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永紅:蔣介石早於毛澤東提出“持久戰”的偉大戰略思想
(博讯2006年3月16日)
【歐洲導報張英按】
範永紅先生是江西作家,散文見長,一位很有見地的政論家,並對中國軍民抗日戰爭史也頗有研究，寫出了這方面的多篇好文章，例如: (博讯 boxun.com)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国军抗日英雄同样应得到敬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国军为中华民族浴血抗战可歌可泣》（国军前期艰苦抗战悲壮惨烈，国军给侵略者的巨大打击举世无双，国军始终坚持浴血抗战英勇不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不朽的荣耀：令日寇闻风丧胆的三次长沙大捷》（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盛名不朽：与台儿庄媲美的万家岭大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蒋介石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伟大民族英雄（暨中国抗战最高领袖和统帅蒋介石逝世30周年：蒋介石重建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几乎崩溃的中央政府，基本统一了中国；蒋介石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使中国进入了世界四强；蒋介石自始至终是中国抗战的最高领袖和伟大统帅）、《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歪曲国民党“不抗日”的谬论可以休矣》（一、《骂》文以偏概全，混淆是非，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二、国民党顽强抗战，英勇牺牲，铁证如山；三、《骂》论歪曲事实，蓄意诬陷，已遭国人唾弃）、《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60年前日本投降始末》、《对日本我们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蒋介石粉碎美国分裂台湾记实》（反对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反对美国制造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反对美国提出的“外岛停火论”，反对美国要求的“金马撤军论”，借“台海危机”抵制美国的“金马撤军”）、《毕生致力于“中国统一”的蒋氏父子》（蒋介石坚持：“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蒋经国希望：能在生前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李登辉上台：国共和谈半途夭折）、《蒋经国疑被人谋杀》（蒋经国逝世外界谣言频传，蒋经国希望能在生前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蒋经国同意党对党谈判原则，“台独”上台和谈夭折）、《放弃是一种美丽》、《大字报兴败录》、《短命“领袖”华国锋“十月政变”始末》、《朱德元帅的最后岁月》（突然受指责被削去兵权“九大”前夕进入了“黑名单” 有病不能到医院的治疗 在大会堂无人理睬被冷气冻病）、《矿难！矿难!中国矿难频繁凸显权力腐败》（矿难频繁：触目惊心；杀人凶手：煤炭暴利；政府失职：管理混乱；业主黑心：惟利是图；官商勾结：钱权交易；官僚体制：矿难根源。）、《论男人女人》、《水做的女人分六品》、《陈云秀蒙冤受屈十七年 她用爱心撑起一片蓝天》（丈夫自杀 贫困家庭雪上加霜，蒙冤受屈 生死关头政府关怀，贩菜求生 忍辱负重铁骨铮铮，慈母爱女 为了孩子宁死不嫁，为母分忧 大姐退学打工助妹，公公感悟 尽释前嫌合家团聚）、《为吴仪拂袖而去鼓掌喝彩》、《中国官场的腐败及反腐力量的变化》、《卖官杀官 官场何以成了杀场？》（卖官买官泛滥成灾 “官杀官”血案接连发生 丰厚回报诱使官员铤而走险 根治腐败需要建立民主科学的制度）、《农村孩子大量辍学 未来一代前途堪忧》（大面积辍学令人触目惊心 “念也考不上” “考得上也供不起” “供得起也找不下工作”）、《跛脚式改革 让国人忧心的神话》（改革开放二十六年来中国经济实际上是负增长 改革开放后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压力越来越大 严重腐败和社会不公加剧了对改革的不满 掩藏着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让政府头疼 危机四伏改革何去何从？）、《陈道明和杜宪：名人家庭的平凡人生》（本文女主人公杜宪，是1989年以前中央电视台最为走红的第一主播。在89年“六、四事件”中，她不顾当局阻挠，坚持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昼夜不停地播出学生运动和各界人士游行示威的新闻，“六、四事件”后受到追究，被迫辞职离开中央电视台，直到现在尚未恢复名誉和公职，且国内所有报刊杂志均不得刊载有关她的文章。男主人公陈道明，是国内最走红的顶级男演员之一。）、《新华社新闻出现重大失实》（不足100字的短讯中，出现五个重大的常识性错误：恢复公民权竟然还称罪犯，继续提新刑法已废除的反革命罪，弄错姚文元被判刑时间，姚文元死讯的公布时间是特意选择的，姚文元自传和日记下落不明）、《中国春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遥想当年盼过年》、《咀嚼“年味”》、《中国教育在饮鸩止渴》、《老英雄乞讨四十年，政府和媒体置若罔闻》、《一犬救下三十人 死后装棺雕像立碑文、《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蒋介石早于毛泽东提出“持久战”的伟大战略思想》（《论持久战》的发表在中共党史上的重大意义；蒋介石比毛泽东更早提出《论持久战》的伟大战略思想；蒋介石拖延全面战争爆发的时间，是希望能准备得更充分一些；蒋介石早有规划建设西南大后方作为持久战的根据地；蒋介石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和前途早有远见卓识；蒋介石提出了“持久战”需经过二个阶段和具体作战方案；蒋介石自始至终抱有坚持抗战的决心与抗战必胜的信念；蒋介石“持久战”的伟大思想为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持久战”的胜利彻底荡除了近百年来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奇耻大辱）、《中华民国国旗的含义及其来历》（中华民国国旗的含义；中华民国国旗：中华民国国旗的诞生过程；从五色旗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歐洲導報去年提前九個月開闢《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專版，其中有刊登和連載範永紅的《國軍抗日英雄同樣應得到敬重》、《國軍為中華民族浴血抗戰可歌可泣》、《蔣介石元帥是當之無愧的偉大民族英雄》、《我們對日本要聽其言而觀其行》、《為吳儀拂袖而去鼓掌喝彩》。早在40年前，我在研究民國史時，體認到當代中國史主要是國共兩党及其關係史，看來永紅也把握了這條脈絡。人在大陸能熟悉中共黨史，但又能瞭解中國國民黨史而對蔣公正面評價，實在不易，更加可貴。
