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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青:依稀大地湾——大饥荒年代
(博讯2004年12月28日)
    
    —— 我或我们的精神现实
     (博讯 boxun.com)

    引言
    
    1988 年春末,深厚博大而又枯黄干瘦的黄土高原抖起漫天黄尘。黄尘浩荡东去,北京城连日里俯伏在一派昏黄的色调之中。经世未深的北京人忙不迭地关窗闭户,怨气冲天。与此同时,又是这些北京人不约而同地敞开另一扇门窗,任高原刮来的另一股凉爽舒心的黄土旋风长驱直入,以至人人心底如塔铃当风,叮叮当当响作一团。这黄土旋风起于何年何月尚难确定,但那粗扩强劲,热烈不安,却有摄魂擒魄之力。多情而早慧的绘画、音乐、电影一开始便卷了进去。于是,上上下下的国民一觉睡醒后情不自禁地大谈特谈黄土地,年轻的及年幼的则不加掩饰地痛痛快快地扭着屁股立起脖子招魂似地喊着“黄土高坡”。如此,当瘦骨嶙峋的黄土高原几乎是悲愤地嚎陶出这天蔽日的黄尘,从而令生态学家们长吁短叹的时候,人们却似乎在那磷峋的瘦骨中发现了一种汩汩的生命之流。莫非,那堆积了二百四十万年的黄土中果然蕴藏着取之不竭的民族之灵?莫非,我们现有的精神就如此孱弱、贫乏,一旦真正地面对五光十色、大异传统的外来文化,我们那欢欣的笑脸背后不久便布满了疲倦和困顿?或许我们太习惯所以不得不时时感应我们的根之所系,以至我们的身体向东南沿海倾斜的同时,心却倾向于西北?
    
    难道,我们忘记了系根之处今天是怎样的贫困?难道,我们现在或者是过去误解了
    
    我们民族的历史,从而也曲解了我们的民族精神?难道,那流行歌手歇斯底里地呼喊出的“一无所有”,便是我们今生今世的顿悟?的确,我们惶然。几千年来我们又何曾经历过于今这样惊天动地的剧烈精神变迁。我们怎不惶然。惶然后顾,便自然而然望到了那东迄太行山西抵祁连山、南出秦岭北衔长城的五十八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望到那里,我们焦虑的心就会得到温存,我们破损的神经就会得到修补。因为我们一直感到欣慰的是,那民族发祥之地,再支离破碎,再荒芜贫穷,却依然是世界上四大古代文明中惟一衰而未败的充满旧日奇迹和梦想的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像罗马的两面门神一样同时倾心地注视过去和未来吗?我久久地、久久地被这些心绪骚扰着。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拼命地爬,却爬来爬去爬不出锅底。如此,我带着满怀乱纷纷、茫茫然的心绪踏上了西去的路。是偶然的机遇也是蛰伏已久的期待,我最终走到了甘肃中部的黄土高原上。依然如故吗?“陇中苦甲天下”。
    
    大地湾,多少年,多少多少年的过去,怎么如此这般地波澜不惊,扑朔迷离?楼空而人在,竟再也无人记起他曾是这楼的主人。站在这楼前哭问谁?抹去那陶片上的黄泥辨认谁?不得几千年,只认得自己——
    
    我记不清从前是否有哪一个地名灌进耳朵时曾令我怦然心动。此时此刻,我急如星火地赶着二百多里山路追我那被摄去的魂。
    
    从兰州到定西,到通渭,然后经秦安到天水,一路颠簸劳顿,一颗心也愈走愈沉重、疲惫。眼下为了追回我那可怜的魂,我又踏上了返回秦安的路。
    
    一张张红红黑黑、木本呆呆的脸,一张张越往深处走越陌生的脸,迅速地从车窗上滑过。车开得很快,不允许我去分辨那透露出内心悲喜的脸上的细微变化。这样,我便总看到一张张一动不动的脸以及一概睁圆的眼睛,像是永远在企望又永远一无所获。
    
    也许,我的祖辈也是农民,我的祖籍也躲藏在这黄土之中,所以我一向以为我与这黄土高原神父已久,我与这黄土中的农民休戚相关。然而,一旦踏上这块土地,我便发现,久居城市,我的情感、习性、好恶已统统皈依了城市。我的世故,城里人的那种对人的戒备猜疑,遇事的巧于谋算,到此已成赘余,而对土地,对天空,对这天地之间的一张张红红黑黑、木木呆呆的脸,我又是多么地陌生。
    
      我一连数日在甘肃中部那几乎被榨干的土地上拼命地奔走,我国不转睛地整日整日望着那被贫困揉搓得死去活来的农民的脸,但我总也找不到一个足以概括我耳闻目睹的这一切的形象。大地湾,万没料到竟是这祖先遗址的名称让我豁然开朗。
    
      哦,到了,大地湾到了!我那颗早已骚动不安的心跳荡起来。
    
      头上一顶蓝天,脚下一领绿川,两道东西向的黄土梁,用并不高大却绵延不绝的身躯遮蔽了川外的世界。北边的黄土梁下的清水河缓缓西去,泛着白光,像夸耀着它的由来和它对这片土地的恩赐。
    
      大地湾遗存,那被众口一词地称之为古代文明奇迹的祖先遗迹近在咫尺。有人告诉我,从这里可以走回到五千年、六千年乃至七千八千年前名当然,这的确玄妙,的确神奇。但忽然之间,我不忍心走回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看那些奇迹,也无心去听这新石器时代占文化遗存的发掘史。
    
      我只像个玩泥巴的孩童,俯在地上捡拾那一块块沾满黄泥的陶片。抹去泥,这些不规整的陶片便露出砖红色,以及古人用绳子勒出的像树皮一样密布的纹饰。我还捡到了
    
    一片彩陶,正面描绘着深褐色的变体鱼纹,背面制作得光洁平滑。
    
      我抚弄着这些陶片,心里像轻轻地敲响了一面小鼓。我寻思着我捡起来的该是几千年的历史,五千年、六千年或者七千年?墓地,我的心底腾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是荣耀?是悲哀?是满足?还是失迷?也许,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民族可以像我这样随随便便地捡起几千年的历史吧?当然,也许哪一个民族也不会像我这样握着几千年的历史顾影自怜。
    
      我跟随着向导,没头没脑地向坡上走去。
    
      “哗啦,哗啦”,向导开了一把大锁,又把铁链子从门把上拽去。沉重的大门推开了,一股土腥味扑鼻而来。我已知道,在这砖瓦灰石的新建筑腹中,躺着一处五千年前的房屋遗迹。
    
      我还是没头没脑地往里进,迈上尘封的台阶,步入空旷的大厅。我的眼睛接触到了那黄黄的依稀可以想见这房址早先规模、型制的残基,我的心“咯噔”一下。
    
      这是远祖苍茫博大的胸襟?浑朴超绝的智慧?我想我该找一个恰当的词来赞美祖先。也许,除却了城里人的虚荣和骄矜,我们早已跪倒在祖先面前了。的的确确,我觉出他们不动声色地望着我。我的灵魂深处传出一片遥远的呼喊和嘶鸣。我手足无措,不知自己该做什么。
    
      向导在我耳边负责地尽其所能地介绍着昔日的辉煌:这座房子大致建于五千年前,它平地起建,面积约150平方米。东西两小间,正中一大间。设有三个门。从现有的四周残墙可以看出,墙内有木柱100多根,靠内墙还有24根扶墙柱……
    
      我听着,望着,一种沉重的负担感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向导的讲述,悬疑太多太多。而我又时时刻刻地意识到他的面色严峻。无论我有惭愧之心也好,有自责之意也罢,一种卑微感,一种仟悔意识,愈来愈浓重地弥漫在心头。好像无颜见江东父老,好像站在一座审判台上等待宣判,好像这时又想起那早已过去的好时光。
    
      我无可奈何。五体投地。想着祖先让我们猜的谜。那大厅中央两根直径半米的巨柱,古人即便用石刀石斧砍倒,又如何搬运竖立?那房屋遗址中,铺垫得平平整整、光光清洁的地面,不就好似现在的水泥地面?听说经鉴定,古人使用的“原始水泥”已相当于现在标号“100”的现代水泥。五千年前,他们如何掌握了近乎于水泥的生产工艺?
    
      我记不清我是怎样不知不觉地离开了这处文化遗存。我只记得从那处遗存走下来便到了一座小村庄。向村中望去,黄黄的土路,黄黄的土墙,黄黄的一张张脸,这不就是我在甘肃中部几乎所有贫困村落都见到过的景象?
    
