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人
(博讯2006年9月15日)
高句丽人的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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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是祀神、供祖或以仪式追悼死者的通称。它反映了人们信仰。意识等观念。各民族在这方面殊不相同，因此也可视为是一种风俗。
高句丽的祭祀对象繁多，高句丽人把它看成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予以重视，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家戒"。祭祀主要有：
一。于十月开"东盟"大会以祭隧神，国王率群臣百姓，在"国东大穴""迎隧神"，"置木隧于神座"，"放国东水上祭之"。
二、高句丽"有神庙二所：一曰夫余神，刻木作妇人之像；一曰登高神，云是其始神夫余神之子；并置官司，遣人保护"，据载，所谓登高神，系高句丽创始人邹牟（朱蒙）。大武神三年（20）春三月，建始祖庙，把邹牟奉作神明。其后，高句丽各王都回幸卒本，举行祭祀，祈求祖先神明保佑高句丽。而夫余神，则为邹牟之母。从置官司。遣人维护的情况来看，这二神庙只许国王祭祀，他人不得靠近；日常维护亦由官司派人进行。
三、高句丽诸王"常以三月三日，会猎乐浪之丘，获猪、鹿祭天及山川。"
四、高句丽"其俗节食，好治宫室，于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灵星、社稷。"
五、据《魏略》载："有军事亦各祭天，杀牛观蹄，以占吉凶。"
六、除上述的祭祀外，高句丽人还祭祀和崇拜可汗、箕子、日月神、伏蠢、女蜗、仙人、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等。
七、公元372年（小兽林王二年）"夏六月，秦王荷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公元375年"春二月，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佛兰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公元392年（故国壤王九年），高句丽国王下令奉佛教为国教。自此，佛教开始兴盛于高句丽。
在高句丽晚期的624年，唐高祖李渊曾遣使"以天尊像和《道德经》送往高句丽。高句丽对道教大感兴趣，第二年便"遣人人唐，求学佛老教法。"高句丽宝臧王二年三月，高句丽再次遣使人唐，求道教以训国人。高句丽国王为此向唐太宗"拳表陈请"，唐太宗欣然应允，遣道士叔达等八人去高句丽传法。自此道教出现于高句丽。
高句丽人的婚俗
据史书记载，高句丽的婚俗，程序简单，民风淳朴，只要男女双方一见钟情，便可商定婚事，故有"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为之"的记述。根本不需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婚姻完全是自由恋爱。
男女双方商定婚事后，女方负责在自家屋后营造新房小屋，名曰"婿屋"。新房盖毕，男方便履行求婚仪式：每日夜幕降临之前，在女方家门外跪拜求婚，恳请女方长辈把女儿许配与己，如此三番，女方父母便应允此事，让男女双方住人新房，正式结为夫妻。待其生儿育女，长大成人，夫妻二人方可携子女去男方家。
高句丽不存在买卖婚姻，女方家不得乘机索要彩礼，若有受财者，"谓之卖婢"，将遭到乡邻耻笑、谴责。
高句丽社会虽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其俗尚淫"，并不认为男女之间有染可耻。在这种风俗之下，"男女多相奔诱"。可见未婚男女和已婚男女中，性关系随便而不受约束，"兄死妻嫂"，寡妇改嫁，均属常见。反映出妇女地位是很高的。
国王世代与绝奴部通婚，通过婚姻关系确保自己的政治地位。
高句丽人的住行
