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生：不堪回首的一九五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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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生：不堪回首的一九五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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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16日转载)
    前记：在1957年大鸣大放的日子，当帮助党整风的大字报把北师大校园贴满时，是有人在暗中悄悄地把这些大字报抄录下来的。这些抄录下来的东西，在反右运动开始以后，便汇集成以系为单位的油印的“右派言论汇编”，成为反击右派的证据。后来又进一步汇总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右派言论汇编》，于1957年9月，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铅印出版。可是，在右派改正之后，当右派们回到母校询问当年给自己定罪的证据时，得到的回答是：所有材料均已销毁，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右派言论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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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之所以在本人的自选专集中收入难友张荣生的这篇文章，主要原因是他的文章中保留了几个现在已很难找到的原始资料：

     一是《结论及处理意见》。这份字迹潦草、错误不少的东西，便是当年给我们定罪的《判决书》，最后盖的玉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印。一个学校竟有权判定到这个学校来学习的学生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相当于反革命分子）！

     二是“改正通知书”，与本人的改正通知书在格式上完全相同的，连字迹都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三是“复审意见”。我在《我是怎样成了“蛇”的？》一文中谈到，我从没有收到这样的“复审意见”书，不知何故？

     四是给张荣生定罪的“反革命的《随感》”的摘抄。人们可以评论，凭这摘抄张够得上“反革命”吗？
     雷一宁2009年2月记

    一

     要从尘封的记忆中找出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在我是一种痛苦。

     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间，大鸣大放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搞得轰轰烈烈，我和潘仲骞却每天泡在图书馆里，潘仲骞忙着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而我正艰难地写着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论美、美感及其它》（此文登载在中文系的刊物《谷风》上）。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前几天，记得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沈雁冰谈有职无权的文字，突然心血来潮信笔写了篇短文《论以党代政》，主旨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影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结尾我还郑重指出，“我决不是反对党的领导”。写完后随手交给正在阶梯教室里的党支部书记刘叔成，意思是让他提点意见。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火星报》竟公开出来了。以后我才知道汇报思想、写文章征求意见是思想问题；发言、发表文章则是政治问题，这就埋下了我被打入另册的祸根。说良心话，刘叔成当时也不知道其中厉害。按照阶级斗争铁的逻辑，权力已经精心布置了一个陷阱，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鲨鱼。

     这篇文章，再加上班长王乾生留存的一份墙报底稿《随感》（我当年是班级墙报编辑，又是团员，天真地以为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于是写下了《随感》），这些就成为我既有言论又有行动，猖狂向党进攻的铁证。

     对我的结论和处理意见原文如下（这些原件完全照原样打出，包括错别字，下同。原件见附录一，作者注）：


    结论及处理意见：

     张荣生平时表现即脱离政治，只扣业务。对集体对组织格格不入。肃反运动时不积亟。一贯狂妄自大，亟端个人主义。去年国际修正主义歪风起来後，更要求绝对民主，大加提倡独立思考怀疑一切。对正确原则都斥之以教条主义。

     正风开始即在班上散播谬论，污蔑党委搞肃反运动是“唐吉何德式的英雄”“肃反基本上是不健康的，而且犯了很大错误”要中央答复。并说“胡风是否反革命值得怀疑，事实上没找出胡风和国民党的联系”攻击班上党员说是特殊人物，造谣说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被迫自杀。并写反党文章“随感”“以党代政”等。

     反右派斗争中对右派分子亟表同情，群众斗争右派分子他亟反感。对自己闩题交待比较老实，表示愿意改造从新作人。

     根据以上情况，为一般右派分子，决定分配工作，考察一年。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总支委员

     审查人杜慧民

     总支书记陈璨

     同意总支意见 1957.10.30.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审查人张斧章

    同意北京师范大学章

     副校长何锡麟章 10.31.


