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自大到自卑失落 (图)
(博讯2005年9月30日)
——清王朝的自我否定及其覆没
清朝的自我否定，是指在西方势力入侵后，清政府逐渐从点滴到全面地否定自己长期以来坚信的中国传统文化上（物事、制度、伦理等）的优越，先后承认自己的器物、文物、制度都不如人。这既是一个由自尊自大到自卑失落的心路历程，又是一个客观上由军事到经济到政治逐渐采用西法的变革历程。承认不如人是一种理性的认识，采用西法变革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问题是，当清王朝认识到采用西法为唯一方法后，在现实方面却显现出迟迟不愿采用，其结果是形成认知理论和现实行为的悖论，即清王朝全力维护君主专制的行为被自己提出的建立君主立宪的理论所否定，最终导致灭亡。
清王朝的自我否定，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在鸦片战争中，具有“天朝上国”优越感的清朝统治者，自信中国的文教物事无不优于其他所有国家的中国民众，都不能不承认英国的船比我们的坚固，炮比我们的厉害。而当时最了解西方世界的林则徐、魏源、梁廷枏、徐继畲等人，都著书立说，力证在中国文明之外，还有文明的世界。接着，在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下，清政府承认自己的军队－－八旗和绿营的兵勇，外不能御侮，内不能平叛，只有仿洋人编练自己新式的陆海军；清政府鄙视洋人的“华夷之辩”，也因为任命了一批洋人为中国官员（如海关之李泰国、赫德和“洋枪队”之华尔、戈登等），因承认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和随后向国外派外交使节，因承认租界的“华夷混居”，而开始改变。这一切意味着“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已在事实上被打破，而代之以世界之中国。但是在主观上，清王朝所具有的种族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感，还未从根本上动摇。因为即使是代表激进的洋务派，在理论上对清朝的否定也没有达到实际行动那么远，他们沿袭着“天朝上国”的优越，郑重宣布：“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万不能及。”[《同治夷务》第25卷，第9页]。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总纲。
“中体西用”理论的背后，是承认仅靠原有之文物制度已不能使中国达到富强。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西方的格致之学（科学技术）和富强之学（政治、经济），也越来越被先进的中国人所认识。他们成为了维新的代表。他们反思中国的贫弱和西方的富强，从经济思想方面否定了两千年来维系中国农业经济的“农本商末”思想，提出了繁荣商业和走向工业国的前景，从政治思想方面也向君主专制发出了挑战。
此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锐意改革的“蕞尔小国”日本，引起了朝野的巨大震撼，迅速激起了从根本上学习西法和全盘排外两个相反的民族自救运动。前者最初是变法运动，后来转向革命者日众；后者是义和团运动。在几年之间，变法因卷入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争斗而夭折；革命在清政府的镇压下屡屡受挫；义和团在八国联军强大的武力弹压下失败。中国人承接几千年文化道统的优越感至此冰消雪溶，并迅速向崇洋媚外逆转。把持朝纲向八国联军宣战的慈禧太后，为急于向洋人表白自己与支持义和团的顽固派不同，在逃亡西安喘息未定，即于1901年1月29日颁布“新政”上谕，开始了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也开始了理论上全面否定自己的进程。
仅就内容来说，新政十年的改革是从经济和军事着手，逐渐涉及教育、司法、官制、政体各方面，是用西方的新法否定传统的旧法。尽管新政的初衷仍是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但新政还是在内部的革命风头和外部的发展潮流影响下，走上否定“中体”的路。1906年9月1日，清王朝发布了“预备仿行宪政”谕旨。这一谕旨，是中国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因为它在理论上否定了两千年来君主专制体制的优越性和合理性，宣布将仿行西方的立宪以求富强。
清王朝否定自己一贯坚持的专制政体的优越，是一种变被动应变为主动迎合历史潮流的举动。此举唤回了人民对清政府的希望，他们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支持立宪。立宪运动由此兴起。但清朝皇族及一部分满汉官僚显然并不了解立宪的意义，他们更关心的是他们切身的利益和权力。他们的利益和权力来自皇权，他们不能容忍皇权旁落，又不能拒绝立宪，只有拖延立宪或在立宪名誉下尽量保持皇权。在立宪运动和日益扩大的革命运动的压力下，1908年8月27日，清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许诺以9年为期召开国会。《钦定宪法大纲》是以20年前日本颁布的《帝国宪法》为蓝本，在对其中的个别条目做了有利于君权的修改后，成为“君权宪法”而非“民权宪法”的倾向很明显，实际上已反映出清王朝对专制的恋旧与难舍。立宪派尽管认为它“仍不脱专制之遗臭”[房德龄：《清王朝的覆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2页]，但仍希望清政府尽快立宪。