      我不懂,历史总是这样开玩笑吗?今日的贫困落后往往和人文初始的灿烂文明并存一处,从而对映成一种饱含着深奥哲理似的景观。这只是历史的一种偶然吗?我突然又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正站在一道幽寂、混沌的深渊里,历史的深渊。这深渊被夹持在前后两面壁立千仞的巅峰之间。前面一面是当代文明,那光怪陆离、错综复杂,俨然人间天上;背后一面是古代文明,古奥迷离,光芒四射,亦难望其项背。站在这两面巅峰之下,油然而生的竟是前不可追、后不可退的怅惘之情!
    
      望望那些在祖先遗弃的巨大房址周围继续垒土筑屋的后人,他们怎么记不起“原始水泥”的制做方法了呢?否则,祖先在五千年前便从半地穴的窝棚里爬出来平地起建房屋,怎么几千年过去又回去住起了窑洞?我不能不记起那一座今天的人住的房子。铲下草皮,一块块地垒上。垒不多高便在上面用树枝、干草一搭。如果这也叫房子的话,那些上面下来的干部望见这四面都是窟窿的房子,无不落泪。
    
      还有此地那些随处可见的陶片,再有什么比望见这些破碎的东西更刺人的心呢?就在离大地湾不太远的地方,竟有落魄得拿不出一只饭碗的人家。在那半领破席盖住的土炕炕沿上,挖几个碗大的坑,汤汤菜菜倒进这一个个小坑,一家人便一人就一个小坑吃起饭来。饭后伸长舌头,把小坑一舔便完了事。难道人的脑袋也会像水土流失的黄土高原一样残缺不全吗?
    
      大地湾确实已告诉了我很多很多。但这大地的港湾又能够解释得清我所看到的一切吗?
    
      在兰州通往定西的公路边,我问农民汤大今天中国的领导人是谁?他干瞪着一双滞涩的眼,半天一声不吭。再问一句:知道毛主席不知道?他这才点了点头。还知道谁呢?他想了想,说出了“华国锋”。邓小平呢?他恍恍惚惚地说是听说过。赵紫阳呢?他又瞪住了那双滞涩的眼。
    
      这大地湾好比桃花源吗?桃花源中人避秦时乱,“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桃花源中终归有良田美池桑竹,“恰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可这大地湾有什么?孤守着瘠薄的黄土地的人,一穷穷得穿不上裤子,也“恰然有余乐”?
    
      大地湾不是桃花源。大地湾是我们热恋的土地上的一个真实存在。我正是从这个真实的存在中一路询问过来。倘若按行程依次来叙述这真实的存在中的真实的人与事,那么,第一个人便是那曾像谜一样折磨过我的汤大。一  汤大可算得上穷出了名又穷得有福气的老农。在甘肃中部那些整日整日背着炙人的日头滚爬在零零落落的枯黄土地上的农民中间,穷名气和穷福气能大到他汤大这份儿上的,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个人来。我隔着几百里路就听到了关于汤大的传奇故事。
    
      莫非,人穷也能穷得让人眼红?
    
      远远近近说起他汤大的,可怜的人少,摇头的人多。如若把一张张嘴里的汤大纠集在一起,他汤大要不是丑得没个人样便是个地地道道的烂干户。烂干户这总跟汤大搭配在一起的当地土语.说白了不就是窝囊废、草包、缺心眼儿。
    
      人人都说他汤大是省委书记的扶贫户、重点户。这自然有些原委。
    
      世界上的事情常有些出人意料地奇巧和偶然。苦苦熬了一辈子的汤大赶巧就轮上这么一次机缘。五年前的1983年9月间,甘肃省委书记驱车偏偏就走到了定西县景泉乡境内。汤大的上辈人偏偏又给汤大留了个紧挨西兰公路边的福地。省委书记下了车上坡,正是汤大那座空张着个不规不整的黑窟窿的土屋。
    
      汤大猛然间让那么多车那么多人吓蒙了。他活了一辈子也没见到过这么多关切的脸、和善的脸和如此郑重的脸。他惟恐天要塌下来,愣怔着眼紧往后躲。
    
      汤大房上无门、炕上无被、囤里无粮、一堆孩子无衣穿,惨状举目可见,触目惊心。省委书记的心颤抖了,他不仅指示扶贫要扶汤大这样的人,而且随后还托人将自家的一包衣服送到汤大的门上。
    
      孰料,省委书记这体察民间饥苦、值得称道的举动,竟引发了汤大精神上的惊人变化。
    
      省委书记的扶贫户转眼间成为注意的中心。据说乡政府风风火火地给汤大送上10只小鸡。不想汤大不领情,只过了一夜便到集上去卖掉了7只,还对乡干部一肚子怨气,说婆娘娃娃还喂不过来,怎喂得住鸡。县上乃至地区也不甘落后,地委机关一副不用的门板连带上瓦匠、木工,3辆小车开到了汤大门上。
    
      有那么多人关心他汤大,他汤大的日子怎么能没有起色?1984年秋上,民政部门掏两千块钱发动乡和村的党员给汤大义务盖起了5间瓦房,还方方正正地给打上了大围墙。也许是看汤大已经吃上了回销粮、住上了宽敞的新房,也许是干部们别的事太多太忙,两三年过去,上汤大门的热情着实减退了下去。终于有一天,汤大晃晃悠悠地自己找到乡政府门上。乡里的干部忙问汤大何事。汤大愣愣地,反问乡上干部:“你们咋不表现了?”
    
      如此汤大便是我在陇中最先耳闻的也最令我迷惑的一位庄稼汉。人们议论起汤大,说得最不客气也最不中听的大概就是他汤大是“共产党的老生胎(最小的儿子)”。这话在外来人一听也半知不知地滑过了耳朵。但当地人却明白,这话说得十分刻薄,那分明是说共产党养了懒汉。
    
      共产党果真养懒汉不成?汤大果真就是个懒汉不成?从兰州到定西的路上,我一直在一连串的假想中等待着汤大。
    
      车出兰州东北行。不多久,一道巨大的苍白刺目的黄士梁出现在前面。它像两只左右张开枯黄而赤裸的臂膀,环抱过来。
    
      我就这样被迎进了定西。
    
      一进定西便是一望无际的起伏丘陵,几乎没有一块平地,几乎所有的山坡都已从沟底垦殖到了山顶,这便是“山有多高,田有多高”吧。
    
      据有关资料介绍,甘肃中部干旱地区,1949年至1983年,总人口由261万多人增加到了572万多人,增长了118.82%。而人均年产粮则由1953年至1957年的618.8斤,降到1979年至1983年的404斤。
    
      这—地区80%的人口务农,却自己喂不饱自己的肚子。解放30多年,这里的贫困户仍然多达26.71万户。而面前的定西,则又是这一地区的典型代表。定西的63,200多个农业户中,贫困户竟达19,200多个。汤大呢,他便是这19,200多个贫困户中的典型代表吗?
    
      这便是我面对的定西。
    
      汤大穷扑腾的地方不久就到了。
    
      下了车,前后再无人家。四周极静,静得让人觉得失真。
    
      汤大安居了多半辈子其实二十年前已呆不住人的破烂上屋丢在公路一边的坡上。土屋空敞着的被烟熏得黑乎乎的门洞,如同一只独眼盯着汤大的新居。
    
      公路另一边的坡下,躲着汤大的新家。走近了望下去,一片开出来的光秃秃平展展的地面上,单独摆着个方方正正的院落。一面的房红瓦盖顶,三面墙也夯得见棱见角结结实实。
    
      汤大果真给扶起来了。和好像随意撒在坡上、沟里的邻近农户比比,汤大如今脸面上总阔得多了。
    
      脸面上阔了,狗也威风?汤大门前的看家狗嚎得好凶。估计不少日子这儿没来过生人了。跑出来个穿着件褪了色打着补丁的红布褂的孩子,大概是汤大的小女子,拦住狗,我进了院。院子拾掇得整齐利落,只是空荡荡的,除去墙角立着一只耙子蹲着两个草筐便再没旁的什物。我抬腿进屋,屋子也拾摄得整齐利落,却也是空空荡荡,一半边占着全家入睡的土炕,另一边是坐着两口黑锅的大灶台和一只半人高的木案,木案上平摊着一张擀得薄薄的足有圆桌面大小的面皮。显然,这屋里再也没有比这张黄澄澄的面皮看上去更醒目、更活泛的物件了。当地人爱吃浆水面,汤大怕也短不了这个食好。
    
      汤大还没回来。不知怎的,我在这屋子里似乎突然感到了汤大的全部想象和愿望。一半吃饭,一半睡觉。这屋子的简单陈设不正是这样明白无误地袒露出汤大的基本生活内容吗?我心里泛起一种苦涩的滋味。我想我觉出了汤大的可怜,一种令人心酸的活法儿。
    
      我不能不再望望一动不动地蜷缩在炕上的那个人。她那么瘦小虚弱。一堆蓝粗布宽宽大大地套住她的身子,一块紫黑色的头巾盖住头,只露出一窄条青灰色的枯瘪的脸。一进屋时,我还以为她是个未成年的娃娃。
    
      她便是汤大的婆娘。
    
      她的眼是瞎的,3岁起就瞎了,已经瞎了38年。她十六七岁嫁到本村40岁还打光棍的汤大家时,整个世界对于她不仅永远漆黑一团,而且全部天地只是一条土炕。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把她圈在了炕上。
    
      我仔细看着这面无表情甚至好像没有知觉的女人,心中泛起的苦涩滋味益发浓厚、强烈。我怜悯、惊悸、迷茫,甚或还有莫名的悲怆!
    