     当时我对这结论有不同意见，写在此页的背面。由于半个世纪已过，字迹模糊不清了，只能摘要写出：


     关于“造谣说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被迫自杀”，与我在5 月25 日班会上的发言有出入。当时我说了党对知识分子积极性估计不足，打击了许多人，并举当时报纸上某科学家的发言为例，有一有机化学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自杀，弄得科学规划中有这课题却缺少这方面的人才。记录则简化成“有人被迫自杀”。在《结论和处理意见》中，更变成了“造谣说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被迫自杀。”

     希望能对证清楚。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大概是七月份吧，因我写了《论以党代政》和《随感》，团支部书记周仪庄通知我在团支部大会上作一次检查，检查中我谈到了让炊事员上台批判中文系系主任黄药眠先生有点想法。意想不到的是结论和处理意见中居然变成了“反右派斗争中对右派分子极表同情，群众斗争右派他极反感”，两个“极”字的力度以后我才知道：中央文件有这样一条规定：同情右派者即右派。

     “肃反斗争不积极”。我是1956年1 月14 日入的团。55年肃反运动不积极能入团吗？何况，不积极也构不成罪行啊！

     肃反按照延安抢救运动的模式，弄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这是群众普遍的感受，但又不敢说出来。四十二年后，丽莹写道：“……肃反运动中的一天晚上，他（冯老）突破从四层高的教学楼顶跳了下来，以求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当时大吃一惊，这位老好人有什么问题吗？肃反运动一开始，整个校园都充满了紧张气氛，好似人人身边都有胡风分子，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每个班上都有重点怀疑对象。但在我们班的‘对象’中并没有这位冯老。可是，他胆小，害怕，竟在夜深人静时，一个人悄悄地爬上了楼顶……（跳了下来）” （见《时代文学》1997年第三期，丽莹的文章《那段岁月，那代人》）《随感》中写的就是我所在的北师大的情况，冯老就是我们年级一班的冯展雄；另一位同学区绍螽，肃反后回到香港，就再也不敢回来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斧在1957年7 月的一个报告中说，该校在肃反运动中，有129 人被当做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追查，168人受到批判并审查历史，146人被审查历史及社会关系，以上三项共计443 人，接近全校师生总数的10%。”（见于凤政《改造》一文第 421 页）1956 年学校党委书记何锡麟代表党委在全校范围向斗错者道歉，我们班级也向徐唯一、余伟光等同学一一道过歉，这都是铁的事实。根据我所知，许多高校也都存在类似情况。肃反的时候，冰心不在国内，她写道：“我听朋友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了伤害！”“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冰心的看法，该是比较公允的吧！

     1957年 7月 18 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有这么一组数字：第一，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有八万一千多名；第二，一年多来，由于肃反运动全国有十九余万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第三，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见，肃反波及到不是反革命分子的130多万人，打击面未免太大了一些吧！肃反是由胡风案引发的，仅胡风一案就涉及2100多人。历史证明，胡风一案纯系冤案。肃反运动，运动群众，波及大量无辜，为以后的“反右”和“文革”开了一个坏头。这种做法，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是不可取的。

     “造谣说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被迫自杀”的罪状也是不能成立的。

     事实是1957年 5 月25 日在班级鸣放时，我谈了党对知识分子积极性估计不足，打击了很多人。并说：“根据报纸上的报道，清华大学化工系主任有机化学家高崇熙先生在三反运动中因受不住折磨而自杀。结果国家科学规划中有有机化学课题，却没有学科带路人。”（班级记录稿记的并不是我的原话）。1957年11 月1 日上午，看到党委对我的《结论及处理意见》时，我就在背面写下了意见，但结论仍然是“造谣说……”。死没死人应该以事实为依据，难道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死得还少吗？！

     当时“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是个雷区，我之被打入另册，估计和这一问题有很大关系。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实践和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提出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了。历史已经证明我的正确，而且将继续证明我的正确。

     我还清楚地记得，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彭真，大约是在57年 7 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接见北京市应届大学毕业生时，以及填报毕业分配志愿时，我还属于基本群众，甚至叫我晚上去看管受批判的同学，这说明当时认为我是可以信任的。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分配面向全国，我第一志愿填的是青海，第二志愿填的是黑龙江，都是边疆。有这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吗！作为公民，完全有权对国家事务谈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可是在当时却成了滔天大罪。

     不经过检察院和法院，根本不核对事实，更不听取当事人意见，仅凭这一纸字迹潦草、错别字不少的《结论及处理意见》（判决书？！），就从政治上置我们这些尚未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于死地。这样的事，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应当有的吗？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对应届毕业生的做法是：在小组作政治鉴定者为内部矛盾；在班级作政治鉴定者为敌我矛盾。根据当时《教师报》的报道，北师大中文系我们年级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49 人，受处分者70 多人，我是二班最后被揪出来的。

     1957 年11月4 日，我以异类身份到黑龙江省教育厅报到，教育厅分发到绥化县教育局，又分发到绥化第一中学。教育厅的意见是：不担任教学工作，只能担任教学辅助工作。

