连为日本割去,青岛为日本人所夺走。当我到刘公岛的时候,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一个是中国兵。英国兵身体魁梧,穿戴庄严,但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旧的军衣,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齐耸。这两个兵相比较,实有天壤之别,我当时感到羞耻和痛心。我自此受极大刺激,直至现在,还在我的脑海中回荡。我当时立志要改造我们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训练陆军、海军,同外国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他多次对人们说:“悲楚和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种坚强的信念:中国想在现代世界生存,唯有赖一种能够制造一代新国民的新教育,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
    
      于是,张伯苓离开了北洋水师,回到了天津,开始了其“教育救国”的事业,并遇到了他事业的鼎力支持者严范孙先生。严范孙名修,曾经担任过满清政府贵州学政,是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因提出废科举、开设经济特科等主张而享誉士林。戊戌变法失败后辞职还乡,潜心介绍新学,倡导教育事业。为了教育自己的后代,严修在家中办了个严氏家馆,请张伯苓前来任教。张应聘后,不再灌输四书五经,而是讲授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并开展体育活动。最早在严氏家馆读书的只有五个人,其中就有五四时期北大的著名教授、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陶孟和先生。后来,又应天津绅士王奎章之聘在王氏家馆兼课。期间,与严修去日本考察教育,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察,回国后两人决定把严氏家馆改为中学。
    
      1904年10月,“私立中学堂”在严氏家馆和王氏家馆的基础上成立,张伯苓担任学堂监督(校长)。第一期招收70多人,其中有梅贻琦、张彭春、喻传鉴、金邦正等人。学校经费由严、王两家分担,每月各出一百两纹银。年底,私立中学堂改名为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意,后又改为“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第二年,学生人数骤然增加,陈旧的院落不敷使用,当地绅士郑菊如为学校捐出城南“南开洼”十亩土地作为学校新址。学校于1907年迁入新址,并改名“私立南开中学堂”。辛亥革命后,又将“学堂”改为“学校”,学生人数也增至五百多人。由于声誉日隆,南开中学于1915年开设大专班,到1917年,学生已增至一千人左右。基于中学基础日臻巩固,教育设施逐渐完善,而且南开的教育受到了学生和社会的广泛赞誉和认同,张伯苓觉得应该向大多数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他认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于是他决心赴美学习和考察。1918年,张伯苓与严修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年底与严修归国,不久便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得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开始筹划创办南开大学。
    
      1919年9月,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正式成立。初始,南开大学只是在中学旁边盖了一座楼房,后来张伯苓又在距南开不远的八里台购地七百余亩,开始筹建大学校园。1923年,南开大学迁入八里台校园,开始步入正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了理科。那时北京、上海开办的许多私立大学,都是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教师抱线装书上课,而张伯苓却独创新局,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这在当时确是除旧布新的创举。
    
      南开大学的兴办和发展,意味着张伯苓的教育事业达到了一个高峰,但他却并不拘泥于此。1923年,他又建立了南开女中,接着在1928年又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在兴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学之后,又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南开大学为桂冠的南开教育体系。到1932年,南开各学校学生总数达到三千人左右。这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在当时全国也属绝无仅有。
    
      至此,张伯苓的教育事业已经如日中天,但他在其中所经历的艰辛却非常人所能忍受。仅仅筹措教育经费一事,就非常人所能为。1957年被毛泽东点名打成大右派的罗隆基早年在一篇文章中说,第一次听到“张伯苓”的名字,是出自一位外国女教师之口,他还以为张伯苓是个外国人,后来才知道是个误会。当时就想:“张伯苓先生这位中国人真特别。北平许多学校正在欠薪欠得一塌糊涂,政府的学校都快要关门了,这位张伯苓先生有什么本事却要在这时候来办个私立大学。这不是自己对自己开玩笑吗?”的确,在张氏办学所处的北洋政府时期,即使是国立大学,欠薪现象都非常普遍,教师索薪风潮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身无分文的张伯苓到底“有什么本事”来筹措教育经费呢?
    
      张伯苓的办学经费首先来自个人捐款,其次来自基金会赞助,最后才是政府补助。个人捐款需要游说,常会让人十分难堪。在这方面,张伯苓的经历可谓一言难尽。他曾经对学生说:“你们大家缴付的学费,和我在外边捐来的款项,都不在少数,可是未有一文入了私囊。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他白手起家创办学校,经费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
    
      但“化缘”并不是人人肯干和干得了的。这首先要“不觉难堪”,放下身段,同时还要有些手段,讲究方式方法。张伯苓的办法是:
    
