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座恐怖的人间地狱—《命运的祭坛》（魏光邺编著）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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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座恐怖的人间地狱—《命运的祭坛》（魏光邺编著）读后
请看博讯热点：反右50周年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05日来稿)

     作者：董克让 (博讯 boxun.com)


    共和国六十周年


     当今中国，每当提到五七难友的悲惨境况时，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甘肃省酒泉县巴丹吉林沙漠上那个臭名远扬的夹边沟农场。被集中到那里“脱胎换骨”的3000多位五七难友，在1958∼1960的短短三年里，就被饿死和整死2000多人，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二。凡是看过《夹边沟记事》的人，都会为之垂泪，为之愤怒！就连孤陋如我者，也从不少读者的口里听到过一个共同的心声：“真是太无人性了！太悲惨了！”

     可是朋友，你可知道，在我们这个与资本主义相比，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像这样“太无人性”的人间地狱，绝不止夹边沟农场一个；在专政手段的残忍上超过夹边沟农场的还有的是，它们只不过是像深埋在万山深处的“宝藏”那样“有待开发”罢了。

     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右派”魏光邺花了整整五年功夫，遍访幸存者近百人，记录史料数十万字，组稿18篇，自撰采访文章53篇，最后编著成书、并由作家出版社于2008年10月正式出版的纪实作品集《命运的祭坛》，就是近两年才被“勘探”出来的一座“富矿”。它以设置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的一个右派集中营——新民农场为对象，通过一个个受害者的血泪控诉、一件件惨案的历史复原，以及多篇文章的相互印证，不仅戳穿了整个五七劫难（包括“反右派”及抓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阶级报复分子”、“反动学生”等）的荒唐黑幕，还对毛氏鹰犬们在“新民”犯下的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作出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其中许多冤案之荒唐，血案之惨烈，尤甚于夹边沟。笔者读后，曾为它写过一首长诗（见该书第22∼24页），但觉意犹未尽，有许多话还想一吐为快。

     ( 一)

     新民农场这个披着农场外衣的右派集中营，是1958年3月为了集中“改造”楚雄州所属各县在“整风运动”中被处以“劳动教养”的“极右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而专门设立的。在被集中到这里“改造”的840馀位难友中，除了人们所熟知的那些后来俱已全部“改正”的各种分子外，最为荒唐的是还有一些所谓的“反动学生”。他们有的尚未成年，有的乳臭未干，就遭此奇冤，备受摧残。书中有名有姓的就有楚雄师范的学生毛鼎、刘宗泽、王用、夏光全、夏培春、夏培和、普连江、普增福、李正宇、赵祖德等10人，楚雄一中学生王绍喜、和翔龄2人，大姚中学的李璋，元谋中学的拜登，牟定小学的李光忠，还有12岁的杨洪祥和董发林、9岁的女孩小双、8岁的女孩小水、以及年仅10岁、无名无姓的“小哑巴”等等。其中，16岁的和翔龄、夏培春、拜登三人，都饿死在新民农场。此外，还有几位小脚大妈。书中有名有姓的就有王应仙、杨学能、李顺珍、林桂仙、鲁正坤、杨桂兰等6人。她们大多是公私合营前的小商贩，公私合营后只因说了几句实话（如杨桂兰说：“排骨剔得太干净了，还当排骨卖，怕不妥当。”）就被打入这座炼狱，教他们和“老右”一样去“脱胎换骨”。整人整到如此荒唐的地步，在当今已出的同类著作中还不多见。

