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中国舞禁初开探秘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04日 转载)
来源：先锋国家历史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博讯 boxun.com)
关于身体自由摇摆的权利解禁历时八年，期间历程正如脚下的舞步，起起落落、进三退二。
1979年，改革开放第一年。这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舞会上，一对青年男女优美地画着华尔兹的圈，女子与男伴的距离保持在20公分开外。他们脸上荡漾的幸福感觉，被摄影师李晓斌适时捕捉进了镜头。女的名字叫盖丽丽，著名演员，后来改名叫盖克，更是大名鼎鼎。
青年演员盖丽丽的优美舞姿之后不断的被人们提起，在那个国家级别的大型舞会上，人们嗅到了舞禁初开的味道。
当时参加舞会的人很多，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一些领导干部和一些文艺团体的青年。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文革期间叫封资修，那次大会堂舞会是一个信号，但这已经足够了。
让摄影家李晓斌惊奇的是，人们都跳得挺好，像是练过一样。但大家还是不太习惯，舞伴里，同性组合比异性组合显然要多。
那年10月，还是建国30周年，国庆联欢晚会同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舞会逐渐成为惯例。青年军人王朔，回家探亲搞到了一张票，也去参加了。
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兴奋的描述到，到处洋溢着乐观气氛，晚会的节目很丰富……无数穿戴时髦的青年男女在跳华尔兹，大厅里响彻《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这样的圆舞曲和中国民乐改编的《喜洋洋》、《步步高》等舞曲。
但这一切让王朔挺不习惯。他不会跳舞，并且穿着军装，说不出有多压抑。他紧接着在后面写道，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带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
回到部队，王朔放弃了入党申请，也不抢着打扫厕所学雷锋了。他跟军队头儿说他有路子买到日本产的彩色电视机，于是揣着3000块钱，去广东倒走私彩电去了。
再后来，彩电没倒成，王朔复员成了作家。
一场圆舞曲改变的不止是青年王朔，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发觉世道开始变了。那一年，北京修了新机场，机场壁画里还第一次出现了裸体女人；在广州，中国第一家音乐茶座正式营业；《大众电影》第一次在封底刊登了接吻的剧照；《读书》杂志创刊，开篇的文章叫，“读书无禁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眼里，中国妇女们开始涌向百货商店，在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这一切，在当时引起的轰动都不小。
舞禁初开头四年
大会堂里舞禁初开，民间一些时髦的年轻人已经嗅到了肢体解放的味道，迪斯科悄然流行。这个名字还是后来的舶来品，在当时人们都把这种形如筛糠的运动叫做摇摆舞。公园里开始有大胆的年轻人试着摇摆，在那个夏天的颐和园，李晓斌拍下了一对北京的时尚青年，西服，蛤蟆镜，脚蹬懒汉鞋。他们的舞蹈引起了游客的围观，板砖录音机里放的音乐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摄影师回忆，围观的人心情都比较复杂，看得很过瘾，又挺犯怯。
那时候交谊舞仅在小范围里男女之间私下保持着距离，摇摆舞更是时髦到极致的年轻人才敢为之的体验。
那时候西单民主墙刚刚搬到月坛公园，文艺青年们感觉没什么劲，开始感叹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年轻人们四处想找些乐子，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圆明园露天舞会。
起先是1980年的清明节，一帮文艺青年开始在圆明园聚会。他们包括四月影会和星星画展的青年艺术家、诗人北岛、芒克以及后来的第五代导演何群。这些人去那边玩，聊天，跳舞。后来，吸引的人越来越多，思想比较开放的年轻人都去那里扎堆，露天舞会已经徒具形式，年轻人们只是要一个固定的思想交流之地。
在露天舞会上，围观的人群明显要比下场尝试的人多。围观者包括身穿卡其布制服满眼艳羡的工人和拿着相机充满好奇的老外。舞场中间明显要时髦得多，已经开始有男人穿碎花衬衫和白色体恤，那基本上属于当时最扎眼的打扮。即便过了20多年，很多人还是能够一眼就认出来，那个穿白色体恤，低头跳抽筋舞的是诗人多多。虽然当时他诗名远扬，但在如今，人们记住的还是他的那身装扮。
整个舞会的音乐伴奏皆来自于一部单卡录音机，被年轻人们形象地称为板砖，牌子是三洋的，价钱在260元到270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干部半年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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