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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消极冷淡 邓小平复出周恩来真实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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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5月05日 转载)
    来源:凤凰网
    
    
被动消极冷淡 邓小平复出周恩来真实态度

    
    1973年底,毛泽东发动批周会议和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为1974年的“批林批孔”奠定了基础。名为“批林批孔”实为“批周”的运动,周恩来既是运动的领导者也是被批者。毛泽东发动在军队中的“批林批孔”是要完成文化大革命初期未完成的任务。“文革”开始,天下大乱,毛泽东不得不依靠军队来维持政局的稳定。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在王洪文和邓小平组成的政治格局稳定的情况下,毛泽东反过来整治军队,为未来的接班人打下基础。此时,邓小平的崛起完全是毛泽东一手促成,周恩来并不是中共官方所认定的主动积极,而是被动、消极的。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关系在1973-1974这段时间里是非常淡漠的。周恩来的病情发展以及“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乱状态,使毛泽东决定停止“批林批孔”运动。邓小平在1975年初终于获得了更重要的职务,掌握了更多的实权,全面代替周恩来在国务院的工作,站立在政治舞台的中心。本文选自司马清扬、欧阳龙门合著《新发现的周恩来》。
    
    刘晓波先生认为:“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就历史上的渊源来看,邓小平是毛派而非周派。邓小平在文革中始终是毛泽东手中进行权力斗争的一枚重要棋子。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是毛泽东一直想用来替代周恩来的最重要的人选!
    
    1、毛、周、邓的三角关系
    
    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三者在长达近50年的交往中,其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早期在苏区形成的关系,及其所造成的的影响远远比一般人认识的要深刻的多。周恩来隐瞒博古成为“总负责”的真相,无疑是毛泽东对于周恩来不满的根源。自周恩来到苏区后,毛泽东颇受压制,“宁都会议”周更是难辞其咎。长征开始以后,周恩来更是不买毛泽东的账,以至多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恨恨不平的对王力说“老是四票对三票”(指周恩来、李德、朱德、博古对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笔者注)毛泽东更是在卫士面前讲过“此人当初是要杀我的”。此人有传为博古,据笔者采访得知实指周恩来。其后周恩来又在抗战初期紧跟王明,虽然在延安整风,周恩来向毛泽东输诚,甚至说自己是犯了罪恶的,在组织路线上再也没有背叛过毛泽东,但是1956年关于“反冒进”的争论,使得毛泽东再次对周恩来的政治路线表示怀疑。除了周恩来对于毛泽东个人的绝对忠诚以外,周恩来的组织和工作能力也是毛泽东所需求的。因此自延安整风以后毛泽东对于周恩来的态度就是“用(工作上)而不信(政治上)”。文革初期,周恩来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整倒刘少奇最重要的打手。“九·一三事件”之后,客观的形势让周恩来处在了“接班人”的位置上,但是为此周恩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周恩来可以通过毛泽东要求其做40-50分钟的检讨的机会“趁机”做上7个小时来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的忠心,毛泽东最后还是没有放过周恩来,一直到周恩来在恐惧中死去,周毛关系彻底结束。
    
    邓小平之所以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复出,苏区的经历也至关重要。在1972年毛泽东解放邓小平的重要批示中第一条就是“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1937年红军整编,名不见经传的邓小平出任129师(大部分官兵是原四方面军——笔者注)政委,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是另眼相看的。邓小平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一是听从命令,千里跃进大别山,不计自己损失;其二是军事指挥才能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抗美援朝时候一度作为志愿军统帅的人选。建国后高岗事件,邓小平因为向毛泽东揭发高岗而获得毛泽东的进一步信任。作为建国后的更重要的一笔政治资产则是来自于苏共二十大。邓小平明确不同意赫鲁晓夫的做法,同朱德形成鲜明对比。此事在中共“九大”的时候被毛泽东表扬。作为“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实际主持“反右”运动的邓小平指出:右派十分猖獗,必须痛加打击,右派实际同地主富农等一样属于敌我矛盾,决不能手软,必须赶尽杀绝。这同毛泽东的思想是一致的。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毛泽东当着赫鲁晓夫的面高度评价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原则性一词同“反右”的成果分不开的。1959年4月,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说:“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从1956年2月到1963年7月,邓小平先后七次率领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共谈判。1963年7月21日,当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坚决“反苏修”的。可以说,从反右到批教条主义,再到大跃进,直到“九评”,邓小平可谓就是毛泽东的代言人,意气风发的走了一路。邓小平同时对毛泽东的宣传不亚于其它人。在建国以前,邓小平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的。邓小平在解放区进行土改的时候也是很左的。整个60年代,邓小平不仅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的关系。在1962年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他强调说,干部有必要真正理解毛主席所倡导的那些东西,也一直坚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政治学习的首位,也替毛做了辩解。但是文革后,邓掌权后,这些年中邓小平的讲话几乎很难得到。原因不外乎在于维护自己的形象。(笔者认为邓小平在文革之后,吸取经验教训,以经济建设为忠心还是对的。当然同时忽略了法制的建设,终是酿成了严重后果。)此事在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那个关于邓小平的著名批示中也特别提到——当年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因此,无论是能力还是政治素养,邓小平在毛泽东眼里都是可以做接班人的。这和毛泽东对于周恩来长期的的羞辱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也可以预料文革伊始就“中箭落马”的邓小平的复出仅是时间的问题。毛泽东对于邓小平也有不满,主要是在经济路线上的分歧。
    