     又如被打成“右派”的赵之廉，其父母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北大任教，与杨振宁之父杨武之同事。抗战期间，他们都随西南联大南迁昆明，赵之廉是该校学生，也跟着一起来昆就读。西南联大回迁后，赵又随校回迁。以后改攻数学，继而又转攻法律。天津解放后，已在天津市政府工作的他，为了支援边疆建设，又主动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回转云南，土改后被安排为富民县副县长。只因他博学多才，作风正派而又平易近人，深受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便被忌贤妒能的县委书记李元慈忌恨在心。“整风”开始后，赵有先见之明，一言不发，李元慈抓不到他任何把柄，却把他过去写给国务院的报告说成是“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他为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说成是“搞反党小集团活动”，将他打成“右派”，押送到新民农场劳动教养。按照当时的干部管理权限，赵的处分须报州委审查同意后转报省委批准。而李元慈竟未办理任何报批手续，仅凭他一句话就断送了赵的一生。落实政策时赵已年近花甲，仍孑然一身。后经几位难友帮助，才找了一个已无生育能力的老伴相陪。由于长期郁郁寡欢，只得以酒遣闷，没过几年就离开了人世。

     再如元谋江边一位名叫张庆其的小学教师，当了20多年“右派”，历经九死一生的磨难，落实政策时竟然找不到任何档案材料，长期未能落实政策。后来还是一张刊登着法院判决他与妻子离婚的通告，上有“张庆其之妻诉张是右派，要划清界限，准予离婚，因找不到张的下落，特登报宣告”等内容的旧报纸起了作用。而这张报纸又是张庆其在劳改中偶然见到后才保存下来的，想不到十多年后竟然成了他被打成“右派”的唯一证明材料。

     诸如以上的荒唐事件还有许多，恕不一一列举。

     从这些荒唐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当1957年那场堂而皇之的所谓“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被铺天盖地般推广到基层后，什么“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什么“六条政治标准”等，通通都成了招摇闹市的幌子，谁该挨整和要整多少，完全取决于一把手的好恶和毛泽东给他们钦定的任务，下不了狠心的就连他一起打成“右派”。于是，堂而皇之的所谓“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了被毛泽东用来扫除一切障碍、借以夯实其皇权统治基础的政治手段，哪里还有什么革命的味道！

     (二)

     毛氏遗孽们始终拒不承认1957∼1958年开展的那场“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一手策划导演的、以专政党的权力对公民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迫害，反而颠倒黑白，说党是在“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下，不得已才进行反击的。这种谎言虽已一再受到批驳，但当权者们充耳不闻，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予以回击，于是只好采取“强迫遗忘”的做法，想把受害者们拖死后不了了之。但是《祭坛》的编著者及撰稿人不领会那一套，他们凭着对国家、民族和历史负责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将自己和难友们受害的事实真象倾诉出来，让社会来作公正的评判。在本书中，原元谋县公安局长杨玉麟那篇《一名公安局长的轮回》最能说明问题。他是在“反右斗争”已经结束，运动进入“整改阶段”后才被“补”为“右派”的。为了让读者看清他是怎样被“补”进去的，现将有关原文抄录于下：


     1858年1月24日开始“整改”。查怀疑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继续深挖补课。

     县委召开了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会议。会上县委书记说：“现在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该划右派的已经划了。现在进入‘整改’阶段，请大家畅所欲言，对县委工作中出现的错误缺点提出批评和建议。请大家放心，你们都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你们与那些恶意攻击党的右派分子有本质上的区别，你们提意见是善意的，真心实意的。我以县委书记的名誉向大家保证，不会揪大家的辫子。彭真同志在北京高等院校党支部委员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时说：‘这个会的主题是继续动员党内同志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我们共产党不一条心，他们骨子里要推翻我们的党，与我们党平分秋色，论流坐桩。那些人能与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相提并论吗？我们是自己人，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内外有别嘛。即使提的意见不一定正确，甚至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党中央在这里向同志们作保证……。’你们看，彭真同志都代表党中央表态了，你们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希望大家对县委各方面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这是大家爱护党、忠于党的表现，切不要受到反右斗争的影响，彭真同志说了，‘内外有别嘛，你们与右派不同。’你们是党的忠诚干部，你们不提难道仍叫那些右派来攻击吗？我们党的威望如日中天。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滋长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影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央提出整‘三风’除‘三害’的方针是正确的，必要的。如果我们的党不能除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就不能领导全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这次‘整改’关系重大，能不能对县委在工作上、思想上、作风上提出批评和建议，是对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党性的考验，是否对党的事业忠诚的考验。希望大家听了报告以后，认真思考，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以口头发言和书面形式提出你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听啊，感情那样真诚，语言那样亲切，保证那样坚决，在座的杨玉麟能不受到感染吗？果然，他被感动了。一根无形的绞绳也就在这时套住了他的脖项。请再往下看——


