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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则鸣

吕柏林: 农民有福利吗?──为刘晓波的“农民福利说”注脚

【博讯1月31日消息】 在公社化时代,农民有福利吗?刘晓波认为有,只是农民“也没有国家完全免费供应的社会福利保障,而只能依靠生产队的收成好坏来决定”。意思是说农民也有部分国家免费供应的福利保障,至少有收成好的生产队给农民提供福利保障。然而,农民没有丝毫的福利,不论是国家还是集体,都没有提供。由于此话不是私下的言论,而是出现在面向世界华人的著作《农民与政治改革》,以为有必要借机说明一下。

生产队的收成决定的是平均口粮和劳动工资:粮食总收入扣除征购粮(公粮──即农业税和统购粮的合称)、“爱国粮”(强制收购)、“余粮”(根本不存在,即使分光收成的全部粮食还得瓜菜代、水代──煮稀饭以满足肚子一时之饱的需要,但政府不管你有没有余粮,都得交售)、种子粮,剩下的为口粮和劳动带粮。口粮和劳动带粮的比例有7:3、8:2、9:1等等,比例取决于生产队干部中大多数家庭的劳动力多寡。如果劳动力多的干部占多数,劳动带粮的比例就会高些,反之就低一些。作为全队的口粮按人口均分,作为全队的劳动带粮按全队一年的总劳动工分平均计算。口粮和劳动带粮的价格均按政府规定的统购价计算。分红是将交售统购粮、爱国粮、余粮的款额和口粮、劳动粮的折价款连同其他副业收入,扣除所有成本、贷款利息后,按工分均分,记在账上,从来没有一分的现金。

会计根据如此计算后,就得出哪家是欠粮款户,哪家是余粮款户。一般地,劳动力多的家庭是余粮款户,劳动力少和没有劳动力的家庭便是欠粮款户。由于拗口,分别简称为欠粮户、余粮户。实际上,一大二公的公社化时代,没有一户是余粮户。

按规矩,年终分红结算后,欠粮款户要交清缺粮款以付余粮款户的余粮款。然而,一年到头谁都一样捆在田里当泥牛、田鼠,哪来的现金支付?口粮不分给人家会饿死人,生产队员不是宗亲就是邻里,不敢冻结人家的口粮,欠款只好记账。余粮款户没有向欠粮款户追债的民事债权,自然没有要求队里扣押欠粮款户粮食以索款的权力。债权也就体现在会计账上,光荣也就只有账上的光荣。年复一年,年年如是,光荣尽失。

既然一年三百六十天困在地里田头的劳役,只能获得不能兑现的债权,劳动还有什么价值?于是,出勤不出力便成为不可遏制的集体劳动状态。

既然生产队的集体劳役不能为任何一个成员提供肚子的需要,政府又网开一孔地给农奴以自留地耕作权,为什么就不能在自留地上多下点功夫?既然养家禽家畜不算犯法,还是为城镇提供奶肉的源泉,为什么就不能养好养多一点家禽家畜以换买盐油酱醋的零钱?既然可以从自留地耕作中争得城镇人不屑一顾的瓜菜代粮的好处,也能从家禽家畜养殖中挣点城镇人买冰棒零食的钱以购买盐油酱醋,多余的时间为什么就不能搞点手工业,在“支持城镇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换点给孩子买铅笔、纸张的钱以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于是,“三突击”(早中晚突击干小私有的活)、“两休息”(延长上午与下午的工间休息时间)的窝工、怠工现象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生产队农奴的出勤习惯。

事实上,“三突击”、“两休息”并没有减少降低农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大厦“贡献”砖瓦的质和量。因为,“两休息”只是降低工效,全年困在耕地上的时间足以满足那点耕地所需的集体农业生产的劳动量。因此,农业生产并没有因“两休息”而减产减收。“三突击”虽然是主观为自我的生存,客观上却因为起早摸黑,挑灯夜干手工业,为城镇天堂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了额外的物质保障。因此,农奴在集体劳动中的怠工、偷懒完全不同于工人阶级的怠工、偷懒──工人阶级是在吃“皇粮”的上班时间怠工、偷懒,从而减少了“按劳付酬”应当产出的产量。