    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虽然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在法国勤工俭学阶段,但是二人并无可靠的直接交往的阶段。周恩来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而邓小平则默默无闻,并不是所谓的在“组织和开展‘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的活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邓小平则在后来回忆道:“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位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尊敬的人。”邓小平的说法显然是应景之词,二人住在一起就不属实。从1927年年底到1929年夏季,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上海共事。邓小平先任利瓦伊汉(秘书长——笔者注)的手下的秘书,后任中央秘书长,此时的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二者的交往也实属有限,而且并无类似毛泽东和邓小平被划到同一个路线上的经历。1933年5月,邓小平遭“左”倾路线打击,被撤销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时为“三人团”成员之一手握大权的周恩来也是打击毛主义路线的决策人之一。建国以后,邓小平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但是大部分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主持书记处的工作。而周恩来对中央书记处是有怨气的。历史证明,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远远说不上亲密。
    
    2、邓小平取代周恩来的历史沿革与邓小平复出的背景
    
    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有把周恩来赶下台的想法。王光美在讨论《历史决议》时指出,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想把周恩来赶下台,曾经就此事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表示周恩来的功劳很大,不能这样做。相互印证的是,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于1952年7月就曾向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副总理并主持政务院工作,同时周恩来亦提出不再担任中央机关总党委书记。李志绥也在其回忆录中谈及,当初“反右”时,毛泽东意在“右派”把矛头指向政务院、周恩来,但是“右派”们却是要“轮流执政”。毛泽东此计流产。1958年,毛泽东借“反反冒进”终于得以严厉批判周。邓小平在南宁会议上,是批周恩来最厉害的一个。王海容说毛讲周恩来最怕邓小平,南宁会议批周,别人都批不倒,就是邓小平发言批周最厉害。笔者认为,在1958年,毛泽东的打算是启用邓小平来代替周恩来而非流传甚广的柯庆施。但是众所周知的原因,此事不可能公开。
    
    毛泽东在文革发动的时候,曾经构想一个由林彪、邓小平和陶铸三人形成“三架马车”,来代替原来的刘少奇、周恩来格局。因此在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两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在常委中的地位并未下降或者动摇。刘少奇倒台之后,“九大”开过,邓小平复出的时机已到。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毛泽东提起邓小平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代周恩来,完成文革发动后的未竟目标,但是自己“跳”出来的林彪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林彪在“九大”后不久従康生处拿到张春桥的叛徒材料,然后上报于毛泽东。林彪和张春桥的矛盾在毛泽东看来,是否定还是肯定文革的问题。因此解决林彪问题远比邓小平的复出要紧迫的多。
    
    另一方面,虽然毛泽东多次吹风刘、邓要分开,但是这只是少数范围内的谈话,并没有上正式的中央文件。例如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关于邓小平的谈话以及1969年3月15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改?”等。中共中央发出的一系列文件,诸如中央热烈祝贺各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贺词中,无一例外的都是点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名字。如何向全国人民解释这个事情仍旧是不小的麻烦。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在解决邓小平问题的批示中还要点明“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给自己一个台阶和向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即使“九大”的政治报告没有提邓小平以及“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话,但是在上层领导人中并没有达成共识。周恩来1970年11月4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中还点了邓小平的名字。
    
    因此,邓小平在开“九大”或者之前复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虽然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曾在一次谈话中说:“九大”时候,毛泽东同志确实也提出,要我当中央委员,进政治局,但是林彪他们不同意。笔者认为进政治局是万万不太可能的,特别是联系到后来邓小平复出的过程。因为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邓小平复出都是经历相对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同王洪文的升迁相比慢的很多。但是考虑到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时的既定目标,“九大”之后,如果此时邓小平复出且能和林彪搞好关系,则对于在“九大”之后“倒周”的行动是相得益彰的。
    
    有数据说,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应该较快地告一段落了。邓小平复出的机会也来临了。无论是出于那种情况,有资料证实此时,毛确实有想让邓小平重新出山的想法。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周恩来以惋惜的口吻说)邓小平同志就在山下,本来,这一次他是可以上山的,现在看来又不行了。”邓朴方回忆:总理一直没有忘记过父亲,但他很谨慎的,特别是在父亲的问题上他不能多说话,想多说也不能多说话。我看到一个材料,一次在庐山的时候,提到曾设想让邓小平上山开会的事情。当然我想,一定是总理和毛主席曾经谈过这个事情,才有这种可能。”但是笔者认为,考虑到周恩来对待彭真的复出的态度,此时的周恩来是不会表态同意邓小平复出的或者也是极其不积极的。
    
