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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懷念同趙紫陽的交往
(博讯2006年4月07日)

● 編者按：曾任中共組織部常任副部長的李銳是文革後中共高層人事的權威知情人。本文獨家披露胡耀邦下台後一批黨內民主派成功抵制保守派企圖奪取最高領導權的內幕。為鄧時代重要史實作出見證。

趙紫陽去世一周年了，他沒有完成的遺志：推動中國走上民主和法治即現代化的軌道，還有待大家努力完成。二十多年來的事實說明，光有經濟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同步，老是跛足前行，不僅腐敗叢生，種種危機將繼續發展，國家前途仍令人擔憂。趙紫陽曾為我們做出榜樣，堅持和平對話，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礎上，解決當年學潮問題。為此，他不惜丟棄權位，且失去自由，受漫長的軟禁。這種高尚的品德和行為，改寫了中共黨內政治生活的歷史。

趙在位時和他的兩次重要接觸
有一種說法，胡耀邦是黨的良心，趙紫陽是黨的大腦。耀邦推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以大無畏的精神平反一切冤假錯案，奠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基礎，從而促進經濟體制改革。趙紫陽卓有成效地從探索解決農民吃飯問題開始，結束人民公社這個阻礙經濟發展的制度，實現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進而整體設計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從而淡化黨無所不在的權力入手，初步奠定了今天的市場經濟格局。紫陽同耀邦合作前行，都主張政治改革同經濟改革必須同步，他們曾經聯手制止了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紫陽還制止了一九八六年底、一九八七年初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兩次左派企圖阻止改革開放的活動，都是以「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為名，就是要重走以「階級鬥爭為綱」、「興無滅資」的老路。在這個關係國家前途的大關節上，他們兩人超越了前輩鄧小平。小平習慣「我說了算」，信仰權威主義（我在中顧委時聽過這種傳達），尤其反對三權分立。胡、趙兩人早已認識到人類社會、歷史進步的普世規律，即離不開民主化和法治化。

趙紫陽在位時，我同他有兩次重要的接觸。第一次是有關三峽問題的單獨談話。鄧小平催促三峽上馬，聽說移民問題困難，就讓李鵬成立三峽省。一九七九年我復職後，陳雲命我就三峽問題向中央寫報告，我先後三次上書，極言三峽問題所在，不宜急於上馬。八二年從電力部離休調中組部時，我寫了篇《對水利工作的意見》報中央，紫陽隨即批轉當時召開的水利工作會議，作為第一號文件。因此我知道他比較同意我的看法。談話之後，也由於這個新籌備成立的省，即三峽庫區傳來老百姓的話：「我們不三不四了」，趙於是組織一個以王任重為首最主張三峽上馬的考察團，到庫區瞭解情況。隨後就取消了這個省的籌備組。

第二次是談鄧力群的問題。一九八七年初耀邦下台不久，就聽到傳說，鄧力群要當總書記了。最確切的一次是六月下旬，鄰居溫濟澤告訴我，王震找王首道，談鄧力群當總書記好，首道又向顧卓新建議。顧有不同看法，即將此情告訴溫（他們曾在南京同坐過牢）。一九八四年喬石任組織部長時，陳雲找喬談話時說過：黨內知識份子最優秀的代表是胡喬木和鄧力群。我知道，陳雲很欣賞鄧力群「馬列主義水平高」。喬石當時就將陳的談話告訴了我。聽說其人要當總書記，為黨為國為民，我當然憂心如焚。於是立即找紫陽談話，當時他還住在中南海，此事也只有找他才能得到解決。我開門見山說：「鄧力群要當總書記了，您知道不知道？」他聽我談完後，恍然大悟說道：「難怪王震最近兩次見面，都跟我說：『你還是當總理好。』」這次同趙談話，我深深感到他對黨內高層人事還不太瞭解。