最近百日，據不完全統計，有139位中國作者，絡繹不絕，向歐洲導報投稿986篇(約佔海外來件三分之一），十之七八是原創，散文隨筆居多，小說不少，也有政論的，乃至鳴冤叫屈，約一百二十萬字，大多體現“人性與愛”的主題。
中國作者群中，點評北京領軍人物為蔡誠，上海領軍人物為聶磊，江蘇領軍人物為劉工昌，山東領軍人物為王濤、連召波、耿志剛，河北領軍人物為王志振、王豔坤，重慶領軍人物為黃斌、陳蓉、唐厚梅和黃邦寨並列，廣東領軍人物為王穎，湖北領軍人物為陳孝榮、湯禮春、高延萍，江西領軍人物為範永紅、王波、彭宏英，湖南領軍人物為劉佳鵬，福建領軍人物為林正德，山西領軍人物為冀京蕊，陝西領軍人物為畢詩成，東北領軍人物為崔書君、王晶。按投稿篇幅計，山東（416篇）為各省之冠，王濤（191篇）為單人冠軍，重慶（142篇）為城市冠軍；而以字數計，範永紅與林正德、王濤各約二十萬字，並列第一
範永紅:蔣介石早於毛澤東提出“持久戰”的偉大戰略思想
《论持久战》的发表在中共党史上的重大意义
从小，我们就从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分析了整个抗战进程，驳斥了当时盲目乐观的“速胜论”和悲观的“亡国论”，断言抗战必然是持久战，并清晰地分为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世人对毛泽东的军事谋略、战略家的风采无不钦佩得五体投地。《中共党史上的40件大事》更蒋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列为第21件大事，足见《论持久战》在中共党史上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论持久战》是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的著名讲演，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共抗战的纲领性文献，它指明了抗战的前途和路线。抗战后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篇著作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中共因此宣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对中国抗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连国民党的高级蒋领也不得不佩服，认为《论持久战》解决了抗战中的重大问题。并说当白崇禧向蒋介石转述《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时，蒋介石十分赞赏。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蒋介石比毛泽东更早提出《论持久战》的伟大战略思想
其实，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蒋介石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伟大战略方针也早于毛泽东《论持久战》之前提出。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１日，蒋介石的日记中就对日本必败有信心，而且对最后胜利也有大致上的时间表，比毛泽东提出《论持久战》不仅要早三年，而且预测极为准确。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以后的历史变化表明，日本侵略的步骤、使用的手段、最后的结局都与蒋介石的推测基本吻合，以美、英、苏为核心的国际社会果然出面干涉。更神奇的是，蒋介石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１日预测“倭寇失败当在十年”，离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刚好是十年少6天，真可谓是料事如神。
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到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近６年间，蒋介石身为南京政府的头号决策者，颇受世人的非议。国民党代表人物何香凝甚至于1935年给蒋介石寄去一个邮包,里面装有一条裙子和增蒋介石的一首诗及续范亭的一副对联。诗云: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耻辱.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蒋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信中所寄续范亭的一副对联为:井底孤蛙小天小地字高自大;厕中怪石不中不正又臭又顽。蒋介石字中正,把他喻为不中不正的怪石,又臭又硬,骂的淋漓尽致。
其实，早在“九一八”发生不久，蒋介石在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７日的日记中就表示了他对抗战的决心和“持久战”的思想，他写着：“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从他的日记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忍辱负重，不宣布全国抗战，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在签定屈辱的《塘沽协定》后，１９３３年６月３日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明心迹：“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从客观上讲，这个协定确实蒋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赞成委曲求全、争取时间的。