      一是全方位撒网,并有所侧重。不管是绅商、军阀、政客,还是普通百姓,只要有心于教育,都会成为他劝善捐资的对象。前期主要是接受北洋与民国时期的军政要员(如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张学良等)和华北地区的绅商及社会名流(如严范孙、李组绅、卢木斋等)的个人捐款,后期则努力争取更具稳定性与连续性的中外基金会、实业公司的捐助和政府的补助。据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祚说,为了办南开中学,除郑菊如先生捐赠土地外,还有“徐菊人(世昌)、卢木斋、严子均几位先生,共襄义举,集银二万六千两,建起新校舍······转年,复得袁慰亭先生捐助,又修建了一座礼堂。到此,南开中学已初具规模。”这里所说的徐菊人、袁慰亭,就是后来当过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和徐世昌。南开大学也是如此。为了筹建这所大学,张伯苓和严修征得徐世昌、黎元洪支持,又南下拜访南京督军李纯(字秀山)等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共募集大洋八万五千多元作为开办费用,从而“开创了个人捐资兴办大学的新范例。”(司徒雷登语)有了这笔捐款,张伯苓于1919年在南开中学旁边盖了一座楼房作为大学校舍。第二年学校发展很快,经费问题又摆在面前。无奈之下,张伯苓只好再次南下,求得张组绅(又名张祖年)答应每年捐款三万元,作为矿科使用。张组绅是江苏武进人,民国初年担任过山西省财政厅厅长,当时已弃官还乡。此行的又一收获是得到李纯的重要承诺:“关于南开基金,我自有办法,请不必过虑”。后李纯突然去世,但留下遗嘱说,愿意将家产的四分之一捐给南开。1923年,南开大学计划在八里台建校,美国罗氏基金团为科学馆捐助十二万五千元,袁述之根据母亲意愿认捐七万。随后,罗氏基金团又多次捐助南开各项事业。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在三年内拨款十万五千元,作为扩充理科的专项经费。1927年,因经营房地产发财的卢木斋(名靖)捐资十万元修建“木斋图书馆”,并于第二年落成。1929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再次拨款资助南开理科,南开校友总会成立后也募集八万元准备建“范孙楼”,以纪念刚刚去世的严修先生。1930年,天津绅士李典臣捐书三百五十箱,价值五十万元。同年,傅作义捐赠数百亩土地,每年可收租上万元。由于化缘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军政要员。张伯苓自然需要奋力周旋于各类政要间,而一侧身,他又会卷入由此而来的各种飞短流长。当时有学生说:“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对此,张伯苓回应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而我愿意做那个挑粪工。”
    
      二是摸准认捐者的心理,给予荣誉性汇报。他会利用校庆等机会,给来宾发送些小礼品,上面印有学校规划中将要兴建的建筑物名称及所需款项,让来宾看到学校发展的美好前景而产生认同感。同时,对热心捐款者也有纪念性的回报,以其名字命名南开校园里的若干建筑,如教学楼秀山堂(纪念将遗产作为南开大学永久基金的李纯)、科学馆思源堂(袁述之奉母命与美国罗氏基金会共同捐建)、木斋图书馆(卢木斋捐资十万)等。所以他从不说:“请你帮帮忙”,而是说:‘我给你一个机会’”,以此变被动为主动。
    
      三是利用学校自身的资源优势,增强学校自身的造血功能。经历了两次的远赴欧美考察,张伯苓得出一个结论:“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因此,不仅要“视社会之需要而定教育之方针”,而且也可以真的在学校里办起工厂,既满足学生工读的需要,也为学校创收。比如应用化学研究所下设的化工厂,其开发的金属磨光皂、油墨等轻工业产品,畅销华北乃至全国市场,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也取得了相应的经济效益。
    
      张伯苓募捐办学经费,固然靠“不觉难堪”和有手段,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人格的感召力。社会各界感念张伯苓办教育的赤诚,所以纷纷慷慨相助,终于使得张伯苓募集了数百万资金,而他自己则分毫不沾,捐款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开化。由于是私立学校,所以南开的管理方式有别于公立学校,即采取的是学校董事会决策与监督下的校长负责制。具有聘任校长职权的校董会之所以一直信用张伯苓,也是因为他为南开挣下价值数百万元的产业,却从没有在自己身上乱花过一分钱。他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学校,员工们的工资一涨再涨,最高的月工资已升至300元,然而已成为大学名校长的张伯苓的工资却一直锁定在100元。尽管他为多所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但也从不多拿工资,如果领南开中学工资,就不再收南开大学工资,始终坚持拿一份工资,过着清贫如水的生活。在市内开会时,常常是步行前往。一次散会出来,服务员望着小轿车如云的停车场问他车号时,张伯苓答曰:“11号”。服务员一脸诧异,直到张伯苓走远了,服务员才明白过来。因公出差,也是坐三等车厢,住最便宜的旅店,乃至出门必带臭虫药,那是由于下榻处多臭虫之故。张学良乘车拜访津门名人,转来转去怎么也寻不到张伯苓的住所,最后才在一条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陋巷中找到张伯苓所住的简陋平房。张学良万万没想到功绩卓著的张伯苓竟住在贫民之中,对此深表敬佩。张伯苓退休后,与仅有的一份工资也“拜拜”了,晚年完全靠3个儿子赡养。去世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亦无存款,口袋中仅有6元7角钱!
    