為了慎重起見，為此我又寫了一封信送「紫陽同志並小平同志」(見附錄二)。開頭就說：「鄧力群同志在中央擔任領導工作期間，有許多言論和行動於黨於國十分不利，在黨內外廣大幹部群眾中影響極壞。我認為十三大後，應當讓他離開中央領導工作崗位。我向中央作這樣的建議，不僅根據近幾年來自己的觀察，而且還根據他在延安審幹期間，利用職權，姦佔審查對象這一惡劣表現的具體材料。」信尾說：「最近聽說，還有人在活動他進政治局當總書記，這就更加令人擔憂無比、寢食不安。我一直認為鄧力群同志是中央改革開放方針的反對派，十三大後，決不能再讓他留在中央領導班子內，這樣可以使黨在前進的道路上除掉一塊絆腳石，去掉一個隱患。」（有關「姦佔審查對象」舊事，即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楊尚昆在中直學委會對大會討論的總結》所述。(見附錄一)）

上書小平反對鄧力群任總書記
信是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請鮑彤直接交紫陽的，第二天我就離京去東北避夏喘宿疾了。不幾天接到胡啟立電話，說鄧小平對信作了批示。八月回來跟啟立見面，他告訴我七月十四日小平批示兩條：立即撤銷鄧力群的一切職務；舊賬不算。其實還有小平批的第三條「保留政治局候補委員」，但是沒有告訴我，可能是怕我再提意見。小平的批示還轉陳雲、李先念、薄一波閱，都劃了圈。大家知道，十三大選舉中央委員時，鄧力群落選了，隨後違反程式，將他列入中顧委名單中，選舉常委時又落選了。現在鄧力群的「自述」《十二個春秋》出版了，關於我當年寫信之事，他語焉不詳，全書為自己辯白，塗脂抹粉。

關於鄧力群和胡喬木如何抵制改革開放，想方設法讓胡耀邦下台（實際上他們也不滿意趙紫陽），我在《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長文中已作了些記載。鄧力群被撤離崗位後，他胡作非為所依靠的機構｜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當即被紫陽撤銷了。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突然去世，他是因所謂「反自由化不力」而下台的。廣大學生和群眾為之不平，終於爆發了一場全國性的大政治風波。

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五月三日，趙紫陽訪問朝鮮前，訪問朝鮮後，我們一些老同志在木樨地科技會堂，關於如何處理學潮危機，曾有兩次聚會，都是杜潤生受趙紫陽的委託召集的，通報情況，徵詢意見。第一次參加的人有李昌、胡績偉、秦川、童大林、胡克實、吳明瑜、林自新（《科技日報》社長）和我等。第二次聚會，于光遠和朱厚澤從外地回來參加了。

學運期間老同志兩次聚會
第一次聚會，大家擔心，學生運動矛頭指向鄧小平、趙紫陽，這就可能重復一九八六年底、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下台的情況，如果是這樣，則天下亂矣。這次會談，大家支持趙紫陽關於學潮處理的原則，決不能流血，改革開放國策不能動搖，民主精神必須推進，要做幾件具體事情以鼓舞民心，比如搞《公民權利法》、《新聞出版法》，公佈幹部子弟的情況等。我的日記記載當時的感受：「常委是否一致尚難說。趙明日去朝鮮感到不穩，才讓杜出面徵求意見也。」這次聚會，下午五點半開始，到九點半結束，談了四個小時。

第二次聚會時，情況已經發生了逆轉，鄧小平發表了強硬的講話，並向全黨作了傳達，《人民日報》發表了「四二六社論」。記得社論發表前，薄一波在中顧委傳達鄧小平指示後，我在支部會上發言，曾極力反對「留一點血也不怕」的說法。杜潤生說，他向紫陽彙報了上次會談的情況，紫陽甚表贊同，建議保留這條與黨內老同志溝通的渠道，說這些老同志在黨內是有份量的，代表了一大批老同志。杜說，紫陽表示了堅決不能流血，個人在所不計的決心。可見紫陽在最後的時刻反對戒嚴、反對鎮壓、反對流血，採取對抗鄧小平的行動，是深思熟慮過的。