不过,英明的党中央很快发现农奴在长“猪本主义尾巴”──官方称为“资本主义尾巴”,不切除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形成“小资产阶级”,非切不可。对“资本主义尾巴”一词,农奴颇有异议,又不能说出来,只好私下戏称为“猪本主义尾巴”,其实“猪本主义尾巴”也不达义,只是“资与猪”谐音而权且称之而已。因为,家猪具有被养的待遇,不用自己找食物充饥,而农奴则没有家猪的生存待遇,得象野猪一样自己找食,却又没有野猪自由于山野、自生自灭的好命。没有家猪的待遇,又没有野猪的自由;既要象野猪一样自己找食求生,又要象牛马一样劳役,更要象家猪一样挨宰,实在找不出能够表达农奴生存与待遇的词汇,只好权且以“猪本主义尾巴”替代之。为切除“猪本主义尾巴”,党中央立即刮起“农业学大寨”的狂风,大砍所有的“小私有”──限制果树于三棵之内;缩小自留地于三厘之内;限所有家庭小手工业产品交生产队集体出售,由队里记工分;限所有工匠将所赚的钱交给生产队,由队里记工分,就连在家门口的冬闲田里搞一块突出水面的巴掌地种蒜葱也被认定为必须以消灭方式解放的“台湾岛”,就连生产队为现金而偷偷种政府大量收购的药材十来亩荆芥,在刚冒芽时被发现,工作队便率大队干部、党团员放火烧掉盖在畦上的草被,这对于农奴来说,无异于曹军惨败于火烧赤壁……然而,所有这些还能被农奴们忍受,无非是雪上加霜,更饿更穷而已,最惨的是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典型的农奴,挨批挨斗,为不挨饿反而伤于饥饿,残于饥饿、死于非命。于是,大砍“猪本主义尾巴”的结果,不但导致某些果树在当地绝种(如我老家的甜赛密梨的青皮雅梨),而且形成“学大寨,赶大灾,走起路来迎风摆”的神州最大风景线。

养猪是生产队农奴指望进财的唯一的最大的希望,杀猪、卖猪也就成为是农奴的最大事件,也是队干部决定该猪怎么死得其所的时候,即,是为城镇人牺牲?还是为农奴提供开荤、打个牙祭?也即是卖给政府还是让农奴屠宰。要是政府派购任务没有完成,对不起,“国家第一”、“城镇优先”,队长只能强咽口水而大义凛然地批示将猪送往生猪收购站。

如果经审查该猪为农奴牺牲,又有为队里农奴牺牲还是为队外农奴牺牲的两种情况。余粮款户杀猪可以外卖,但既要七审八批,又要象小偷一样偷着把在队里村里卖剩的肉摆到路头、市边,东张西望地警惕着是否出现以没收式抢劫的市管会人影。

缺粮款户的猪只能为队里的农奴牺牲,他们除了拥有花钱获得屠杀许可的权利外,就是当“杨白劳”的权利。为此,队干部必须毫不留情地当起“黄世仁”──队长、会计、出纳必须以债主的身分坐在猪案头上,拿着根据会计账作出的分肉方案分配猪肉。为此,队干部必须在所杀的猪在开膛前到位。因为杀猪日子一般是逢墟天,即赶集天,杀猪户都希望有余肉上市卖黑价,故杀猪都在凌晨两三点钟,队干部必须在天亮前赶到该户,甚至听到死刑猪的嚎叫声就得起床准备。

在让余粮款户优先按黑市价分几斤肉回去抵账外,余下的肉便是欠粮款户清偿他所赊欠的猪肉账,和赊欠给缺粮款户经协商同意赊欠的记账肉。杀猪户主虽然不愿意被赊欠,但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宗亲、邻居、社员,不可能不给赊欠之面请。何况自己都有同样的赊欠历史。杀猪户能剩几斤肉外卖,取决于队里余粮款户舍不舍得吃肉,也取决于杀猪户与余粮款户的感情,商量、求情的好,剩肉就多一点。还取决于他有没有赊欠他人的猪肉账,还取决来于这头猪的大小。(有的队干脆就是分肉,你杀猪时,分两斤给我,我杀猪时还你两斤)。要是猪不够大,往往只能剩下几斤脖子肉、几根骨头和一盆猪血。这就是“大锅饭”的集中营时代,余粮款户偿到劳动力多而成为“黄世仁”债主的难得机会。