      不过,对己苛刻的张伯苓,在学校建设与发展上,却从来都是大手笔。胡适认为,“南开学校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主要是由于张伯苓的卓越领导。他常说:教育机构的帐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帐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有能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自办学那天起,个人一无所有,但他在办学上从来不怕预算超支。他的计划是向前发展。经费短缺并没有阻碍他的计划扩展。他对未来总是乐观的。他相信事情最终会成功。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能常常得到支援,使他的计划能以实现。”需要指出的是,南开虽然经费困难,但是从来没有依靠多收学生和提高学费标准来解决经费问题(南开大学当时的学费标准为每年60银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3000元左右,这样的标准在当时也是很平民化的)。
    
      在张伯苓的晚年,他曾经对自己的办学之路做了回顾,其中尽管透着自信和自豪,但也难抑辛酸,读来让人感慨不已: “四十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甚至每个小树好像在向我哭,我也还咬紧牙关未敢稍停一步。一块石头只须不断地向前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
    
      鲁迅先生有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
    
      张伯苓先生就是这样的“中国的脊梁”。
    
      私立南开大学的成功,证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坚忍不拔,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希望存在于民间,而不在庙堂。正是张伯苓身上所体现的这种民族精神,让南开一起步就站到了一个独立于世的制高点上。
    
      二、公民与顺民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要求自治,后者需要被治。张伯苓深知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公民,如果他们在学校里没有养成独立的人格和自治的习惯,这个国家是不会有希望的。
    
      私立南开的发展,源于早期严修、张伯苓在“教育救国”潮流中的理性思考与执着追求。严修、张伯苓早期先后考察过日本的大中小学教育、美国的大学教育,所以特别强调大学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当年南开大学所倡导的“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理以强国”的学科布局,也是基于这一考虑。但是,作为教育家,张伯苓关注的始终是如何通过教育达到“改造国民”,从而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这一核心问题,也就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既是他兴办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他的教育理想之所在。而这一点,则集中体现在他为南开所确立的校训上。
    
      1934年,在南开创办三十周年校庆纪念会上,张伯苓先生正式宣布“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南开校训。关于“允公允能”, 他解释说,“公”便是无私无我,“能”便是实干苦干。 “公能”教育,一方面是培养青年“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则是训练青年“文武双全”、“智勇兼备”,为国效劳的能力。张伯苓还进一步阐述道:“允公,是大公,而不是什么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己,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主义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并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
    
      张伯苓先生所倡导的“能”,有丰富的内涵。如智能、体能、技能、才能等,都属于能的范畴。一句话,“公”与“能”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和训练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
    
      “公”“能”教育可以说是熔社会公德教育与个人能力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公民教育。前者是一种公民品格的培养,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其根本宗旨是:不仅要求受教育者能充实个体,同时还进一步要求个体的充实不单为己用,更应该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
    
      同时,张伯苓倡导的“公”“能”教育是实践的,不是理论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学生要实干、苦干。南开立校以来,始终以这个“干”字为手段,以达到养成学生社会公德和训练学生获得各种“能”的目的。
    
      在南开,每周的周会,张伯苓都要登台演讲,宣讲他的教育理念,像他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中所说,中华民族有五大弊病:愚、弱、贫、懒、私。他创办南开的目的,就在育才救国,以匡正此五大弊病。而以“公”“能”为校训,也是以此为目的。
    
      在张伯苓的教育词典里,从来就没有单纯的德育、智育、体育。
    
      张伯苓对学生智育的重视,集中体现在他对学生能力培养的提倡与实践中。他强调只有把爱国精神与爱国能力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救国的愿望。“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经过多方考察和深刻反思,张伯苓深切感到,中国人从个体来讲,个人能力并不逊于外国人,但是中国至深之病,在于人们缺乏国家观念和团体精神,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鉴于此,张伯苓明确提出,实施“开辟经验”的教育(所谓“开辟经验”,实际就是开拓精神),并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各种活动来加以实施,而且各种活动都要“与学科训练相结合”。这些活动包括:野外活动;长途和短途的旅行;各种科学的功课用自寻原料的教学法;组织的生活的训练;领导的练习;组织外交问题研究会;增加生产技能实习的机会;社会观察及职业实习;消费合作社运动。关于德育,张伯苓把西方平等、民主、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现代道德观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积极成分融合起来,提出了新道德原则。他认为只重个人修身的传统道德是消极的,因为这“于社会虽有若无”。他提出:“今因于社会进步上着想,吾等当另定道德标准,谓凡人能于社会公共事业尽力愈大者,其道德愈高。否则,无道德可言。易言之,即凡于社会上有效劳之能力者则有道德,否则无道德。”
    