後來我曾聯絡其他老同志向中央寫信，表明我們的意見。我同項南到蕭克那裡時，正遇上張愛萍聯絡七上將上書送來，蕭讓我們看了原件。這都成了後來清查我們的把柄。中顧委會議上對我們四個人進行批判，不給杜潤生、于光遠、李昌和我黨員登記。最後還是陳雲發話，才把我們保護下來。我還記得薄一波向在京全體中顧委委員念了陳雲的信，其中有這樣的話：這種事不能再幹，否則，以後還得平反。

趙軟禁期間兩次約見李銳
「六四」後，我跟趙紫陽有兩次接觸，都是他約見。第一次主要是聽我講中國的宏觀判斷，我建議他寫回憶錄，把「六四」的事情講清楚。對於紫陽來說，寫回憶錄是件大事，許多事情他不出來說話，是說不清楚的，要給後代留下真實的歷史。他說他會考慮。

第二次是吳江的書《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裏》在香港出版。書中有件事引發了一段讓紫陽生前耿耿於懷的大公案，就是趙紫陽在胡耀邦下台這件事情上，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書中說，一九八七年一月在中央批評胡耀邦的「生活會」上，薄一波說，一九八四年趙紫陽給鄧小平、陳雲寫信告胡耀邦的狀，這封告狀信對「胡耀邦的突然下台，可以說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紫陽派車把我接去，同我談胡耀邦下台「生活會」的經過。他給鄧小平、陳雲的信，是由陳俊生在人大會議上一次發言引起的。趙給了我一份他的信和陳俊生發言的複印件。說這是一場誤會。在那天的批評會上，他提了八四年寫信給鄧、陳這件事，但是信寫了什麼，並沒有宣讀，如果讀了，就不會有今天的誤會。

據我所知，同樣的內容，趙紫陽專門找過多人談過。令他傷感的是，對於吳江的指責，他處於被軟禁狀態，無法公開說明情況，辯駁真偽。他跟我談到，事實上重要之處是在耀邦下台時，他沒有幫耀邦說話，鄧小平定了的事情，幫也沒用；但也沒有落井下石，也不可能落井下石，因為他們倆基本上是很合作的。

讀了陳俊生的發言和趙紫陽的信，我認為紫陽的說法合乎事實。

趙紫陽為什麼特別在乎這件事情？我想，無非是想說明，雖然在改革前期，在經濟工作上有些具體問題，他跟胡耀邦有分歧，但是他尊重耀邦。我的看法，趙的政治主張同胡耀邦沒有區別，在政治民主化上，他雖然不如耀邦從改革開放初始就一直堅持，但在鄧力群、胡喬木搞「清除精神污染」時，他同耀邦聯手制止，只亂了二十八天，就扭轉過來了。

胡趙體制的時代，經濟方面的改革，耀邦總想快一點，然後趙紫陽就把他拉一拉，這之間必然會產生某些矛盾。趙在地方當一把手的時間長，胡在地方工作時間短，直接掌握經濟的經驗比趙少一些。這是我的一種看法。

同耀邦對比，我覺得紫陽還有更果斷的一面。耀邦下台後，紫陽一九八七年「五一三講話」，堅決制止「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蔓延，接著拆了鄧力群的「左廟」，改《紅旗》為《求是》。我曾經問耀邦，為什麼要檢討，他說為了這個家。而紫陽身處「生死關頭」，考慮更重要的是保護真理，決不違心。因此開了家庭會議，家庭成員都同意他的處置。我曾想過，如果紫陽服從鄧小平戒嚴、鎮壓的決定，採取妥協，他可以繼續當政，對國家今後政治、經濟發展有好處。可是就長遠來看，這樣做不僅違心，也違背了歷史真理。