      汤大风风火火地赶回来了。一进屋时,他那背着光、堆满了笑的老脸,毛茸茸的。他也矮矮瘦瘦的,一身骨头架子似的躯干再哈下腰去两手握住或拽起来人的手,他汤大便只有人肩膀一般高低了。他紧握住我的手,并拉到他的胸口处。他的手粗糙得像锈得麻麻扎扎的两块铁,很有力。他的嘴里发出像哈气一样的声音。伴着这声响和那粗糙的握力,他便把他浑身上下混合着上腥味汗酸味的热情都给了来人。他是诚惶诚恐,实心实意的。
    
      问他日子好过不。他嘴里哈着气,连说:“好着啦,好着啦……美得很!”说过这些话,他摸一摸身上穿的那件肥大的露出半个胸脯的圆领白汗衫,喃喃地说:“省上李书记托人给我带来的。”
    
      这件省委书记送给他的衣服,汤大一定穿得仔细,但几年下来到底已成了抹布颜色。不过在汤大身上,这件抹布颜色的汗衫还算是有个样的。套在他腿上的那条裤子,黑补丁又盖上白补丁。他脚上的那双勉强还跟着脚的鞋,也是前出脚趾头后露脚后跟,好像两块破布盖在脚背上。
    
      问他几个娃。他乐乎乎地去抱起满地乱钻的一个三四岁的男娃,说:“两个。”
    
      “只两个吗?”我不解,因为好像不止两个。汤大不在意地说:“还有一个没在家。”
    
      “那这个不是你的?”我指着那个拦狗的小女子。
    
      汤大迷迷瞪瞪地望着我,然后傻呵呵地摇起头来。
    
      后经人指点我才明白过来。“窗子不是门,女子不是人。”这当地俗语中原本包含着女子在家不算数的意思。
    
      汤大要说早就有穷福气。40岁上屋里有了婆娘,第二年就得了一个女娃。以后没几年,老天爷开思,又给他添了一男一女。娃娃一个一个地添,日子过得可一年不如一年。在外,汤大当男人,是壮劳力。回家还得当半个女人。一二十年,饥一顿饱一顿的,炕上没被,娃娃没衣。可他还就活过来了。
    
      算一算,汤大那个三四岁的男娃该是1985年前后生的。政府扶助了他,让他喘过口气来,他就又生了一个娃?我疑惑地问他汤大想个啥?
    
      他嘴里还是哈着气,也不遮掩:“生个娃娃,李书记说违反了国法。好了嘛,违反了国法就罚嘛。没的吃了,国家再给……”
    
      “罚了你多少钱?”
    
      “三百块哪!”汤大挺心痛的样子,伸出三个手指。
    
      “你不还吃救济款哪,哪儿来的钱?”
    
      汤大这回只是哈气,哈了好一会儿才吞吞吐吐含含糊糊地说了些好不容易才让人听懂的话。大致的意思是:罚去的三百块中,有刚给他的救济款。钱不够,家里养的几只羊也卖了,羊是上一年乡上对他的扶贫项目。钱还不够,他又借了债。
    
      家里又添了人口,日子怎么“美得很”?汤大也实在,说去年得了170块钱的救济款,吃了800斤回销粮。今年春天只吃了160斤回销粮。那意思分明是不满足。
    
      不满足!明知超计划生育要罚怎么还生?明知人口多日子难过怎么还生?这愚昧得不是不可理喻吗!
    
      我不客气地问汤大:“国家不给你救济款,不给你回销粮,你怎么办?”
    
      没料到,汤大听这么问并不在意,说:“国家给了,就满足,吃馍了;不给了,就不满足,喝稀的。”
    
      “这房是谁给你盖的?”
    
      “国家嘛。恩情大得很哪!是谁出的点子,我就不知道了。”
    
      “盖房用了多少钱?”
    
      汤大摇摇头。
    
      “国家怎么会给你盖这房呢?”
    
      汤大那紫黑紫黑的胡子拉碴的脸定住了,嘴半张着哈气也停了。他盯住我,似乎有了敌意。
    
      乡里、县上、地区、省上、国家,汤大他到底在哪里失去了理解能力?汤大心里的国家又是个什么东西?是一个虚无缥缈,无所不能的神?最起码,国家是他的希望他的依靠他取之不尽的源泉。
    
      汤大他是个烂干户?老生胎?莫非真像有的人所讲,共产党养下了懒汉?
    
      我一旦离开汤大,他的形象在我眼前便骤然模糊一团。他不是很简单?简单的头脑,简单的生活。可这简单之中似乎又拥塞着异常复杂的内容。甚至,他的忠厚老实,也叫人捉摸不定。他真的懒惰吗?是与生俱来的懒还是后来被养懒的?
    
      我到处去询问其中奥妙。有人说,汤大如此,但并不仅仅汤大如此。在定西,谁能到上面把钱要来,把粮要来,谁就是好干部。有人说,定西太闭塞,人们对东西部的强烈反差无动于衷,什么商品经济的冲击,什么贫穷落后的危机,一句话:“好着呢!”便再也不想什么。又有人说,定西定,甘肃定。定西不定,甘肃乱。这几年甘肃安定,说“政策好、天帮忙、人努力”,关键是老天帮忙,风调雨顺……唔,这个问题并非原先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一时寻觅不到满意的解答,却又不肯在头脑中留下这样一个巨大而沉重的问号,我决定再去找汤大。
    
      在汤大门上我撞了锁。四处去找找,我望见了他。
    
      在一片坟地上,汤大穿着那件圆领汗衫跪在那儿摸摸索索地往前爬。
    
      我一下觉得喉咙里有些哽咽,便情不自禁连连跳下几道坡,直冲到汤大面前。
    
      汤大惊讶地抬起头来,“啊!来呀……”说着扔下手中的小锄,用一双沾满黄士的手上前握住我的手。他那又堆上笑的紫红的满是皱纹的脸上闪着无数亮晶晶的汗珠,手臂上鼓起一道道青筋。
    
      我的心突然告诉我:他不是懒汉。
    
      这一回我发现汤大并不愚笨。七八年前,他去找过乡上的干部,但乡上干部说:
    
    “你死猫扶不上树。”汤大说:“我怎么是死猫?你扶了吗?你光用嘴扶我,再也扶不上树。你好好扶,我早发财了。”而二十年前,他就要求划给他一块地方挖一孔窑住。
    
    二十年来,他申请来申请去,最后倒弄成了乡上救济他盖了房。这都是因为他懒吗?
    
      汤大急着做活,我便和他道了别。只走出几步再回头,见他已一门心思地蹲在地上锄起草来。我心里有些苦涩的味道。慢慢走上坡,又回过头去望,我一下愣住了。
    
      这是怎样一种撼人心魄的景象啊!
    
      天高极了高极了,碧蓝碧蓝的。黄黄的坡,一面又一面的,一直连接到了天上。在那高天厚地之间,匍匐在地的汤大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小的黑点,像一只小虫爬在一片斜斜的干枯土坡上。倘若我不是刚从他身边走来,我绝对察觉不出他的存在。
    
      哦,汤大,这黄土沟壑中的人,这和黄土沟壑同样秉性的汉子!
    
      黄土沟壑只会输出,输出了水,流失了土。但任着性子输出,失去了元气,却又无力补充。汤大这般黄土沟壑中的人莫非也如此吗?在自然的魔力和祖先的足迹践踏得支离破碎、养分近乎枯竭的土地上,他们死守着流汗,像淌血一样流汗。
    
      为了活下去,他们拼命地开垦土地。为了活下去,他们把林木、草场斩尽杀绝。为了活下去,即便是终年蜷缩在土炕上的婆娘,也会显示出不可扼杀、不可摧毁的繁衍能力。人们指责他们对土地的掠夺和破坏,但几百年几百年地挣扎下来,谁又曾不掠夺他们!
    