      张伯苓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培养的学生大多不谙社会情状,动脑不动手,纸上谈兵。这既无益于学生个人的全面发展,也不能真正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因此,南开大学开设了一系列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或追踪当代学术发展的课程,如 “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中国经济问题”等,并增强了应用性课程,如增添了“办公室管理”、“应用心理学”、“售货学及广告学”等课程。张伯苓还组织学生定期开展社会调查,进入天津的金融和工商业部门观察、实习。代表中国人第一次荣获国际气象界最高荣誉——国际气象组织奖的叶笃正院士回忆说:“张校长的教育思想,今天的许多教育家也难出其右。他高在哪里?高在让你全面地接触社会。南开当时有一门课,别的学校都没有,就是社会调查。张校长不会让学生老在家待着。从他身上,我学到两点,一个是爱国理想,一个是科学理想。”另外,南开大学创办的许多院系、研究所,也都是以应用研究、服务社会为宗旨。
    
      南开的学生会(即学生自治会)非常活跃。学生会不是学校的御用组织,而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南开的学生会组织已经趋于成熟,机构也比较完备。根据章程规定,该会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学生大会,立法机构是系级代表大会,执行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从系级代表中提名,由全体学生普选产生。在每学期改选的时候,规定几天为提名日;提名截止后,接着便是竞选日了,为期大约四五天。这几天是每个学期最热闹、最紧张,也是最令人兴奋的日子。竞选的方式不胜枚举。整个学校都被笼罩在民主活泼的空气里。无论你走那一条甬道,你都会看见两边墙上贴满了数不清的竞选海报——大至几丈长的画像和标语,小至书签一样的传单,甚至在往来于东院、南院之间的校车上,你也能看见“请选某某同学一票”的红绿标语。在这些竞选广告上面,推荐的同学尽量告诉大家他们所推荐者的能力和才干,而自己出来竞选的同学也都真诚地发表他们的抱负和理想。到竞选最后的晚上,有一个竞选演说晚会。在那儿,同学们用演说、歌唱等方式来学习这民主的一课。
    
      这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实践课程,与南开“允公允能”的教育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南开大学的目标是要为现代社会培养公民,而不是为传统社会培养顺民。公民与顺民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要求自治,后者需要被治。张伯苓深知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公民,如果他们在学校里没有养成独立的人格和自治的习惯,这个国家是不会有希望的。
    
      在南开大学校园,除了学生自治会,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也非常活跃。学术方面的有文学会、教育研究会、政治学会、哲学会、科学会、经济学会、商学会、旧剧研究会,等等;服务类的有毕业同学会、校役夜校、平民学校、各省同乡会,等等;才艺方面的有星会、寻光会、英文学会、国语演说会、音乐会、唱歌会、新剧团各种临时性游艺会。此外还有各种类型的运动会、考查团和旅行团等临时性组织。在这里,学生社团活动像专业课程一样受到重视。因为作为教育家,张伯苓深刻地懂得学生社团活动的教育价值所在。第一,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改变读死书、死读书的学风,让学生在团体活动中找到各自的兴趣所在,以抵制学习的功利主义倾向。曹禺考入南开大学时读的是政治学,但由于他在南开受到话剧的熏陶,所以最终走上了话剧创作的道路,成为了中国的莎士比亚。1921年科学会成立时,大学部主任凌冰到会祝贺。他说:“本大学自开学以来,学生均忙于功课,是以课外组织颇少,今日诸君自动的组织之科学研究会,实胜庆幸。研究学问要自动的研究。研究科学,要为科学而研究科学。不可杂以实用的思想,研究科学要问‘怎样’——How,不可问‘为什么’——Why。因为研究科学若问‘为什么’,一定引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为科学进步的阻碍”。凌先生的意思是说研究科学是没有理由的。如果事先设定一个堂而皇之的目的,比如说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名成家之类,就会把科学研究引上歧途。第二,可以锻造能力和才艺。如他提倡话剧,最初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演说能力。第三,有利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增进友谊,从而培养一种合作向上不断进取的团体精神,而这样一种团体合作精神正是现代公民社会所需要的。
    
      张伯苓对体育同样十分重视,他视体育为强国强种的重要手段。他曾经促成第一届远东运动会的召开,并担任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总裁判。他担任过华北体育运动会会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以及许多大型运动会总裁判。他还是我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最早传播人,是著名的奥林匹克教育家。他最早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学校课程,通过实施奥林匹克教育推动校园体育课程建设。他在创办南开学校之初,就明确提出,教育一事,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1929年10月印行的《天津私立南开中学一览》中,“体育学科”教学大纲的“高级中学”部分就明确写明要讲授“西洋体育史纲要”和“世界、远东、全国、华北运动会之历史及组织法。”
    
