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说说衡阳“反右斗争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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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12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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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家通州，六十年大庆部队演练基地就在通州。不时能看见接受检阅的机群轰轰地掠天而过，有几次进城去锻练身体，巧好碰上中央领导去视察演练部队京通快迅路临时交管，三条路占了两条，一时堵车排队超过一公里。不少司机开口就骂：“妈的，今天倒楣又碰上了”。我还好，堵车就翻书养神。这天巧好翻的是衡阳应山红难友编著的《石鼓滩头》这是一部记述衡阳“反右斗争”“伟大战果”的书。应是学生，武汉地下党的一员干将，1949年被“组织”派去接管衡阳，不久与北京南下梁启超的侄女梁思美相恋，很快结为革命战斗夫妻。不想在风云变幻的1957年，被划“极右”，招至“双开”处理（开除党藉、开除公除），“下放”农村“监督改造”。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撕裂了。仅管1979年“改正”后“官复原职”，还当了几年中共市衡阳市委组织部长。出于对历史的负责，他“离休”后自费编了这部千秋难忘的非官方野史。
我知道衡阳这个名字也是五十年代被划为“极右”，在“劳动改造”的滇沛流离中翻阅乡人才女黄娥写给流放丈夫杨升俺的诗：“雁飞不曾到衡阳，支字何由寄永昌？三封书简妾簙命，六朝风烟君断肠”。才知它是湖南第二大城市，造纸术发明家蔡伦、大思想家王船山的故里。因它又有“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的传说，故又称“雁城”。可在那“红旗漫捲农奴戟，黒手高悬霸主鞭”的“阶级斗争”岁月，不因为它是“伟人”举事的乡省，就逃脱了“阳谋”一劫，不，也是个疮痍满目的重灾区？
据《衡阳市志》记载：1957年当时这个人口不足50万的城市，“共挖出右派集团118个，划右派分子3854人(其中中共党员187人)，占反右单位总人数的8.86%。右派分子中高中以上文化的1772人，占45.98%。市民盟、民革、民建三个党派32名市级委员有18人被划为右派，占56%。全市中小学教师被划右派的比例达15.5%。还有一部分被划为中右分子。对这3854人的处分，70%以上是开除公职押送劳动教养和保留公职押送农村监督劳动，其余的人，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大部分被强制下放农村。这些人被强制从事重体力劳动，工资大幅度降低或取消，那时未实行计划生育，每个家庭人口较多，生活陷入极度贫困，以至衣食无着，挣扎在死亡线上”，好些人因此提前离世。
《石鼓滩头》—“湖南衡阳反右史实”，在460页上读到牛德山先生所写的《迷糊、聋哑及其它》一段反右纪实史料，真有点啼笑皆非！那些一味媚上阿上的昏官庸官黑官，为了证明毛泽东的“伟大英明”，不惜指鹿为马，颠倒黑明，竟将一大批最善良、最底层的小学教师、售货员，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她）们中既有什么也搞不清楚的迷糊人，也有又聋又哑的聋哑人，还有目不识丁的工人和未成年的花季少女……筒直就是它妈的瞎胡闹，彻头彻尾地整人害人，哪有什么“正确”、“必要”可言，纯是凑数拚数，五花八门，品种齐全。在人们心目中以为右派多少总有点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或官场中人，然而不是啊！请看下面這几个例子：
迷糊人李霁月
她是浏阳人，反右时已年近五十，虽是教师文化水平却低得可怜，滥竽充数地教着初小一年级。她生性孤僻与同事很少交往，除了在课堂上平时难得开口，每天教完几节课便闭户不出。每次集体学习，她要么一言不发要么打瞌睡，不论人家怎样批评以至嘲弄，就是不改。时间久了大家习以为常，便听之任之。
她是独身，闻说解放前曾与一个花花公子同居过，后被遗弃，从此再未婚配。对政治上的事一窍不通。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朝鲜的领袖是谁，志愿军司令员是谁，一概不知。在如火如茶的反右派斗争中，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也说不明白。1958年寒假集中整风反右，在小组鸣放会上她照例打盹迷糊。工作组的同志喊醒她问；“刚才×××的发言，你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你认为他的发言怎样?”