由于杀猪是农奴的一件大“收入”之喜事,必须有福同享,尽管从成本核算看,家庭养一头两头猪几乎无利可言,农奴称之为积零钱。所谓积零钱,是指劳务上累积全家老幼的零碎劳务,在饲料上既能利用烂菜叶和泔水,又将可以上市卖点小钱的谷皮米糠甚至自己舍不得吃的杂粮和碎米累积于猪身上,还积农家所需的猪肥于粪坑,交给队里赚大笔的工分──一头猪相当于半个劳动力一年所得的工分,因为,人畜粪便是农作物的主要肥料,化肥供应既限量又昂贵,而农村不象郊区可以免费得到城镇人的粪便垃圾下田。若计算所有成本后计算的工钱不如到队里赚工分。因此,不合算也得养,至少猪帮人将烂菜叶转换成猪肉,转换成钱。犹如农奴明知养鸡更不合算也要养鸡一样:农谚说斤鸡斗米,但是,不养鸡以打扫掉在饭桌下的饭菜、消化房前屋后路边田野的杂草而转化的禽肉禽蛋,油盐酱醋就更没来源。所以,农奴把杀猪叫倒钱筒。因此,杀猪户必须煮一大锅芥菜汤,一盆盆地分出,上头盖两片猪脖子肉和几小块猪血分给全队的每一户和队外的邻居朋友分享难得一尝的肉味血味。

这,就是农奴难得的“福利”,是“农奴共产主义”的福利,但不是来自“国家”,来自集体,而是农奴处理邻里关系、表达相濡以沫感情的互利。以至当时(约在1973年前后)我读了《参考消息》配合批修而报道的《苏修“星期三无肉日”》的消息后,我突发傻想,要是中国也搞修正主义多好啊?这个傻想也只有作为有点文化的农奴才会有,城镇居民可不会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他们没有这样思想的条件:虽然供应的肉蛋类有限量,却有天天供应的保障。他们只要舍得花工资吃黑市肉,根本不存在无肉日的问题。甚至只要将吃不完的粮票出卖给农奴(农奴进城看病办事吃饭店所必需),就能换好多肉。以至农奴进城到荣居城镇的亲戚家做客,用餐时尽管主人一再真诚地劝他们多吃肉少吃青菜,而不识时务的农奴客却偏偏强咽口水客气地少吃肉多吃青菜,过后便被城镇亲戚在背后戳脊梁骨说“农民没修养”。因为,肉类,比青菜便宜;肉类,他们早已吃腻。

若剩肉较多,还得给主要亲戚送个半斤一斤的肉分享。待到“分配”完毕,杀猪户也就差不多剩下半片板油了。骨头的吃法也不象城镇人那样熬汤剔肉吸髓,那太奢侈了。农奴们是将骨头捣碎如泥,代替猪油用──勾一点放在菜中熬煮,成了真正吃猪不吐骨头的“野蛮”一族。所以,名声是杀猪进财,实际上以猪抵债,猪去财空,连肉都没吃过瘾一次。

在大锅饭时代,无论是缺粮户不是余粮户都很受气。劳动力多的家庭成员常常找人口多劳动力少造成的欠粮户出气,动不动骂“靠人养”。欠粮款户、劳动力少和无劳动力的家人只能泪往肚里吞,气往肺里压──谁养谁啊,那点地分给我,一年累积不用三个月就完了?后来分田单干的事实证明了谁也不养谁。每逢分稻谷让农奴自晒时──因为天气、仓容、晒谷场等原因,生产队往往是当天就将收割的稻谷分给社员,让社员自己去晒干,再挑去交售给政府强要的统购粮等“国家”粮(其中必然存在湿谷折干谷的折数争议与协商),剩下为口粮和劳动带粮。如果欠粮款户早点到堆谷场,有人骂你:做活都不来,分粮这么积极。因此欠粮款户在分晒稻谷时往往不敢早到,需要队干部喊话几遍才敢去。这样,队干部和劳动力多的家庭成员就会乘机出出冤怨大气而大骂:干活不来,白送你稻谷又要当神佛地让人家三求四请……

