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城祭》──共产党毁灭北京城纪实（下）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21日 转载)
作者 王军
1950年的天安门广场 (博讯 boxun.com)
天安门广场原为一“T”字型广场，形成于明代，是作为宫廷广场来设计的，这里又名“天街”，其寓不言自明。广场南端为中华门，门内东西两侧，沿宫墙之内一丈多远，建有联檐通脊、黄瓦红柱、带有廊檐的千步廊，东西相向各百十间，其北端分别折向东西，各34间，共有144间平房，作为存放文书档案的地方。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是其东西收口，乾隆15年又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之外建东三座门与西三座门。
这个宫廷广场在中轴线上是北京内城与皇城、紫禁城的过渡空间。广场两侧宫墙之外，明代时集中布置了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钦天监、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锦衣卫等衙署 ；清代承之，也为诸多权力机构所在地。这些中央行政机构通过宫廷广场与皇城、紫禁城连为一体，象征着皇帝拥有最高权力。
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封闭的广场开始允许平民进入。担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出于城市交通方面的考虑，对广场及其周围进行了改造。其举措，一是1913年将千步廊拆除，拆下来的木料用来建设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社稷坛所在地，今称中山公园），园内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一带廊舍，即用千步廊木料建成；二是1915年拆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之间的瓮城，在正阳门两侧城墙处开４个券门，以缓解正阳门及东西火车站的交通紧张；三是在皇城的南城墙开南长街门洞、南池子门洞。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次整治，立国旗旗杆，移天安门前的华表与石狮 ；1950年，拆除东、西三座门；1952年，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将观礼台改建为永久性建筑。
1955年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建，拆除了沿公安街和西皮市的东西两道宫墙，广场面积扩展了近一公顷，天安门前的榆槐树换植油松，广场铺砌了混凝土方砖。
天安门广场终究要建成什么样子？从1950年至1954年，北京市陆续做了15个方案，当时对天安门广场的性质、规模，对古建筑的处理以及广场的尺度等都有很大争论，不同的方案反映了不同的观点：
第一，关于广场的性质。有人认为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广场周围的建筑应以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为主，同时建立革命博物馆，使它成为一个政治的中心；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周围，不应当也不可能以修建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为主，而应当以博物馆、图书馆等建筑为主，使它成为一个文化中心。
第二，关于广场周围建筑物的规模。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代表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它周围甚至在它的前边或中间应当有一定的（不是全部）高大雄伟的新建筑，使它成为全市建筑的中心和高峰；有人认为，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都不高，其周围的建筑也不应超过它们。第三，对古建筑的处理。有人认为古建筑（正阳门、中华门）和我们新时代的伟大建设比较起来是渺小的，在相当时期后，必要时它们应当让位给新的高大的足以代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建筑；有人认为古建筑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应当保留。
第四，关于广场的大小问题。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是我国人民政治活动和群众游行、集会的中心广场，应当比较大，比较开阔（三四十公顷左右）；有人认为从建筑的比例上看广 场不宜过大（20至25公顷即可）。
1955年成立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以后，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北京市又编制了10个方案，与前一轮方案相比，比较注意新旧建筑体量尺度的协调；广场中间类似“苏维埃大厦”的高大建筑取消了，广场中的建筑高度一般不超过天安门；天安门与正阳门都保留了下来。
其中5个方案广场宽度大体保持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之间的距离（500米左右），长度为天安门南墙至正阳门北墙（860米左右），北部为游行集会广场，南部为绿化广场，在两个广场的结合部安排大会堂、博物馆等公共建筑，办公楼安排在广场两侧。其中一个方案在广场内搞一个三合院柱廊，向天安门开口，正阳门方向封闭，把天安门与正阳门之间的视线切断。
另外5个方案除了集会广场外把绿化广场缩窄，中间除安排文化建筑外还安排了办公楼。跨正阳门护城河的桥，有的是一桥方案，把桥放在轴线上 ；有的是两桥方案，把桥放在轴线两侧。
这些方案在1956年与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同时展出，各方面意见不尽一致，多数认为，广场要开畅一些，大体保留“T”字形广场的形式。