    无论如何,在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在公开场合对于林彪与邓小平的评价“变调”了许多。周恩来在1971年5月10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讲述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周恩来在讲述“井冈山会师”时说:“当时林彪是个连长,陈毅同志是个団的党支部书记。”在这里,周恩来丝毫不再提毛林会师一事,而且把当时仍然为右派代表的陈毅作为林彪的上级讲出,这与当初周恩来极力对林彪的吹捧形成鲜明的对比。更为惊讶的是,周恩来再谈话中表扬了邓小平。周恩来说:我们在庐山会议受到了教育,不然我们都是“天才论”证。在座的都知道了,三个副词,“天才”我们都赞成了,还有一个“创造性”,然后又加上一个“全面”,三个动词,“继承”、“扞卫”、“发展”。“扞卫”倒是邓小平提的。三个副词,三个动词,主席一看那么多,就把副词勾掉了。副词往往起副作用。有三个动词就讲清楚了。期间折射出来的对林彪的贬低与对邓小平的表扬,是不同寻常的政治气息的变化。而恰恰是在一年前,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周恩来对于邓小平的说法还多有不同:周恩来说三个副词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邓小平的复出第一个是得益于“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加快解放老干部的政策。“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复出的政治意义比其实际意义要重的多。这也是邓小平复出缓慢的另一个原因。从毛泽东的8月14日的批示到任命副总理竟然费时8个月。邓小平随后的升迁同周恩来地位的削弱在时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或者说邓小平就是踩着周恩来的“肩膀”一步步的高升起来的,是毛泽东严厉批判周的结果。毛泽东启用邓小平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周?除了上述的重要原因之外,就是周恩来在外交上的成功让毛觉得“反客为主”,由此引起的嫉妒让毛泽东觉得要把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威风”彻底打掉。不仅是外交上的,周恩来因为作为解放老干部的具体执行人而大获人心的事实,也引起毛泽东的忿忿不平。
    
    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之后,只是参与外交活动,虽然说可以参加有关外交事务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因为外交政策都是毛泽东一手制定而不存在讨论的问题,因此邓小平复出后参加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竟然是在11月份的批周会议!因为一直没有可以让邓小平表现的机会,因此“十大”上邓小平仅是中央委员。邓小平在批周会议上的发言可谓少而精,一语中的,使得周恩来百口莫辩,大获毛泽东的欢心。随之而来的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并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虽然邓小平此时的头衔不少,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实权,真正参与的还是外交事务,特别是作为中国联大代表团团长参加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邓小平在军委六人小组中的作用也是非常模煳。但是邓小平从1973年的复出到1974年10月以前同江青为首的文革激进派关系良好,并没有什么冲突,这使得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表现更加满意。这也是邓小平能够一直稳步升迁的重要前提条件。
    
    根据《周恩来年谱》和有关《邓小平传记》等,周恩来和邓小平从1973年3月个人见面以后直到1974年10月份才有个人见面!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就因病而长期的住院,再也没有回到西花厅,直到10月6日邓小平才赴医院同周恩来见面,还是因为邓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缘故。据此,可以判断出6月1日以后邓小平就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周恩来知道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人”,即使就是回来替代自己,也要努力为之。这或许是周恩来的伟大和无奈之处。因为对于周恩来来说,最要紧就是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无论是何指示。对此邓小平在1978年曾经指责过周恩来做事既虚伪又无原则。
    
    无论是邓小平的外交工作,还是在国内同文革激进派的配合,都让毛泽东觉得满意。继“批林批孔”之后,国内形势的恶化,以及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都让毛泽东觉得,要彻底的“交实权”于邓小平。这才是邓小平在1975年能够大刀阔斧的整个背景。而邓小平在1975年年初的任命,标志着周恩来的政治生命的结束。
    
    3、邓小平复出的过程
    
    (1)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刻意保护
    
    意想不到的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和在十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上上,不仅是林彪、江青、谢富治等人攻击了邓小平,周恩来也攻击了邓,并在倒邓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笔者认为这正是周恩来看透了毛泽东的安排,利用当时的大局趋势,作出的自保行为。在这种形势下,尽管毛泽东有意,邓小平也不得不暂时退出政治舞。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批评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以及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实际上,在书记处,是彭真仗着刘少奇的后台,大权独揽,邓小平自觉退让,大大减少了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的机会。有党史专家说邓小平自认为同毛泽东的理念有差而自觉同毛泽东疏远,以避免直接冲突的机会。毛泽东对此十分清楚。因此这个批评毫无实质内容。在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出检讨上,毛泽东作出了“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的批示。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的最高报刊点名,意味着对刘、邓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将大大升级。邓小平立即作出反应,于4月3日致信毛泽东“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毛泽东通过汪东兴捎信给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而“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来信上批示到:做大的工作不行,干小的工作还是可以的。邓小平的驻地还派有解放军保护。毛泽东还把戚本禹编辑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中的邓小平言论删掉。在邓小平提出要求面见毛泽东澄清一些事情后,毛泽东同意了,并再次告诉邓小平如有事情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直接写信。毛毛说“看到主席态度和,批评得并不严厉,使人感到相当大的安慰。”
    
    毛泽东在给邓小平希望的同时,也惩戒了邓小平在1960代初期所犯的错误——主要是经济路线上的分歧。1966年7月18日和8月5日,邓小平接连被批斗。邓小平因抄家写信要求面见毛泽东,毛泽东此时在上海。即使毛泽东在9月份回到北京后,也没有见邓。在惩戒的过程中,邓小平没有受到残酷的人身迫害和摧残,毛泽东还是高抬贵手,亦证明了毛泽东的政治安排。
    
    根据王力的回忆,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与王力单独谈话时说到邓小平“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来。不管是我,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都离不开周恩来,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但是1967年的7月份,正值天下大乱,邓小平绝无在那个时期重新出山,毛泽东只能让邓小平继续冷藏。
    