      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张伯苓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早在严氏家馆时期,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一步三摇时,张伯苓就要求严馆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那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南开学校创办后,他更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于是,体育教育便在南开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各年级每周都有两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张伯苓还言传身教,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不时亲自带领学生参加比赛。1935年以南开队主力队员和北宁队组成的中北足球队,在参加“爱罗鼎杯”比赛中,连续挫败在天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等,获得冠军,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洋人而夺标的足球队。张伯苓高兴地宴请了全体队员,席间他激动地说:西洋人嘲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做事是“五分钟热度”,事实是最好的反证。足球比赛是一种团结合作性很强的运动,全队必须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能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以此来克服“一盘散沙”,不失为一副良剂。足球比赛的时间长,紧张而激烈,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以此作为服务于社会的准绳,就不会被人嘲笑我们是“五分钟热度”了。
    
      在这方面,他也舍得花钱,体育设施的配备从来是不遗余力,力求完备。20年代中期,在校学生不过千余名,但全校就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三处器械场以及两个带有400米跑道的体育场。
    
      由于学校重视,所以南开的体育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名冠全国高校。在球类方面,它有“执全国牛耳”并号称“五虎”的篮球队,有“雄视华北”而且是“球输精神不输”的足球队,还有至今在许多公立大学都很少拥有的垒球队、棒球队、网球队。在田径方面,南开曾多次参加远东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等国际国内比赛,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这一切,都与张伯苓对普及体育活动、弘扬体育精神的深刻理解有关。他说:我“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学生在校,固应有良好运动习惯;学生出校,亦应能促进社会运动风气。少数学生之运动技术,固应提高,全体学生之身体锻炼,尤应注意。最要者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庶不致发生流弊。”为此,他特别提倡“仁侠”的体育精神。“仁侠”精神的含义很丰富,简单说就是在运动中要有诚实公平的态度、光明磊落的行为、胜不骄败不馁的作风。他认为,在比赛中获胜固然重要,但千万不要使用不道德的手段。因此他反复告诫学生:“正当的失败比不正当的胜利更有价值”。这正是体育精神的真谛所在。
    
      南开办的是新教育。关于校训中的“日新月异”,张伯苓解释道:“所谓的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接受新事物,而且还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但南开求新而不忘本,学洋而不崇洋。在张伯苓主持制定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他明确提出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目标的“土货化”办学方针。他说:“吾人所谓‘土货化’,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在这一方针的引领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自创办之日起,即致力于分析探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该所编制的“南开指数”享誉海内外;东北研究会组织师生实地考察,“搜集日本侵略中国之铁证”,撰写调查报告和专著,唤起国民和海外有识之士对东北问题的关注,成为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术团体;化学研究所与范旭东、侯德榜的永利制碱厂合作,“以我之学识,易彼之经验”,开“校企合作”之先河······正是这一“土货化”的学术导向,才使南开大学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成为与国立北大、清华并称的高等学府。
    
      要“教育救国”,就要让学生成才;而要让学生成才,当然要靠优秀的教师。没有一流的教师,断然培养不出一流的学生。为了延聘优秀教师,大学部刚一成立,张伯苓就让出身于南开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凌冰担任大学部主任。在凌冰主持下,先后来南开任教的有梅光迪(文学)、竺可桢(气象)、邱宗岳(化学)、应尚德(生物)、姜立夫(数学)、饶毓泰(物理学)、司徒月兰(英文)、蒋廷黻(历史)、薛桂轮(矿物学)、李济(人类学)、吴大猷(物理学)、杨石先(化学)、徐谟(政治学)、萧公权(政治学)、黄钰生(心理学)、何廉(经济学)、汤用彤(哲学)、萧蘧(经济学)、李继侗(生物学)、张忠绂(政治学)、陈序经(经济学)等人。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从这个名单,足以看出南开大学的教师实力。由于师资雄厚,所以为国内外所看重。据说早在南开大学创办的时候,美国罗氏基金团前来参观,听了邱宗岳先生讲授的化学课以后惊叹不已,随即为拟议中的科学馆捐款12.5万元。南开的理科因为实力雄厚,也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支持。到1948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时,在81名院士中,出身于南开的就有姜立夫、饶毓泰、吴大猷、陈省身、殷宏章、汤用彤、李济、陶孟和、萧公权等9人。到了台湾后,又增加了萧公权、蒋廷黻、梅贻琦、钱思亮等人。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要想组建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重金聘请,二是自己培养。南开没有更多的钱聘请著名教授,只能选择第二种途径,这其实是更好的一条道路。后来担任过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说:“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需条件之一,自然系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从这观点看,南开大学实有极高的成就。”在培养教学、科研人才方面,张伯苓总是想方设法为有潜力的教师提供深造的机会。化学系的杨石先教授,到南开大学之后工作成绩非常突出,张伯苓遂用美国罗氏基金派他去美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杨石先获博士学位之后,谢绝了德国的高薪聘请,重新返回南开大学任教,成为南开大学理学院的奠基人之一。对此,吴大猷由衷感慨道:“张伯苓校长在声望、规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学的情形下,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研教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这是较一所学校藉已建立之声望、设备及高薪延聘已有声望之名家,更为难能可贵得多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把清华基金从外交部争取回来,用以改善教师待遇和教学环境,南开的许多著名教授因此去了清华。张伯苓深知南开在教师待遇上竞争不过清华、北大,但他坚信私立大学应该在教育界占有一席之地。他提出:“我们有必要竞争吗?我们难道不应当决定停止竞争,争取互相合作,同心协力,取长补短吗?”经过认真研究,张伯苓决定发挥地处天津的优势,成立经济学院,并实行教学、研究并重的管理体制,经过几年努力,“学经济到南开”便成为人们的共识,南开的声望也因之大大提高。
    