     听了县委书记的报告后，我想反右已经结束，不可能再是什么“引蛇出洞”，况且我对党的忠诚县委是知道的，……这一次“整改”党是真心诚意希望反“三风”的，决不能对党产生怀疑……

     经过一番对自己思想的梳理，我打消了一切顾虑，对县委的讲话深信不疑。于是对县委在对敌专政问题、肃反审干问题、干部政策、党的领导、对知识分子政策上存在的缺点提出我个人的意见。

     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一夜之间我就从一个公安局长变成了一个阶下囚，一个三反分子，一个阶级敌人。此时方知上当受骗，彭真也在“引蛇出洞”，但为时已晚，我欲哭无泪，欲诉无门。补课深挖出来的我，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送到了“新民农场”劳动教养。（引文见《命运的祭坛》作家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第525∼528页。引文中，除第二自然段中的省略号为原有外，其馀三处为笔者抄录时略去了少数文字。）


     这是1958版的《狼外婆的故事》。这个狼外婆1957年用这种办法吞噬了千千万万个纯真善良的“小兔子乖乖”后犹嫌不足，现在他又来了。你听他哄“乖乖”们开门的那些歌，唱得比黄莺还要动听，也特别擅于抓住“乖乖”们不同时期的心理，唱出不同的歌。于是，一批又一批善良的“乖乖”还是打开了他们不敢轻易打开的门。而门一旦打开之后，狼外婆原形毕露了，“乖乖”们发觉上当受骗也悔之晚矣！整个“反右斗争”的过程不就是这样的吗？至今仍在坚持“反右斗争正确必要论”的先生们，请你们也把“正确必要”的证据亮将出来，让广大群众见识见识嘛！

     (三)

     含着旷世奇冤的五七难友们从州内各县来到“新民”后，起初还受到一位善良政委任喜明充满人性的正确对待，但是毛体制容不得这样有良心的人，时隔不久，任喜明就被戴上“右倾”帽子，贬到农村插队劳动去了。继之上台主宰这批难友命运的，是被“老右”们背地取名“王小五子”的场长贡茂福。此人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上任之后，果然不负毛体制对他的栽培和厚望，豺狼本性暴露无馀。一天，贡茂福把等待布置劳动任务的劳教人员集合起来，命令他们到外地挑煤。这时正置三年大饥荒中大面积饿死人的“严重困难”时期，一位生命垂危的难友夏天章要求请假，贡茂福喝令道：“要请假的都站出来！”心存幻想的40多位难友满以为会得到贡的恩典，便先后应声站了出去。谁知这个恶魔竟叫民警抱来一捆扁担，亲自动手，从夏天章开始，挨个进行毒打，每人三扁担，一连打了24人，大概是因为他打累了，这才喝问一声：“还有人请假没有？”然后扔下扁担，甩手而去。场上除了被打者痛苦的呻吟外，没有任何声音……