    笔者认为王力可能会夸大其辞,但是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1966年5月5日,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外地作过一次谈话。毛泽东说:譬如抗美援朝我们出动一百万军队,那时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用邓小平同志去指挥,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赞扬了林彪。
    
    1967年9月24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毛泽东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还说:刘少奇、邓小平要有区别。1967年11月5日,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毛泽东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但同时,他又说:“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笔者注:毛泽东关于‘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的说法现在已经证明是谎言。)
    
    八届十二中全会来临之际,邓小平应毛泽东要求于1968年6月20日对于自己的错误作出检查,特别是对历史上的疑点——红七军“逃兵”问题作出详细解释。邓小平最后表态说“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继而提出要求“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
    
    因此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专门对邓小平的历史问题加以澄清:“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张云逸插话: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借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来他历史上投敌叛变自首这一类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可以给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是找点工作。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工作也很难作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九大”选举前夕,毛泽东谈过邓小平的问题,他意在言外地表示: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邓小平“也有些好事,如‘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谢、古,王明是反对的”。
    
    在“九大”的时候,毛泽东还特意叮嘱陈伯达“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因此报告上不要写成“刘邓路线”亦即“刘邓要分开”。陈伯达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想法,因此周恩来是知道毛泽东的意图的。
    
    由于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因此在1969年的战备疏散之前周恩来也是“爱莫能助”。1969年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汪东兴直接通知邓小平要迁往江西。因为是由周恩来一手操作这次战备疏散,周恩来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二十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因此1969年10月18日,周恩来与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通话,要省革委会妥善安置即将去江西的陈云、邓小平、王震及其家属,生活上要给予照顾。次日,得知江西省革委会准备把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时,即告;对邓安排赣州不妥,那里交通不便,山区条件差。应安排南昌市郊为宜,并住两层楼房,独家独院。据此,江西省革委会重新调整了方案,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在南昌市郊。周恩来之所以强调交通便利问题,是缘于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临行前的头一天,10月21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表示接受中央对于他的处理,重申对中央和主席做出过的保证,以一个普通党员和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尽力工作和劳动,并希望将此信转报主席和党中央。此信由汪东兴转呈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本人看到了。邓小平一到江西,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前来接机:“邓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11月26日,邓小平致信汪东兴要求把滞留在机场的行李托运到江西。行李不久便被运到。“同志”,就意味着邓小平问题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行李运到,说明“汪东兴之路”仍然畅通。
    
    (2)迈出关键的一步
    
    直到毛泽东在1972年8月14日圈阅邓小平的信之前,周恩来对于远在江西的邓小平都是“漠不关心”的。
    
    “九·一三事件”之后,邓小平在11月6日在江西听取了《中央所发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的传达。11月8日,邓小平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邓小平首先向毛泽东表态对文革的看法“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接着提出来了自己的要求“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此外,邓小平很技巧性地向毛泽东提及自己的孩子们,并请求毛泽东帮助,以安排好孩子们,借此探测毛泽东的态度。
    
    果不其然,毛泽东并没有回复此信,而是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毛毛说:邓小平要求安排孩子工作上学的的事情得到了解决,这说明毛泽东仍在注视着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同时,毛泽东也想知道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在同张茜等人谈话时,把邓和在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笔者注:在所见所有的材料中,并没有发现周恩来如何告诉陈毅的家属以及陈毅的家属在这方面的回忆。张茜后来整理的同毛泽东谈话记录也无此事记载。)1月24日,周恩来和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谈到邓小平问题时说,林彪就是要把邓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
    
    受到孩子被安排上到大学以及形势变化,特别是被通知可以参加党组织生活的鼓励,邓小平在1972年4月22日再次给汪东兴写信又一次提出回北京和工作的要求,信中还提出要求经济上的帮助。汪东兴收到信后,于5月30日批道:“邓小平同志又来信,信中要求解决钱和人的问题。我建议把邓的原来工资照发。”并请将此信报周恩来批示。6月27日周恩来批示同意。
    
    事情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机。邓小平在8月3日向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保证永不翻案的信:“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邓小平8月3日的信是江西省革委会送出通过江青转交毛泽东的。张玉凤回忆说:主席收到邓小平从江西寄给他的信,非常高兴,很激动。这封信主席看了两遍。
    
    毛泽东在8月14日作出了那个著名的批示:请总理(周恩来)阅后,交汪主任(汪东兴)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毛泽东强调了邓小平的历史:(1)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2)没历史问题。(3)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而且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虽然当日,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立即照办”并且当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内容,但是却没有了下文。毛泽东的批示固然重要,邓小平不再是“走资派”,而是“同志”了。但是毛并没有明确提出对邓小平的职务作出具体的安排,因此毛泽东虽然几次提起“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邓小平的复出安排仍然无法具体落实。毛泽东把“球”踢给政治局,试探政治局的反应。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林彪倒台后,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一伙的势力大大加强,对于像邓小平这样的老干部的复出,他们坚决反对,形成了强劲的阻力。”事实上,根据《周恩来年谱》从8月15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上传达毛泽东在8月14日的批示后,无任何记录显示政治局再次讨论此事。周恩来也无任何积极热心之举。
    