     在绥化第一中学，起初是在教务处刻钢版，油印材料，编课程表。“大跃进”中又分派到学校鸡舍，独自承担全套饲养工作。

     改造期间不给工资，每月生活费27.50 元。北京师大党委定为考察一年，实际上经过了五个年头（1957—1962）。在这五年里，我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政治思想犯，单单好好劳动是不行的，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联系自己思想一闪念，时时记住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异类，把自己妖魔化，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越反动越好。所谓彻底改造世界观，就是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不允许有任何不符合当时政治风尚的东西存在。这一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过程自然是痛苦的。

     1962 年5 月摘帽后，虽说回到了人民内部，但仍然是控制使用的摘帽右派。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的工资被定为中学最低一级，即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的工资，每月40.50元(别的同学就比我幸运得多)。到1977 年，整整二十年，我的工资才达到大学本科毕业生刚转正后的工资水准，每月52.50元。

     1962 年正值下放干部，而我不愿意留在绥化一中教学，于是下放到农村公社17 年。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我自然在劫难逃，以所谓“隐瞒地主成分”的罪名被揪了出来，又一次被打成了阶级敌人，甚至小时候随父母到基督教教堂做礼拜，“做礼拜就是基督教徒”，也成为一种罪行。

     1970 年插队落户做农民。

     十年浩劫显示了人性中最为丑恶的一面，把你推了出去，成为阶级敌人，他们也就保护了自己。十年浩劫中，象我这种异类，连死都不敢去死。一是担当不起“自绝于人民”的恶谥，二是妻子儿女都将受到株连。

     作为贱民，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漫长岁月中，特别是在运动中，那种胆战心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局外人是很难想象的。

     二

     噩梦醒来是早晨。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邓小平、胡耀邦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快刀斩乱麻地处理了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其中自然包括肃反、反右中的冤假错案。

     1979 年2 月，北师大贯彻五十五号文件办公室经过讨论，决定对我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改正通知书原文如下（粗体字为手书。原件见附录二。——作者注）：


     张荣生同志：

     根据中央〈1978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你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已经中共北京师大委员会一九七九年2月8日讨论，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对你开除团籍的处分，按超龄团员处理。

     关于对你的改正结论，已寄给你所在单位的党组织。你档案中有关右派的一切材料，根据规定撤除销毁。

     希望你今后努力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致

     敬礼


     你的改正结论同时寄北京师大贯彻五十五号文件给绥化县教育局办公室公章


     一九七九年2 月12 日



    复审意见原文如下（原件见附录三）：

    关于张荣生右派问题的复审意见

     张荣生，男，47岁，江西新余人，家庭出身牧师兼医生，本人成分学生原中文系学生，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受开除团籍和分配工作考察一年的处分，1962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现在黑龙江省绥化教革办进修组工作。

    张荣生被划为右派的主要依据及复审意见：

     1.张在5月25 日班里的座谈会上发言说：肃反“师大党委不从实际出发，不调查研究，主观臆想出强大的敌人，结果变成一出滑稽戏，真有点象堂·吉诃德式的”还说“肃反基本上是不健康的，而且犯了很大错误，要中央答复”等等。关于这些话，对肃反运动的估计，存在有根本性的错误。张荣生之所以产生这些错误想法，是因为他受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思潮的影响，看到师大肃反中的问题，进而推想到其他单位及全国。但这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是恶意攻击党的肃反政策。

     他还说“胡风是否反革命值得怀疑，事实上没有找出胡风和国民党的联系”。这话没有什么错误。

     2.张在六月十七日的“火星报”上发表，“评以党代政”一文。该文是在党委委员方铭同志讲了帮助党整风也可以探讨一下社会主义制度某些环节上的问题之后写的。写完后，给党支部书记刘叔成同志看后发表。文中有些说法是有错误的。如“在我们国家里，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存在着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现象”。但这篇文章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3.有些错误认识系张本人交待，不能做为定案依据。

    综上所述，张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的言论虽有错误，但还不是从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对原划为右派分子的结论，予以改正。撤销开除团籍处分，按超龄团员对待。撤销分配工作考察一年的处分。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总支委员会公章