在1918年11月宣统帝即位后，满族皇室的恋旧行为和其立宪的理论越来越明显的表露出矛盾。一方面，摄政王载沣等皇族置立宪的分权于不顾，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控制中央权力的措施，如开革袁世凯之类的汉族官僚，设立军咨处回收地方督抚军权等。另一方面，立宪派发起了一次次的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的请愿运动，清政府不得不在1908年8月同意成立各省咨议局，1910年10月3日开设议会性质的资政院。资政院成立初始，即以合法形式弹劾军机大臣出尔反尔，不负责任，开民意机构弹劾行政机构之先河。继而，10月22日，资政院以起立表决通过速开国会案，10月25日，十八省督抚、将军共19人联衔入奏，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房德龄，p418]。11月4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先立内阁，后开国会，把预备开国会的时间从9年提前为5年，即1913年开国会。
1911年5月8日，清王朝正式建立内阁制。内阁对皇帝负责而不对议院负责。13位阁员中，皇族占7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皇族内阁”，可谓真正的是想“君权不至为民权所抑”。清朝行为上的维护君权和人们普遍形成的立宪愿景相差太远。一时间，举国哗然。立宪派在请撤皇族内阁的要求遭拒绝后，发布《宣告全国书》和《通告各团体书》，逐条驳斥上谕，斥皇族内阁“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房德龄：《清王朝的覆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8页]。而立宪派驳斥的理论，恰恰来自清朝否定自己专制体制而欲立宪的理论。一句话，清政府的立宪理论与迟迟不愿放弃专制的现实行为已经严重脱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其严重后果是造成清政府言而无信的骗子形象。
理论上已被否定而行为上仍旧难以割舍君主专制的皇族内阁出台，使清政府的信用危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越来越多的人对清政府感到失望和不满，革命在他们心中，逐渐由反对变为或默许，或期许，或支持，或参与甚至认之为唯一方法。尽管有的只希望革命成为向清朝施压以使之改弦更张走上真立宪的手段，但他们同主张革命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派一样，在实际上都担负起了从行动上否定君主专制政体的使命。因此，当武昌起义于1911年10月10日爆发后，各地不是响应，就是观望，只有很少一部分官僚死心塌地地站在镇压的立场。在中国的历史上，秦朝以降历朝的更替无不经历多年大规模的战争。战争既包括起事者同旧王朝的战争，也包括起事者之间争夺皇位的战争。仅计从起事到推翻旧王朝的时间，推翻秦朝用了3年（公元前209-公元前206年），汉朝灭亡36年（184-220年），隋唐更递用了7年（611-618），推翻唐朝用了32年（875-907），推翻元朝用了17年（1351-1368），推翻明朝用了17年（1627-1644）。而推翻清朝仅仅用了半年，成为有史以来流血最少、耗时最短的改朝换代。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由于清王朝在理论上自己否定了自己，但在行为上又迟迟不愿改变自己。
清王朝的自我否定，从被动方面看，即从中外的比较中不得不逐渐承认自己不如人的过程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主动的方面看，即从承认不如人到主动采取措施以图存求富强的过程看，则要短暂得多。但无论那方面，都是以中国的样样优越为出发点，向中国样样不如人转变。前者更多的是感性认识，后者则更多的是已上升到理性认识。正因为清朝从理性上否定自己的整个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的优越性，使自己的恋旧行为和情感均失去了理论支持，从而失去了合法依据，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
作者简介：范德伟，云南省红河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E-mail：fsdwei@163.com、fsdw@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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