    此时的国内形势又增添了很多变量。在1972年,面对林彪事件后党内外日益增长的种种怀疑以及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倾向的日益增长,毛泽东不得不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是作为这场“大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来说,毛是绝不允许从指导思想上批评和否定“文革”。因此当周恩来在贯彻毛泽东的“纠左”思想时,牵涉到文革意识形态的批判时,毛泽东不得不出面纠正周恩来的“错误”。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提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是自“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第一次表示对周恩来的不满。伴随着批周,邓小平的机会也来临。笔者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表明,毛泽东在12月17日批周和12月18日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之间有何直接因果关系,但是笔者认为二者之间绝非巧合这么简单。而且根据以后事态的发展,邓小平的崛起恰恰和周恩来受到的批评在时间是非常同步的。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当日,周恩来还约见了纪登奎和汪东兴二人。四个月过去了,周恩来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而是要纪登奎和汪东兴替邓找个位置。周恩来的小心翼翼跃然纸面。
    
    汪东兴的提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毛泽东的看法,这才是周恩来此信的关键之处。1972年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谭震林、邓小平重新工作事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将谭调北京安排工作。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收到此信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于邓小平复出的采取非常谨慎的做法,而非“邓小平被打倒后,周恩来尽己所能,给予邓小平最大的照顾,后来又竭力创造机会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点头,周恩来在邓小平的复出上是毫无建树的,即使毛泽东点了头,周恩来也要等待毛泽东的再次确认,因为邓小平毕竟曾经是“第二号走资派”,稍有不慎,即可能被抓住把柄,而导致被动。同时亦因为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也是邓小平才姗姗“始出”的重要原因,更是可以解释周恩来为什么如此慎重。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1973年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抱病连续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邓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要让邓小平复出。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大员根本不可能赞同,于是便百般阻挠,从中作梗。政治局会议上充满了尖锐的斗争。不过,这次让邓小平复出,是毛泽东的决定,中央文革再心怀不满,也未能得逞。”
    
    笔者对此认为毫无可能。江青等人在知道毛泽东的明确意图下(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后由于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丝毫不敢“违毛办事”,汪东兴对于邓的任命推荐,政治局成员都明白是毛泽东的建议。)是不可能说出反对意见。毛毛在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说“周恩来急于要让他的老战友邓小平尽快复出,周恩来知道,邓小平复出,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并完全可以顶替他的工作”的说法,同江青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至少可以认为邓小平的回归可以大大增加对抗周恩来的力量。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张春桥为此还批评上海造反派“为什么还称邓小平为第二号走资派?”。
    
    在1973年11月的“批周”会议上,不仅邓小平的表现是合格的,在接下来的近两年的时间内,邓小平同江青等人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而且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复出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够反对江青。1973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上讲: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这应该是实情。
    
    直到1973年的3月9日,此时周恩来已经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取得两周的病假,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交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终于正式复出。
    
    巧合的是在中央发出《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国内党史界不少人探寻“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说明了“1972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1972年5月中旬,在例行尿检中发现周恩来得了膀胱癌。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述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5月底,毛泽东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周秉建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则说:毛泽东的三条亲笔批示是(1)不治疗;(2)不要告诉周、邓;(3)搞好营养。
    
    张玉凤回忆: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毛泽东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毛泽东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笔者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德怀竟然被毛泽东允许做手术。)
    
    1972年8月4日,周恩来第一次尿血,不得不到北京西部玉泉山边工作,边休息5日。同年11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事实上,周恩来的病情变化,毛泽东一直是了如指掌。1973年1月13日,周恩来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以至整个抽水马桶的水都变成红色。医疗组很快把报告上呈中央即毛泽东处。2月7日,汪东兴却对吴阶平电话指示到:“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
    
    1973年3月2日,周恩来约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问题。5日,叶剑英陪同外宾接见外宾后,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病情发展、急需检查治疗的情况,并拿出装着周恩来血尿的瓶子让毛看。毛当即批准先检查、后治。同日。周恩来作透视检查。3月6日,周恩来去毛泽东处开会。会前,周恩来将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安排等向毛泽东作简要报告。周秉建说“(周恩来)以他特有的方式争取到3月10日检查治疗的机会。”周秉德还说在张佐良把病情发展和治疗办法详细的告诉周恩来之后,周恩来说:“我需要真正弄懂再想办法。”
    
    吴阶平在访谈时表示:“毛主席说,你告诉他们动手术不要去想,你可以用中医中药,不能用手术,可以用针灸,可以吃中药,不能手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甚至于想,我们能不能就说,周总理自己愿意手术,周总理自己是愿意手术的,可我们不能去说,因为我们要去说,周总理说,我让你们不要说话的嘛,就违反他的意愿了。其实他个人也是想做手术的。”
    
    因此同大陆官方党史界流行的说法恰好相反,并不是因为周恩来要准备邓小平复出的文件和江青等斗争才推迟到10日进行手术,而是因为周恩来要在10日动手术不得不在9日把邓小平复出的中央文件准备好。毛泽东已经批示很久,汪东兴对邓小平任职的提议也完毕多时,江青等人也并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周恩来办事何来如此“啰嗦”?
    