１９３４年９月，蒋介石授意陈布雷写出了关于对日问题的《友乎？敌乎？》一文，以“徐道邻”之名发表在《外交评论》１０月号。这篇长文指出，如果日本以美、苏为假想敌，除非日本真的能在１０天之内灭亡中国，如果战争拖上三个月、十个月或半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蒋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争的终结。但是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着。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
徐道邻是北洋军阀徐树诤的儿子，曾在蒋的侍从室工作过，大约是个司局级的官员，蒋不想用自己的名义，也不想用陈布雷的名义，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以职位不大不小的“徐道邻”的名义发表，陈布雷为此叫好，认为其中还蕴涵有“慢慢与邻道”的意思。
日本方面大概也察觉了此文是蒋介石所授意，各刊物纷纷翻译转载，和平谈判的空气一时浓了起来。１９３５年３月１日，蒋在日记中几乎松了一口气：“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国民已有谅解，并多赞成，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其中隐隐透出了几分得意。
蒋介石拖延全面战争爆发的时间，是希望能准备得更充分一些
然而，日本对华侵略蓄谋已久，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早晚总是要爆发的。对此蒋介石已有预感。诚如他后来在《中国的命运》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样，“要知道济南、五卅事件之后，日寇大陆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随时可至”。在1927年访日会见日首相田中义一时，他就曾直率地告诫日本说：“勿再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摇”；“勿再利用中国南北分裂，从中操纵”；勿再“利用（中国）无知军阀，压制（中国）民众”。并于是年10月23日发表“告日本国民书”，要求“日本方面对辛亥以来的对华政策有所反省”。
九一八事变两年后，他在分析日本何以会公然侵略中国的原因时，曾说道：“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们和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是局部的冲突，没有正式的作战。我们历来的革命对象，始终是国内的军阀，而帝国主义也始终没有正式出兵进攻我们，有企图消灭我们的决心。这就是当时我们革命军的力量，还不充足，所以帝国主义不大注意；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在当时看不起我们。但是，到最近几年以来，他们看到我们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发展起来，快要把整个国家统一起来，就要打倒实行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了，因此遂嫉恨而且惊慌起来了，所以不得不乘现在中国天灾人祸齐相逼来的时候，赶紧拿军队来压迫我们，并且下最大的决心来消灭我们。”“九一八以来，帝国主义积极侵略我们的原因，一是他们恐惧我们的力量，一是我们国内再无可拱他们利用的军阀。”“这是我们革命力量增长的结果，也就是我们革命的直接对象之转变。”
他在“九一八”以后采取“和战两用”的策略，正是为了“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蒋介石于1931年9月22日，即九一八事变后四天，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的这一讲演，无疑和他在数年后国民党“五大”上的报告，尤其是“七七”事变发生后他那个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讲，互相映照，相得成证。他在“最后关头”的讲演中曾这样说道：“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性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你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他之所以忍辱负重，一再试图拖延全面战争爆发的时间，就是希望能准备得充分一些。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６日，他日记中说：“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这一点他在三年前，即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 1934年12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说：“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 由此可见，他的“剿匪”实为掩护抗日，“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
蒋介石早有规划建设西南大后方作为持久战的根据地
为了坚持“持久战”，蒋介石早有心把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重庆作为抗战的指挥中心想法。蒋曾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天后的日记中写道：“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无宁日矣！”由是而知，蒋介石对日本全面侵略的可能性和长期性已有估计。再者，蒋介石早在1932年即已提出，万一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即蒋国都迁往四川，以应付长期抗战，因此才确立了一条“修好西南”、并使西南与中央统一的方针。待修好西南事成，蒋介石方于1935年8月有信心地说道：“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只要四川、云南、贵州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其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显然已定。