据史载，高句丽人依山谷而居，王宫、官府、佛庐为瓦房，而庶民百姓则以草苫房，冬季室内设长炕，烧炕取暖。高句丽的统治者骄奢淫逸，追求宫室的宏伟富丽，在他们看来，"宫屋不壮丽，无以示威重。"所以十分"好治宫室"。经考古发掘证明，史籍的记载是正确的，从平壤安鹤宫的遗址来看，当年高句丽王宫的建筑确实是宏伟壮观。
高句丽贵族的邸宅，史籍未作详述，但在高句丽古墓的许多壁画中却有很多描绘。这些建筑无疑是当时的豪宅：房顶铺瓦，色泽以红、青、黄多见。房屋主要为木结构，朱柱红妨，柱顶斗拱，考究奢华。屋字内幔帐高悬，富丽堂皇，充分显示出"坐食者达万余口"的不凡气派。
总之，在往居方面，阶级地位不同，有天壤之别。
按高句丽习俗，站立之时，其人惯将双手握于背后；行走之时，以小快步为敬，并惯将双手合拢于胸前。跪则一腿跪而一腿伸。在交往处事方面，其人言辞粗鲁，不分亲疏。高句丽人还有父子同川洗浴，共室而寝的习俗。
高句丽的教育
高句丽兴起之始，为汉玄菟郡所辖一隅，贵族的服饰在汉政权领取，受汉文化的长期影响可想而知。尤其是贵族，受汉文化的教育和影响更非同一般。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所作《黄鸟歌》："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高句丽贵族受汉文化教育之一斑。
高句丽正规教育部门出现的记载，可从史籍中看出，公元372年（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夏六月，"秦王荷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立大学，教育子弟。"
据《翰苑·蕾夷部·高句丽》援引《高丽记》载，高句丽"又有国子博士、大学士、舍人、通事、典客，皆以小兄以上为之。"这说明高句丽曾有国子学之设。另据《三国史记》卷二十，高句丽本纪第八，婴阳王十一年（6oo）条载："诏太学博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纪》五卷。国初，始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自是删修。。"此条又说明高句丽亦曾有大学之设。
据史载，所谓太学，系中原王朝在京城设立的学校，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始置。国子学亦为武帝初期设置。所谓国子，系指太子、王子、诸侯、公卿、大夫等统治阶级子弟。不言自明，国子学的学员身份地位比太学要高。纵观国史，在许多朝代国子学。大学或并行或单行，无一定之规。
高句丽好太王至长寿王时期，国家体制日趋完善，在高句丽出现国子学和大学并行局面完全可能。这两所正规教育部门的建立，显然是效仿中原教育，或前秦。东晋之结果。
因为高句丽无自己文字，采用汉字记录事情，所以建立正规学校后学习的书籍均为儒家经典，教学方法亦由中原引进。学习的教科书为"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所谓"五经"，系指儒家基本经典：诗、书、礼、易、春秋。所谓"三史"系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而《东观汉记》后被《后汉书》取代。《晋阳秋》原名《晋春秋》，东晋孙盛撰。全书共32卷，记载西晋至东晋哀帝之史。据《晋书·孙盛传》，书成后，桓温不满，孙盛将此书藏于辽东慕容携处。后不知何因传入高句丽。
高句丽国子学和太学等正规教育部门的建立，对民间影响极大。由是，扃堂（私学）相继应运而生。据《旧唐书·高丽传》载，高句丽"俗爱书播，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阳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重爱之。"《新唐书·高丽传》亦载：高句丽"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扃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
