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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覆灭历史大戏降幕
请看博讯热点：文革四十周年
(博讯2006年7月04日)     文革十年浩劫累累，共产主义权谋大师毛泽东精心导演，“伟大胜利”接连不断，在文革的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角色相继登台亮相，极尽个人表演之术。政治明星们从发红、发紫直至发黑。文革的事实证明，文革的最终胜利是中央文革的彻底覆灭，这就是历史最辛辣的讽刺和嘲笑。

     一．文化革命小组的沉落和中央文革的登台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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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3年自然（人为因素为主）灾害后，经过艰难煎熬的中国人都在思索中共的路线和领导人制定的各种政策和社会制度深层次的弊端，表现出对党的怀疑，评判和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中共面临执政的危险。1962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抓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并针对李建彤所著的历史小说《刘志丹》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1964年中共成立文化革命小组，主抓意识形态领域，归属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组员5人。彭真担任组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和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杨、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为组员。1965年彭真等人不同意把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著的《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罢官问题联系在一起。彭真说，我们经过调查，没发现吴晗与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为此与毛泽东发生了顶撞。2月3日彭真召集5人小组扩大会议，提出吴晗是学术问题，与彭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并得到大部分与会者的赞同。而康生坚持认为，吴晗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的政治北京联系在一起。5人小组扩大会议根据彭真的总结讲话，拟成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经刘少奇主持的2月5日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2月8日，彭、陆、康等去武汉向毛汇报，毛又一次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素是罢官，同庐山会议彭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并问彭“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3月期间，毛又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指出《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强调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还说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5人小组要解散。”4月16日，毛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的“反党罪行”进行无情的批判，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4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再次严厉批彭，说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水也滴不进去。彭真每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总是走向他的反面，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彭真的本质隐藏了30年。5月11日中共改组北京市委，彭真所领导的北京市委要解体。

    1966年5月16日，中共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彭真所领导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重新设立由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下，具体指挥、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五一六通知》还解决了“彭、陆、罗、杨”反党集团问题。从此中央文革正式登台亮相，文革之火燃遍全国。


    二．中央文革小组的情况
    毛泽东撤销“文化革命小组”后，66年5月8日，中共就发出中央文革小组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王任重、刘志坚，组员谢遵忠、尹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8月陶铸被任命为顾问共计14人。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派，文革前期每个人在政治舞台上使尽浑身解数，展露才能，但是在理解落实执行“伟大导师”的战略步骤中，相继被毛识破并清洗。文革刚开始不久，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5人相继落马，犹如刘少奇说的心里话：“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以致有的没犯错误，人家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

    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他对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不理解，对于毛目的也不清楚，对刘少奇问题表示“组织部几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中央文革内，陶多次与江、陈等人顶撞，并招致江青大怒。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兵团”时，陈、康、江别有用心地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许多问题，从来没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而且背着中央。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1月8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讲：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这些都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部。就这样，陶铸被奉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级“两面派”。保皇派的陶铸从此跌落，丧失了人生自由，也为毛打倒刘扫除了最大障碍。