      他们除了黄土什么也没有,没有矿藏,没有河流,没有森林,什么都没有,只有黄土。在黄土里播种,在黄土里挖一眼水窖,用黄土垒起墙壁,用黄土造出生命。他们贫困而节衣缩食,他们憨厚而让人觉得呆头呆脑。他们以微薄的享受换取了在这里活下来的可能性,他们用傻瓜一样的麻木死守着祖宗留下的家业。
    
      这就是我在甘肃中部认识的第一个黄土农民。
    
    二
    
      走出尘土飞扬的定西城,仍旧跨上西兰公路,向东南,向通渭方向奔去。
    
      平坦的公路上车辆稀少。公路两侧的夹道树用全副身心荫蔽着路面。车行得飞快,太阳在树叶的空隙处跳来跳去,明明灭灭,像要把它的天真顽皮尽情泄露出来。但是,那两排纷纷躲闪到后面去的树干遮掩不住一切,一旦让目光越过去落到那些绵亘的荒坡秃山、交错的干沟柏壑之上,那太阳便一下变得老辣而残酷!即便在这黄土高原看上去最温润的时节,那一面面在太阳的熏蒸之下干渴黄瘦的土地,一如一张张久病不愈形容枯槁的人脸那样令人战栗。
    
      我的心又被那种无边无际的苍凉感笼罩起来。在我这苍凉的心幕上走来走去的不仅是汤大那样一些每天在黄土里爬出爬进的农民,也有另外一些能够呼吸到从遥远的夏季海洋吹过来的温暖而湿润的空气的人。的确,在这深居亚洲内陆、又有高山环绕的西北腹地,温暖而湿润的气流长途跋涉至此,早已成了强弩之末,能够真正感受到它的到来的幸运者,确实微乎其微。
    
      而一旦感觉到了沿海沁人心腑的湿润空气,这些结实的躯干里,端正的五官背后,不又出现了一片比他们站立的土地更为焦渴的旷野吗?
    
      这也许就是人的不幸。非个人力量可以更改的历史的不幸。
    
      历史上,这西北腹地确曾数度兴衰演变。但自唐朝中叶起便一蹶不振。海上丝绸之路夺去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一切梦想。政治中心像黄河东去,不可逆转地步步东移。高度的集权把经济的重心也带到了东部。这西北腹地就像没用的肚脐一样地被经常地忽略了。衰退缓慢而漫长。长达上千年的衰退以至清朝以来人口的激增,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彻底地迷失了方向。
    
      一代又一代地滥垦、滥伐、滥牧、滥挖,使定西的所有天然林木荡然无存。但人们还是一缺食物、二缺燃料。肚子喂不饱,人们只能再向土地逼索。这使水土流失日益加剧。这里每人每年只打四五百斤粮食,却相当于每人每年向黄河输送了43吨多泥沙,每生产1 吨粮食损失157吨土壤!没有燃料就去铲草皮、挖草根、烧秸秆。即使挖1平方米的草皮只能得到5两草根,即使草场退化得20亩才养得住1只羊,但活不过去今年又怎么可能去考虑明年,
    
      车猛地颠了一下。平坦得倒让人不在意的路不知什么时候已跑完了。车开始弯来弯去地爬那些不高不低的山梁。
    
      路边的高高大大、搭肩挽背的夹道树也不知什么时候跑失了。车每跨上一道山梁,那一派浩浩无边的黄土的汪洋便毫无掩饰地袒露出它的痛苦情状。我的心依然笼罩着浓重的苍凉感。不时,我收拢目光,只去到无边的黄土汪洋中去挑选那星星点点的绿意。
    
    也是无意之中,我忽然觉得我捕捉到了什么奇异的东西。是什么?再静一静,望一望,想一想。的确,那偶尔出现在前方的路边,又一晃而过的柳树似乎在昭示点什么。
    
    是什么?这间隔一段路才会突然而醒目地跑出来的柳树。这些柳树样子很古怪,一个个短粗面敦实,它们没有河边垂柳那么舒展的枝权和长长的披拂于空中的枝条。它们简直就像是让谁给拦腰斩断,就在那主干被斩断的地方,无需任何过渡的枝杈,便猛然蓬蓬勃勃地喷出一团浓密的绿发。
    
      也就在我想到这一层的一刹那,我突然觉得这些植根在黄土的几欲吞没一切的巨大空间里的柳,展示出一种劈面而来的生命感。它们不就像一支支指示出希望所在的绿色火炬,去照着这黄土汪洋中的路!
    
      我的心似乎由此而被一片令人神清气爽的浓绿所荫庇。我向司机打听这一带是否还存有左公柳?答说尚有残留,只是距此还有些路程。那么这路旁身材短小、品性坚韧的柳又是谁栽下?摇头。只答说这柳在路边起码已站立了五十年。
    
      望到这柳,联想到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在驿道两旁植下的“密如木城”的杨柳,我便又捉摸起了白老汉。这寡言少语的老汉的经历,叫我怎样地撕扯不清啊!甚至我今日经华家岭前往通渭,也是为他的经历所纠缠。
    
      白老汉大名白尚文。他身上,似乎满是些令人惊异的东西。他1948年参加革命,
    
    1949年就任一区之长,此后又做了通渭县法院院长、副县长、县长。官越做越大,可叫老百姓把他挂在嘴上倒是在他去了官扛着铺盖卷上山种树以后。
    
      一个在“文化革命”中架了飞机、戴了高帽、挨了打,又在定西砖瓦厂蹲了牛棚的原县长,1971年叫他去山高士冷的华家岭管个小小林业站,他便连家也搬了去。几年时间他闷着头不声不响。别人去那儿一看,竟吓得一跳。
    
      这华家岭海拔2,000至2,400多米,属于半干旱半湿润交错地带。自土改后这华家岭上就年年春天组织农民种树。合作化运动中“实现大地园林化”的口号一叫嚷开,农民在华家岭上披星戴月地向荒山进军。再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这里的造林运动更进入了颠狂状态,邻近几个县的5万农民,扛着大旗夹着铺盖卷大战华家岭。满坡满沟人山人海地闹腾了一春,号称造林几万亩。可到了第二年再去一看,“春天种,秋天拔,冬天熬了罐罐茶”,几万亩林连个影子也见不着。
    
      说这华家岭高寒风大吧,可哪一茬领导上任都认准要啃这硬骨头。白老汉就这么派上了华家岭。几年后人们看见了什么吓得一跳?沿公路一条百米宽、一百公里长的林带愣叫他给弄得有了模样。
    
      他白老汉自己当然弄不出这条林带。可老百姓种树为什么倒要把白老汉挂在嘴边?若说当地老百姓念叨左公柳,是因为左公柳确有救命之恩。现代小说家张恨水对此便有明证。据说1934年张恨水行至甘肃,正值陇中大旱,饥民载道。此后他的小说《燕归来》开篇的(竹枝词)便如此写道:“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可白老汉这条林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恩惠?听说是没什么。这不怪了?
    
      未见白老汉的面,只听到他的似乎平平常常的又似乎古古怪怪的事,我便深感迷惑。待见到他的面一谈,我便更加迷惑了。
    
      白老汉脸黑如炭。他那精瘦矮小的身材和那张好像被烈日暴晒又被风干的面孔,丝毫不见当县长或者当别的官那种领导气派。倘若他和汤大站在一起,怕是要混为一谈的。
    
      白老汉60岁离休,已退下来了四五年。他不善谈吐,不苟言笑,以至常常让我弄不清我们的谈话是否已经结束了。
    
      开始,我还以为他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一问,他家穷则穷,但他父亲、老哥劳动,供他读书。他背着粮食,光着脚片子从小学一直读到陇西师范学校。
    
      开始,我还以为他会谈些在华家岭造林如何艰难、如何曲折的经历。但问来问去,只知道他此前对植树一窍不通,头一年种下25万株白杨树苗,结果只活了4万株。后来又知道他学会了自己育苗。缺水,就在新插下去的树苗边捅两个小洞,一个洞灌进一碗水。然后呢?他点一下头表示再没什么可以说的了。
    