“讲得很好，我完全同意。”
就这样，她便因“支持右振和右派一鼻孔出气”而与×××一并落网了。此外还有一条罪状，就是她曾在闲谈中说过“我那里卖的油条细得象筷子，风都吹得起。”那当然就是“攻击社会主义”了。她被押送农村监督劳动，由于有一双解放了的小脚，又是高度近视，在田埂上走路还要别人搀扶，手无缚鸡之力，连个小锄头也举不起。怪不得农民为之叹息说；“这号人怎么也送到农村来?真造孽啊!”队长只得安排她带几个孩子。1961年被调到社会主义学院。请勿误会，以为她入了高等学府。这个学院其实是个短期政治学习班，对右派或摘帽右派来说，仍是个通过劳动进行改造思想的场所。一天来了两名外调人员找她谈话。右派们都是非常敏感的，对这种难见的新鲜事纷纷猜测议论：难道要摘掉她的右派帽子?凭她这样的表现，哪里够资格，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过了几天，那两人又来了。一个大胆的右派去偷听，这才真相大白。原来，李霁月是我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的堂妹。在国共争夺下天的革命战争年代，李贞将一个儿子托付给她抚养。李霁月多年忍饥挨冻历尽艰辛把孩子养大成人。没想到就在临近解放时孩子高中毕业了，竟在一次游泳中不幸丧命。她为此内疚痛苦万分感到无颜见亲人，所以解放后虽然李贞谅解了她，一再派人接她去北京，她就是不去。这次来人还是奉命来接她的。按说，在这种情况下，她如果去北京将军府处境必会好许多，但她仍坚持不肯去。以后的情形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她一人住在江东一间小破屋里，衣衫褴褛，瘦小佝偻，改正后病死时孑然一身。打盹几分钟受苦半辈子，你说冤不冤？哉
聋哑人高扬秋
他十岁那年因病而全聋半哑，久与之相处，可勉强听懂其结结巴巴的短语。解放前他靠卖黄泥河水谋生，与地下党员查微结识，被培养担任交通员，传递了许多秘密文件，无一闪失，不久加入了地下团。他没有上什么学堂，但聪明好学曾把字典抄写过三遍，练成一手好字文章也写得流畅，又擅长绘画。解放后先后在市总工会和市工人俱乐部(现工人文化宫)工作，多次被评为三好团员和先进工作者。1958年5月，反右斗争已近尾声，领导上却亲自找他苦口婆心动员：“你是团员，是党的助手，要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你又是残疾人，会有什么野心?尽管放心好了！”于是他写了张大字报，提出几条意见：
一、市总工会主席处理某件事欠缺民主协商，造成损失；二、某某干部系起义人员，在肃反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与政策不合；三、自己年轻，工作量大，粮食定量少了些，是否可增加一点。几天后就宣布他为右派。
在批斗会上大家声嘶力竭地讨伐，口号声如万炮齐发，他无动于衷雷打不动，左顾右盼不知所以。最后认为他顽固不化，从重处理，开除公职和团籍，被押送株州劳教。株州方面的人说衡阳人发癫了，坚决不收。他在株州只过了一夜就被退回。在衡阳劳教所一个管教人员叫他拉一车煤，他发现煤是公家的，煤却往那人的家里送，便愣头愣脑一本正经地提出抗议，得到的回报是加大劳动量。在一次用船运煤去车江镇时，要他一个人担两吨焦炭上船，又命他拉纤。烈日曝晒，汗流如雨，他拉了30多里水路，只吃到两个小馒头，晕倒在湘江河边，不谙世事，自作自受，你说蠢不蠢？当然后來活活被整死了。哉
工人李君健，
1958年时他衡阳市二医院放射科工人，一生酷爱京剧，同事中的赵真琦、卓德章也有同样爱好。事有凑巧，赵有历史问题，卓是副院长、农工民主党成员、外科专家，本市有名的“一把刀”。这两人在反右斗争中，一个按反革命处理，一个判成了右派，于是李君健也跟着遭殃，主要罪名有二：一、与赵、卓关门听收音机，虽然实际上是欣赏京剧，却硬说他们结成了反党集团，在偷听敌台。二、李是单身公，一向不修边幅，对人说衣服难洗，特别是领子和袖子最脏，最难洗，便说他是含沙射影攻击“领袖”。二十多年后，给他下的改正通知上写道：对他改正的主要理由是划右时他系工人，而中央当时明文规定在工人、农民中不准划右派。但是，此时他已四十四岁，时光不能倒流了，不是右派又怎样？白白受了几十年罪，敢去找专横不讲理的共产党吗？
少女梁秀春
1940年她出身于衡阳县确山乡一个山村的贫苦农民家庭，44年日寇入侵衡阳，4岁的她在逃难时散失在丛林里，如不是被人发现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了。1956年她就读于私立大刚会计学校，被地区百货分公司招去在秘书科当打字员。因眼睛不好，次年到祁阳县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站柜台，或摇着巴浪鼓挑货下乡兜售。十七岁的少女天真浪漫充满幻想。1957年全公司30多人已揪出14名右派，成绩名列全县。这个单位在揪斗右派有个创造，凡要揪某某人事先画好头像用白纸覆盖，临到批斗时才揭开。除夕那天小梁去上班，见墙上又贴出一张照例被遮盖着。她抱着孩子似的好奇心，猜想着这排行第十五名者是谁。刚走近墙边就被人团团围住，揭开白纸一看正是她的头像。罪状是什么呢?