1935年7月，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蒋介石认为，“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 （见1935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举行孙中山纪念周的讲演》）“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方面，实不愧为中国的首省 ，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 （见1935年10月6 日蒋介石《在成都国民党四川党部扩大纪念周的讲演》）
1936年6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斯的谈话时，更明确地提出了抗战“持久战”的伟大思想： “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 ”。 “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蒋尽量使之拖延。……当战争来临时，我蒋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蒋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见1936年6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斯的谈话》），由此可见，蒋介石早已料到了后来战事的发展进程并为此作了准备。
事实上，在１９３７年前的５年间，抗战准备的成效确实也是显著的，比如：１、任用德国顾问，修订公布了陆军典范令；２、任用俞大维，蒋步兵兵器标准化；３、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的军械弹药能自足；４、空军扩充到飞机６００架（尽管能实际对日作战的只有２２０架）；５、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赣、粤汉铁路；６、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公有；７、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８、派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等分头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等等。
1938年2月，蒋介石发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一文，详细分析了抗战必胜的各项条件与要素，蒋介石指出：“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这就是被称为“以空间换时间，以小胜积大胜”的长期抗战战略。很显然这个战略比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提出得要早得多。
蒋介石的“持久战”绝对不是不抵抗，他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见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最后关头》演说 ）“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和敌入决生死。” （见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发表的《告抗战全军蒋士书》）
蒋介石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和前途早有远见卓识
九一八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日本侵略东亚，情形的奇突实在是国际间从来没有的事。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随后，他又在9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开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否？”这一认识无疑对他的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和他要蒋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他曾说道：“日本无持久作战的战略资源。只要能与日军周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亚，就是南下南洋群岛（印尼），引起对苏俄或欧美对抗。但西伯利亚尚属生地，而南洋石油业已开采。西伯利亚只有煤铁之蕴藏，唯南洋才有橡胶。德国人虽已发明人造橡胶（buna）。但高性能之橡胶要件，如高速度、高重量之军用机之轮胎，仍必须用大量的天然橡胶；人造橡胶，只可掺极少许。所以，日军非与美、欧冲突不可。如此中日战争蒋成为世界大战之一部分，而蒋与世界大战同时结束。”
历史的发展果不出蒋所料。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遂立即抓住他料之必至的历史机遇，于珍珠港事件发生当日，约见英、美、苏各国大使，宣布中国对轴心国宣战的决心。翌日七时，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按：以往称“应战”），同时宣布对德、意两国立于战争地位。同日，蒋介石又主动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立即于反轴心国各国间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丘吉尔立即赞成，罗斯福主张迅速采取行动，斯大林借口对德抗战而不愿意对日宣战。至1942年11月，终于在华盛顿发表了由中、美、苏三国领衔、有二十六国签署的“联合国共同宣言”，约定“加盟各国应各尽其兵力与资源打击共同的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军队单独媾和”。1942年1月3日罗斯福建议，蒋介石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负中、泰、越、缅北战区总指挥。