      三、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审美教育。张伯苓对美育的重视和这方面的成就让我们看到了他作为教育家所达到的教育高度。这个高度在当时可谓独领风骚,而在这之后则成了空谷足音,甚至连足音也远去了。
    
      张伯苓时代南开教育的独特贡献还在于其美感教育方面的魅力和实绩。
    
      民国时期,中国著名教育家中最重视美育的要算蔡元培和张伯苓了。蔡元培在他留学德国时,已接受了席勒的美育思想,他又是德国心理学泰斗冯特的学生,所以他在美育理论和心理学理论方面有深厚的根底。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先生就任共和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即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以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并在会上提出两个重要提案。其中一个是拟定“教育宗旨”,共提出五项:一、道德主义;二、军国民主义;三、实利主义;四、世界观;五、美感。会议最后审查的决议却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国家为中心,而以实利教育与军国民教育辅之。至美育一层,议加入中小学校、师范学校教则可,俾知注意。”后议长又以加入“世界观”三字付表决,赞成者少数。蔡先生教育思想中“世界观”与“美育”两条被拦腰砍去,此事引起了强烈反应,一位先生因此连呼“大奇!大奇!”
    
      蔡先生在教育宗旨中之所以强调世界观教育与美育,是为了使受教育者摆脱种种精神束缚,着力于自身精神(人格、思想、感情、心理、审美趣味······)上的自由、健全的发展。这五项教育宗旨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他将“军国民主义”(相当于“体育”)、“实利主义”(相当于“智育”)、“道德主义”(相当于“德育”)归于“隶属于政治的教育”,它是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民主、平等、自由,追求“现世幸福”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但在蔡先生看来,人除了现世的追求之外,还有超越于现实世界的终极性的、理想的、信仰的、具有宗教性的精神追求,而“世界观”和“美感”的教育则属于“教育的终极目标”。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但他的这一主张 “迄未实行”。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原因自是多方面的。蔡先生曾谈及中国民族、国民常“见小利,急近功”,少有超越性的思维。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家学说对形而上问题的回避,导致中国宗教传统的匮乏,缺少终极性的关怀,有着密切的关系,致使蔡先生所倡导的形而上的世界观教育与超功利的美育很难被人们所接受,当然,就更谈不上实现了。而能否实现这一“教育的终极目标”,正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与蔡元培相比,张伯苓在美育理论方面的建树不多,对美育的认知也没有达到蔡元培的高度,但在实践和效果方面却超过了蔡元培。美育的感染力量,就如杜甫的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数以万计的南开校友都肯定,南开教育非常严谨,但学生能精力充沛地学习,学习成绩好,与南开视重美育有很大关系。以美育促智育、德育、体育、劳动教育是最有效的。但是,张伯苓在这方面的贡献却长期被人忽略。
    
      张伯苓的美育实绩主要表现在文明礼仪和行为习惯教育、戏剧音乐教育与环境教育方面。
    
      张伯苓信奉这样的理念: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为了培养学生整洁合体的着装习惯和讲究仪容仪表的文明行为,他特意在天津南开中学东楼中的过道左侧(一说校门入口处一侧)立一面一人高的大镜子,上面镌刻着张伯苓请严范孙书写的四十字:“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名之曰“镜箴”, 使学生出入校门有所儆戒。之后,南开系统的南开大学、天津南开第二中学、重庆南开中学等校皆循此例,设“镜箴”于学校重要通道处,以提醒过往师生随时注意仪容仪表。每逢开学时节,新生都会被要求背诵“镜箴”。他要求学生讲文明,重仪表,自己也以身垂范。此前他曾经常年留有胡子,但为了给学生做出表率,便将自己的胡子剃光。他还把严禁吸烟、早婚、赌博、嫖娼写入校规。开始他自己也吸烟。一次,一个调皮的同学公然质问:“您不许我们抽烟,您为什么自己还抽烟?”如此当面顶撞,为他始料所不及。但他并未动怒,沉思片刻后即表态道:“这个问题提得好,现在我宣布马上戒烟。”说罢,就把随身常带着的烟杆折断。回家以后,更把家里的存烟统统扔到炉中烧毁。当然,戒烟不比剃须,开始时,非常不适应,不得不以零食来克制烟瘾,甚至还曾做梦抽烟。但最终,他还是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坚持了下来。
    