毛的專制是秦始皇加列寧史達林
為什麼這樣說？人類歷史的發展是專制與民主、人治與法治、愚昧與科學不斷鬥爭的過程。毛澤東推行的「階級鬥爭為綱」，實質是秦始皇開創的專制體制在現代的延續和發展。這個制度，同馬克思有關係，列寧、史達林又有發展，然後到毛澤東。毛澤東的專制，是秦始皇加列寧、史達林。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無非是兩種道路：暴力與改良（在西方，改良與改革是一個詞）。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無所謂，尤其歧視知識份子，「知識越多越蠢越反動」。延安整風運動以來，毛澤東「不斷革命」，「階級鬥爭」，「造反有理」，把人從身體到思想全部控制，所以才會製造出下至「胡風反黨集團」、五六十萬右派，上至國防部長彭德懷、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冤案；才會有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四千萬人；才會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國家到崩潰邊沿。

趙紫陽很喜歡讀書，有善於思考的習慣。一九九五年王若水寫出《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長文時，寄給我一份。我立即複印托人帶予趙。他讀後，很贊成若水的觀點。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只是在經濟上走上市場經濟軌道，因為不能再餓死人啊。但我們的市場經濟還受權力控制，所有資源還都受黨的控制，即是一、二把手說了算。六四政治風波後，江澤民接班時，鄧小平對江澤民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這段話原登在二 ○○三年三月三日《二十一世紀環球報導》周刊對我的採訪談話，這個周刊隨即被查封了。我認為當前的中國有兩個特點：一是沒有毛澤東、鄧小平這樣的「說了算」的權威人物，同時政治體制未能民主化。如果當年聽得進逆耳忠言，一九四九年後不搞政治運動，不以階級鬥爭為綱，走人類歷史社會發展普世規律的道路，即自由、民主、科學、法治和市場經濟的道路，我們中國早就是現代化的國家了。

要反省理論是非、黨和國家的關係
近幾年我經常思考並在文章中談過，有三個問題必須認真反思和徹底弄清楚：一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普世規律，包括我們中國、東方西方，尤其從近代到二十世紀的進步，即先進文化和先進生產力的產生到底依靠什麼？二是有關理論即主義的問題。必須遵循馬列主義（其實馬克思主義同列寧主義是有區別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已經載入憲法，是同我們每個人的做事和為人、工作和生活都分不開的。那麼，從中共成立以後，到一九四九年革命勝利毛澤東執政，直到現在，我們的成功與失敗，正確與錯誤，成功與災難，同理論、主義的關係究竟如何？即這些理論、主義的正確在哪裡，錯誤又在哪裡？

三是中共黨的問題。共產黨是從西方來的，從馬克思《共產黨宣言》和俄國十月革命後第三國際引進的。中國的文化、政治傳統對「黨」是有貶義的，如俗語「君子不黨」、「結黨營私」、「黨同伐異」等，甚至「黨」的繁體字是由「尚黑」兩字組成的。我們應當反思：在革命年代，中共自身及其領導人的經歷與功過等，我們都弄清楚了沒有？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執政年代，黨及其領導人對國家的功與過，我們都弄清楚了沒有？要知道革命年代，我們曾咒罵過蔣介石「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西方不少人稱我們這個國家為「黨國」（party state），而不是「民國」。黨同國家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黨歸憲法管還是憲法歸黨管？黨服從民主還是民主服從黨？還有黨同黨的領袖的關係，是領袖一個人說了算還是領導集體說了算？等等，我們都弄清楚了沒有？我在黨內生活了七十年，其實我也是被纏過腳的小腳女人，思想解放是老年才有的事。去年我年滿八十八歲，寫了首自壽詩，最後兩句詩：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

上面講的三個問題，我認為趙紫陽（還有胡耀邦）是弄清楚了的。我希望老中青三代黨員，都向他們兩位學習。

去年趙紫陽去世時，我寫了篇懷念文章，最後一句話是：「至於我同他的交往，有些是重大事件交往，以後再追。」現在這篇文章，就是交待這一承諾。

二○○六年二月十八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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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楊尚昆談鄧力群問題