    刘志坚是全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并与军队的老师保持密切联系。1966年12月底，毛亲自主持召开一次秘密的中央文革会议，江青都无法找到刘。67年1月4日江青在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和部队文艺工作者时当众说“在军队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1月5日，全军文革小组被封，刘志坚被揪出来批斗。在其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说“现在全面的内战，一方面要坚决打下去，另一方面是不该打的不要乱冲。要革命又不要乱冲。军委文革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了不少不正确的指示。”1月11日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撤销了刘志坚组长职务，成立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的新的军队文革小组。就这样，刘志坚被冠以“叛徒”的罪名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三．“小三”出局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小三”，是靠鼓弄喉舌，摇笔杆子发迹的人物，在文革前期始终是到处煽风点火，制造文字游戏，进行思想文化的攻击，并深得冒的赞赏和江青的宠爱。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渐路出马脚，触犯龙颜，被毛逐出司令部。文革初，王力任中共《红旗》杂志副主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关锋、戚本禹任《红旗》杂志编委，戚本禹还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小三”直接受总编辑陈伯达的领导和指挥。在对待《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他们受江青、张春桥的指使与上海的姚文元遥相呼应，编写文革，无限上纲上线，恶毒攻击邓拓、吴晗等人。关锋在看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后，连声说好，并说“要干起来，我们一定要支持姚文元。”戚本禹表示，“若有人攻姚，我们就出来反攻。”并明白地说，“历史学界一定要来个大风暴，否则不能触及这些人。”看来，学术界也是面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形势。”戚本禹相继写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评〈前线〉〈北京时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等文章，关锋写了《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等文章，先后刊登在主要报纸、杂志上。对他们的言行，江青、张春桥拍手叫好。65年12月毛曾对陈伯达说到，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从此，“小三”开始发迹，引起毛的注意，并成为中央文革的御用文人和刀笔。

    1967年武汉发生了著名的 “七二O”事件，之后林彪、江青有意把“七二O”事件说成是“兵变事件”，借机打击排挤军界任务。在他们的授意煽动下，全国掀起了“揪军内小撮”的高潮。在中共中央的组织下，全国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讲话、新闻和社论，穷凶极恶地呼叫“揪军内一小撮”。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连续刊登了由陈伯达签发，王力审定、吴锋支持起草的两篇社论，继续煽动全国上下“揪军内一小撮”。由中央文革操纵的各地造反组织也把文革的重心由地方转向军队，作为文革“新阶级”的“第三个战役”。至此全国各地发生了大量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的恶性事件。这一切打乱了毛的“伟大战略步骤”：毛深知，军队的动乱将毁我长城，带来动摇其统治权力最根本基础的危险，而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为此下决心给予毁灭性的打击。毛在8月中旬指示，8月1日《红旗》杂志的两篇社论是“大毒草”，同时在林彪送审的一份要下达的文件上划掉了多处“军队一小撮”的字句，并批示“不用”返林处。林、江一看慌了手脚，“揪军内一小撮”动了龙脉，想法掩饰。江青和康生说，社论是陈伯达签发的，主要怪陈伯达。8月中旬，毛要追究此事的责任，江青忙说，不能错误人人有份，不能怪陈伯达，把责任一下子推给了“小三”。康生还说，王力从武汉回京时，毛只同意开欢迎会，根本没有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私自提出来的。8月底，王力、关锋在钓鱼台遭批判并监禁。从中央文革清洗出去，王力后被关押西山，68年关入秦城监狱，84年被中共开除。王力、关锋出局后，戚本禹却还在不停地活动，作为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戚不仅插手造反组织活动，同时也危及到中央文革中的其它核心人物。68年初，江青亲自把戚从中央文革揪了出来，戚83年被判刑，并剥夺政治权利。“小三”出局后，中央文革组织社会舆论进行了有关王、关、戚是“变色龙”“小爬虫”的宣传批判活动，来揭露他们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四．“夫子”失宠 “康老”入地
    毛泽东钦定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早年就跻身中共高层，1937年就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担任过毛泽东的政治秘书，49年后曾任中科院副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共八大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初被中共誉为革命理论家，人称“夫子”。毛发动文革时曾与陈多次谈话，谋划指点，陈利用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执掌毛革命舆论统帅的地位极力摇旗呐喊，充当文革先锋，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

    中共九大时，林彪被定为毛的接班人，并写入党章和宪法。刘少奇被打倒后，林作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眼睛盯上了国家主席的宝座。陈伯达也看到林的重要性，砝码开始压上林的一边。1970年3月，毛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建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决定在体制上垄断统治地位，截断有野心的人夺权，防止两个主席争夺领导地位的局面出现。而陈伯达却没有注意到毛的政治意图，反而看到林的气势如日中天，加快与林的联合，设想日后林彪接班后能进一步跃入高层呼风唤雨，发号施令。8月23日，毛在庐山主持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宣布3项议程：一. 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二. 国民经济计划；三. 战备问题。而林彪错误估计已具备“和平过渡接班”的条件，在大会上第一个抢先发言，以歌颂毛为幌子，大吹天才论，提出设国家主席，由此引起毛的极度反感。24日，林彪指挥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各组宣讲由陈选编的经林彪审定的有关“天才”的材料。陈伯达在华北组信口开问，煞有介事地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并极力吹捧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经他煽动，会议气氛骤变，立刻偏离了会议议程。

