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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则鸣

刘晓波:为了饭碗和公正--简评大庆辽阳等地的工潮

【博讯3月29日消息】 如果中共仍然不能从改革极为不公的政治体制着手,仍然一任把改革代价转嫁给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的趋势发展,得不到有效遏制,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只能愈演愈烈,那么,一旦再出现类似八九运动那样的大规模社会抗议,走上街头的主体肯定是工人和农民,运动的方式也决不会再有八九时期的理性与温和。

刘晓波:当国家总理朱熔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使用"弱势群体"一词,当关注农民和失业工人等弱势群体成为两会和舆论的焦点之时,中国重工业基地东北的辽阳和大庆,正同步发生着工人的示威请愿的。此次工潮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工人的示威和请愿的核心诉求有二:一是饭碗,要求对失业者给予起码能够养家糊口的补偿;二是要求惩治腐败和伸张社会公正,因为企业和工人的困境,大都与腐败有直接关系。

在八九运动中,参与的主体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尽管运动后期出现过工自联,但是运动对工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动员。而到了90年代的中后期,城市中发生的抗议、示威、请愿等群体行为,其主体变成了失业下岗退休职工,再也见不到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影子;抗议的诉求不再是抽象的自由民主,而是实实在在的温饱利益。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92年经济改革重新启动,在新一轮的利益再分配中,知识群体是受益者,而城镇工人特别是国企工人,成为仅次于农民的最大受损者。相对于农民而言,国企职工的利益受损是双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

在毛泽东时代,相对于农民和知识界而言,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收入,城镇职工都是受益最大的平民阶层。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使他们没有受损害的不公平感,社会地位上的领导阶级使他们有主人翁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残酷的政治身份歧视也基本不会波及他们。他们有铁饭碗和各种福利保障,企业效率低下,不会对他们构成就业压力,也就不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他们的怠工、偷懒、损公肥私所造成的巨大效率损失,也可以转嫁给整个社会,特别是转嫁给农民。所以,在大规模的国企改革没有进行之前,他们的实际利益就没有受到真正损失,而且奖金还比以前多了些。对于改革的好处,他们既没有曾经作为"臭老九"的知识界的解放感,也没有私营业主先富起来的满足感,更没有二者的受尊敬感觉,这就导致了他们在改革之初的暧昧态度。

随着改革的推进,工人阶级的至高无上的"主人"地位被经济大潮所动摇乃至淹没,最早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接着是尊重知识和人才的决策使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改善,最后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非体制内的个体户爆发致富。国企职工感到了受尊敬的主人翁地位的危机,但还主要是尊严感和荣誉感方面的日甚一日的伤害,对切身的经济利益的威胁还不明显。

然而,90年代中后期,国企的大面积亏损使中共政权不堪重负,只能用甩包袱的办法让大量国企关、停、并、转,致使大批职工失业。失去饭碗直接关系到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显然比名义上主人翁地位的损失更具毁灭性。 "九五"期间,城镇新增长的劳动力5400万人,却仅能安排3800万人就业,倘有1600万人失业。国企又造就1500万至2000 万的失业大军,共计就有3000多万人失去工作岗位,加上农村近2亿的闲置劳力,城乡综合失业率15%左右。

同时,旧体制下由国家全包的福利制度的逐渐废除,而新的适应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没有同步建立,失业补偿严重不足、社会保障极不完善和保障金总量严重不足,更令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有1/3以上的职工,没有参加失业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2/3 以上的职工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失业者的人均失业救济金偏低,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甚至有40%以上的失业者根本领不到救济金,就更不要说农村的福利保障基本处于完全空白的状态。所以,现在的改革对弱势群体来说只意味着:让那些仅占总人口不到5%的权贵阶层、私营业主、高级白领和知识精英们先富起来且脑满肠肥,而弱势群体则是铁饭碗、福利保障和社会政治地位的全部丧失。

在一党独裁体制下的国企改革的过程中,贫富之间日益拉大的差异,不是由于公平的自由竞争所致,而是没有起码公正可言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也就没有任何在道义上可以辩护的理由。一边是工人们的主人翁地位的丧失和生活水平相对大幅度下降的失业大军,一边是大量的令人震惊的腐败,破产、负债的企业法人们却一个个脑满肥肠,"穷庙富方丈"的现象触目皆是。据中南社会调查所对市民的入户问卷调查,40项热点中,民众对如何惩治腐败的关注度高达85.4%,排在第一位。而对排在第二位的发展经济的关注度仅为56.7%,两者差距近30个百分点。这种对反腐败的高度关注,说明了民众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和对现存秩序的强烈不满。

那些自认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工人阶级,原以为一辈子都可以捧着铁饭碗,却被党和国家一下子抛入没人管的近于绝望的境地,使他们突然失去了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平衡,爆发出对现行秩序的强烈不满就是必然的。但是,由于中共不允许任何独立的民间工会或其他自治组织的存在,他们的权益没有组织化和合法化的诉求渠道,只能在忍无可忍之时冒着巨大的人身风险,进行自发的分散的请愿和抗议。不仅是工人走上街头,各级政府机构的合并和精简,使这种抗议活动已经超出了工人和农民的阶层,扩大到被精简下来的党政干部群体。昔日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在被迫下岗或失业的困境中,第一次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第一次彼此之间有了心心相印的平等感觉。据报道有21个省(区)、直辖市属下的党政机关部门,发生了530多宗集体罢工、请愿、赴京上访事件,这是文革结束后,首次有众多党政机关干部走上街头。

而中共政权在应对这类极易引发社会动乱的群体抗议事件时,除了财政安抚和强制镇压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供有效使用的法律手段。所以,中共政权对愈演愈烈的群体性抗议事件的处理,皆为暂时的权宜之计。如果中共仍然不能从改革极为不公的政治体制着手,仍然一任把改革代价转嫁给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的趋势发展,得不到有效遏制,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只能愈演愈烈,那么,一旦再出现类似八九运动那样的大规模社会抗议,走上街头的主体肯定是工人和农民,运动的方式也决不会再有八九时期的理性与温和。

(刘晓波 3/28/2002)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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