◎ 江菲

● 編者按：這是一篇原汁原味的「延安整風」文件。楊尚昆是當時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學習委員會負責人，鄧力群先是馬列學院教育處長、黨總支副書記，後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成員，李銳夫婦均是被審查對象。延安整風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七大召開方告結束。楊尚昆講話批判鄧力群亂搞男女關係，但未點名。

這件事情發生以後，黨一直採取的干涉態度。為什麼要干涉這問題？因為這不是一個私人生活的戀愛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是在審幹過程中為了貫徹黨的政策方針而干涉違反政策方針的問題。

在黨的集體中，有純粹的私人生活問題。但如超過一定限度，在一定條件下，就不簡單是私生活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這次事情，表面上看來似是男女戀愛，實質上是政治錯誤。黨內每個同志都應有決心，勿在群眾中因自己私生活不好而發生壞影響，因為群眾決不會說是某人的問題，而是認為是共產黨內的問題。

五天會議中，兩人的發言對於問題的政治性都強調不夠，與我們對問題的認識有差別。對於私生活應該嚴肅地處理。尤其是男女問題，這是在中國社會中特別重要的問題。我們要有決心，凡是處理這類問題時，要顧及群眾的影響。當然，中國還在過渡時期，難免在男女關係上有不正常的現象。但是，共產黨員作為一個自覺的戰士時，應該盡量少這些現象。既然要決心改變社會，難道古今中外這些壞現象就不能在自己身上消滅嗎？

如果說黨內有過這類事，把這拿來與現在這件事相提並論，這在客觀上是散布不好的影響，誇大黨內這些缺點。因為那些事與這次事情性質不同。

整風中搞男女關係是政治問題

特別是在中國社會，男女關係處理不好，是得不到同情的。黨的一切政策要適合國情，在這個問題上也要照顧。黨內正確的夫婦關係應該建立於下述基礎：（一）為大眾的事業共同奮鬥。有人說，夫婦關係等於同志關係加上性的關係，這是荒唐的說法。應該是在大前提之下有一定的感情。苟合，杯水思想是不對的。未結婚的對選擇對象、進行戀愛要嚴肅對待。我們不提倡纏綿悱惻，但必須相互間有一定認識。決定關係時應有很好考慮，一經結合之後，就盼望能長期維持關係。如果實在繼續不下去，可以離婚，但要照顧到不在群眾中發生壞影響。一般的，黨是不干涉離婚的。如果離婚在群眾中發生壞影響就不行。衝破了封建倫理束縛，還要建設新的道德。一根扁擔挑兩頭是不正常的現象。作為一個政治戰士，如果不能改變這一點，就是造就落後，迎合落後。

在審幹中發生了這件事，就加上了一層政治性質。在這過程中，不管男女，所有一切挖牆腳的事都不能做。在審幹過程中發生這種挖牆腳就會影響到對黨的政策的懷疑。甚至刺激起對黨感情的決裂。這件事正發生在複雜的政治關係中：一個被黨審查而捕走了，一個負責審查他的老婆。這點要特別強調指出。

事情發生以後，應試採取干涉態度。如果當時不知道學委會的態度，作為一個黨員應該向學委會詢問，要求干涉。有同志犯了自由主義，就是由於對事情的嚴重性估計不夠，這是一個責任心問題。過去曾反對小廣播的亂說，但是正確的還是要說。

關於這件事情的錯誤、錯誤的性質、以及其中暴露的品質問題。

一：政治的錯誤。自己是學委會的負責人，對方是被審查的。自己負責去審查的時候，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個人的活動，包含著雜念去做工作，這就破壞了政治研究室的黨所給予的責任。而且，未經過學委會決定之前，就把問題的性質非正式的告訴對方｜｜這從工作紀律上說，是洩露秘密。在政治上，以黨的秘密去好於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同時，這事又進而涉及到李，黨的政策應該是要求她去幫助他，安慰他。而這件事的發生就破壞了這個政策，並且給李造成極大的反感。自己違背了政策，給黨造成壞影響，玷污了黨的審幹運動。