    林彪、陈伯达等人的表演，触动了毛的敏感神经，预感到林正在为夺取最高权力而努力，必须先下手为强，迅速开刀，从陈身上打开缺口，挫败林的计划。8月25日，毛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在23日上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主要是陈的讲话），责令陈伯达检讨。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还要求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得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我与他共事几十年，（他）从来就没有很好配合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根据毛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开展批判。会议结束后，中共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1月中共批发给全党毛的第二张大字报，即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我的一点意见》，同时发出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批陈整风运动，给陈戴上“反共托派份子”的帽子，从此红极一时的夫子陷入地狱。1981年1月23日被判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自陈伯达倒台后，康生即开始消沉起来。康生是中共党内高层心计极深的谋臣，因为在毛与江青的婚姻上和关怀毛的第二个儿子毛岸英身上下功夫而很受毛的器重，毛称他为“康老”。康早年投身中共，并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在中共高层中颇有资历。康在1930年曾任中共组织部秘书长，并任中共特科第三科科长，33年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37年从苏联回国后任中共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43年负责党内审干工作，掀起“挽救失足者”运动，在4万人的延安挖出“特务”1万多人，58年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在中共八大时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时的67年由于文革初极力推行毛的革命路线，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伯达事件后而“兔死狐悲”甩手不干，隐退政坛，表现出对毛的不满。
    康生历史上恶贯满盈，结怨甚多，众人共愤。在文革期间，康生秉承毛的旨意，伙同江青等人创造了著名的三大冤案，使人毛骨悚然。一是为了落实毛打倒刘的意图，极力罗织刘的罪名，在67年制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牵连人员和无故冤死屈死被投入监狱的有数以万计，并敲定了刘是“大叛徒”的铁证。二是68年12月制造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叛徒特务案”，赵被捕入狱，涉案人员仅云南省就有138万人，1万4千余人被迫害致死。三是38年2月4日，号召内蒙古开展深挖“内人党”运动。“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四十年代被中共勒令停止活动。此案有34万6千余人被审查、批斗、关押，刑讯致残87180余人，被无顾迫害致死达16222人。康生历史上虽然臭名昭著，不得人心，但毛不忘他的功勋。73年他当上了中共中央仅次于周恩来、王洪文的副主席。然而康决意隐退，在其后的批林批孔和文革后期，再也没有文革初期的锋芒。

    1975年康生看出“四人帮”在毛的眼里信任度已大打折扣，前景不太乐观的情景，临死时再次表白对毛的效忠，对四人帮的反目。他让秘书给毛传话，告黑状，说“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姚文元政治上也不可靠。”75年12月16日康在京病逝。

    五. “四人帮”垮台中央文革全军覆灭
    文革后期，被誉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文革几经毛的捣鼓，相继清除掉不能执行毛的指示，不能领会毛的思想，不能紧跟毛的战略步骤的反党份子，仅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位文革“左派”，特别是毛的亲密战友，法定的接班人，副统帅林彪出走坠机身亡，毛对接班人问题极为着急，指定的接班人第一刘少奇是老干部的代表，第二林彪是军界的代表均走向反动，成为反毛的头号人物，再加上文革的发展导致全国大乱，而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成功地夺取了一切走资派的权力，毛感到只依靠红卫兵造反式掌权接班并不现实，开始把目光转向“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由于长期盘踞上海的张春桥在毛耳边的作用，毛关注上了有工人背景的造反司令王洪文，同时通过培养教育，提升至中共高层领导，并选为接班人的苗子。王进入中央后，竭力投拢江、张、姚，成为文革中的“四人帮”。