      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我们面对面枯坐了整整一上午。但也不知是说什么话提到了引洮工程。白老汉突然眼睛一亮,紧盯着我好一会儿,复又垂下头去,说了一段长长的话:“1958年到1961年我就在洮河工程上。我当时还是通渭的副县长,带着一个工区几万人在那儿干。唉……土改以后,生产力解放了一些,老百姓家里有了一些积蓄。上面高压,你当个县长,你不说大话,就要戴右倾帽子,说了大话,就考虑不了后果……地荒了,地力破坏了,生土变成熟土要几辈子?老百姓的心也伤……”他一口气地说下去。我曾努力听,却总觉得没有听明白。
    
      车在六盘山的崎岖山道上拐来拐去。山道弯得很急很险。不时,路边那密匝匝的杨树林又扑上来挡住我的视线。这就是华家岭林带了。似乎只有到了这里,我才在那浓重的黄土腥味中闻到了丝丝缕缕的草木的清香。车爬坡放慢了步子,那一排排一行行直挺挺的树便也缓缓地从我面前走过去。渐渐地,我觉得它们简直就像一个个站立着的人,愈看就愈像。
    
      我的心头一紧。又想起那天面谈中提及引洮工程时白老汉那雪亮的目光,想到他那思路不太清楚的一番话。
    
      说来也巧,也就在此后不久,我偶尔结识了一个年轻干部。他给我讲的一段他自己的故事,或许是给我的一把打开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之门的钥匙。
    
      这个真实的故事大致如下:
    
      他有一张敦厚或者说带几分傻气的脸,脸上长着浓密的乱杂杂的头发和胡子。他的业务能力不算差,林业上的论文写得一本书厚。只是,他那两条浓黑的眉头耸起的眉毛,像是诉说着一肚子的委屈,又像思考着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无法回答的问题是他几岁的儿子提出来的:“爸爸,你爸爸在哪儿呢?”他被问住。爸爸的爸爸在哪里?天地良心,他一无所知。
    
      大概还在他记事不久,他就记住了他爸爸去了什么地方再没回来。等他长大了,懂的事多了,他才弄明白,他爸爸是1958年去了引洮工地,一去便再也没了音讯。人怎么会不明不白就没了踪影呢?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从幼年到三十大几,他一直在想。想象他爸爸去的那个地方。想象他爸爸的模样。
    
      儿子问爸爸的爸爸,他又何尝不想爸爸。多少年的想象化作了一种内驱力,他终于到三十年前他爸爸去的地方找爸爸去了。
    
      爸爸死了。的确是死了。他找了六七个当事人,最终都再明白不过地证明他爸爸死了。但他爸爸死了尸骨也该埋在哪里吧?所有的当事人都摇头,匆忙地避开他的目光。
    
      仿佛是骑着毛驴一指便开始的这轰轰烈烈、拼死拼活、前无古人的引洮工程,几乎调集了周围各县的大多数精壮劳力。结果,从无知开始的引洮工程以无知告终。但在这个过程中,无数人成为这无知的代价。
    
      他的爸爸像他一样结实,但他爸爸的心却没有结实到足以忍受引洮工程上的繁重劳动、精神压迫和肚皮饥饿的程度。他的爸爸逃了,又被抓了回来,路途中和抓他的人发生了冲突。他爸爸成了罪人。
    
      他爸爸再结实也无济于事。在一间小黑屋里关了十八天,用饥饿惩治了十八天后,他的爸爸死了。
    
    他得知此情,不知从哪里涌来一股邪劲,非要找到他爸爸的遗骨。他要尽孝子之心。  
    
    他的愿望很快破灭了。在一道断裂开的黄土坡上,豁然暴露出一排雪白的头骨,数数整整20个。天知道他们为什么躺在这里。当事人告诉他,在不远处的一个大坑中,掩埋着几千具饿死、累死、砸死、病死的遗骸。他的爸爸在哪儿?老天作证,只怕那些年月的可怕光景连老天也蒙住了眼睛。
    
      也许,他的儿子再长大些,他会告诉他的儿子,他的爸爸的爸爸为什么一去再没有回来。但是,引洮工程的惨烈悲剧就该总藏在那历史的帷幕中吗?
    
      汽车仍旧在山道上爬上爬下。山道边仍旧站着那一行行一排排像人一样挺立着的树。那些树,望也望不见头。白老汉总说他到了华家岭“一干上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一看到树心情就好了。”“树长成了,感情深得很。”他到底是要让这树像人一样挺直腰杆舒张手臂站起来、活下去,还是想让那些曾经过早地倒下去的人像这树一样站起来、活下去?
    
      听说在华家岭林带存在了十五六年以后,有的研究者对它的价值作了重新评价,认为这个林带在选择树种等方面有所失误。白老汉的失误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十五六年前他有什么办法来逃避这种失误?
    
      设在华家岭最高点的林业站,白老汉住了九年的林业站到了。自然,站上的人又说了白老汉的许许多多值得称道的品德和实绩。显然,当地老百姓拥戴一个并没有带来什么眼前实惠的白老汉是有道理的。白老汉带给老百姓的是一颗真诚而滚烫的心,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埋头苦干、与民共甘苦的品德,是一种希望,一种随着那黄土高原上最有魅力的绿色一同升起的真实而善良的希望。
    
      我不会忘记白老汉在谈到他带民工去引洮工程时,最后那么郑重而坦白的一句话:“我当时不在通渭,在也就给抓起来了。”
    
      通渭那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白老汉这样的人竟也会因此而被抓起来吗?就这样,白老汉把我带人了一个后来让我整个身心都为之战栗的世界。
    
      此刻,通渭县城已举步可及了。
    
    三
    
      饥饿,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饥饿,把所有正常的脑瓜都搅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大难临头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小村也笼罩着这一户农家。
    
      敢于想的办法均已想尽想绝。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东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下去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苦比黄连,也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了下去。还有什么?荞麦皮点把火烧成灰,和在水里喝下去也管用,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最后吃了荞衣,人肿得不成人样……
    
      死亡的感觉在饥饿的躯体里膨胀。这一户农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一动不动地偎在炕上,苟延残喘。娃娃们的忍耐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强,但最后一点可以吃的东西是尽娃娃们吃。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动弹。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点气力。
    
      终于,整天整天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这一天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他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女娃被赶了出去。临走她看见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是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她吓坏了,整日呆在院子里不敢进屋。她看见了,灶边扔着一具白白的骨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怕极了。
    
      隔了几日,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这一回他几乎是爬着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然后,他招招手,用女娃从没听见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来,来。”
    
      女娃吓得浑身发抖,躲在门外大声哭。父亲还在唤她。女娃哭着说:“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这只是我听到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真实片断中的一个。而这,则是1958年到1962年在通渭这块中国大地上的一种真实存在。
    
      人为什么吃人?几乎所有人在初闻此情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个疑问。为什么呢?有人说,人饿到一定程度就迷糊了,神志不清。有人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活下去。为此,我询问了我接触到的所有人。也许,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从一个曾经吃过人的人嘴里得知他之所以吃人的全部原因。但是,当我在通渭的最后一天读到刚刚编纂完稿的《通渭县志》时,我以为我找到了一条起码可以明白人为什么吃人的捷径。《通渭县志》:1958年  5月5日至23日,县委书记席道隆以“先进县代表”的身分在北京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代表会议。
    
      6月,全县抽调农村劳动力2.3万人(占总劳力17.8%),由副县长白尚文带队,赴会川参加引洮工程(从岷县古城沟拦截沈河水上山,蜿蜒向东,经牛营大山、华家岭、至庆阳县董志塬,1961年停止,计划未能实现)。
    
      8月,按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仅10天时间,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9月上旬,为迎接中共水土保持检查团,全县调集5万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力38.7%)从华家岭、马营、城关、碧玉、鸡川160华里的公路沿线上大搞形式主义的水土保持工程,严重影响了秋收、秋种、秋犁。
    
      同月,在“越大越公”的指导思想下,全县20个人民公社扩建为14个人民公社,还提出“千斤(粮食单产)元帅升帐,万斤(洋芋单产)卫星上天”的口号,致使脱离实际的瞎指挥、盲目蛮干、浮夸风开始盛行。
    
      IO月,再抽调2.5万多农村劳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继续搞形式主义的水土保持工程。又抽调1.3万多农村劳动力,赴皋兰、靖远大炼钢铁。这时,全县“三秋”生产主要靠老弱妇幼,致使许多地方洋芋没人挖,冻死在地里;秋田没运上场,霉烂在田间;冬麦没种够,秋犁地没犁完。
    
      同月,全县又组织6万多人,用“野战兵团作战法”大搞深翻地“放卫星”,多为虚报浮夸。
    
      8月至12月,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食堂化,共办2,759个,队均2个。
    
      是年,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全县农业生产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上面逼,下面吹,弄虚作假十分惊人,粮食实产l.15亿斤,上报2.6亿斤,征购4,154万斤(占总产36%),人均口粮不足30斤,致使人民群众以草根、禾衣、树皮充饥,开始出现人体浮肿现象。
    