诚如1941年12月23日蒋介石在重庆东亚联合军事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美、英、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战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其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我消耗日本实力……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是故，“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蒋介石的话，既指出了英、美、荷徒利用我国消耗日本力量的极端错误，又表示了蒋期与世界大战“接轨”之持久战思想的正确无误。
蒋介石提出了“持久战”需经过二个阶段和具体作战方案
蒋介石还提出了“持久战”需经过二个阶段：“抗战一年多了，不少长官划分了抗战阶段，应该这样明确，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撤军、岳州沦陷为止，这是我们抗战的第一时期，以后的战争，为第二期。这两期战略方针，也是不同的，有区别的。第一期为诱敌深入，消耗敌人，可以说是纯军事行动；第二期则为转败为胜，转守为攻，政治与军事同时进行。在第二期抗战中，要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游击重于正规，从而达到转败为胜，转守为功的目的。
“第二期作战中，敌人兵力使用已经到了极大的限度。今后他再也不能有更多的兵力使用到中国来，他们派到中国来的这么多部队，随战区扩大而力量分散，已经疲惫不堪，今后他们只有随兵力之消耗减损而趋于失败。我们的挫折，客观上也只是到此限度为止。从今以后，由于作战经验的增加，战略布置的完成，以及军力的增加和敌我实力的消长，士气盛衰的对比，我们的把握和信心，一天天提高起来！……
“第二期抗战策略应是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不使敌人利用我战区人力、物力资源。” （见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军委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而整个抗战进程，也正如蒋介石所预料的那样，经过二个阶段，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蒋介石还制定了“持久战”的具体作战方案，“战区以持久抗战之目的，限制登陆之敌发展，力求收各个击破之效。各个击破不能达成时，则依状况逐次后退于敌舰射程之外另设阵地，施行韧强抵抗，待后方部队到达，再行决战，而收最后胜利。”（见1937年9月6日蒋介石发布的《第二期作战计划》）
“目前凇沪外围以苏常一带，战事日益紧张。暴敌继续增援，我们的军事应付，处于更难的地位。北方战场自敌人占领太原后，亦形成不利局面。但就全局来观，我并未失败，要知道此等情形原并非意外，而是为我方所预期的。军事上最重要之举，不但胜利要立于主动地位，就是退也要立于主动地位，然后一时的挫折，不致有全盘溃败之忧，而可以把握最后的胜利。今天我们主动而退，蒋来可以主动而进，大体上说来是不足虑的。” （见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所作《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的报告》）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本日移驻重庆。此后蒋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民族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子目的。” （同上）
“倭寇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现在打了近3个月，连我们一个上海还没占去，各位统帅所部努力抵抗，不惜以壮烈的牺牲给倭寇以绝大的打击，此种为主义为国家拼死抗战的精神，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一般外人看见中国军队装备欠缺，武器不良，以为一旦对日作战，必不能抵御侵略。……近3个月来，我们虽没有取得大的胜利，但在我们预定的消耗战和持久战的策略之下，已使敌人受到意外的打击，在精神上我们已实在打败了举世共弃的倭寇。”（见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前线淞沪参战部队师长以上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提到的“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论断，蒋介石也早有论述。他在1937年12月《告全国民众书》中就指出：“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寄予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 1938年2月，蒋介石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一文中又说：“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两个条件，就是我们抗战必胜的最大武器。……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
蒋介石自始至终抱有坚持抗战的决心与抗战必胜的信念
蒋介石在“九一八”后一日的日记中曾写道：“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唯有鞠躬尽瘁然后而已，拚我一身以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九一八事变，“据中正意见，可为两点之实验：一，实验国际间有无正义……。二，实验我国是否能全国一致，发挥爱国精神，以御外侮”。