     196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贡茂福又命令所有劳教人员紧急集合，趁月明之夜再去挑煤。出发之前，贡命各队、组长清点人数，直属队队长张兴德报告说，吴学礼（原禄丰中学教师）这几天都在生病，快不行了，只他一个人没有到。早已灭绝人性的贡茂福听后，不但没有一丁点怜悯之意，反而勃然大怒，当即令民警李光华将吴拖上场来。这个李光华也是个毫无人性的走狗。见吴学礼不能走动，就拉着吴的脚镣，将其倒拖出来。奄奄一息的吴学礼躺在地上央求道：“贡场长，我已经是快死的人了，还能挑什么煤，你应该讲点人道主义嘛！”贡见吴竟敢回嘴，就提起脚来，对吴猛踢了几脚，大声骂道：“什么人道主义！什么人道主义！对你这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只能实行专政，讲什么人道主义！”面对这个痞子的脚踢和辱骂，吴学礼再也忍不下去了，一股强压在心、郁积已久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他用尽平生力气骂道：“贡茂福，你这个法西斯，你这个王小五子，你不得好死，老天会报应你的！”丧心病狂的贡茂福哪能听得专政对象的骂声，再次抬起右脚，把他那股狠劲全部集中到那只又重又硬的翻毛皮鞋上，对准吴学礼的胸口连跺三脚，只见吴学礼口吐鲜血，气绝身亡。

     被贡茂福活活打死的，还有一位南华县的中学教师，他的名字叫王茂希。而因病被他禁止打针、阻止医治而最终造成死亡的究竟还有多少，那就难以计算了。

     亲爱的朋友，当你读到书中这几樁血案的详细史料时，不知你那颗善良而平静的心，会有些什么样的感想？

     吴学礼和王茂希被贡茂福打死后，贡茂福为了向上级交账，没有忘记要医生替他写个死亡证明。当医生询问死亡原因怎么写时，贡的回答依旧是那句老话：就写偷花生吃，吃多了胀死的！

     难友辛学敏原是楚雄蔬菜公司的工人，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工人农民是不划右派的，可是下边不管这些，照划不误，也被押送到新民农场劳动教养。1959年5月的一个夜晚，已经饿得不行的辛学敏不堪重负，体力不支，在加班打水抗旱时一头栽在水沟里，拉起来就断气了。分队长孙家信（也是右派）动员难友们想办法凑到几块床板，连夜做了一口简易“棺材”。第二天一早，大家把他的遗体装进“棺材”，正准备抬去掩埋时，贡茂福来了。这个恶魔一见就张口大骂：“你们这些劳教分子死了，有什么资格装棺材！”他一边骂一边恶狠狠地朝着那口“棺材”又是几脚，将它跺散，辛学敏的尸体滚到地上。难友们无奈，只得将他抬到小磨山“软埋”了事。

     像这样凶残的刽子手，还有谁见过几个？

     贡茂福治下的新民农场，已经黑暗到这种程度，这人世间还有什么坏事是他们干不出来的？这座地狱有了这个活阎王，什么乱打乱斗，乱带脚镣，乱关禁闭，任意扣饭，任意搜身，克扣粮油，鲸吞死者遗钱遗物，任意没收活人的钱财粮票等等恶行，只不过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

     除了那些残忍、恐怖、黑暗、肮脏的恶行外，这个“农场”还有三个稀奇古怪的现象，也足以令人大开眼界：

     第一个是在所有劳教人员来到新民农场后，场方曾向他们宣布：劳教人员每月都有工资，分为三级，一级每月8元，二级7元，三级6元，根据“劳动表现”每月评定一次。这也是哄人的鬼话，实际情况是他们在那里拼死拼活地干了四年零四个月，除伙食外，每人总共只得过13.5元，平均每月只合0.26元。而关在附近那个劳改队里的劳改犯们，每月除伙食外还有2元零用钱，为劳教人员的7.7倍，劳教人员经济上不如劳改犯的情况于此可见。