毛泽东一语了结争论。
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向彭真指示，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按照这一指示进行的天安门广场改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最终实现的面积达到44公顷。
另一个原则也被确定下来，广场两侧分别建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
北京市经过反复筛选，选定了7个代表性的方案供中央审查，即陈植方案、赵深方案、刘敦桢方案、戴念慈方案、毛梓尧方案、张博方案，另还有第10号方案，出自谁的手笔已无从考证。这些方案仍有广场南部收缩较小与较大的区别，刘敦桢方案则把正阳门城楼与箭楼加以扩建联成一体。
万人大会堂是天安门广场建设的重头戏。这是一个典型的“毛泽东工程”。
“万”是毛泽东最爱用的数量级，如他的诗词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百万雄师过大江”，“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等。他的诗人般豪情体现在他的建筑观上，也是以“万”论之。如进城后不久，他就提出建设“百万人广场”的指示，而万人大会堂之容万人，也是他确定的。
1959年9月，毛泽东视察这个工程时，向万里询问：“你们现在怎么叫这座建筑呢？”万里答：“施工中叫人大礼堂工程，有人提议叫人民宫。”毛泽东说：“有些封建。”万里接着说 ：“还有人说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毛泽东听后打比方说： “我们的总路线前边应有主语，但把它省略了，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们要问老百姓，你到哪里去了？老百姓一定说，到人民大会堂去，就叫人民大会堂吧。”
从此，这座建筑有了正式名称。
对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建筑师们倾尽全力。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先后由北京34个设计单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建筑工作者和学校师生们提出84个平面方案和189份立面图。经过反复评比，终于1958年10月16日采用了现在的这个从广场规划到个体设计孕育着各种方案优点的综合性方案”。
时任北京市规划局技术室主任的赵冬日与总图室副主任的沈其，受中共北京市委委托，对“十大工程”及天安门广场规划征稿全面把关，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为重中之重。
当时中央提出的设计条件很简单：人大会堂的条件是由一万人会场、五千人宴会厅两部分组成。后来，又提出增加人大常委会楼。至于为满足这三部分的需要，还应该有些什么附属要求，则完全由设计者自己设想，不受任何约束。人民大会堂最初确定的建筑面积是5万平方米，后放宽至7．5万平方米。
但是， 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步测后，认为7．5万平方米的方案不够宏伟，没有很好地体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精神，就提示北京市规划局加以扩大。
之后，北京市规划局提出了17万平方米的方案。而其他参加设计竞赛的单位，并不知刘仁的指示，仍是大体按照7．5万平方米的要求进行设计的。
1958年10月14日，当夜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连夜审阅人民大会堂方案，送上去的方案共3份，是由万里、齐燕铭、赵鹏飞3位选定推荐，经刘仁批准上报的。它们一是清华大学方案，二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方案，三是北京市规划局方案。最后，周恩来选定了采用欧洲古典立柱造型的北京市规划局方案。
对于毛泽东确定的天安门广场规模，梁思成表示反对。他说，这不符合人的尺度，是人掉到沙漠里了。
对于周恩来选定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梁思成也认为不妥。他认为，在艺术风格上的优劣顺序应是：一、中而新；二、西而新；三、中而古；四、西而古。而中选方案是师法了文艺复兴之古，属于“西而古”，是最差的一种。
梁思成还称中选方案的立面失去尺度感，类似圣彼得教堂在尺度上的失败，即为了追求伟大、庄严、隆重而在尺度上犯了简单放大的错误，把开间、层高简单放大了一倍，甚至门 、窗、户、壁也同样放大一倍，使人进去之后，似乎变小，有到了巨人国的感觉。他称这种办法是“小孩放大”，是重复了历史上的错误。
中国建筑学会根据梁思成的意见，对中选方案的建筑艺术形式，开展学术性讨论。与会人员一致同意“中而新”的提法，认为退一步可以把中而古排在第二，西而古不合国情、民情。
会后，来自上海的吴景祥、冯纪忠、黄作、谭垣、赵深、陈植6位专家联名向周恩来送上一份书面报告，对500米宽的广场表示担心，惟恐出现旷、野和与建筑的比例失调，并认为中选方案的立面，类似当年在日内瓦国联设计竞赛时的中选方案，也是西洋古典的形式风格。
1959年1月初，周恩来、彭真与齐燕铭、周扬、赵鹏飞、沈勃、张等研究大会堂方案。彭真说：“有人说大礼堂太高，人显得太渺小。天不是很高吗？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怎么不觉得自己渺小呢？”周恩来指示将大会堂内部顶端，设计成圆曲而下的形式，以达到水天一色、浑然一体的效果。
1月20日，鉴于各方面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还有不同意见，周恩来和彭真在市人民委员会交际处召集在京建筑、结构专家和美术家座谈。
会上，周恩来首先讲话：听说大家对人民大会堂还有很多意见，这个房子如果有缺点，大家就当有病的孩子来对待，首先考虑治病的问题，“人民大会堂这么个房子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垮得了垮不了，一个是好看不好看，垮不垮是主要的。大会堂的寿命起码要比故宫、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一个建筑物总要有它自己的风格，要做到人人满意那很难，只要盖起来不垮，又适用，尽可能漂亮一点，就不能反对它。大家对这一点要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就会争论不休。”