农民除了生产队的粮食分配外,再也没有任何钱物了。哪来的钱物当福利呢?至于折腾没几年就散架的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经费全部由生产队会计从账上对社员硬扣,根本谈不上集体的福利。而这样的医疗服务多半是农村中小学挨不到毕业的人,送到乡保健院、县医院培训几个月,就手持“一根银针一把草”地为农奴救死扶伤的水平,往往是不治病反而致病的服务水平。即使将这算成集体福利,免费送给城镇人,恐怕还要被当成江湖骗医挨顿臭骂,扭送公安局。然而,农奴的命就这么贱。好在,瓜菜、野菜本身就是防治疾病的草药,正是:子孙自有子孙福,农奴自有农奴命。不然,要是农奴的体质都象城镇人那样弱不禁风,打个哈欠就往医院跑,大包大包地领药,农奴怎么活呀!这,也许是天帝预先安排好的生态环境吧!

生产队的粮钱收入,不管怎样分、怎么算,都只是相当低的工值,10分工也就是几毛钱,多数情况是一天工值值不了一斤黑市大米,甚至不值城镇居民享用的一包最低档卷烟,而且只呆在账上,全是呆账,因而连一包烟厂用烟叶垃圾包成的8分钱一包的经济牌卷烟都买不起,以至有人买一包这样的城市支援农村、工人阶级关心农奴而扫回到农村的垃圾卷烟,就被人怀疑是不是又偷偷搞了一次投机倒把或偷偷割了条“猪本主义尾巴”发了横财。较之工人阶级,农奴名誉上的工分值,仅仅是当时城镇工人每月兑现的最低工资的几分之一,实际的劳动值不足城镇居民稳定享受的定量供应大米的一半价值。而工人阶级的收入是除了工资,还有廉价的粮、油、肉及种种副食品供应。所以,种粮的瓜菜代,养猪的没油菜,所有的农奴毫无温饱可言。温饱权全部被政虎剥夺,源源不断地送给城镇天堂的居民。因此,农奴真正养的是所有的城镇居民。如果年成不好,农奴就更惨了。

顺便讲一下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待遇。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叫受罪、变相劳改,写了很多的受罪文字以控诉毛泽东集团的罪恶。然而极少见到舞文弄墨的回城知识青年顺带写点反映农民的苦难,更不用说专文替农奴控诉苦难了。

所谓的知识青年,一大部分是连小学、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半文盲。安排到我老家的知识青年来自福建晋江安海镇。他们刚来时,轰轰烈烈,多挟着红卫兵的战斗气焰,打砸抢的革命精神,面露傲视一切的神气,内藏无处发泄的怨气,成群结伙地活动,经常地偷鸡摸狗,损害村民已经非常可怜的财产。在我村里就发生了个较大的事件,即插在第六生产队的几个知识青年不上山砍柴薪,竟然要把村边的几棵大炼钢铁时幸存的大松树砍掉当柴火。由于那几棵树是被村民作为风水树看护的,几经相劝,他们执意孤行。引起同队农奴的愤怒。正在他们挥斧初砍时,农奴们只好绰起锄头、耙子赶去吓唬,差点发生武斗。这是插到我村里的知识青年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有点“贫下中农再教育”性质的教育行动──至于给知青记工分,不仅同工同酬,贫下中农还唯恐被戴上“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而记给并未所值的分数。