      我正在《通渭县志》的字里行间苦苦煎熬,突然,重重的捶门声让我好不心惊。我忙去开门,却见门外站着一位身材粗壮、面目黛黑、神色和顺的农村妇女。
    
      请她进屋,她也默默无语。待她坐定,又随便问了些话我才弄明白,她是寺子村的妇联主任,竟是我约见的几位当地人士之一。见她坦坦然然,我便也放心地问问她灾难年月的经历。
    
      也怪了,1958年她却像是专为来赶通渭的这场灾难似的从邻县嫁了过来。那年她17岁。可进了婆家门不足一个月,她又跑了出来。她坚决要当村上的团支部书记,婆婆死也不肯,小她3岁还未成年的丈夫又不拿事,这主便由她自己做了。那时候,她就是这么要强这么倔。
    
      大概就像1958年各种各样的人办出了各种各样荒诞不经的事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干出了什么事一样,妇联主任的那一股倔劲倒保全了她的一条命。1959年5 月间省上培训拖拉机手,尽管寺子村这里山高沟深见都没见过拖拉机,但她硬是报了名进了县城。再没料到,她只走了一两个月,村上的食堂大灶就断了粮,待她半年后兴冲冲地返回村子,她家子,村子死了一样,没有人哭,没有人叫,村上人十个里面已经饿死了三个。学得的技术顶不得饭吃,没多少日子她也和村上的所有人一样饿,瘦了,瘦干了,骨瘦如柴;然后就肿了,浮肿,肿得就要死了。她去拾草叶子一次次饿昏在路边,险些死去。又再没料到,她离开婆婆的那种要强那种倔又救了她。县党校叫她去学习,她便“学”回来一条命——学习有饭吃。
    
      这就是一个侥幸活下来的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的经历。这不古怪?不离奇?我到底猜不透,这个今天如此坦然、如此平静的农村妇女心中到底装下了又还能装下多少生命的苦水、历史的云雨。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她以及像她一样的居然活下来的人们,坦然地平静地面对着过去。就是提及那最惨痛的时刻最不堪回首的情景,她也同样地坦然而平静。
    
      “1959年11月到腊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泪。饿死老人家的,饿死婆娘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像人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里住不下去,没人理他,嫌他脏。”她依然那么坦然那么平静,“没了粮食吃,吃草叶子、树皮,半个月就不行了。一点东西不吃,男的三四天就死,女的还能多活三四天……那时候饿死也不知道往外跑。人都怕事,当时也是相信政策,只想共产党把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不会把人往死里饿。”
    
      我只是望着她,不知下一句我接什么。
    
      《通渭县志》:1959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县政府草拟了挽救通渭严重局面的三张布告,很受群众欢迎。但在后半年八届八中全会以后,被视为“右”倾思想的产物,未能贯彻执行。
    
      4月,人口开始外流、死亡。
    
      是年底,全县粮食实产8,300多万斤,虚报1.8亿斤,征购3,800多万斤(占实产45.6%);人均口粮20来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当时的省、地、县委不承认通渭的实际问题,反而一律认为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粮食问题上捣鬼。组织“千人整社团”,在农村普遍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错整了一批干部和群众,并翻箱倒柜,遍搜粮食,拷打群众,致使人们持续浮肿、外流、死亡,许多地方出现人相食。
    
      历史容易失落,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回忆历史。
    
      “人相食”,当我在县志的这一历史段落终于找到这种字样时,我的头脑中突然涌出纷纷扬扬的思绪。也许后人会由衷地感谢编纂这部县志、记录这极端特殊的历史事件的人们。因为,我们已经失落了许多历史,而容易失落的历史在这里终于没有失落。
    
      我已见过这部县志的主要编纂者张尚质。他说他对娃娃谈起饿死人、人吃人的这一惨状。娃娃听了只笑笑:“人吃人?狼才吃人,人怎么吃人?”
    
      娃娃不能信以为真的在张尚质心中却斧劈刀斫一般。当年,他是《甘肃日报》的记者。灾后他才随省委工作组到通渭放粮,抢救灾民,他写了通渭饥荒死人的内参,而这篇内参又险些给他扣上右倾分子的帽子。
    
      他不能不说实话,这是他的家乡,他的家乡啊。他看到了什么?路边、田里,到处都是死人、死人,遍地白骨无人收。他跑回自己的村子,村子惨不忍睹。他跑进家门,家中已气绝三人。
    
      二十年过去了。但这一切他怎么忘记,怎么能忘记!
    
      在县志的编纂中,他用的只是简略了又简略的笔法。那“千人整社团”、“万人斗争大会”是怎样的丧心病狂、胡作妄为啊!他们到老百姓家何止翻箱倒柜、掘地挖墙地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只能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
    
      “这是今古奇观!今古奇观啊!就是那灭绝人性的恶行,当时的工作组记下了128种!”张尚质说着说着,抑制不住地悲愤地要喊,站起来喊。
    
      《通渭县志》:1960年1月8日,县委成立外流人口遣返小组,抽调110名干部分赴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地进行收容遣返及安置工作。
    
      3月1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逮捕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书记张峰、陈景虞及有关负责人17名,其他县委县政府负责人都停职检讨。
    
      12月,中共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研究了“通渭问题”,认为通渭县发生如此严重的饥荒问题,省、地、县委都有责任。接着中共中央、省委、地委派工作组 250人,医疗队128人,调医药136吨,放回销粮3,300多万斤,救济款330万元,棉布110万市尺,棉花6万多斤,迅速安排了群众生活,医治因饥饿所致的8万多病人。
    
      12月25日,县委决定,在全县14个人民公社分别成立儿童福利院,收养无依无靠孤儿1,200名。
    
      冬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陆续解散。
    
      年底,全县造林面积比1957年底减少82%,林木保存面积仅占原有的4%。
    
      是年,旱、风、冻、病、虫等自然灾害频繁,人民群众灾难深重,吃国家回销粮4,000多万斤。
    
      我在《通渭县志》中看到了白老汉。我忘不了他,自然也忘不了他的指点:“要了解通渭问题,去找王振。”王振老汉在哪儿?这是我到通渭打听的第一个人。
    
      在离通渭县城70里路的一个山谷里,我放轻了脚步走进一个静得像睡熟了的小山村。王振老汉闲居在家,随随便便的,但他的衣着和举止,却多多少少保留着做干部时的样子,他老了,说是六十有四。望望他那冰雪盖顶般的一头白发,再看看他那张像被雨水割出千万道沟洼的坡地一样的脸,我想任谁也不敢说他的一辈子过得顺顺当当、简简单单。
    
      我们虽聊得轻松自然,但我却还是惊诧不已。王振老汉谈起通渭问题时的那一番剖自,竟和白老汉一般无二:“我是 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时撤了我副县长的职,打下去当一般干部。1960年二三月,省委决定逮捕席道隆和其他16个县里的干部,我就是那第17个。因为我在水库下放劳动,把我放过了。不然也得抓起来。”
    
      白老汉和王振老汉这共同的侥幸背后该藏着那不言自明的必然吗?我和王振老汉聊了很久也聊了很多。也许远远地离开了那些升降沉浮的散淡生活,反倒使王振老汉更直截了当地去审视过去。
    
      “那像一场梦,糊里糊涂地干了那些事。其实,从1959年春季就饿死了人,1959年前半年已经饿死了6,000多人。一直到1960年冬季,人还继续在死。1962年秋收洋芋下来,人的肚子才饱了。就是席道隆,对死人也是悔恨的。”他说:“我席道隆把群众捆住了,你上面领导对群众下了刀子。”1960 年宣布抓17人以后,公社一级的干部又抓了39个,以后又提审了300多人。93%的基层干部都撤了职。群众心伤了,干部的心也伤了。后来人们就说,“共产党干部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共产党的干部,我们这一代把罪受完了。吃了苦也办了坏事,在错误政策之下,越积极办的坏事越多。唉——”王振老汉长吁一口气,像是胸中积郁着再也吐不净的恶气。良久,他说道:“有的干部一辈子做不成什么事情,白老汉是干成了一件事的人。”
    
      《通清县志》:1961年至1963年春季,市场粮价高贵,每市斤小麦由1957年的一角七分涨到五六元;洋芋由三四分涨到五角;清油由七八角提高到十五元;一个油饼由一角涨到两元。
    