    治疗期间,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先后前往看望李富春和蔡畅、邓小平和卓琳,以及住301医院的刘伯承,告诉他们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情况。
    
    1973年3月28日,周恩来同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处开会。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需要指出来的是,在3月28日的接见中,还有江青。而《周恩来年谱》则用一个“等”字把江青给省略了!这也说明了江青对于邓小平的复出也是非常关注和支持的。従另一方面来说,邓小平的复出更能配合当时批周的策略,江青何乐而不为呢?后来,江青因为权力之争又和邓小平闹僵,则是后话。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经提起周恩来在4月9日,周恩来夫妇和邓小平夫妇会谈的事情: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不胜伤怀。他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几年之中的风风雨雨、辛酸苦辣,岂是言语所能表达。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蓄积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在同一本书里面,毛毛还写道:1973年我们回到北京后,父母亲曾带着我去钓鱼台他的住处看他。我们看到的康生,已经病入膏肓,骨瘦如柴,病卧在床。见到我的父母亲,康生开口便大骂江青、张春桥等人,骂得很凶,也很狠。如果是别人骂“四人帮”,自然没什么奇怪,但不知怎地,这骂,一出自康生之口,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有些变味儿。听着康生的骂,刚刚回北京的我们竟然不知所云。
    
    毛毛关于4月9日的回忆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依据周小心翼翼的性格特点,特别是有第三者卓琳的存在,周提起如此敏感话题是不太可能的。其次,邓此时刚刚复出,和周的交往甚少,甫一见面,周就同邓谈此事,其可能性更小。考虑到一个是邓小平的回忆,一个是毛毛自己的亲身经历,笔者则完全有理由认为是毛毛把两次事情记混了。
    
    (3)非常缓慢的升迁
    
    3月29日毛泽东虽然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此举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对邓小平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做了保留,在使用的时候还要继续进行观察。因为邓小平只能参加“有关重要决策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亦即外交政策方面的政治局会议,而不是同王洪文等一样可以“参加所有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根据现有记载,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则是在1973年的著名的“帮周会议”。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声称“邓小平恢复了副总理的工作,但是,周恩来总理却要暂告病假。国务院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将主要交由邓小平和李先念两人全力来抓。”但是很少有明确的资料说明这一点。
    
    1973年4月9日,周恩来在玉泉山会见邓小平、卓琳,并进行长谈。但是从此以后,再无周恩来与邓小平私下交往记录,而且引入注目的是自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搬到305医院之后,直到10月6日邓小平才因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之后才去医院看望周恩来。事实上,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周恩来与叶剑英的关系都不“热络”。毛泽东的“观察”或许是个可以拿来解释的理由,邓小平知道要和周恩来“撇清”,才能获得毛泽东的信任。
    
    1973年8月份召开的“十大”,邓小平仅被选举为中央委员,没有能进政治局。这同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让邓小平去表现,毛泽东的“考察”得到满意结果有极大的关系。机会终于在1973年年底来临。
    
    在1973年年底的批周会议上,邓小平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会议的中间,毛泽东曾问前来汇报会议情况的王海容和唐闻生:“邓小平发言了没有?”毛泽东要了解邓小平的情况,要了解邓的态度。王海容说:主席昨天晚上说,这个会议开得不好,所以现在要调兵遣将。将就是邓小平。邓小平一言击中周恩来的要害:“总理表现出来的是外交路线上的错误,但是你的核心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我们在座的所有人认为,我们对于毛主席是可学不可及的,你这次的错误在于你的内心认为毛主席不只是可学的,而且是可及的。”因为病重,毛泽东托付周恩来“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十大”之后,周恩来是排名第一的党的副主席,但是周恩来又不是毛的接班人,因此毛最不放心的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对此诛心之论,百口莫辩。当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邓小平的发言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一时兴起,毛泽东问谁知道邓小平的住处,要马上把邓小平找来。虽然因其时已届深夜,没能将邓找来。亦有数据说,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就召来邓小平,进行了长谈。但是无可置疑的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表现是十分满意的。
    
    为了避免在军队中形成尾大不掉的“山头”,进而威胁到未来的接班人,以及在军队中“批林批孔”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对调。12月12日到22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的批评了周恩来,并提出要将八大军区的司令员对调。在这同一个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邓小平才开始“归位”。
    
    因为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邓小平就为其中的中央军委委员(当时未设常委),1959后更是13人组成的军委常委之一(常委之中,除毛、邓外全为有军衔的现役将领)。
    
    1973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与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相当高,“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同他对自己和斯大林的评价一样。毛泽东继续到“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也劝邓小平:“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政治局会议赞成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22日,中央根据毛的意见,周恩来亲笔代中央起草文件发出通知,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日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王洪文虽然被提拔了上来,并得到毛泽东的刻意栽培,但毕竟新来乍到,在党、政、军机构内都还没能插上手,更不要说掌握实权。邓小平刚刚回来,却一下子在党、政、军都有了职务有了实权。”甚至一些资深党史研究专家也据此认为“毛泽东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未担任过中央军委要职的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说明毛泽东把最重要的军队权力交给他掌管。”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虽然在12月15日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但是事实上此时的邓小平并没有出任总参谋长一职。毛泽东的说法是一个笼统意义上的“总的参谋长”而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正如毛泽东在14日所讲:“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和当时发出关于《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通知》(1973.12.22)中都没有提及出任总参谋长一职,仅是说:“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根据中央组织部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数据附卷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1949.10-1997.9)》中的介绍,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一职为1975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1975.01.05;中发〔1975〕1号),邓小平确实是在1975年1月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至于毛泽东把最重要的军队权力交给他掌管和掌握实权更不是历史的事实。根据《周恩来年谱》,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20日,由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此建议时,将原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苏振华),并确定;军委六人小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报主席或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军委名义下达”。同日,与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1974年1月31日成立政治局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在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王洪文作为组织工作小组的组长,负责审查全部人事组成名单。
    