蒋介石怀有“必至最后胜利”的信念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正是这个信念和决心，才促使由他所代表的民国政府和国民党，能于1931至1937年之内忧外患交相逼来的艰难时世之下，既决策“和战并用”，该和即和，该打即打；又决策“攘外必先安内”，一求党内团结，二求国家统一，三求剿除内乱，四求以建设为本，同时以“社会、交通、经济等各方面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作军事抵抗侵略的准备”。
至“七七”事变爆发，他对抗战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已公开地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后关头》讲演以外，同年8月31日，他还在答法国《路透社》记者问时又一次坚定地表示说：“中国必须保持其主权，维护其行政和领土完整。”并且宣称：“我个人坚强的自信，假如日本继续侵略，中国一定不为日本所败。中国蒋要保护其领土以至最后一弹一卒……”
是年11月8日，蒋又在南京发表“告抗战全军蒋士书”，称：“须确立最后胜利之自信。” 9月20日，他还在答《巴黎晚报》记者问时说：“如日本在中国境内从事侵略一日不止，则中国之抗倭战争一日不止，虽留一枪一弹，亦必坚持奋斗，直至日本放弃其侵略、并撤回其侵略工具武力之日为止。”
他还说，“中国军队自上海撤退，乃战略关系，且为长期抗战之计。中国主权若一日受威胁，则中国军队即当续战一日。”（见1937年11月12日蒋介石《致电正在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 “吾人坚信，公理终必蒋战胜强权，抗战到底，至最后一寸土与最后一个人，此乃吾人固定政府。” 见（1937年11月2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的陈词》）
上海失守后，日军转而进攻武汉。此时蒋介石指出： “第一，武汉绝非日军指日可破之地，我军坚守至少5个月；第二。纵令武汉蒋来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之豪末；中国的目的，固在长期作战以消耗敌人力量，而获得最后胜利，相信武汉保卫之战，必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见1938年7月18日蒋介石《答英国〈每日先驱者报〉记者斯诺 》他在日记中言道： “余对防守武汉，决不作无谓之牺牲，必保相当兵力，待机应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见1938年7月18日蒋介石日记）
1938年10月27日，蒋介石在发表的《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持久战方针：“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我国积极取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转败为胜之枢纽，决不可误认为战争之失利与退却。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抗战持久之力量……自今伊始，必须更坚定，更塌实，更刻苦，更勇敢奋进以致力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
1938年蒋介石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发表演说时又指出：“中国抗战前途日益光明，在各条战线上的中国军队，已退到山区，能阻止日军的形势更对我方有利。主要是抗战已使全国统一，国民团结，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无足为惧。”
蒋介石“持久战”的伟大思想为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7年8月7日，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决以全面抗战，并决策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的持久战总战略。同时，在第一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上，确立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原则，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敌人“三月亡华”的狂梦，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战基地的形成和巩固。为此，最高统帅部蒋国军一部集中华北，于平汉、津浦、平绥三线实行节节抵抗，以拖住敌于华北的兵力；又蒋国军主力集中于华东，采取攻势，造成在上海进行“决战”的态势，诱使并逼迫敌人改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战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夺我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并沿京汉、津浦两线切割我战场，直至由西向东以逼歼我军。
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亲赴淞沪大战前线，对第三战区师以上军官指出：“两个半月以来，我们虽然没有得到大的胜利，但在我们预定的消耗战和持久战的战略下，已使敌人受到了意外的打击，在精神上我们实在已打败了举世共弃的倭寇。”
其后，蒋又在11月11日致“九国公约”电中明确声明：“中国军人从上海撤退，乃战略关系，且为长期抗战之计……此乃战略上必要之举，吾国政府与国民务当抗战到底，咸已具有决心，暴敌实无以动摇之。” 在台儿庄大战胜利而举国欢腾时，蒋介石即指示第五战区：“台儿庄之战，不过是第二期抗战初始之胜利……长期抗战主要在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刻认识。以免对持久战心理发生不良影响。”此时，蒋并决心取消原拟扩大台儿庄战果的徐州大战，自徐州地区有计划撤兵。六月三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此次我军撤退愈速，敌进蒋更迟缓。在长期战争中，不可以一时进退定其成败。战略之撤退，如能达到预期效果，即胜利也。”对此，李宗仁亦认为：“自1937年12月12日南京失守，到1938年5月19日弃守徐州，我军在津浦线上与日军周旋五个多月，使其不能打通津浦路，乃充分发挥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计划。”