上述事实表明，高句丽教育的普及程度很高，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贫穷百姓，都重视教育。扃堂遍及各城邑和乡间路旁，可谓星罗棋布。尤其在扃堂受教育的百姓子弟，不仅习文，还练武习射。这可能也算是高句丽迅速强大的原因之一。
全民文明程度的提高，当然有利于高句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汉文化在高句丽的迅速传播，亦成为中原王朝与之联系的纽带，使中原王朝和高句丽之间在思想意识和社会的各方面潜移默化，形成联系。
高句丽人的衣食
高句丽服饰很有民族特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高句丽壁画中所展现的具体形象，高句丽男人一般以短襦肥裤为基本特征，而妇女则是合衽长裙，裾袖皆为袂边。
通过史载可以得知，高句丽庶民男衣以褐色为主，襦（短上衣）的长度至臀，襦的式样为直领、敝襟；领子及下摆边缘有袂。袂既有美观修饰作用，又可推迟衣服磨损。男襦靠腰间束带固定。系上腰带后，男襦形成交襟式，交襟亦分左右衽：左衽为高句丽早期流行样式，右衽出现的相对较晚。高句丽男襦袖筒的肥瘦及袂是否华丽，反映出身份和地位差别：统治阶级衣袖肥大，袂镶华丽；庶民百姓则反之。男装中的裤子情况亦是如此，有地位者穿着被称之为"大口裤"的肥裤，它便于席坐，普通百姓则穿"穷裤"，即相对瘦些，便于劳动。
在男装服饰中，衣外腰间所束的带子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既可固定上衣，使之贴身不开，又可利用它来悬挂钱袋、饰物、刀剑等物。这种腰带一般由布做成，也有皮革的，有地位的人还在其上镶金银等装饰品，镶有金属饰品的带子谓之铸带。
关于冠帽、鞋履、妇女服饰等，由于篇幅有限，恕不详述。
高句丽人的生活地，多为大山深谷，所以农作物产量不高，"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是必然的，"故其人节饮食"。恶劣的生存条件使高句丽人不得不靠打渔捕猎来补充食物的不足，但并非是高句丽所有地方都可渔猎，加之渔猎来源有限，所以高句丽人自然形成了节食的习俗。
从另一方面来看，高句丽的统治者们自己不劳动，却让生产劳动者"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广大劳动人民在残酷的剥削压迫之下，劳动果实所剩不多，也只好节衣缩食，维持生存。
高句丽的书法
“书法”是与汉字相联系的并表现汉字的一门艺术。从广义上说来，“书法”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以毛笔写于木角、纸张、墙壁等上者，有刻于龟甲兽骨、金石木牍之上者，有铸于青铜金铁、陶瓦泥砖之上者……
高句丽虽地处东北边陲，但对汉字的使用却是源远流长并达到很高程度的。公元前后在位的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王早年时曾对一汉女思念不已，作诗一首以抒其怀：“翩翩黄鸟，雌雌相依。念我之独，谁与其归。”如果不是对汉字的充分熟悉和准确应用是难以写出这样的诗来的。
如此，也便有了高句丽人的书法意识、追求和成就。
最能体现高句丽人书法水平和风格的当数好太王碑了。该碑是公元5世纪初由长寿王莲为其父平安好太王谈德所立的纪功碑。后历经多年风雨岁月，渐渐淹没，不为人知。1877年（光绪三年）7月，奉天怀仕县设洁委员章樾的书启关月山“癖于金石，公余访诸野，获此碑于荒烟漫草中，喜欲狂，手拓数字分赠同好。”可见不是好太王碑的内容而是其书法吸引了发现者。该碑是由6.39米高的一整块角砾凝灰岩稍加修琢而成，略呈方柱形。四面刻以界格，界格内刻写文字，每字均在1分米左右，原文共计约1775字，现存可辩识约1590字左右。
碑文字体众说不一，有谓之汉隶，有谓之分隶，有谓之隶楷之间，有谓之篆隶楷兼有，还有谓之真书。若分析来看，碑文笔画多是以方笔入手，没有精细变化，状若画沙，平直刚劲；在字的结体上多是平肩齐首，大小一致明显不同于篆书圆曲，也少有真书的笔画变化，所以断之为隶书是正确的。只是此隶书没有明显的蚕头燕尾，亦未故布八分，故应定位于古汉隶体较为恰当。
在审美方面，好太王碑亦是值得称道的。首先是以界格分布，避免了因石碑的粗糙高大而带来的虚空的感觉，并且体现了一种整齐的美感。其次是字的大小虽多相同，但字与字之间，特别是相同字之间在笔画的长短、方向、字的繁简形态等方面尽可能地求得变化。