(毁林炼铁前,我老家──福建省漳平市永福镇无山不披原始森林,棵棵松杉杂树都是环抱不过来的参天大树。在“解放”前,是个闻名闽西南的粮仓,被称为“永福谷子适中银”──永福乡余粮多,现在的龙岩市适中乡人会做生意而银多。实际上,永福不仅余粮多,鱼虾也丰富,因为山青林密,清泉满流于溪溪河河,田里、沟里、塘里、河里,无处不鱼虾成群地漫游着。因为从无旱涝之灾,也就从未有过吃饭的问题。生活水准的高低就看你是想致富当富人的地富,还是当雇农。想成地富,除了起早摸黑外,还得三餐米饭配杂粮;当雇农,除了轻松地“扛根竹篙走直路”般的被雇请外,餐餐是雇主提供的大米干饭配肉菜,一天工资约为10~20斤大米或等价的工钱,不比自己开荒种地的收入差很多,又没有何时插秧、何时耕草、天晴干啥、下雨干啥、湿稻哪里晒、无天晒不干怎么办等等的操劳。绝大多数地富是在自己家人实在忙不过来时才雇请人做工的,而在农事稍闲时也要找人雇请的,根本不是穿着长袍拄着手杖巡视监工的情形,也不可能发生“半夜鸡叫”的故事,因为雇农有选择雇主的权力和大量机会。我家乡就传说着大量的所谓地富在当地与外地的农忙季节差的季节里,到外地当插秧雇工、耘草雇工、割禾雇工等的故事,也有外地地富到我老家当雇工的故事。因为,在万恶的“旧社会”,大富靠横财,小富靠勤俭,不勤不俭就没法娶好媳妇立楼建厝。俗话是念作“未曾有,不敢娶媳妇;未曾富,不能起大厝”。所以,“解放”,最惨的不是贫下中农,而是在旧社会勤劳节俭而致点小富的地富分子,就因为勤俭积点钱盖了厝、置了一片地产的“罪恶”,不被枪毙,也得挨批斗终身。因地理气候特殊的缘故,那时,有人描述永福人是“如仙在半空,只种一大冬(单晚稻),收了大冬稻,没事抱火笼”。因为,永福盆地海拔800米,四周群山环抱,最高达1300多米。虽然地处纬度上的亚热带,却是高度上的寒带,收割大冬稻时(寒露时节)必须常常破冰下田,田边烧篝火抗寒。到上世纪的60年代,还差不多保持着收割季节时天寒地冻的气候。后来就河流水位不断下降,鱼虾逐渐绝迹(也与施农药、满河毒鱼等原因有关),气候变暖变热,进入无霜无雪期,现在的径流量可能没有那时的几十分之一)。

在永福镇曾经出现一帮横行霸道的知识青年:进影剧院不买票,街上看到地摊上感兴趣的东西,拿了就走;看到不顺眼的人就是拳脚相待。他们的横行恶迹,激起当地青年的无比愤怒,又敢怒不敢言,或当场教训,因为,那是严重“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后来在电影院看电影时又无理取闹,被当地青年乘机狠狠地揍了一顿。从此,尝到了贫下中农不好欺负味道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不敢再在当地为非作歹。除了这样的迫不得已而发生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再也没有发生过毛泽东集团号召过的任何形式的“再教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集团为了收拾文革武斗残局,无法解决城镇青年就业,无法改善城镇相当恶化的社会治安,把城镇包袱转嫁给农村的恶作剧。由于知识青年没有技术,几乎没有给农村农民带来任何利益。相反,只给农村加重负担。比如,耕地的产量没有因为知识青年的插队落户而增产,却多了一帮知识青年来分地(自留地)、分红、分粮──最初几年他们的口粮由政府保证供给每月30多斤,后来则是参与生产队分配,一半以上的不足政府供给标准的粮食由政府补足──比农奴口粮多一至四倍,因此,他们不存在饱不饱的问题。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如何穷困到没钱理头发并得到毛泽东指示“此事宜统筹解决”后,他们更有当地政府的若干补助。农村中难得的几个民办、代课教师、加工厂等临时岗位,本可由“回乡知识青年”填充,却都让他们抢去了。“回乡知识青年”是农村的中学毕业生不甘于农奴地位又要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比高低而冒出的聊以自慰的说法。