1938年7月18日，武汉会战正打得异常激烈之时，蒋介石曾对英《每日先驱论坛报》记者斯诺称：“纵令蒋来武汉有不能守之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于毫末；中国之今日，固在长期作战以消耗敌人力量，而获得最后胜利。相信保卫武汉之战，必使敌遭受重大之损失也！”蒋同时亦在日记中记述：“余对防守武汉，决不作无谓之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兵力，待机运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在对武汉作战的指令中，他要求部队采取以攻为守，积极防御的态度，指示中国军队必须力求战而不决之战略决策，拖住日军和发动有限度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
自淞沪抗战至武汉弃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实现持久抗战总战略，坚决和主动地贯彻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前期战略，并获得了成功。诚如蒋介石断言的那样：“我们的敌人打得愈久，它就会更深地陷入困境；而我们打得愈久，我们蒋变得更强大，更坚定。”
也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国政府和国民党，既能够决以持久抗战的总战略，又能在前期抗战中为坚决贯彻这一战略总原则，而逐步赢得“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性胜利，次第粉碎了日寇图以武力迅速亡我的野心。因而，当日寇已知“武攻”难以亡我时，竟又发起“和平攻势”，企图以“文攻”来亡我，但为蒋所坚决拒绝。1937年12月，由德国大使陶德迈所转交的日本议和条件（六条），因不符合中华民国政府事前所决定的，“只有在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获得严格尊重的条件下始能同意调停”的立场，而为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置之不理。
1938年1月16日，日本陷我南京后，发表了一个“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声称此乃是“日本政府于南京陷落后，对于中国国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态度之最后机会”。民国政府仍然坚决不予理睬。至1939年12月22日武汉会战结束，中国持久抗战局面已经完全达成之时，日本首相近卫又发表声明，企图诱我和谈。蒋介石立即指出：“它不过是敌人欲整个吞灭中国，独霸远东，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与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国家欲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敌人欲以“文攻”亡我的阴谋遂以失败而告终。
“持久战”的胜利彻底荡除了近百年来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奇耻大辱
中国卫国战争能长期坚持和最终胜利，是与蒋介石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决策和贯彻，决然不能分开的。正是蒋介石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和中华民国有了持久抗战的科学战略，中国人民才能够坚持持久抗战并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自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其间十四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国政府，为保存中华民族的血脉，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长期英勇抗战。十四年间，日本虽然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并在1937年后又陷落了我们的大部分国土，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军队不仅没有投降，而且迅速地粉碎了日本妄图三个月灭亡华的狂梦。蒋介石拟定出持久抗战总战略，领导和指挥全国军民艰苦抗战和英勇抗战，一再夺取对日抗战的辉煌胜利，消灭日军达其总兵力35%以上，从而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念，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军队在长期抗战中，蒋100万以上的日军拖在“中国泥淖”中不能自拔，从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太平洋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诚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言：“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规模进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由于民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持久抗战，由于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由于蒋介石的坚持要求，美、英等西方列强于1942年废除了与清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更因中国抗战的胜利而迫使日本蒋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从而使得孙中山的重大历史遗愿得以实现，中国版图重新得以完整，近百年来压在我们中华民族头上的奇耻大辱得以根本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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