在风格上，清代阮元曾著有《南北书派论》，将魏晋南北朝时的书法用之于“南贴”和“北碑”二派。而好太王碑所显露出的古朴、凝重、粗放、雄浑则富有“北碑”的神态。
令人感到珍奇不已的是在现集安境内的高句丽墓葬中还保留着1500多年之久的墨书题记，即冉牟墓志。此墓志亦以界格分布，自右而左书写，除去标题，正文共79行，每行10字，其中近半数的字已漫漶不清，但其它字，特别是书者的墨笔行走之迹还清晰可辨，历历在目。墓志书写的时间是在好太王死后不久，故与好太王碑是同时代的，字体与隶书体不尽相同。在笔划上，隶书的横划或呈明显的波磔，即明显的蚕头燕尾；或无波磔，只是简单的一横，但它们的基本走向却都是水平的。而冉牟墓的横划多是露锋入笔而藏藏锋收笔，既无一波三折之形，亦无蚕头燕尾之态，而且，基本走向是自左向右上仰斜。隶书的撇捺是左右相背的，呈一明显的“人”字形，笔划均是粗细相同，对应相称的，而冉牟墓志的撇捺是精细不同，不是严格的对称之势。在结字上，隶书一般是平肩齐道，整齐方正，大小划一的，而冉牟墓志则好似信手拈来，或大或小，或收或放，各尽字的真态。另外，隶书一般都是尚扁尚圆的，而墓志则是长方形态。因此墓志不是隶书体，而楷书体，当然也不是好种完全正楷，因为在墓志当中有许多字的笔划不是自为起止的，而是连接起来的，带有行书的韵味。整体看来，墓志的楷书体式是普遍的，占主要地位的，确而言之，冉牟墓志应属行楷书。
冉牟墓志在字的笔划、形态上也注意到变化，富于参差的对比，而界格分布的整而齐之则又产生了明显的“乱”而有序的效果。另外，墓志文字的娟秀、流畅、飞动则体现一种南贴的韵致。
另外我们还可以见到许多高句丽遗留下的铭文砖、铭文瓦当。铭文砖有出土于太王陵的整砖和残砖，整砖铭文是：“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文字为模压阳文，属汉隶体，纵向分布于界格当中，古朴中透着秀美。在集安洞沟古墓群麻线墓区千秋墓还出土了“千秋万岁永固”和“保固乾坤相毕”铭文砖。该墓规模为集安墓之冠，时间在将军坟和太王陵之前，应属4世纪时期。文字为模压阳文，也是纵和风吹草动分布于界当中，隶书体中夹杂着篆意，十分古雅。1963年在集安县城修建浴池时出土了一面较完整的瓦当，当面饰有浅浮雕式卷云纹，卷云纹外有一周模压阳文，“太宁四年太岁□□闰月六日己巳造吉保子宜孙”，属于4世纪美川王时的遗物。文字篆隶相杂，随形就势，解剖学称地排列于外周圆中。在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出土有二块铭文瓦当，外缘有一周模压阳文，可惜部分字残，不清，文曰：“丁巳□□□□岁□□□□□□万世太岁在丁巳五月廿日”。时间亦在公元4世纪时，笔划纤柔流畅，有汉晋之风。解放前在集安还出土一“泰”字瓦当，即中间乳突上有一阳模“泰”字，四周内向连弧内有个汉字，文曰：“岁□戌年造瓦启记“字体依稀可辨为隶书。解放前在集安还出土一“十谷民造”瓦当残片，连弧内有“十谷民造”四字，弧外有“ ”符号。“民”字如篆迹。其余三字似隶书。
在高句丽文物遗存中还有几方铜印。即“晋高句丽率善邑长”、“晋高句丽率善仟长”、“晋高句丽率善佰长”等。前三方印似为东晋王朝所铸造，由高句丽人所使用的。后一印则应为高句丽人所为，此即为双面印，字体古朴大方，与好太王碑相类。
从以上所述情况来看，高句丽人对汉字的应用体现在生活的许多方面，正是这种对汉字的广泛应用也就必然使高句丽人具备了艺术地表现汉字和艺术地欣赏的能力。由于岁月的久远，我们以知晓在高句丽时期究竟有谁堪称书法大家，这是我们深以为憾的事情！但我们绝不能怀疑高句丽人的书法追求和水平。当然这也更突出地说明了中华民族文化上的融通性和统一性。
高句丽的文学
高句丽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通用汉字记述事情，表达思想。现已发现的好太王碑。中原郡碑。冉牟墓墓志。冬寿墓墨书题记。德兴里壁画墓墨书题记和榜题。佛像铭。铬文砖、铭文瓦上面的汉字佐证了这一点。
但史籍文献证明，高句丽语与汉语属于两个语种。据《三国史记》卷十三·高句丽本纪第一·东明圣王二年（公元前36年）条载："夏六月，松让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部，封松让为主。丽语谓复旧土为多勿，故以名焉。"可见高句丽人有自己特有的语言。即说与写用两种语言方式表达。