    因此即使在军委六人小组中,当时的邓小平不仅排列在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之后,而且在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于运动的走向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而与同一个时期的王洪文相比,王洪文不仅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起筹备四届人大,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大小事务,而且同时还是主管同时期为专门处理各大军区的揭发材料而成立的项目组。作为接班人培养的王洪文,可谓手握大权,更是在1974年6月1日之后代替入院治疗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时的邓小平和王洪文相比,如何比得上?作为周恩来更是悉心照顾和指点王洪文,同邓小平的交往实属“凤毛麟角”“乏善可陈”!
    
    毛泽东给予邓小平的头衔是不少,但是邓小平实权并不多。对于毛泽东来说,邓小平取代周恩来主持对外事务才是最紧迫的事情。因此,从一开始邓小平作为副总理,分管的就是外交,随着周恩来的病重,陪同外宾见毛就成了邓小平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会议上宣布邓小平新的任命意味着什么?
    
    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对于这次八大司令对调,邓小平是毫无涉及。对于有人认为是邓小平先提议、提拨邓小平是为了保证八大司令对调成功等,笔者认为这都不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至于谁提议的,毛泽东说是叶剑英和纪登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具体操作是周恩来、叶剑英、王洪文和张春桥四人完成。对于军队的控制权,一直都是被毛泽东牢牢的掌握着。从毛泽东的1971年的南巡讲话以及1973年的许世友、韩先楚以及杨得志的检讨也可以看出。“林彪事件”以后,一大批原四野军队干部受到牵连而倒台,很多原二野或其它山头的人马被提拨上以填补这些“空缺”。苏振华的复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苏振华在1972年复出以后,很快掌握了海军的实权。毛泽东提拨邓小平的政治意义在于,邓小平可以作为这些人马的老上级,可以更好的理顺和协调他们同中央军委的关系。虽然毛泽东多次强调要重视和解决“山头”问题,但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山头”也不是“百弊而无一利”。况且,鉴于邓小平和林彪的间隙和历史上无任何渊源,更加有利于进一步清理军队中的林彪势力。毛泽东说:“现在要多用四方面军的人,刘邓的人。”
    
    (4)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风波
    
    中美、中日建交以后,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好评如潮,把中国外交说成“周恩来外交”。毛泽东醋意大发之下,狠狠的整治周恩来。1974年的4月份,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在即。即使周恩来身体允许,周恩来也必定是无缘与联合国的舞台。
    
    主管这件事情的外交部绕过周恩来,由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向毛本人报告了此事,探询对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的意见。本来,各国出席这一届特别联大的多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照理中国也应派出具有对等身份的周恩来参加,然而毛却属意让邓小平率团前往,由乔冠华做助手。毛泽东特别叮嘱此事要秘而不宣,由外交部自己提交报告。毛泽东要观察各方反映。但是王海容却早早的在3月20日就告诉了周恩来,这是毛的意思。周恩来对此安排表示惊讶,因为最初设想从外事部门选择一位部长率团出席会议。
    
    3月22日,外交部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出席六届特别“联大”代表团人选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批示同意外交部的请示报告的同时,考虑到叶剑英因高血压导致视网膜出血尚未痊愈,而王洪文又忙于指导“批林批孔”运动,需要邓小平协助工作,故而周恩来建议三周的特别“联大”会期邓小平出席一周,在向大会发表讲话,并与主要国家领导人接触后,即起程回国。周恩来特别指出,将他的批示意见首先呈报毛主席,暂不送王洪文、康生。在毛主席批示后再送叶剑英、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邓小平核阅,最后退外交部办。江青以“中央军委要开会解决李德生的问题,邓小平必须参加”为由反对邓小平出任团长。江青的说法也有道理,因为李德生曾经是邓小平的部下,希望邓小平能像骂陶鲁笳一样去骂李德生。周恩来和江青的建议有不谋而合之处,都是因为国内事务需要邓小平,因此建议缩短邓小平在联大的时间,只去一周。不同的是,周恩来是在毛泽东的决定之后作出的建议。江青则是被蒙在鼓里。
    
    正如前述,在邓小平复出的时候,曾经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不能反对江青。在关键的1973年11月份的批周会议上,邓小平又合作的不错,因此江青讲的也未必不是实情。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江青一直被蒙在鼓里,王洪文知道以后也没有告诉江青。因此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坚持要外交部撤回这一报告,会议最后议而未决。直到毛泽东亲自出面,写信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要她“小心谨慎”。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邓小平复出和江青的利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毛泽东用来从不同角度侧面攻击周的工具。毛泽东启用邓小平以后,希望能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即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和以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派通力合作,共同稳住文革的大局。即使江青反对邓小平出任团长的理由都是完全正当充分的,但是难免会在二者之间种下芥蒂。
    