二：組織上的錯誤。目無組織，破壞紀律。各級黨的組織找談話，並不當作黨的組織看待。這種目無組織，非常嚴重。目無組織發展到最後就是與黨對立。最後竟要求黨批准兩人的關係，造成事實，要黨承認。這表現了狂妄的破壞紀律，把自己完全放在組織以外。這種組織破壞黨的行動，是絕不能允許的，這實際上是瓦解黨的組織。

三：思想上的錯誤。暴露了若干壞思想，發展到最後，是離開了黨的立場的嚴重政治錯誤。自己向黨作的無數次保證，都可以不執行。客觀上是欺騙黨。

狂妄的個人主義，明知故犯

第一，思想上最尖銳的是狂妄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發展到狂妄的程度，結果已是公然與黨對立。這個狂妄的個人主義有他幾個組成的因素：一個是自恃有八年的黨齡。其實，八年中在黨內沒有得到什麼鍛煉，小資產階級劣根性保持至今沒有動。沒有經過群眾的鍛煉，在延安的工作與生活是脫離群眾的。再加上中了相當深的教條主義的毒，這就是給那個狂妄的個人主義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蓋住了劣根性，並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夠說出一套，聽起很好聽，但是言行不符。再加上在黨內受器重，有了地位，領導別人，就發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整風過程中領導人家整風，自己的反省很不夠。反而以為能夠幫助人家整風，更增加了自己包袱，以為自己不錯。

因為思想裏有這一套，就自己特殊化起來，可以不管一切輿論，背著錯誤走。像這樣下去，一定會向黨鬧獨立性。

第二，由於這種狂妄的個人主義，表現在這件事上就是明知故犯。明明知道，在審查過程中發生這種事是不正確的。而且自己領導過反對這類事情。既然發生以後，經過了黨的若干次干涉，還是堅持作下去。這種明知故犯，還表現在自己內心也有過鬥爭。但是，鬥爭的結果所消滅的都是黨的意識，消滅了自己的黨的意識，還幫助對方消滅黨的意識，撲滅對方的黨的意識，用潑冷水的辦法，諷刺黨性。這種明知故犯還表現在黨的組織間鑽空子。首先鑽棗園與中直學委間的空子，鑽空子中還提出一條原則來嚇唬人：「難道這些人就沒有原則？」
第三，有所恃而無恐。對黨的態度是：我有點本事，你總不能不要我這點本事。靠本事吃飯的思想，如果脫離了一定的立場與人生觀是很危險的。覺得自己有點本事，將來做若干件「平凡而驚人的事」來向黨兌換自己的錯誤。在自己與黨的關係上，有一種入股的思想。是一種個人功利主義，並不是把自己全部交給黨。這裡就接觸到個人利益與黨的關係問題｜｜不可能允許違反黨的個人利益。覺得自己在黨內有股子，就要向黨換得一個老婆。「你總不能不要我這份股。」再就是覺得黨內也有人犯過這錯誤。

由於自恃能力，就走到一意孤行的地步。兩人之間，一個覺得黨的信任經過另一個體現出來。另一個以為黨的幫助全繫於此一人。

妄稱兒子在父母面前調皮

講能力的問題。他究竟有沒有能力？什麼性質的能力？
是有，是搬弄教條，概念的能力，是與群眾運動脫離的。表現於整理材料，在概念上兜圈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還沒見過。不踏實，脫離群眾，浮在上面，說空話的時候多，經常有些教條在內。

能力又是不能脫離黨的基本立場與原則的。即使有點能力，在黨的路線指導下，可以有成績，如果脫離了黨，能力的發展就很危險。脫離黨的立場，違背黨的能力，在黨內是不值錢的。