      10月11日至16日,召开通渭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白尚文为县长。
    
      l962年5月13日,根据中共中央2月北京二千人会议精神,中共定西地委释放席遗隆等17人出狱,并恢复名誉陆续安排了原级别工作。
    
      l月至5月,全县狼害成灾,伤108人,死33人,伤亡牲畜44头,羊2,966只。
    
      1963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收,基本解决了通渭人民的吃饭问题。
    
      读下去,再读下去,似乎我便归回到了一个我似曾相识的地方。1964年“四清”运动,l965年社教运动,1966年“文化革命”开练……通渭吃着回销粮、救济款却一步不差。
    
      我罢手了,尽管我还不忍心里手。但说实话,我的神经绷得过紧,已不时地像要出点毛病。
    
      在通渭几日,只要跨出房门,走到街上去,我那过敏的神经便会哆哆嗦地从头到脚直立起来,似乎全身都睁开了眼睛。我再听不得笑声,一有笑声传来我即脊背发凉,仿佛从那笑声中望见一副狰狞的面目。若遇有满面赤红或垂头行走的人,我又非要辨认一下他的或她的脸,仿佛那上面留下过残忍的痕迹。当然,我自知这毫无道理,但我还是情不自禁!我的皮肉乃至我的五脏六腑都燥热难忍。
    
      是碰巧也是不可避免,我去查阅了甘肃中部五百年来的灾难史。我这才知晓人曾经受了多少苦难而人又能忍受住怎样的苦难。我似乎这才更懂了汤大,更懂了白老汉,更懂了通渭县志办公室主任的悲愤,也更懂了那位妇联主任的平静、坦然。
    
      也许只消在这部灾难史中挑些定西、通渭的段落出来,便再也无须多言了。
    
      明万历十一年(1582年)定西、通渭大旱,民大饥,转乡流离。
    
      明万历四十年(1618年)通渭荒疫并作,死者枕藉。
    
      明崇祯十三、十四年(1641—1642年)通渭大旱,民大饥,斗粟价有二百钱,民捕鼠罗雀,食草者甚多。人相食,舍子换食,后流亡者不计其数。
    
      清道光十二至十六年(1832—1836年)通渭连旱五年,民大饥。
    
      清同治七年(1868年)定西、通渭大旱,战争加瘟病,民大饥,人相食,状极惨悯,斗粟价十千有余。民国十七年(1928年)定西大旱,秋夏无收。全省大旱。
    
      民国十九年(1930年)定西旱。灾民三万。哦,还有密密麻麻的一片又一片的可怕文字:夏秋无收,陨霜杀麦,山崩地裂,黑泥涌出,春大旱,秋大水,收获甚微,瘟病流行,饿殍盈途,死者无算,等等等等。
    
      这就是我们苦难的农民,这就是我们民族的苦难。几百年几千年的进化,在那民大饥、人相食的灾难中不转眼就回到太古中去了?进化如此艰苦卓绝,路途漫漫,而退化又如此轻易短促!
    
      文明竟如此易碎吗?而破碎的文明又会带来什么?
    
      通渭百姓饿怕了,死怕了,便不顾一切地生孩子。1964年到1974年,全县每年都要生出来两万人。尽管在那场灾难中全县1/3的人饿死的饿死,逃亡的逃亡,但到1982年人口普查时,全县人口竟从1949年的23.8万人增长到35.l万人。
    
      人多了,粮少了。1949年,通渭人均产粮7O8斤,口粮500斤以上。1979年到1983年的五年,每年的人均产粮降到339斤,口粮227斤。一年227斤粮食够谁吃的?如此,每年通渭便要吃国家回销粮2,414万斤,每人可摊73斤。
    
      也许,《通渭县志》还将编纂下去,但又怎么才能写得下去?“吃饭舔碗,通渭人的出产。”这饿出来的习惯,看上去怎不令人鼻酸。然而,日子能这样舔着碗过下去吗?
    
    四
    
      通渭远了,很远了,我心中密布的愁云却久久不散。
    
      在甘肃中部这块贫困的土地上走得越久,走得越累,才益发体会到贫困的滋味。在这里,我再也难听到东南沿海的喧嚣与骚动,再也难觉察到那飘拂在中国大地上的新鲜的流动的精神气息。在这里,一切都是那么令人难于忍耐的迟缓,一切又都是那么令人筋疲力竭的沉重。难道,从这土地迟缓而沉重地喘息着的胸膛里呼出来的全是失望?
    
      白老汉没有失望,汤大也没有失望,甚至连通渭那些伤了心的人们也不曾失望。但是,让头脑中那智慧之人跳动起来的希望又在哪里呢?
    
      在天水,当那大地湾的名字令我怦然心动的时候,还有另一怀思绪索绕在我的心头。
    
      有人对我说,现在这里的农民,胆子大得很!只要他们认准要干的事,天王老子也拦不住。现在他们认准要种果树时,没有苗木市场一下子就闹出了几个,没有新品种树苗就借上钱高价买了来。天水市的秦安县是个有名的人多地少的贫困县。历史上就是因为缺粮烧了瓦盆去换粮,才有了那句“秦安瓦盆贱,三分钱担一担”的俗话。而秦安人在外后来就干脆被人唤成了“瓦盆”。也就是这些吃不饱肚子的“瓦盆”,如今要拿出十万亩土地种果树。秦安县的郑川乡郑川村,现在就没人种粮食了。
    
      农民胆子再大,但大到了敢不种粮食,这自然要引起许多方面的注意。据说,一拨又一拨的调查组、考察团到了郑川乡,听来听去农民只讲那么一句理:“地少地薄人多。过去一个壮劳力劳累一天还不如鸡下个蛋。一亩地好年景才打三百斤粮食,还喂不饱—个肚子,眼下每人只有六分四厘土地,怎么闹个活?”
    
      对这些敢不种粮食的农民,不同的意见还在,尖锐的批评常有。而这些胆大包天的农民做什么去了?
    
      他们都在。我一到郑川乡乡政府,便见到了郑川村的头面人物。怪不,他们不是村长,不是支部书记,却是农民果树专业研究会的两位理事长。
    
      据说,村里开行政会,支部书记挨家挨户地求爷爷告奶奶,到日子能来个半数就“美过火”。可研究会有个大会小会,只写小小一纸露布,悄没声地往街头一贴。好了,到时辰男女老幼,人来得了得!
    
      也怪,这两位一呼云集的人物,这会儿不言不语,不吭不哈,木本呆呆地坐在椅子上。那架式倒像蹲在地上一般。乍一看,他俩绝无出众的地方。个子高的,说是叫郑谷换,现年63岁。一顶已发乌的旧草帽遮盖住他那缺失了水分的瘦长脸。脸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像刀刻上去的一样。倒是他的一双眼圈红红的眼睛,在草帽下骨碌过来骨碌过去,很显出些活泛劲儿来。另一位个子矮墩墩的,人很结实。只是黑黑的脸庞上再也找不出一丝一毫的富余表情。他的两只眼睛转到东再转到西,只像是要找个落脚的地方,最后便停在他自己的那双破胶鞋上。他叫路积善。
    
      听旁人讲,郑谷换上过报纸。他去年扶贫门户,7户的人均年收入超过了300元的脱贫线。因此,他今年2月到省上参加了个扶贫先进代表表彰大会,可风光啦!回村便把事的那福絮叨个没完。既然如此,我便提起了这个话头。
    
      郑谷换这老汉一听上兰州开会,顿然来了精神。坐在椅子上,腰也直了背也不弯,开言没两句又停住嘴,把旧草帽从头顶摘下来,摆开会议上作报告的架式。
    
      “到兰州,福享到了天尽头。弹簧床子,软得很。一躺一个窝窝,舒服得很。在家再好还要倒尿盆,住上宾馆就没有尿盆倒。还有电梯,忽上忽下,快得很!”郑谷换老汉比划着,说得眉飞色舞,鼻尖上沁出了不少汗珠。
    
      “您过去没到过兰州?”我忍不住问。
    
      “去是去过。那是要馍去;这是享福去。”郑老汉望望我,怕我不很懂,又抖着衣服袖子说:“年轻时候去兰州,衣服成个圈圈,袖子成个簸箕。身上的垢痴不知有多厚。干几个月活回家,没钱还要执火车。”
    
      “现在有钱啦。”我应和着。
    
      “我是承认的万元户,承认的。”郑老汉瞪大眼睛,探过身子来说:“我到供销社入了股。供销社说了,‘你买不到的东西优惠你。’那好,我入了8,000元。”
    
      8,000元,这在贫困的秦安县怕不是个小数目,在以往家家户户吃回销粮的郑川乡也该是个大数目了吧?我想再细问问,哪知郑老汉竟像孩子似地一下涨红了脸。
    
      “登上报的,我就12,000。这可是登上报的。”郑老汉嘟囔着,浑身上下好像都不知怎么摆放。
    
      “那实际上呢?”我追问道。
    
      “实际上,不多,不多。八口人六亩地。五亩八我种上果树。苹果这才刚挂果。去年,去年就是两亩桃子卖了8,000元。我还承包着育些树苗子,去年收入6,000元。我还……哦,好多了,一万四五,就这了,就这些了,报上都登了,我得留下余地,我……”
    
      见郑老汉这藏头露尾、弄巧成拙的狼狈样子,在场的人已笑倒了一片。
    
      我半开玩笑地再逼问了一句:“一万四五,还有埋伏吧?”
    