离开天堂般的城镇,离开父母、离开家庭、离开恋人,中断学业,而打着背包上山下乡到偏乡僻壤,与穷困与伍,与泥巴对话,为了能上百里挑一的招工、招干或工农兵学员推荐名单,必须装出在重活累活苦活险活中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表现,笑送钱物色情行贿大队干部、公社干部的表情,固然是天大的悲哀!但是,农村人终身当牛当马当猪当羊当果树,难道就幸运?要知道,每当我们看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经常收到一包包从城里寄来的食品、衣服包裹时,就会羡慕、感叹不已;每当生产队逢农忙时节开大锅饭(菜自带),知识青年的种种罐头作菜和有油水的炒菜会令我们垂涎三尺。看到他们经常回城并带来一大包一大包的海味、衣服等,实在令农奴大喊天帝公心何在!我,沾着家父在乡卫生院当财会干部有工资领的光荣,是在村里算得上贵族的一类。然而,我也只能把院长可怜我父亲穷困而准备扔的一堆破鞋愉快地穿着走村串户,令同村的青年羡慕不已;也只能把凭着家母是大队妇联干部的面子开后门以一条五毛钱的便宜价买得的日本尿素外包装的尼龙袋,染成黑色缝制成背心穿着,让知识青年笑我帮日本尿素厂做广告(染质不高,下水后,“日本尿素”便清晰可见),虽然他们也知道日本尿素是供不应求的抢手肥料。但是,我不在乎讽剌而在乎它的实用价值,简单的成本计算已令我自豪不已:比那些买蚊账纱布做背心的奴兄奴弟,比那些连蚊账纱布都买不起而只能在夏天穿着破而厚重衣服的奴伯奴叔,而我的背心则省钱省布票又耐穿。何况,它还是具有较高奴位的象征、较强奴势的符号。

凭什么叫农村居民养城镇居民啊?城镇居民的身分凭什么比农村居民高贵几等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就没有农村人的共和股份啊?这是当时我心中最简单又得不到回答的问题。我曾问我敬重的给我很多教益的有知识有修养的四类分子──反革命分子、我的邻居,他只说,入公社时农民以所有土地农具入股都得不到一厘股权,你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交一分股金,怎么会有共和股份呢?并训我千万不可再向任何人提这问题,以至这问题成为长期闷在我心里的难题。反革命?他什么也没反,不过是在“解放”前加入了三青团,就因此受到残酷的反革命分子才可能享有的专政待遇:除了和我们贫下中农一样劳役外,就是经常被批斗,直到1976年的临死前。要知道,三青团,是个当时任何有热血的爱国学生都可能加入的组织啊!试想,如果哪一天农奴推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管有无罪行就将所有加入过共青团、共产党的人判成罪犯、发送劳改场,是不是毫无天理可言?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后,很快掀起了控诉上山下乡罪恶的文学创作高潮。遗憾的是,接受了农民养育之恩,了解了农奴苦难,也与农奴结下了友谊的知识青年笔杆子,除了愤怒自己的遭遇外,几乎没有人为农奴的苦难而控诉。他们不厌其烦地和着“干部下放是变相劳改”的论调,重复地控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可就是没有人替农民说一句良心话。好象农民是劳改他们的监警狱卒。然而,他们并非不知道,农村是囚禁农奴的露天监狱,农民又是毫无待遇的劳改罪犯:出生地是他们的终身监狱,无期徒刑是他们的终身待遇;野生动物般的谋生手段是他们的“天赋”人权,野生植物般的呆在原地是他们的“天赋自由”;过去任人集中劳改是他们的解放,今天任人集资摊派是他们的福利。

这种被捆在一起受穷受罪的社会形态,在“解放”前的历史长河中何时出现过?难道马克思主义指鹿为马的“奴隶社会”中的尧天舜日中有过这样的奴隶社会形态,或者有过如此残酷的社会形态?

也许刘晓波所说的收成好的集体是指城镇郊区的农户集体,然而,那是城镇影子可覆盖到的专政特区,许多法律都有特别的规定,从来就与通常意义的农村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如今,几乎所有的城镇郊区居民生活可与城镇居民比高低。郊区之于农村,犹如深圳等经济特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它小城市不可比一样。为此建议,只有下过乡、尚未深入了解“三农”的刘晓波,在为农奴控诉苦难之前,深入调研“三农”,以发出农奴真正的心音。

如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代为自己的不幸身世编了一个泄愤的顺口溜:他们是“毛泽东时代下乡,邓小平时代下海,江泽民时代下岗”的三下一辈。可是,要知道,即使你们下岗、失业,仍有伸手可得的“失业金”、“下岗补助”。游个行,喊个口号,就能轻易地获得“特困户”的待遇,方方面面的援助。可是,“三下人”中,谁为比你们更加不幸的农奴、温饱不如坐牢的农奴说一句同情话呢?

城镇人啊,你们怎么如此自私、如此没良心啊!

苍天啊,什么时候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多出几个刘晓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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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刘晓波的《农民与政治改革》(本处从略)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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