梁思成再次提出这个方案的“西而古”问题，周恩来作答：“我们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我们能吸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要使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现在问题不在于是古非古、是西非西，而在于一万人开会，五千人会餐，八个月盖完。这样就得马上定案，立即施工。如果两三年完成，就可以更多地征求些意见了。无论谁盖房子，我们的方针都是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的美观。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建筑物不好，将来可以搞更好的，事物的发展总是后来者居上。所以大家提意见，要在现有设计方案的基础上进行，能采纳的当尽量采纳，使建筑搞得更完善。”
梁思成在笔记本上记录了周恩来的发言：“路是人走出来的，革命的路线是犯了多次错误找到，在实践中证实的。建设的路线未完全找到，这些大建筑也是摸摸路线。在现在条件下多征求意见。党的领导就是集中大家意见。”“人大是个政治工厂，利用率一年一次就够本了。”
仅用10个月，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落成。《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十大建筑”是“大跃进的产儿”。周恩来在《伟大的十年》一文中，称赞人民大会堂“不但远远超过我国原有同类建筑的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属于第一流的”。
从此，人民大会堂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它长久地牵动着人们的特殊情感，也许用作家冰心的这句话来概括最为准确：“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十大建筑”告竣之后，梁思成遭到赵冬日反诘。
《建筑学报》1959年第9、10合期发表赵冬日的署名文章《天安门广场》，有语云：
有少数同志受限于广场的封建格局，认为原天安门广场是建筑艺术上不可逾越的，无上珍品，“增之一分太长，减之一分太短”，不肯一动。例如天安门前的原东西三座门，正座在东西长安街的中央，它不仅阻碍着游行队伍的顺利进行，同时严重的影响交通，时时贻害行人，群众一致要求铲除掉这两个障碍物，但是这些同志强调这两个东西的文化艺术价值，强调它们与天安门之间恰到好处的比例，恐怕拆去了就会冲破固有的格局。皇城前卫的，壁垒森严的，压倒百姓的封建格局是必须冲破的。在1952年市人民代表会上一致决议，搬去了这两个拦路虎，大快人心。
……
在广场规模大小问题上，多数同志要求打破封建格局，资产阶级的建筑理论和现有一些广场尺度的束缚，广开思路，大胆的去考虑广大群众集体活动所要求的尺度；去正确认识新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去发展中国传统中的开朗的建筑布局；把广场建设得更雄伟，更开阔。但是有少数同志却恐怕把广场搞大了，“就太空旷了，成了沙漠，不合乎人的比例”。
关于广场上新建筑尺度的问题，有一些意见认为新建筑的尺度是不能超过天安门的。为什么人民时代的建筑不能超过帝王时代的宫门呢？尤其人民大会堂，从使用上就要求有高大的体形，其中万人礼堂和5000人的宴会厅都是寻常的尺度所不能解决的。当然从天安门今天的政治意义来看，它在广场上仍应保有相当的地位。也还有些意见认为就是因为广场搞得太大了，才不必要的把人民大会堂强撑到这样的尺度，这样提法和实际是有距离的。 关于新建筑艺术形式问题，有的意见是把世界上建筑艺术遗产和创作分成几份：曰中新，西新，中古，西古；凡属被认为是西古，中古或西新的便不应吸收；相反的有的意见认为这样便会忽视历史，固步自封，便会局限了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
在这些问题上通过实践，逐步取得统一。广场的规模不但要满足群众游行集会的需要，也要显示出开朗，雄伟的体形。建筑的尺度，不但要满足使用上的需要，同是要和广场及广 场上的建筑物，互相衬托，取得均衡的比例。在建筑艺术和技术上不分古、今、中、外，兼包并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这些都是通过了争辩、实践、再争辩、再实践而取得的，十年来争论的问题能够得到完满的结论。并据以进行了广场的建设，这不能不说是建筑艺术思想战线上的一大胜利，是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一大胜利。
在赵冬日看来，围绕着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设计的这场争论，所取得的“大胜利”，其意义不仅在于“打破封建格局，资产阶级的建筑理论和现有一些广场尺度的束缚”，更深层的在于“十年来争论的问题能够得到完满的结论”。这让人回想起1950年赵冬日与朱兆雪联手反对“梁陈方案”的往事。
梁思成也写了一篇文章，与赵冬日的同名，也叫《天安门广场》，有言曰：
……人们纷纷辩论，将来的天安门广场要多宽呢？原来的100米是绝对不够了。加宽一倍？250米？300米？400米？城市规划人员提出了30多个方案。500米！这是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辩论后的选择。最初有些建筑师用中世纪和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广场的尺度来衡量这个大胆独创的尺度。他们害怕它不合乎“人”的尺度，不合乎“建筑”的尺度。但是经过反复讨论，我们体会到，除了“生物学的人”的尺度和合乎他的“生理学”的建筑的尺度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政治的人”、“新社会的人”所要求的伟大集体的尺度。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生活的要求改变了中国建筑师的尺度概念，当然，这种新概念并没有忽视“生物的人”的尺度，也没有忽视广场上雄伟的天安门的尺度。在这种新的尺度概念之下，1958年9月，中国的建筑师们集体建设了广场和它两侧的两座建筑物。