1957年10月正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运动，某日一顾客递给她一卷纸，说是对公司提意见。她随口答应顺手代贴，原来是批评公司经理、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刘继波抛弃结发妻另觅新欢，是“新陈世美”。于是，便定她“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并且是“反党集团”成员。此外，她说过1954年粮食统购统多了，还发生捆绑吊打现象；农村互助组转初级社又升高级社，步子太快了；1956年肃反外调人员满天飞，差旅费开销太大，有些可用函调以节约开支。这样就定为“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肃反运动”。她遭到辱骂殴打，遍体鳞伤，三天三夜连续批斗，逼她交代“反党集团”的头头，而她与那名顾客并不认识。她只有十七岁，上报的定案材料竟写成二十岁。她受到开除干籍留用察看、降薪的处分，被遣送农村监督劳动，她不断申诉。到了1961年底，上级查明她的年龄确实被加了三岁，便作为特殊案件进行甄别改正，恢复了干籍，留了一个“留团察看一年”的尾巴。她被安排在白水百货批发部工作。到1968年底她临近分娩，又被揪出来，说“1957年划右派年龄不够，现在够了”。批斗会结束后一个小时，孩子呱呱落地。她再次受到降薪发配农村的处分。从少年到中年，梁秀春没有过一天安稳日子，而那个挟嫌报复陷害无辜的公司经理却官运享通，步步高升。
毛泽东治下的中囯就是如此，作恶的步步高升，干事的天天受罪，变人为鬼，封妖为官，举国一样，比比皆是。为什么中宣部和它所治下的媒体不谈这些事呢？难道它在60年以外，或不属于60年？至少是回避与作假，缺少公正与良心。
1957年的“反右斗争”可是中国一件特等大事，有报纸、有刊物、有电影、有歌曲、有照片、可以作证，难道能抹煞？谁又能抹煞？不承认历史事实的政党能富国强民，振兴民族么？我们要的是公正、公义、公开。毛泽东曾说“看他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他的将来。”当局封杀历史、掩盖历史，目的就是不让“知道他的过去”，只让我们“看现在”，那“将来”谁能知道？光明亦或黑暗？法西斯亦或民主宪政？封杀历史就是为了重复历史，掩盖历史就是为了欺骗众生，只有傻冒才干这些蠢事。
仅管反右斗争已去52年，至今仍是“必要的、及时的”，只是“扩大化”的“德政”而已。其实，“改正”一词不是缘于邓小平总书记，1978年还是华、汪当权，他那时刚“混进”中央领导斑子，曾提出为右派“平反”，可又是常委又是副主副的汪东兴立刻反击：毛主席说右派不能平反。邓才改口说：我不是说给右派“平反”，是说给右派“改正”。此事可查阅施东宾所著《华国锋短暂春秋》一书。那时政治大气候是“两个凡是”，邓还不是拍扳人物。1988年我混迹首都新闻界，一次参加谁的“硬笔书法表演”，那天去了不少大人物，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副院副总理的方毅也在现场，巧好我和邓朴方先生在一排（有私藏照片为证）。他听我说话是四川口音，故有短暂攀谈。当他得知我是“右派分子”后，十分热情地伸出手和我相握，连说“你们受苦了，受苦了！当时我父亲提出为你们［平反］，可中央有人不同意，才变为［改正］”。
此事一直深藏在心，数次向家里人讲过，所以我是拥邓批毛派。邓的问题是他打倒了“凡是派”后没有矫正这段历史，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相反写进了中共的“历史决议”。这是不公平的，违反客观事实的，使这个重大历史问题至今未得解决。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不容抹煞，尽管有天安门开枪事件摆在那里，他仍是历史伟人！
可当今中国既有极左的毛派势力反对他，也有激进的民主派势力反对他，依愚见，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后30年的辉煌，现在老百姓还在“喝大锅清水汤”、“三人穿一条裤子”。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他完成了他应该完成的历史。关于右派的“平反”和“赔偿”以及补发工资，是“胡温新政”的事。什么叫“新政”？就是有突破、有新意、有建树、有作为。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都是很好的东西，关键是落到实处。我不是毛派，更不是激进民主派，是个务实派，希望国家能和平理性，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不管哪种暴力）稳定平稳地迈入民主宪政之路。也许一些革命的先生们会骂我“想当政协委员”，就让他们骂去吧！我什么也不想当，只想认认真真地办好“三亲”、“三真”的《往事微痕》。我相信60年华诞过后，胡温总得拿出一些新的招数，不然何以向小平同志交差？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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