    江青，毛泽东的第三位夫人，是文革崛起的“政治明星”，也是给中国带来沉重灾难的“灾星”。因江的特殊身份，文革中毛在后台策划，江在前台导演，文革变成了“夫妻老婆店”，毛的意图大都是通过江的积极活动而实现的，正如江青在受审时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就咬谁。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队高层干部万人大会上曾作如下吹捧“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极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又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家就可以看出她的伟大作用。”“文化大革命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使主席的领导、全军文革、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有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斗争的最前线。”66年《五一六通知》江青被任命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66年11月28日中央军委宣布江青任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文革中江青极力发挥政治才能，按照毛的旨意制造了无数的假案、冤案，挑起了全国的武斗和大批斗事件，罪恶累累。76年10月被中共隔离审查，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3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出狱后91年自杀身亡。

    张春桥在49年后曾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候补书记。文革初期因《海瑞罢官》事件的表演被江青看中，开始走红。1965年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五一六通知》经江青提名，被中央任命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张策划指挥并伙同姚文元、王洪文掀起上海“一月风暴”，全面夺权，并在全国展开全面夺取各级党、政、军大权的高潮。张“一月风暴”后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由于张在文革中的“功劳”，1975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张的阴险狡诈，在“四人帮”中深受江青信任，视为“军师”。76年10月被中共隔离审查，77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3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5年4月21日病逝。

    姚文元文革初期时任上海《解放》杂志编委，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1万多字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时报》及全国各地主要报纸转载，使姚的名字家喻户晓，名声大振。毛泽东12月21日曾对陈伯达讲，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击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毛曾封“南姚北戚”。姚由此成为红得发紫的“无产阶级理论家。”1966年姚就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后，出任上海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由于文革中的“功劳”，69年和73年8月被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和十大政治局委员，陈伯达下台后，姚取代陈成为毛革命舆论的总管，73年任中共《红旗》杂志总编辑。姚在文革中积极按照毛的旨意和江青的指使，耍尽刀笔的杀人作用。1976年10月被中共隔离审查，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被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3日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王洪文是文革“四人帮”中的后起之秀，依靠造反起家，专搞打砸抢的造反司令，并由此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文革开始后，张春桥、姚文元竭力煽动上海的造反组织对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夺权。66年11月9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召开后的第二天，“工总司”决定组织一帮人乘大车赴京，向毛泽东报告，并控告上海市委镇压群众革命运动。车到安亭，上海市委命令停车，上万名其它造反组织持对立观点的群众与“工总司”发生剧烈冲突，致使沪宁线全面停车，南北交通阻断瘫痪，形成轰动全国的“安宁事件”。“工总司”的造反行动，由于“态度明确，行动坚决”，中央文革瞄上了他们。13日下午上海工人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宣布“承认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等5条意见。14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开会同意中央文革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意见。16日，毛亲自听取张春桥的汇报，表示同意张的做法。1966年11月26日，持对立观点的群众在上海市委支持下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简称赤卫队），反对张春桥和中央文革的5条意见。12月31日，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调集大批造反派围攻“赤卫队”，打伤91人，这就是著名的“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上海两派造反人员的严重武斗给中央文革带来了夺权的大好机会。67年1月4日，毛委派张、姚亲自处理上海文革中的问题。1月6日在张、姚的策划指挥下，王洪文的“工总司”组织了100万群众，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被揪出来陪斗，从此掀起造反夺权的“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67年2月24日，根据毛的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徐景贤和王洪文任副主任。