……
在建筑形式上，这些建筑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它们不是外国的形式，也不是中国建筑传统形式的翻版。它们采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的特征，特别是大量用廊柱的手法。此外，中国传统喜爱的琉璃，也在这些建筑物上用作檐部装饰。这种形式是按照今天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喜爱，以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技术，在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发展而创造出来的。
这些建筑广场的巨大尺码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尺度感”。一方面这些建筑不能脱离了平均身高1．80米的人的尺度，另一方面它们更不能忽视五千、一万乃至百万人集体活动的尺度。它们也不能忽视天安门的尺度。在这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我们自己只能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一次大胆的、打破了传统概念的尝试。
新的广场在平时是一个交通广场。它是北京东西主干道和南北轴线干道的交接点。在节日，它是游行集会的广场。广场的绿化部分还是北京市民的游乐休息的好地方。规划工作者相当完满地满足了各种功能的要求。它的幅员十分广阔，在尺度的处理上也是掌握得相当适当的。
在这篇文章里，梁思成似乎放弃了自己曾坚持的主张。但是，1961 年7月26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建筑和建筑的艺术》一文，重提“小孩放大”及“合乎人的尺度”问题：
一座大建筑并不是一座小建筑的简单的按比例放大。其中有许多东西是不能放大的，有些虽然可以稍微放大一些，但不能简单地按比例放大……由于建筑物上这些相对比例和绝对尺寸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产生了尺度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就会使得建筑物的实际大小和视觉上给人的大小的印象不相称。这是建筑设计中的艺术处理手法上一个比较不容易掌握的问题。从一座建筑的整体到它的各个局部细节，乃至于一个广场，一条街道，一个建筑群，都有这尺度问题。美术家画人也有与此类似的问题。画一个大人并不是把一个小孩按比例放大；按比例放大，无论放多大，看过去还是一个小孩子。
梁思成对人民大会堂设计的评论，被迅速政治化。
1960年1月15日，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总支会议上，一位教师作了自我检讨：“对国庆工程同意‘西而古’是否定大跃进。”
“很长时间以来，系内有些老师和同学，对我国解放十五年来的新建筑，特别是天安门广场和十大建筑议论纷纭。例如，认为‘天安门是封建帝王和劳动人民爱戴的统一形象’，抹煞了建筑的阶级性。对十大建筑，则冷嘲热讽，指手画脚，认为‘人大会堂是个大小人，中不中，西不西，折衷主义’。”这是1965年清华大学建筑系一位学生的评论。
还有学生不解道 ：“为什么教师花那么多的精力作有关西方建筑、流动空间、中国古代园林的讲座，却没有一个人开一个专谈十大建筑的讲座呢？”
“文化大革命”中，梁思成更是因此遭到猛烈攻击，他被迫检讨： “‘中而新’在实质上是反动的。”
在人口密集的旧城区展开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必进行大量拆迁。这当中，天安门广场的拆迁量最大。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领导拆迁工作，仅用一个月时间，于1958年10月上旬基本完成天安门广场工程拆房 10129间的搬迁工作，保证了工程的开工。
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全部妥善安置被拆迁居民，是难以做到的。有相当一批居民被安置到了简易平房之中，一些地方条件很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逐步得到改善。
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对天安门广场工程提出批评。民革中央委员于学忠甚至说，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
....................
来自四川兴文的13个庄稼汉抡圆了铁锄，大块大块的木头从屋顶上滚落下来，瓦片被杂乱地堆在一旁，砖墙在咣咣震响声中呻吟着，化作一片废墟。一时尘埃弥漫……
这一幕发生在1998年9月24日，这一天成为了北京粤东新馆的祭日。 100年前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这里成立保国会的历史，从此化作无法触摸的记忆。
拆除这处古迹是要它给一条城市干道腾地方，拆的名义是“异地保护”这处文物。文物建筑的迁移要先选好迁建地址并予腾空，测绘、摄像，建筑构件要编号，原材料、原规制复原，由文物专业技术人员着手进行……然而，在庄稼汉的铁锄之下，粤东新馆成了“破烂”。
“有没有文物人员指导？”笔者在现场目睹此景，对姓汪的包工头说。
老汪答道：“他们来看了一下，指了指几件东西，说留下来，我们就动手了。”
在老汪的引导下，笔者看到，几块雕花的木头已被拆放在一处。“这就是他们要的。”老汪说，“还有几块石头，嵌在墙里，他们说里面可能有字，也让留下来。”
“那些砖、瓦和木头怎么处理呢？”
“我们拿去卖。”
“能卖不少钱吧？”
“赚不了钱。古砖没人要，木头也难找到买家，一块瓦也只能卖四分钱、五分钱。”
“老汪，你知道康有为、戊戌变法吗？”
老汪两眼茫然。
“知道孙中山吗？”
“当然喽，这个房子还跟他有关系呀？”
老汪眼睛大大的，皮肤黝黑。笔者跟他是6天前认识的。那是9月18日，他受工程部门委托，带着乡里众兄弟来拆粤东新馆的房子，没想到刚把瓦片揭下来，就被叫停。原来有人告了状，建设部门表示，要跟文物部门签完协议后才能拆。
折腾了几天，眼下老汪终于做成了这笔生意。