    同时,邓小平的崛起,同和江青等人相处良好也有很大关系。江青在邓小平复出的时候,并不认为邓小平属于周恩来派系,而是把邓小平看作是自己的人。正如前述,邓小平复出的两大条件是不能够反对江青和永不翻案,就是存在“联大风波”一事,江青在1976年回顾时仍然承认,在1974年同邓小平的相处还是大体不错的。江青支持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因此,江青反对邓小平出任联大代表团团长,笔者认为理由是正当合理的,并非中共官方所定论。中共官方认为江青不仅“无理取闹”还“有着更深的用心”,“在江青等看来,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一样,是他们自己“组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障碍。”
    
    至于“至周恩来去世数年后,邓颖超才向身边工作人员透露,周恩来为什么一再推迟住院治疗时间的缘由,她说:‘恩来一直对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担心江青那伙人乘他住院时间对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去住院治疗。’”《毛泽东传》则说“在当时江青等不断发难、政治风波迭起的形势下,邓小平不在国内,周恩来无法放心。他置病体不顾,继续超负荷地工作,坚持等候到邓小平从国外归来,才在6月1日住进医院。”这种说法是值得推敲的。邓小平是4月6日离京,4月19日回京。周恩来是6月1日入住305医院。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周恩来外事活动多达五十四次!
    
    1974年5月上旬,尿病理检查中发现了“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证实了癌细胞已经开始在体内扩散转移。5月9日,周恩来医疗组认为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制定出《检查治疗方案》,并向周本人和负责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作了汇报,当面陈情,情况已经十分严重,敦促中央下决心批准周恩来及早住院动手术,避免发生意外情况。周恩来也在5月13日约见负责医疗工作的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话,陈述自己的想法,实为请他们帮忙,提早做手术。在同医生会谈后,在医生的暗示下,周恩来写了封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够接受手术治疗。张春桥代表中央表态,驳回了医疗组的请求,表示:“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叶剑英也称张春桥所说的“是中央的意见,积极的意见,切除的办法,暂时放一下,不考虑。”
    
    张春桥说:“从现在起,到5月30号,有好几批外宾要来,最后一个外宾,是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他们都要求总理接见。这是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需要。所以,起码要到5月底以后,才能考虑怎么办的问题。”张春桥说的也是客观实情。毛泽东的态度如何?吴阶平说要做手术一定“周恩来一定要毛主席同意”才可以。毛指示检查和医疗两步走,但是吴阶平在叶剑英和邓颖超的支持下,两步并一步走之后,“后来毛主席发下话,说两步走比一步走好。”从1973年3月第一次手术之后,周恩来每一次的手术报告都是周亲自所为。这一次,毛泽东说:“见完拉扎克再说。”拉扎克是马来西亚总理,预计在5月底访华。31日,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中马建交公报。毛泽东终于批准了。6月1日,周恩来住院做了第一次大手术。
    
    因此,周恩来到6月1日才住院同邓小平去联大基本上关系不大。
    
    此时的邓小平,在外交舞台上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事,在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详细正确的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把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作为外交战略的基石;(2)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坚持毛泽东所说的两句话,即“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3)关于中美正常化的途径,关键是台湾问题,解决方式只能是日本方式,即承认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邓小平,而不是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上的的地位得到明显提高。
    
    5月12日,周恩来和邓小平一起同布托举行会谈。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参加如此高级正式会谈,虽然邓小平以前也在机场迎接国外国客人,参加举办的招待外国客人的宴会,陪同外国客人到大寨参观等等。1974年的邓小平也开始多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以1974年5月为例,毛泽东一共接见五次外国客人,邓小平陪同接见三次,而王洪文全部都参加,分别是1974年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18日,毛泽东会见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在1974年的上半年,邓小平参与的国务院事务也比1973年增加许多,虽然具体责任并未明朗,但是至少参加可以参加例行的政治局会议了。
    
    毛泽东无疑是邓小平得到提拨的最重要和决定性的因素。当邓小平回到北京时,当晚汪东兴就看望了邓。邓小平向汪东兴致谢,汪东兴说:“我是按毛主席的意思办的。”邓小平在1980年是说:“不是周恩来(提拔我的),是毛主席。”在国内党史界,在此点上,无疑是有点本末倒置了。
    
    邓小平在批判周恩来中的表现,同江青等人的关系处理上,都是让毛泽东满意的。特别在“批林批孔”中,邓小平也是积极配合,同王洪文等人也合作愉快。除了对1974年1月24日江青的信所提开会建议赞同之外,还在3月份严厉指责陶鲁笳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得力。邓小平对于露骨的批周也毫无任何替周开脱之语。所有的这一切都使毛泽东觉得邓小平可以托付重任。一切都按照以“王洪文和邓小平的搭配,组成新的工作格局”的模式发展。当毛泽东在1974年8月,作出停止“批林批孔”运动,要重新进行治理整顿的时候,相对于王洪文等,邓小平无疑具有更强的优势。
    
    基于邓小平的表现,江青在误以为邓小平是同路人,従而要求邓小平对“风庆轮”事件表态时,邓小平可能是基于“风庆轮”有可能牵涉到自己或者对江青的态度所不满而没有当场迎合江青,于是引起江青极度不满。但是在毛泽东看了这完全是“小事”,并不影响对邓小平的进一步重任,邓小平除担任第一副总理外,还要兼任总参谋长。而且在1974年12月毛周见面时进一步提出: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在通过漫长的观察期之后,邓小平在1975年初终于获得了更重要的职务,掌握了更多的实权,全面的代替周恩来在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的邓小平,无疑要站立在政治舞台的中心。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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