通观高句丽历史，其文学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早、中、晚三期。
初期文学作品，以古籍形式留传至今的，只有载于《三国史记》琉璃王条的《黄鸟歌》和《续博物志》卷八中传为高句丽人所作的《人参赞》两首诗歌。
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王类利 之妃松氏死，由是，类利更娶禾姬、雉姬二女以做继室。二女争宠不和，琉璃王在凉谷造东西二宫，让其分而居之。后来，琉璃王去箕山田猎，七日不归，二女在宫室争斗，禾姬把雉姬赶跑。琉璃王闻讯，策马追去，雉姬余怒未平，愤而不返。琉璃王在树下暂息，见黄鸟飞集，感而作歌："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 谁其与归。"这首诗歌比喻恰当，对仗韵脚严谨，把作者当时的伤感之情在短短的四句诗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反映了作者具有相当高的汉语功底。
《人参歌》亦为四言诗，诗曰："正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锻树相寻。"该诗生活气息浓烈，前二句以简约精练的语言概括了人参外观和适于生长的地理环境；后二句用拟人化的手法，变成第一人称道白，指出了人参生长的具体位置，是前二句的延伸。廖廖十六字就把如此多的内容网罗其中，又通俗易懂，可见作诗之人是有这方面深刻体会的。
高句丽中期的文学作品，以碑文。墓志、铭文瓦、佛像铭之类的作品为代表。因为史籍中尚未发现该时期文学作品。其中艳者有《好太王碑》和《冉牟墓志》。
《好太王碑》系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之陵碑，公元414年立，碑高6．39米，四面环刻，共有1775字。碑文记述了高句丽建国历史。好太王的丰功伟绩等，是研究当时高句丽政治、军事、外交等极为重要的资料。冉牟墓墓志记述了高句丽始祖传说，及高句丽贵族大兄冉牟与大使者牟头娄的关系等，对了解高句丽建国和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极有帮助。《好太王碑》和《冉牟墓志》语言顺畅，表达清楚，颇具文学功底。
高句丽晚期，中原古籍成为高句丽人最爱，由是，中原大量书籍得以在高句丽广泛传播，汉文化对其的影响日深，举国上下，无论贫富，形成一种习文之风。在这种氛围之下，高句丽人的整体汉文水平提高迅速，去中原学习深造者亦不乏其人。僧侣定法的五言律诗《咏孤石》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迥石直升空，平湖四望通。岩根恒洒浪，树杪镇摇风。偃流还渍影，侵霞更上红。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作者以小写大，动静相济，充分展示了诗人的意境和不俗的汉文功底。
史籍所载的另一首诗也是在汉文化长期积淀下产生的，这便是高句丽大将军乙支文德所写的《遗于仲文》："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据《隋书》记载，于仲文从隋炀帝征辽东，高句丽出兵掩袭辎重。于仲文率军迎击，大破之，追至鸭绿江。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诈降，仲文部将劝其将乙支文德放归，仲文然之，但又后悔，选精骑追之，每战皆捷。由是，乙支文德便写了这首诗赠于忡文。该诗五言四句，对于仲文的文韬武略大加赞赏，同时含蕴掸机，劝于仲文知足而止。诗文言简意赅，文通押韵，看似随手而作，却反映出作为武将而不凡的汉诗功底。显然这也是高句丽重视教育，熟读汉书的一种结果。
来源:集安文物网
(博讯记者：胡军)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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