“我在北京拆了8年了，这种房子拆得多了。两三个月前，国子监那边的一个庙就是我拆的，那个庙真大。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
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
老汪说到这儿，电话响了。运输车就要开过来，买家要来登门了。
这个院子坐落于北京市宣武区南横街11号，原为康熙时期大学士王崇简、王熙父子的住宅，相传也是明朝权臣严嵩的别墅。清末广东人在这里修建了在戊戌变法时期叱咤风云的粤东新馆。
100年前，中华大地就像砧板上的一块肉，长江归英，福建归日，德据山东，俄据东北，两广云南为英、法所争，台湾被日寇占领。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决心“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
1898年4月17日，这个院子挤满了二百多个读书人，康有为振臂高呼:“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一席话道出亡国惨图，众人泪如雨下。
这一天，全国性维新派组织——保国会在这里成立了。康有为草拟了《保国会章程》：“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国，名为保国会。”在此前后，北京知识界成立的各种学会达十余个，其中保国会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这些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渐渐唤醒民智，变法维新的呼声日益高涨。
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变法维新主张，于1898年6月 11日诏定国是，宣布变法，戊戌变法运动自此拉开序幕。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失败。9月28日六君子菜市口刑场就义。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为弥合南北分裂，巩固共和制度，应袁世凯之邀，于1912年夏抵达北京。
这一年的9月11日，粤东新馆又是一片热闹的场景，孙中山来到这里出席广东老乡为他举办的欢迎会。梁士诒为欢迎会主席，登台述欢迎之大旨，孙中山发表重要演说，提出海南建省、引进外资、兴建铁路等主张。
如今，孙中山的这些愿望，均已成为现实。可是当年回荡着他铿锵话语的院落，成了一堆瓦砾。
粤东新馆是北京市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共分东西两个院落，东院是主院，当年保国会成立及孙中山发表演说即在这里，而修马路 “迁建”的对象正是它。按计划，东院将被移至西院北侧。可是，所谓 “异地保护”已是空谈，包工头老汪不但把它砸掉了，还把它卖掉了。
主张“迁建”者认为，东院仅存保国会正房、配房等建筑，均已破旧，而戏楼、花园已无存，原址保护技术上虽可行，但“代价太高”。
这一观点遭到诸多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提出，粤东新馆院落保存完整，戏楼等完全可以恢复。道路为文物让行，在北京建设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1998年9月21日，正值戊戌政变100周年，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郑孝燮、原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就粤东新馆的保护问题发出“刀下留馆”的呼吁。
4位学者提出：“值此戊戌百年纪念的重要时刻，戊戌变法的一处重要遗址——粤东新馆却被列为拆除迁移的对象，危在旦夕，这是每一位有着民族历史良知的人所不能接受的事实，令人痛心不已！我们郑重呼吁有关部门，重新调整建设方案，留下这一处凝聚民族百年沧桑的见证，慎重对待历史。”“近年来，不少珍贵的历史文物一遇到建设事项就被‘异地保护’，已是亟需引起各界重视的问题，文物建筑经常因此而作完全的牺牲。文物建筑的迁建必须慎重，是需要严格依法审批的，其迁建工作是必须严格按专业程序执行的。”
可是，这并不能改变粤东新馆的命运。
为粤东新馆的保存而奔走的还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灿炽。 1998年4月23日，他在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听取工程部门汇报工作时发言：“这样的做法是不行的。你说这个文物动一点，我的心里就跳一下，文物建筑缺胳膊少腿怎么行？粤东新馆是发生重要历史事件的地方，是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组织保国会、发表演说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要拆掉，荡然无存了！孙中山在北京活动的地方不多，他在粤东新馆发表的演说，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如果拆了，太可惜！能不能像平安大街一样，让让路，躲一下？另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异地重建，这是下策，文物是不应挪动的呀！”
拆除前的粤东新馆为一所中学占用，魏韬是这所学校的青年教师，一有人到这里参观，他就会主动上前诉说:“能不能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呵！保国会、戊戌变法是写进中学教材的，粤东新馆要是被拆掉，我们怎样向学生讲述这段历史呵？”
2000年11月23日。
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75号蔡元培故居。
“这个院子，也就是沾了蔡元培的一点儿边，要不是，它值得保吗？你看，就这房子，是文物吗？”在蔡元培故居里，一位自称是市政工程部门的工作人员，向笔者大声说道。
此时，蔡元培故居紧靠胡同的一侧，数间房屋被严重拆损，屋顶没了，院壁一片残痕，院内几间房屋也被捅破了顶，大门两侧，被刷上两个大大的“拆”字，而刻有“北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蔡元培故居”字样的石碑还嵌在墙上。