      文学艺术是美育的重要载体,戏剧又是文学艺术中的重要形式之一,属直观性艺术。戏剧又是综合艺术,借助演员的形体、动作、表情以及舞台背景、音乐伴奏等直接面对观众,吸引观众集中注意欣赏、感受,引起观众的心灵感应,在审美体验中使心灵净化和升华。所以戏剧具有很好的美育功能。张伯苓不是文学家和艺术表演家,但作为教育家,他深知“寓教于乐”、“寓德于乐”的教育心理学道理。他在《舞台、学校和世界》一文中说:“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场也。”“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到做人的经验。会演戏的人未来在社会上必能做事,戏剧中有小丑、小生、老生等,如果在戏剧中能扮演什么像什么,未来在社会上也必能应付各种环境。”所以,他自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之初,就非常重视戏剧的美育功能。早在1909年,就提倡话剧(当时称“新剧”,也称“文明戏”)。他和教职员及学生一起创作演出话剧,曾亲自编剧,自编过三幕剧《用非所学》,并与师生同台演出。为此,还受到守旧派的讥刺和鄙视,他也全不介意。由此也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演员。当时周恩来、曹禺还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就已经成为南开新剧团的主要演员。周恩来在他写的“校闻”中回忆说:“校中每次周年纪念会,例演新剧,以志庆贺。暑假期问,校长(张伯苓)因每岁稿本,编纂非易;特集同新剧团团员数人,前往高家庄李氏小学,预先编纂,以冀勿匆忙于临时。······每人均编稿本三、四,而业经校长认可演者有二。所费手续,计经四次······其中情节,固求能免俗,然悲欢离合,实深合社会心理,且布景丰富,以之陪衬内容,情节当能益肖。”
    
      而曹禺的成长更是直接受益于南开的教育。回忆曹禺走过的戏剧历程,天津南开学校的新剧团无疑是重要的一站。他曾充满感情的谈到这一段经历:“感谢南开新剧团,它使我最终决定搞一生的戏剧。南开新剧团培养起我对话剧的兴趣。” 曹禺开始在南开新剧团的戏剧生活时,南开新剧团在张伯苓和他的弟弟张彭春的领导下,已经上演过几十部优秀作品,是走过了十几年的探索阶段并走向成熟的时期,在作品的编、导、演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张彭春,中国教育家,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导演。1908年毕业于南开学校。1910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哲学,同时刻苦钻研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1916年回到天津,协助张伯苓主持南开中学并任南开大学教授,同时兼任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张彭春主持南开新剧团后,引入欧美话剧的演出体制,建立正规编导制度,一方面继续上演中国剧目,如1918年由他编导的《新村正》;另一方面陆续按原本或改编演出多种世界名剧,如《巡按》(果戈理),《娜拉》、《国民公敌》(易卜生),《争强》(高尔斯华绥),《财狂》(莫里哀)等。这些剧目的演出以及排练方法,对中国话剧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彭春还熟谙京剧,曾于1930年和1935年两次作为艺术指导参加梅兰芳剧团访美和访苏。曹禺受张彭春影响颇深,当他的第一部作品《雷雨》问世时,就在《雷雨·序》中说:“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在张彭春的悉心指导下,曹禺凭着自己杰出的演戏才能塑造了一系列戏剧角色,而南开时期丰富的舞台经验为他后来在作品中塑造众多杰出的人物形象作了很好的铺垫。
    
      在南开大、中、小学,都极为重视环境美育,而且把爱国主义教育寓于美育之中,在这方面,张伯苓可谓苦心孤诣。
    
      张伯苓深知学校建筑除使用功能外,其美育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建筑的第二属性,即交化属性。在大学校长中,亲自领导,参与设计,甚至亲自拉线测查建筑面积的,张伯苓可算得前无古人了。张伯苓创建南开大学初期,经费十分困难,但他从不因陋就简。他注重建筑为教学服务的基本功能,同时也非常重视建筑艺术的美育功能。他虽然没有发表过建筑艺术方面的文章,但他一生在主导学校建筑的实践中证明,他是一个教育建筑艺术家。
    
      张伯苓认识到,创造美的学校环境,以此进行美育,具有特殊的教育作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赏心悦目、整洁卫生的环境,能使人心旷神恰,促使人积极向善:反之,杂乱、肮脏、丑恶的环境,会使人心烦意乱、精神萎靡,甚至导致恶言丑行。所以,他非常重视校园美的整体性,即建筑物的艺术性与周围人化的自然美相结合。在天津,南开学校的环境美是有口皆啤的。整洁、美观,秩序井然,一接触就会让人产生肃然起敬之感。在旧中国普遍存在着脏、乱、差的环境里,南开学校称得上是世外桃源一样的教育园地了。1934年,诗人柳亚子初到南开大学,即赋诗赞美:“汽车飞驶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环。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
    