這麼一套嚇唬人的理論：什麼「坐著與走起來」，犯了錯誤就坐在那裡，這是不對。但是要把錯誤的包袱丟掉往前走，而不是背著包袱走。什麼「情況變了」，實際上是什麼也沒有變，最中心的，黨的干涉沒有變。要說變化，只是情況變得更嚴重，以致最後走到自己個人與黨遙遙相對。說自己這樣幹是兒子在父母面前調皮，其實首先連兒子的資格都沒有了，就不應該調皮，首先就脫離了黨的立場。這種想法是依恃著黨對自己的寵愛。還把魯迅反對封建的一套東西都搬來反對黨。

關於所謂愛情與工作，互相幫助，等等，也要分析一下。即使有些具體幫助，卻是以這些東西換得你向錯誤走，脫離黨，這種幫助越多，越沒有好處。對於一個黨員的幫助，主要應該依靠於工作中的上級、同級、下級與群眾。以為只有某個人才能給予幫助，這是一種墮落思想。現在應該自己站起來，走自己的路。否則，咿咿唔唔，會使壞思想發展起來。

在這次事情的責任說來，雙方是一樣的。之所以特別著重責備了一方，是因為他在這件事上犯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錯誤。事情的責任是共同的，兩人思想上的共同點是：個人主義。所曾有過的極微弱的黨性，也不是自覺的，否則，不致輕易被人撲滅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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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李銳致趙紫陽鄧小平函

◎ 李銳

紫陽同志並小平同志：

鄧力群同志在中央擔任領導工作期間，有許多言論和行動於黨於國十分不利，黨內外廣大幹部群眾中影響極壞。我認為十三大後，應當讓他離開中央領導工作崗位。我向中央作這樣的建議，不僅根據近幾年來自己的觀察，而且還根據他在延安審幹期間，利用職權，姦佔審查對象這一惡劣表現的具體材料（見《附件》：《一九四五年一月卅一日中直學委會對大會討論的總結，楊尚昆同志講》），同今天言行的對照。

先談近年來的觀察：
一．三中全會以來，中央的改革和開放這一根本方針，他是一貫抵制的，認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系列做法，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過是援引西方資本主義某些經驗。舉一個例子：八五年十二月六日晚在國防大學講話中說：「紫陽同志訪問拉美，看到巴西外債很多，但日子還好過，考慮我們可不可在引進外資上更大膽一些。但這涉及兩個世界的問題。巴西不管怎麼變，不管誰上台或軍人執政，終究是資本主義內部問題。李光耀訪華回國後有個談話，他的態度是很清醒的。他告誡新加坡的企業界到中國投資，不管合同協定規定得怎樣好，怎樣詳細，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說變就變了。外國資產階級希望我們開放政策繼續下去，但他們是希望我們繼續到資本主義去（哈默的例子）。」這段話的意思明顯不過：趙紫陽不如李光耀清醒。我的印象，他從來不正面宣傳改革和開放，而是從意識形態出發對改革和開放進行各種各樣的指責，設置各種各樣的障礙。

二、組織上嚴重地不守紀律。遠的如八三年春，中央常委會上耀邦同志受到批評後，下午他就捅到新華社全國會議上去，兩天內在《紅旗》全國聯絡員會議等三個地方傳達，引起全國震動，不知中央出了什麼大事。近的如對待今年中央的四號文件，認為是一個框框，宣傳口一系列會議總想突破，如說這項反自由化鬥爭是「第二次撥亂反正」等。多年來，他在自己的身邊重用了一批「文革」時的造反派。如派中宣部理論局局長盧志超（《揪軍內一小撮》社論的起草人）到上海當副書記兼宣傳部長，被書記處否決；這次又要讓盧當中宣部副部長，再次被否決，仍任盧為部務會議成員。

三、思想上頑固堅持「左」傾教條主義，空談共產主義理想，表現理論水平低下。這些延安同他熟悉的人最清楚，五十年代田家英多次同我談過。開國初，在新疆工作時犯過嚴重「左」的錯誤，被中央撤職（據說毛主席幾次提到開除他的黨籍）。近年又搬出《資本論》僱七個工人即形成「資本剝削」，來指責搞活經濟、允許僱工的政策。他尤其喜歡打扮自己。八一年十一月在黨校作過五次報告，借講陳雲思想吹捧自己，學員印象極壞。