    王洪文由造反司令当上革委副主任后，充份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持不同观点的其它造反组织和群众，组织武斗和文攻武卫，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血洗“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上紫联司”）。67年7月29日，王洪文作出砸“上柴联司”5项决定，行动代号“888”，成立临时指挥部，制定有关埋伏、袭击、围攻、抓人的“G号行动计划”。31日夜“工总司”出动几百人突袭“支联总部”当场抓走30多人，全部关进公安局。8月4日凌晨，王洪文率领10万名“工总司”人员，驾驶汽车、轮船，高举“文攻武卫”的旗帜，从水上、陆上把上柴厂层层包围。晨入时许，王洪文下达进攻命令，双方在厂门口发生激烈武斗。面对“上柴联司”的反击，王先派大吊车锤开大门，并组织敢死队用大木头和大型铲车撞破围墙，进行强攻。搭上云梯，以灭火器开路，攻进厂区。王为了加大打击力度，调集17辆消防车，以100磅以上的高压水枪，向据守在各处的“联司”成员喷射。武斗至晚6时多，“工总司”全胜，但双方伤亡惨重。“联司”成员全部被俘，并遭受“头上开花，面部挂彩”，男的一律剥去上衣，女的则撕破上衣。许多被打昏的群众被扔上卡车，送往场外。血洗“上柴联司”是王洪文革命造反生涯中最“光辉”的一幕，由此而名声大震，响彻全国。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后，全国各地响应毛的号召，以上海为榜样，武斗夺权一浪高过一浪，各省市也相继成立了由造反派加入的革命委员会。王洪文也引起毛泽东的关注。1968年9月毛在北京召见王，并称赞他“集工农兵于一身。”73年5月经毛提议列席政治局会议，73年8月20日中共“十大”筹备委员会成立，王洪文出任主任。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召开，王被选为仅次于周恩来，列于康生和叶剑英、李德生之前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步入中央高层后，并没有忘记张春桥的提携，并积极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打成一伙，虽然官位均高于江、张、姚，但实际上是“四人帮”的马前卒，在文革后期主要是按江、张的意思办事，成为他们的傀儡，为“四人帮”鞍前马后效力，为有朝一日登上更高的位子，所以成了中央文革最后的同党，同时王的表现，逐渐让毛感到失望，表露出又一次选错了接班人，丧失了作为“一代伟人”的脸面。毛生前曾多次警告王，不要搞“四人帮”。1976年10月，王被中央隔离审查，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被开除党籍和撤销一切职务。1981年1月23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王洪文病亡。

    “四人帮”的垮台之日，也是中央文革毛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全军覆灭之时，虽然中共高层对“四人帮”采取措施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人的决策，但毛在生前碍于江青是其夫人和其它无法解脱的因素，无法作出下手的决断，仅是一再提醒江、张、姚、王不要再搞“四人帮”了，实际上也是毛发动的文革已经是大势已去，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华、叶等人的揪出“四人帮”的决断，多少也借了毛对“四人帮”的反感，特别是广大中国人民已经从心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心愿，而取得了民心。相对来说，指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既是毛一手指定的，也是毛一手全面打垮的。文化大革命的最终胜利就是中央文革的彻底倾覆。至于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象邓小平等重新在文革后期复出掌权，则是另一层面分析讨论的话题。

    六．后记
    十年文革，中国人民终生难忘。谁胜利，谁失败，社会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人民是得到最大幸福了，还是遭受最惨烈的苦难了，回顾历史一目了然。共产主义带给了中国人民什么，今后中共继续执政，会给人民带来什么，中国人民应该是清楚的，无需再去思索。中国的出路在何方，纵观十年浩劫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统治的历史，地球人都是明白的，当然总结历史惨痛的教训，也许还有很多谜团需要进行分析讨论，如毛发动文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毛的接班人为什么都反对他？毛为什么选华国锋在他身后接班？毛对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三番五次进行清洗？毛对“四人帮”最终的意见是什么？文革对中共的后期统治带来了什么等等，这些都有助于当代中国人和全世界人民真正认识共产主义运动，然而本文暂不对这些方面展开叙述和剖析。

    中央文革已全部覆灭了，文革也结束了，毛也入土见马克思了，但历史还在前进，中国共产党还在执政，人民应该怎么办呢？ _(博讯记者：张重阳)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