      环境美能够影响人的心灵美,心灵美的人才能够创造环境美、维护环境美。南开教育重视学校全方位的美化。对学生宿舍、教室的整洁卫生、美观尤为重视,并通过 “考美”加以落实。所谓“考美”,是对学生宿舍和教室整洁美观的考核。张伯苓还别出心裁地确定了南开的“校色”——紫白为南开的“校色”。“紫”,象征“高尚”,他风趣地说:“满朝朱紫冠,尽是读书人。” “白”,象征“纯洁、廉洁”。颜色,对人的情绪是有影响的,对人的心理也有暗示作用。以紫白的颜色象征性地要求学生应具有高尚的情操、廉洁奉公的品德,此中也有美育的心理作用。
    
      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审美教育。张伯苓对美育的重视和这方面的成就让我们看到了他作为教育家所达到的教育高度。这个高度在当时可谓独领风骚,而在这之后,则成了空谷足音,甚至连足音也远去了。
    
      四、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在此之前,张伯苓滞留重庆。蒋介石曾几次到张伯苓住地,要求他尽速离开重庆,去台湾和美国均可,乘飞机如有顾虑,可在机舱设卧铺,夫人和儿媳都可以随行。后来蒋氏又派张群和蒋经国来劝行,皆被婉言谢绝。
    
      他不想走, 一个重要原因是早年的南开学生周恩来托人送来一张条子: "飞飞不要老校长动!"(飞飞,为周恩来的化名)所以张伯苓以为留下来会没事。但后来发生的事却出乎他的意料之中。
    
      张伯苓一生视南开为生命,但留下来的他,竟然被婉拒参加南开的校庆典礼。1950年10月16日晚,南开中学的一位老师到张伯苓家找张的三子谈话,大意是不要让校长去参加第二天的校庆。转天早上,天空下起了细雨,张伯苓穿起雨衣要去南开中学。三子张锡祚说:“外面下雨了,爸爸您还是别去了,他们不太欢迎您去。”张伯苓听出话中意思,立即脱下雨衣说:“好,既然下雨了,就暂时不去吧!”他压抑住内心的痛苦,外表依旧保持着镇定,一点儿也看不出颓唐的样子,在家中依旧谈笑风生。但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暗暗感伤。一天清晨,儿媳瞿安贵端着一杯热茶给张伯苓送过去,还没进客厅,就听见张伯苓面对着大落地窗长长地吸一口气,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唉······”
    
      2月23日下午,张伯苓去世,终年75岁。
    
      周恩来特意从北京赶到张伯苓家中吊唁,并由他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他同校友们见面时说:“很遗憾没有早点来,没能见到张校长。本来他身体一直很好,从四川回来想让他多休息一下,再做安排,没想到突然故去了。”
    
      张伯苓去世后,美国、香港、台湾等地新闻媒体迅速发布消息、撰写专题,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台湾,当蒋介石得悉张伯苓病逝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下“痛悼无已”,蒋介石等军政要员隆重追悼;而在内地,只有《天津日报》以“前南开校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为题刊载了张伯苓的遗嘱,以及他3个儿子的一则79字“哀启”,而对这位为教育奋斗了50余年并作出重要贡献的教育家没有任何悼念的表示。同年4月8日在南开女中举行的张伯苓追悼会更没有向社会披露,以至很少有人知道这次追悼会。追悼会极为凄冷,仅350人与会,且多为长者。会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的发言最为动情:“我们今天追悼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他不仅是中国的教育家,而且是全人类的教育家!他为新中国准备了各种人才,并且他有许多学生是共产党员,甚至还有共产党的领导者。”他最后更是哭着说:“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读书时张校长没要我一分钱,张校长培养了我,是我一生都无以报答的!”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展开,已经故去的张伯苓依然难逃厄运,受到南开大学各院系师生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为蒋介石服务”等罪名都罗加于他的头上,其教育事业与人格被全面否定。
    
      张伯苓生前曾有“愿故后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的遗愿,但当时南开大学党支部称,现在南开大学的同学与张伯苓的关系不深,同学们认为南开大学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因此最好不要葬于南开大学。迫不得已,只有先葬于天津永安公墓,后又迁至杨家台祖坟;1962年张夫人逝世后,合葬于天津北仓烈士公墓。1975年火化后,两人骨灰置于北京长子张希陆家中。
    
      1986年,南开大学张伯苓铜像落成,他们夫妇两人的骨灰合葬于铜像之后,张伯苓校长终于又回到了南开大学。
    
    来源: 共识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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