總之，對鄧力群同志的一貫「左」，黨內外一直議論甚多，非常不得人心，在廣大知識份子中影響尤壞。去年九月六中全會時，我在中顧委小組會上，曾兩次發言指名批評他（和胡喬木同志）的「左」的思想和做法，特別是本性難移喜歡整人，再讓他們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將使中央在這方面嚴重脫離群眾，對改革開放政策的貫徹極為不利。

我過去沒有同鄧力群同志共過事。在延安搶救運動時，有過一件與我有關的私人「惡性事故」。當年我也不想計較，說，「讓他們好去算了」，還受到富春同志的批評。現在由於他的兩面派作風，「左」的一套，四十多年來一以貫之，且愈來愈嚴重；由於他身居高位，便於上下其手，假公濟私，以致不得不翻出這件舊案向你們報告，俾能察微知著。

一九四三年四月，審幹時我因誣告被捕後，我的愛人范元甄（一九六一年我們離了婚）也被懷疑，她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鄧力群是機關學委負責人，受命審查范。他乘人之危，向范討好洩密，花言巧語，勾引通姦。（他的愛人同在一個機關，有兩個孩子。）事發後，不僅不聽黨的多次勸阻，且頑固堅持錯誤。由於恩來同志親自過問，我於一九四四年六月釋放，他還是狂妄地繼續進行破壞。直到四五年一月，黨不得不召開大會批判，指出他在這件事上顯露出來的惡劣品質：「嚴重的政治錯誤，玷污審幹」，「目無組織，破壞紀律，有恃無恐」，還鑽黨的空子；若干很壞的思想，「最尖銳的是狂妄的個人主義，導致明知故犯」。在會議上還充分暴露了他為人的言行不一，滿口仁義，一肚盜娼（范後來同我談過很多）。這五天大會的結論是楊尚昆同志做的，時間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卅一日。范元甄隨即下放到延安鄉下，當鄉文書。不料，在如此嚴肅的會議和結論之後，他仍偷偷跑到鄉下，以丈夫名義同范同居一周（這是范與我復婚後告知的）。一九四七年范在哈爾濱時（我在熱河，我們已有了孩子），鄧仍到范處糾纏，被范拒絕。現在我將尚昆同志做的結論送上，以證明鄧力群目無組織的政治品質，以及陰一套、陽一套的思想作風，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今天因權位高升，更加有恃無恐，變本加厲。我現在只摘引《結論》關於「思想上的錯誤」兩段話，以為今日的對照：「在延安的生活與工作是脫離群眾的，再加上中了相當深的教條主義的毒，這就給那個狂妄的個人主義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蓋住了劣根性，並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夠說出一套，聽起來很好聽，但是言行不符。再加上在黨內受器重，有了地位，領導別人，就發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能力是有，是搬弄教條、概念的能力，是與群眾運動脫離的。表現在整理材料，在概念上兜圈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還沒有見過。不踏實，脫離群眾，浮在上面，說空話的時候多，經常有些教條在內。」

一九八二年十二大前在玉泉山時，因聽說鄧力群將進書記處，我曾找耀邦同志談過他的問題，認為選錯了人。最近聽說，還有人在活動他進政治局當總書記，這就更加令人擔憂無比，寢食不安。我一直認為鄧力群同志是中央改革開放方針的反對派，十三大後，決不能再讓他留在中央領導班子之內。這樣可以使黨在前進的道路上除掉一塊絆腳石，去掉一個隱患。
四十多年前這種舊案，本來不必再計較，但當年鄧力群利用權力｜｜審查幹部之權，幹這種傷天害理之事；四十多年之後，他這種品質並未改變，且變本加厲。所以我不得不交出這份舊材料，請中央明察。此致

敬禮！

李銳一九八七年七月十日

原載開放雜誌2006第四期

(博讯记者：蔡楚) (Modified on 2006/4/07)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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