故居院内最后一位住户胡锦才领着笔者四处探望。“这不是一般人的院子呵，这是蔡元培先生‘五四’期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住过的房子，听说当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从这里打着红旗出发，去争取民主科学的！”胡锦才感叹道，“蔡元培当过很大的官，但生活非常简朴，这确实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正因为它普通，才显出了蔡先生的人格！”
蔡元培1892年中进士，甲午战争后，同情维新派，1902年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同年冬又创设爱国学社，宣传“排满革命”。后赴法留学，直至武昌起义后才回国，任南京临时教育总长，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影响并塑造了整整一代学人。
1919年5月2日，蔡元培获悉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北京政府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当即告知北大学生代表。5月4日下午 1时，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三千余人齐聚天安门，示威游行，并赴赵家楼，火烧曹汝霖的住宅。此后，蔡元培为营救被捕学生努力奔走，5月8日，在军阀政府的重压之下被迫辞职。
八十余载春秋逝去，蔡元培故居仍西望北大红楼，往东穿过赵堂子胡同，就可达火烧赵家楼的遗址。这个活生生的环境，见证着一段活生生的历史。
可是，一个房地产项目计划在这里兴建，故居周围已被拆除一空，随即故居部分房屋遭到破坏。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赴现场制止了这一行为。所幸故居大部分房屋保存完整。
开发方拆除的理由也是“异地保护”，但未获主管部门批准。北京市文物局明确表示，蔡元培故居只能原址保护，不许异地迁建。
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等学者的呼吁产生了作用。2000年11月24 日，故居已开始由房管部门修缮。12月5日，笔者再赴现场，看见故居临胡同一侧的房屋已经修缮，墙上的“拆”字已被抹掉。但后院北房的门窗不翼而飞，房顶被捅破，后墙还被拆出一个大洞……
2002年5月2日，抵京参加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和北京大学校史陈列馆开幕仪式的蔡元培先生之女蔡盎、之子蔡英多，来到东堂子胡同父亲的故宅前。他们想入内探访，遭到拒绝，进驻此院落的某公司人员态度强硬。
次日，蔡盎、蔡英多再次前来，虽多方努力，仍不得入内。
百般无奈之下，他们在父亲故宅的大门前，留下难忘的合影……
2000年6月，北京市政府作出决定，在未来３年内，拿出3.3亿元人民币修缮文物建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投入力量最大的一次文物保护行动。
同年11月，北京市划定了包括什刹海、国子监、大栅栏、南池子等在内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占北京明清古城总面积的17％，加上古城内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占古城总面积的37％。
同年12月，北京市提出5年基本完成危旧房改造的计划：需要成片拆除164片，涉及居住房屋面积934万平方米。
这意味着北京古城内未被划入保护范围的地区，将更多地成为改造的对象。
推土机开进了老城区，保护区之外，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被夷为平地。
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从城市设计价值看，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园林设计高度结合。这在古代城市规划和建筑学中是很独特的，在东西方古代城市佳作中尚无此先例。而北京城更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因此北京旧城被称为是古代城市规划的“无比杰作”或“瑰宝”是毫不过分的。
……
北京城的保护与发展是一对长期存在的矛盾。对于整个北京市 16800平方公里的范围，发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对北京62.5平方公里的旧城来说，应以保护为主……不幸的是，为周恩来总理生前所关心的、由80年代规划工作者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拟定的旧城内建筑高度控制的规定，当前几乎已被全线突破。旧城原有的以故宫——皇城为中心的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中轴线的建筑精华地区面临威胁，过高的容积率堵塞了宜人的生活与观赏空间，带来了城市交通日益窘迫和环境恶化。高楼和高架桥好像是增添了城市的现代文明，但事实上是中国城市文明瑰宝的蜕变，使北京沦为“二手货的城市”（the second-hand city）。
……为了尽可能最大地取得土地效益，旧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做“地皮”来处理，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做“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做“废铜”来使用。目前，北京城似乎还保存有一些“古都风貌”，因为目前尚有什刹海、鼓楼、南锣鼓巷和国子监等支撑着旧城的基本格局；事实上，现在所看到的一些“风貌”已然仅仅是暂时的存在，因为一些取而代之的方案正在陆续得到批准，并非“危房”的“危房改造”在继续进行之中，如不采取断然措施，旧城保护工作将愈发不可收拾，今后就再难有回天之术了。
2001年10月11日。河北廊坊。
由国内多学科100多位学者参与编制的“大北京规划”——“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由建设部主持审定。
评审会上，“大北京规划”课题主持人、79岁高龄的吴良镛，向人们描绘了大北京地区未来发展蓝图。