     1979年2月10 日

    同意复查报告

     中共北京师大委员会公章

     1979年2月22日



     很明显，复审仍然给我留了两条尾巴：一是，我对肃反运动的估计存在根本性的错误；二是，我的《论以党代政》一文中有些说法是错误的。看来，这两条尾巴将跟着我一辈子了！

    三

     2000 年5 月17 日，我写信给北师大党委，要求他们将我写的《随感》和《论以党代政》复印一份寄给我。

     党委组织部的复信全文如下（原件见附录四）：

    张老师：

     您好！来信收到。经查您的《论以党代政》、《随感》没有编进《北师大右派言论汇编》中，只从对您的处理决定中找到随感摘要，今将其中复印给您……其它就没什么了，十分抱歉。

     如有事请和我们联系。

     北师大党委组织部 62208302

     2000．7．5．


    下面是他们寄来的《随感》摘要（原件见附录五）：

     “随感”摘要（附件）

     “几年来党由于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很多党员开始忘记了过去斗争的目的，思想上慢慢沉溺于自己过去的一些‘功劳’，滋长起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教条主义、特权思想，渐渐忘记了自己和群众的血肉关系了。”

     说干部子弟学校（如育才学校）是贵族学校，“只能培养他们的少爷作风”。

     “见党委如见官，很多地方都反映出这一点，师大也并不例外。” “事件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了，对党员不能有意见，对师大党委不能有意见，否则就是反党。” “很多党员都沉醉于歌功颂德之中，反面意见是不听的。越来越把自己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把自己培养成一种‘特种人物’。

     说新党员“他/她们是为了入党而入党，他们仅仅是面对党，而不是面对群众。” “他/她们入党后，就更加脱离群众了，就更加特殊化起来了。”

     污衅党的发展工作“党支部在吸收新党员时却偷偷摸摸的干，好像有什么秘密似的”。“今天吸收入党的，又是对党积极，对群众不积极的积极分子。”

     污衅肃反：前期肃反“党全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师大党委不从实际出发，不调查研究，主观里臆想出强大的敌人，结果变成一出滑稽戏，真有点像堂·吉诃德式的。”说肃反当时“那一个不是心怀恐惧矛盾，弄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试问有人上吊、自杀、跳楼，是什么力量迫使他们这样干的，这就是党委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

     《随感》是我写的，这“摘要”是当时别人根据需要摘抄的，可能，我这两篇文章的原文已经永远从人间消失了。我相信，那里面有些思想至今还是闪闪发光的。


     以上就是当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全部罪证，而且都是些断章取义的罪证。动员、鼓励我们鸣放，鸣放一接触实际存在的问题，却又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我的言词确有偏激之处，所针对的大都是北京师大的情况；但哪一句话，哪一段话反对了党，反对了社会主义？权力经常划出禁区，但权力毕竟不是历史，权力必须面对历史，权力最后毕竟得实事求是。如果说我有错误，那就是我不该有自己的思考，不该说真话，不该说出肃反运动存在的问题，不该就改善党的领导谈看法，以致为权力所忌。

     大学时代本应是人生最为美好、最为珍贵，而且也是最为天真、最是幼稚的时代。每年的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前，我们曾多少次跳起来高喊“毛主席万岁”呀！那时我们还不懂得阶级斗争有时是极其残酷的，不知道延安的抢救运动，不懂得社会主义道路上并不总是铺满鲜花，有时也会荆棘满路，有时还会六月飞雪。“一万支暗箭埋伏在你的身边，伺候着你一千回小心里的一回不检点。”在革命的名义下，我们这些莘莘学子一下子就沦落成人间最为低贱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成为政治祭坛上无辜的羔羊。每当我想起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还没有开花就枯萎，在一个阴天的早晨”，便不能不黯然神伤。

     二十二年呀！人生能有几个二十二年，而且是人的一生中最好的二十二年！当小学生往我这个被妖魔化了的怪物身上扔土坷垃时，我的心是多么痛楚；当善良的人们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时，我的心在流血；如今我已头发斑白，还有人说：“你别和他在一起，他过去是右派”。一个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人公然当着我的面说：“就是不应该给右派平反”。天哪，还有完没有完！

     几十年来，我们默默无闻地在教育第一线，像蜡烛一样照亮了别人，而自己却在艰苦忧患中走了过来。有的辗转于监狱、劳改农场；有的做了工人农民，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们才算获得了一份工作。

     作为个人，当然微不足道；作为个案，则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苦痛、坎坷、眼泪和无辜，难道不需要倾诉？！所谓历史，无非是一点一滴加起来的许多故事的聚合，是无数蚁民生命留下来的痕迹。我辈的沉默留给历史的将是空白，于是我写出了我的这段不堪回首的人生。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阿垅写过这样的诗句：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二00四年五月九日初稿

     六月二十七日定稿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