     劳教人员们在既没有零用钱而原有积蓄又被场方收去“保管”（多数被鲸吞）的情况下，只好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形态。有位“老右”长期未给家人写信，就因为无钱去买那八分钱一张的邮票，最后只好勒紧裤带用饭去换。更多的人则是为了活命，不得不贱价出卖自己的衣物。有位名叫王文武的难友，为了活命，把衣物卖光了，只剩一条短裤遮羞，被呼为“野人”，幸亏元谋气候炎热，他才免于冻死。而那些有钱的管教人员们，则趁机大捡便宜。于是每天下午收工后，进行交换的人们便聚集一起，形同赶集一样，不知其他劳教所还有没有这种现象？

     第二个是劳改犯劳有定时，晚上是不加班的，劳教人员夜里加班则是常事。这且不言，奇怪的是每次夜间出工之前，管教队长们总是要以训话的语气向劳教员们交代说：“经过劳改队时脚步给我放轻些，不许大声讲话，不要吵着人家的瞌睡！”从此又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政治上，劳教人员也是远不如劳改犯的。这种现象，你说怪也不怪？如果要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就不展开讨论了。

     第三个是政策规定了，劳教人员享有选举权，这条政策他们倒是没有贪污，原因是在这个劳教所仅存的四年零四个月中，正好碰到选举一次“人民代表”，按当地选举办的规定，劳教所这个选区也要选出一名，实行“等额选举”。上面提名的唯一候选人，就是“王小五子”贡茂福。选举那天——


     发给每个人一张选民证，证明我们是公民。到了选举会场，岗楼上架着机枪，四周站着荷枪实弹的民警，我们成了拿选票的敌人，选出的代表是贡茂福……（同书第328页）

     真是教人哭笑不得！这对早已吹得令人心烦的“真正”、“广泛”而又“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更是一个无情的讽刺。

     (五)

     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力越大，反抗力也就越强。新民农场的劳教员们在饥饿与暴力的双重压迫下，为了活命，他们先是个别的、自发的“偷”吃，穷凶极恶的管教者们也挖空心思来防“偷”，如1960年摁蚕豆时，贡茂福为了防止劳教人员偷吃豆种，就找来几个破麻袋，剪成条，像兜牛嘴那样，把下田摁豆的劳教员的嘴都兜起来，把人变成了真正的牛，大家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当天不吃改天吃，半月过后一检查，豆田里只有10％的豆发出了芽。

     起初，不少知识分子因受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耻于做这种“不光彩”的事，结果大多被饿死了。有位难友夜里饿得难受，就去厨房里偷了几口饭吃，被民警发现，罚跪在外面。他怕天亮无脸见人，上吊死了。

     随着死人的不断增多，人们的脑子也慢慢地开了窍。一位在暴力面前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并多次取得胜利、受到劳教员们普遍尊敬的硬汉子——来自禄劝的小学教师刘世显，经过认真思考，认为现在大家的处境是：“饿死也是死，杀头也是死，饿死的可能性大大超过杀头。”他为自己选定了道路：“只有保住生命才有一切，要争取活着出去。”他还认为，不仅自己要争取生存，还要团结大家一起争取生存，团结才有力量。而要团结大家一起争取生存，首先必须对“偷”的概念有个正确的认识。他认为：“偷是自己不劳而获，攫取别人的劳动果实，把别人的财产攫为自己所有，这才叫偷，是可耻的、违法的。而劳教人员所生产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与偷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既没有不劳而获，也不违法，也不可耻。”这种观点其实不是他的发明，许多人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所以一经他提出，便得到广泛认同。于是在他的主动团结下，在张奇峰、祝英豪、阮志雄等一些硬汉的积极配合下，有计划地组织了甘蔗地里吃甘蔗、大沙地里烧红薯、运糖路上吃红糖等“群体性”的行动，令场方无法应对。正是由于大家都在顽强地使尽各种努力“争取活着出去”，死人的数字才不致扩得更大。

     在争取生存的困难道路上，也有人付出了血的代价；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荡气回肠、凄凉悲壮的斗争场面：