      “再没、再没。”郑老汉两只手一齐摇摆着随后自己也忍不住笑出一脸尴尬来。大概他也觉察出他说着“再没、再没”时的那样子分明表现出了“还有、还有”。
    
      真想不到,这郑老汉,这郑川村的头面人物竟如此可亲而有趣。我们越聊越有兴致。说到兴头上,索性,走!上家去看看!
    
      先到了路积善的家。
    
      路积善是个内向人,刚才半天没掏出两句半的话,眼圈却总转悠着泪。过去,郑老汉日子穷,但好歹有5个劳力,1974年以前的好年景一人怎么也能分个 100多斤小麦。路积善可就惨了!7口人一个半劳力,年年干下来年年烂(亏队里的钱)。60年代,路积善真就一抹脸讨饭上了兰州。土地承包以后,路积善转转脑瓜,先种上苹果又种上桃。去年,他五亩六分地的果园一半结果,收入12,400块钱。
    
      路积善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心里欢得很。” 一直说到了自家门上。路积善的一间正房是旧的,两边厢房是新盖的。这是父亲的房,那是女子的房……路积善到家才有了话,跑跑颠颠地说得好不热闹。可怪了,别人都住的不错,惟独他的小儿子住的是一间简陋的小房。问何缘故?路积善没答。一会儿,他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他要盖这个村的第一座小楼。难怪!
    
      路积善的两个女子都不在家。听说一个去学快速养猪,另一个在读高中,今年就要考大学。真是!有了钱,一切好像都忍不住要变一变了。
    
      郑老汉的家离路积善家不远。郑老汉的儿子刚结婚,新房布置得花花绿绿。郑老汉一屁股坐到一只长沙发上,乐哈哈地颤腾着伸出3个手指,说:“300块。” 我问:“你来不来一个?”他做出一副苦相,说:“坐不来。”到郑老汉的屋子。一进门郑老汉就指着架在那台日本彩电顶上的一些厚木板子大声笑道:“看,看,那是我的棺材。1978年,没粮吃,女子出嫁的160元彩礼钱,我买了棺材板。怕饿死没得用嘛。”
    
      “现在还不想多活几年?”
    
      “再活10年。”
    
      “10年不少吗!”
    
      “那就20年。”郑老汉不无幽默,像是哼起了小曲儿,又像是念着顺口溜:“没吃没喝精神活,没穿没戴常摆着……”他大概是想说人活得精神了吧,哼着念着猛一停,回头又做出一副怪样说:“农民活了!”
    
      郑谷换和路积善的家都到过了,我们的聊兴依然浓厚,索性,走!到果园去!
    
      迈着轻松的步子,我们穿过黄黄的土铺成路、垒起墙的小山村。到村边一眼望去,头上一顶蓝天,脚下一领绿川,两道东西向的黄土梁绵延远去,涓涓的葫芦河在村畔欢畅地流淌。这太像了,太像大地湾!
    
      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中就在这一刻猛然间酸甜并涌。
    
      郑谷换还在神神叨叨聊着天南地北,路积善只管颤着小跑的步子要跑到前边去。我则想着农民果然活了,活过来了!
    
      这郑川村历史上曾以出产长把梨、黑秋桃闻名遐迩。多少次粮荒,总是那些青涩的果子把全村大多数人的命救下。因此,村里的孩子不爬树,不摘青果,好像一生下来就知道。
    
      但是,也就在这昔日的瓜果之乡,也就在这果树救下人命的地方,郑谷换土改那年抓阄没抓住果树,合作化以后又不允许他种果树,他一辈子都在等着种果树。年近七旬承包了土地,他才了了心愿。
    
      的确,郑川村459户中,还有28%的人家没有解决温饱。而没有解决温饱的又大都因为果树栽上得晚。但到底郑川村吃回销粮的人已越来越少,郑川村的万元户则越出越多。郑川村的果树出果的目前还不到一半,郑川村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再说郑川村归属的秦安县,全县8万户中已有37,000户种上了果树。到1990年。10万亩果园的计划面积可能还要突破。而这10万亩果园到1995 年进入盛果期,每年最起码也有1亿元的收益。到那时,仅果树一项,贫困的、人多地少的秦安,也就稳稳地走上脱贫致富的路了。
    
      此刻,我和郑谷换、路积善已走进一片绿海。果木的清香气息轻轻地抚慰着我的心,抚慰着我在这甘肃中部黄土高原上不断地苦痛的心。
    
      我忽然想起不种粮食的郑川村的吃粮问题,忙去问路积善。他不经意地笑着说:
    
    “有了钱,什么时候要粮,就有人送到门上。都是高价的,白面四毛八、五角一斤,现在是不想要还硬往家里送。”
    
      “你就不愁没粮吃?”
    
      “怕什么,旱年旱得死庄稼,旱不死我的果树。”
    
      一切释然。
    
      我们也许再不必费那些口舌了。饥饿的滋味,一个讨过饭的人还不知道吗?种了几千年粮食、几百年果树的农民,难道还弄不清这土地种什么、长什么?饿怕了的农民尚且能想通的我们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吗?你想不通,农民便推举出脱贫的带头人致富的领袖。郑谷换和路积善以及他们的农民果树专业研究会,不就是明证吗?!
    
      农民终于胆子大了,活了!最守本分的农民胆子大到了敢不种粮食,还怕他们干不出惊天动地的业绩来吗?!
    
      我怀着几分苦涩的眷恋,几分芬芳的憧憬,踏上了东去的归程。入夜,躺在摇篮一般晃动的铺位上,细细地从那嘈杂的列车声响中追听着那首充满怀旧情绪的歌曲《信天游》,朦胧中冥冥想着自己躺在黄土高原上飞奔的情形,不禁又添了几分和历史和祖先同在的满足,几分淡淡的遗憾和温馨的梦思。
    
      一觉醒来,忙向窗外探望,灿烂阳光下,仍旧是山岭沟壑,仍旧是黄土高原,仍旧是世界上黄土堆积得最深厚的地方。
    
      唉——!这就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心魂。支离破碎却又浑然一体,十分地贫困却又十二分地富有。
    
      我们就是这样自相矛盾地把日子一天天地过过去又过过来。而过来又过去的日子我们又似乎总没能完完全全地过明白。
    
      为什么呢?
    
      为什么那曾经让整个民族神魂颠倒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诞生在定西这最贫困的土地上?
    
      为什么在那饿死人、人吃人的浮夸风刮过去三十年的今天,私下里你依然会听到这样的忠告:这里的数字只有两样你可以完全相信,一是收购上来的猪,二是入了库的公购粮?
    
      等等等等。
    
      为什么呢?疑团满腹。而我们却再也容不下这满腹的疑团了!我们饿怕了,死人死怕了。我们最最疑惧的就是穷。这不光是因为我们曾经穷怕了,更主要的是我们到现在才刚刚明白过来我们到底有多穷。
    
      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再想一想。或许,在我们的意识深处,支撑着我们全副身心的仍旧是那贫困精神。这贫困精神曾经而且还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让我们借槽懂懂地做蠢事、恶事,让我们浑浑噩噩地挨饿、受穷。而这贫困精神眼下却正用鞭子猛抽着我们,它非要我们醒醒,看看我们是怎样地一无所有而又不能不有。
    
      列车依然在黄土高原上向东狂奔。我凭窗注视着缓缓移动的黄土高原。在列车的碾轧和惊呼之下,它颤抖着缓缓抬起头来注意到了这东去的列车。
    
      车厢中一次又一次回荡起那支凄婉的歌《一无所有》: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
    
      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
    
      我要抓紧你的双手,
    
      你这就跟我走。
    
      这时你的手在颤抖?
    
      这时你的泪在流?
    
      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
    
      你爱我一无所有……
    
                      1988年7月12日
    
                       匆匆于北京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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