他提出，发展世界城市是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取更大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大北京地区应该借助它作为大国首都的影响，发展成为21世纪世界城市地区之一，为参与世界政治活动、文化生活、国际交往以及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等方面奠定最必要的基础。
“大北京规划”提出了一个对北京城市发展的疏解性计划。研究表明，北京与12个国家同等规模的城市比较，用地是最密集的，人均用地是最少的，城市化地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4694人，远远高于纽约的8811人、伦敦的4554人、巴黎的8071人。北京长期实行的以改造旧城为主导方向的城市规划，已使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市中心区内，不但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陷于被动，还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
吴良镛提出，放眼京、津、冀北地区，对北京城市功能进行有机疏散已刻不容缓，必须改变核心城市过度集中的状况，在区域范围内实行“重新集中”，以京、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构建大北京地区组合城市，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对大城市进行区域性规划，在国际上并不鲜见。二战之后，伦敦制定了“大伦敦规划”、巴黎制定了“大巴黎规划”，调整了城市发展战略，在更大的区域空间内，转移了城市过度集中的功能，形成了健康、有序的发展模式。
中国建筑学者梁思成、陈占祥曾于1950年试图完成北京的区域性规划，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正是本书探索的主题——但是，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他们未能成功。
50年过去了，吴良镛仍倔强地延续着这两位学者的理想，而他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当年那保存完好的古都。
评审会上，有记者提问：“‘大北京规划’能否真正实现？会不会再过50年，人们再来怀念这个计划？就像今天，人们怀念梁思成那样？”
“让历史来回答吧！”吴良镛大声说道。
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2001年的一项统计，北京城区400多个主干道路口，严重拥堵的有99个。由于道路拥堵，按计划，在中关村路，332路公共汽车每小时应通过19个车次，而交通高峰时间经常只能通过9个车次；行驶在三环路的300路公共汽车，正常行驶一圈应是110—120分钟，而现在经常要花160分钟。
与交通拥堵相伴而生的是中心区环境质量的恶化。大气污染是北京市目前首要的污染问题。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三环路以内的汽车尾气对大气污染的贡献率为30％多，现在翻了一倍。其比重的增加，虽与锅炉等其他污染源减少有关，但汽车尾气污染的增长趋势是明显的。这表明，北京市中心区的交通已相当繁重。作为一个单中心的城市，北京的中心区一直高强度开发，高层建筑不断增多，阻碍大气流通，导致局部大气恶化，污染物浓度增高。
北京市中心区现已集中了全市50％以上的商业与交通，而目前市区的核心——明清古城内，商业性改造的步伐越来越快。东城区大规模发展王府井商业区，并提出建设北京“中央商业区”、“现代化中心城区”的口号；西城区则在加速建设金融街，同时还要把西单商业区发展到150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崇文区大力推进崇文门外商业街的建设；宣武区也在加快建设以菜市口为中心的商业区。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正在被一幢幢大型建筑取代，中心区的“聚焦”作用越来越强，其承受的人口、就业、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疏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目标。 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改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况，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可是，这项规划提出的目标与执行的结果，出现不如人意的反差。由于城市的就业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区，人口疏散很难取得成效。相反，由于规划是以改造与发展中心区为导向，大量房地产项目涌入旧城，使市中心区的建筑密度越来越大，人口密度也越来越高。
与市中心不断“聚焦”相对应的是住宅的郊区化无序蔓延。
北京市区的“中央大团”集中了行政、商务、商业、文教等一系列重要的城市就业功能，“边缘集团”则以居住为主要功能；而在离城市更远的郊区，又规划有良乡、大兴、昌平等一大批由中心区向外辐射的卫星城镇，它们现已开始为市中心区承担居住功能。
目前，北京市在近郊区建设的望京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25至30 万；在远郊区建设的回龙观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30万。它们的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一个城市，但它们的功能只以居住为主。为了就业，居民们必须早晚拥挤在往返于城郊之间的交通之中。在如此钟摆式的流动中，许多市民都要花很长时间奔走于家庭与单位之间，生活与就业成本难以降低，并使道路、公交等设施超负荷运转。
与此同时，这样的住宅郊区化发展模式，又对市中心区的人口疏散产生消极影响。因为，缺乏就业功能的郊区，很难吸引市区的居民，从而导致中心区建设与郊区发展相互掣肘的“两难”。
............