     1960年中秋节的晚上，一轮明月高高挂在新民农场的上空，“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人之常情，哪一个不思念亲人而倍感凄凉！虽然诗人安慰我们：“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然而触景生情，谁又不暗然神伤呢？那“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外头”的现实生活谁又能无动于衷呢！当右派们在这明月之夜受着饥饿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时，偏偏又发生了双柏县粮食局的姜加新偷了贡场长家的大月饼而遭毒打，他那一声声的惨叫好像一支支利剑刺进了每一个难友的心里，此时女牢里何琴诗的歌声凄凉、哀婉、幽怨地传向男牢：“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接着整个牢房全都唱了起来。音乐似乎是一种兴奋剂，它能战胜饥饿和疲劳，大家越唱声音越大，越整齐。歌声是多么的悲壮，有力。《夜半歌声》、《游击队之歌》、《山那边呀好地方》、《古怪多来古怪多》。最后唱右派们没有资格唱的《国际歌》，当“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那低沉而有力的歌声震荡着整个新民农场时，贡茂福慌了起来，命令民警在岗楼上架起了机枪，十几个民警冲锋枪上膛，把一排排宿舍包围起来，并对着宿舍大吼大叫：“不准唱歌！不准唱歌！”右派们不理那套，照样一支接着一支的唱下去，一直唱到筋疲力尽了，累了，长时间的悲愤、哀怨、委屈都唱出来了，心情也平静了，歌声才停了下来。（同书第335∼336页）


     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壮烈场面啊！每当我读到这里时，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几十年前看过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被关在白公馆、渣滓洞里那些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们，为了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在反动政府的法西斯迫害下，不也是以高唱《国际歌》的形式，向荷枪实弹的、大声吼叫“不准唱歌！不准唱歌”的反动派进行着拼死斗争吗？为什么才过了十一年（1949∼1960），就来了个角色对换呢？这究竟是为什么？

     记得是1947年，神州大地还没有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就在蒋管区内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那是顺应民心、代表民意的革命壮举，笔者至今仍持衷心拥护、热情赞颂的态度。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它执政刚满十年之际，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迫害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317.8万人的“反右斗争”，其角色转换之快，实在令人想象不到！到了1958年，只因毛泽东要争当国际共运领袖，又强迫中国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从而制造了旷古未有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了3775.8万人，这个当年领导过“反饥饿”运动的党，竟成了这场特大饥荒的制造者，这种转换，岂不教人感到更加可怕！

     (六)

     元谋是世界闻名的人类发祥地之一，是楚雄彝族自治州一个比较富庶的大县。70万年以前，人类祖先就在那里生息繁衍，创造着人类最早的文明。那里气候炎热，盛产稻菽、薯类及棉花、花生、甘蔗等多种经济作物，素有“甜密之乡”的美称，新民农场又处在元谋盆地中央一个名叫平田的地方，与寸草不生的巴丹吉林沙漠相比，自然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倍。但是，在它仅存的四年零四个月中，840馀名劳教人员，就被打死、饿死、折磨死了382名，占其总数的45.5％。如果不是贡茂福这帮豺狼在那里当政，绝对是死不了那么多人的。而更加令人悲哀的是，贡茂福不仅并未受到任何追究，相反后来还升了官，这才是我们这个民族更大的悲哀！

     魏光邺难友编著的《命运的祭坛》，以对历史、对社会、对每一个当事人高度负责的可贵精神，以真名实姓的人物和绝对真实的史实，将贡茂福那帮豺狼疯狂残害右派难友的血腥罪行原原本本地揭露出来，把新民农场这座恐怖的人间地狱的真相公之于众，为广大群众正确了解“反右斗争”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史料，也为“五七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证据。如果当权者们有意对那段历史进行反思的话，它还是一面不可或缺的宝镜。

     《命运的祭坛》虽不是文学作品，但比文学作品更能感人，因为它是每一个受害人的哭诉，是每一颗受伤心灵的颤音，这在谎言连天的当今社会里，是很难听到的，我相信读过它的人们一定会喜欢它。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