北京的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苏联专家在指导北京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为解决城市功能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制定新规划，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连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可是，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还在沿着苏联专家帮助确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
2000年2月22日，《经济参考报》以整版篇幅刊登青年建筑学者方可的文章《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尖锐指出：“精华日遭蚕食，京城‘撑’破在即”，“旧城内大规模拆房开路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当前的交通拥堵问题，而且会进一步加剧旧城‘聚焦’效应，使旧城陷入‘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恶性循环。考虑到日本东京由于城市过度拥挤而不得不准备迁都的事实，若北京旧城过分拥挤的局面不可收拾（百米宽的长安街目前已经经常堵车），北京被迫‘迁都’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长期以来，北京各届政府由于大都急于在任期内做一番‘宏伟’事业，并且常常把城市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中央的支持上，因而一直缺少对北京未来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研究。其结果导致城市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大都着眼于眼前的经济建设需要，并且多集中在旧城做文章，使北京多次错过了合理解决‘旧城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矛盾的机会。”
在这篇文章里，50年前的往事被再次提起。方可介绍道，20世纪 50年代初，新中国定都北京，百废待兴，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城市中心区的位置（当时的中心区主要是指中央的行政中心）。当时出现了两个对立的观点。一方主张行政中心应当在旧城基础上予以发展，主要理由是：旧城本来就是故都，行政中心放在旧城似乎顺理成章。另一方为梁思成、陈占祥等，主张在当时的西郊（现在的公主坟一带）另立行政中心。“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把旧城看作是‘封建社会’遗留，主张对旧城进行‘革命’和‘改造’，因此，这场原本非常学术味的争论，很快就被一些人从政治上加以否定了。”
他认为，“今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见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带来的后果，不能不感叹梁思成当年的远见卓识。从北京1950年以来发展的事实来看：短短四十余年，市区建设已经‘摊’到四环一带，不算卫星城，今天的北京市区面积已经是旧城的六至七倍，等于又建了好几个北京旧城，如果当初能够有计划地集中建设，完全可以在旧城外建设几个新的中心。由此可见，梁思成的主张不仅是一个新的行政中心选址问题，而且是关于北京城市空间未来发展的一种战略思考。”
历史就这样画了一个圈，许多问题又回到原点。
......
1972年元旦，梁思成在他的日记本上留下最后一行字：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从《城祭》到《城记》历史打在人心上
《城记》的责编张志军回忆２００１年初，王军抱着厚厚两大本６０多万字的书稿，第一次来到三联书店的情形时说：“他看上去很憔悴，闭着眼睛就来了。”
十多年的研究，一年多的写作，王军自己形容说，是一次地狱的体验。当这６０万字呈现在张志军面前时，她看到了一个人情感的陷入：“长时间的研究和写作，他已经深深地陷了进去，在他的叙述中渗透了过多的主观情感。”这种主观情感，其实从原来的书名就能看出来，王军的初稿叫《城祭》。张志军说：“这个书名冲击力太大，而历史还没有完，许多是非功过在等待评说，用一个‘祭’字，似乎有些终结的味道。”
其实王军的本意，也是要做一种深度报道，他是一名记者，原本也擅长。而同时作为一名保护北京的斗士，他眼看着梁思成的忧虑，正一天天地变成现实，梁思成的个人悲剧已经变成一种历史的悲剧，一个城市的悲剧，他很难从这种心痛中出来，用冷静的态度，进行客观的陈述。
从２００１年５月确定选题，到２００３年底出书，两年多的修改过程，对王军，对这本书来说，就是这样一个超拔的过程，它对作者和责编来说，也是一种折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城记》四易其稿，从６０多万字，变成２５万字。修改后，王军曾对张志军戏言说：“你又逼我在地狱里多走了一回。”
修改工作是从梳理史实开始的，原书的开头是以和梁思成一起提出“梁陈方案”的陈占祥的追悼会切入的，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后来王军改成用１９９８年“粤东新馆”被拆毁开篇，用这样一个“北京还在拆”的现实，切入对１９４９年到文革前，近２０年的城市规划史的叙述。
修改后的《城记》是一部客观的城市记录，张志军认为，抽掉了所有的主观情感后，心痛感却是抽不掉的，作为编辑，她必须反复阅读全书，每次阅读，都会让她心痛到不得不在每节之后停顿一会儿。
原本６０多万字的《城祭》在修改后，其实是两本书。一本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城记》，抽掉的大量关于梁思成个人际遇的叙述，现在正在由王军整理成一本梁思成传。张志军说，没有人比王军更适合为梁思成做传了，从厚厚的一部《梁启超年谱长编》随便找个内容，他差不多都能说出，该事件在书中所在的位置。
另一本暂定名为《胡同之死》的书中，王军将沿着《城记》的历史进程，讲述从１９６６年到现在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古建筑的命运，分析为什么那么多人奔走呼吁，却挡不住北京被拆毁的命运。我们不知道这部作品是否会像《城记》那样让人心痛，只知道这是王军又一部北京的历史，对于这个曾碾碎了梁思成梦想的历史，张志军有一种感受：“历史打在人心上一定是很疼的”。
(文／本报记者 洪蔚)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王军：《城祭》──中共毁灭北京城纪实（中）
王军：《城祭》──中共毁灭北京城纪实（上）
中苏专家反对拆除北京城墙 毛泽东称是政治问题
北服学生摆地摊被北京城管暴打：看伤可以，拘你十天
北京城管李志强被刺死案凶手一审被判死缓
农田消失农民犹在：揭秘北京城三环内最后的农民(图)
刺死北京城管人员的被告崔英杰辩护词（节选）
北京城市一景：挂军队牌照“特权车”横行(图)
华新民女士致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高毅存的公开信
北京城铁13号线列车脱轨 多处站点临时关闭(图)
民怨沸腾北京城南上访村再度人满为患
张耀杰:北京城区怪现状：行骗者大行其道，举报人投诉无门
北京城里究竟养着什么?-十问“与国际接轨！”
北京城铁13号线站台漏雨！腐败工程！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