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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原则遭“黑打”:“强力部门”非法恐吓《前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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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3月28日 转载)
只因溝通對話中堅守原則 即遭背後「黑打」

    
    作者:錢度佳
    若論香港政論刊物,《前哨》知名度名列前茅,但若問起其老總劉達文何許人也,相信十問九不知,因為劉總不僅沒有回鄉證,在香港也絕對低調,極少出席公開活動,更少以個人名義接受傳媒採訪。
    坚守原则遭“黑打”:“强力部门”非法恐吓《前哨》始末


    二○一五年十一月初,「銅鑼灣書店滅門案」初爆。因陸續「失蹤」的「五子」中,五位皆《前哨》前員工或前合作者,在傳媒鏡頭必然的聚焦中,劉總仍極為克制,保持低調,談人談事,三言兩語輕輕帶過。既不「英雄化」受難者,也決不落井下石。對於身為「禁書」同業的自己,則是一派「坐看雲捲雲舒」的淡定,其中似乎也透析出幾縧隱隱的自信。
    可是,到了二○一六年一月下旬,風雲突變! 月底出版的二月號《前哨》,首頁社論位置即是一篇措詞強硬的《嚴正聲明》,痛斥「中共特工及線人不斷造謠污衊」,肅清前新華社人士網上放毒─「《前哨》有美國及台灣情報機構背景」,以及《亞洲周刊》抹黑······

二月《嚴正聲明》保護員工作者

    筆者曾問劉總:「為何突然高調?為何如此激憤?」他答道:「第一,是為了員工及其家屬的平安,胡錫進的『強力部門法外執行論』能不令人膽寒? 第二,我等了六十天了,等到的不是誠懇回應,反而是變本加厲的『背後下毒手』,出道幾十年,黑的、白的、紅的,大風大浪見慣了,未驚過!不等了!」
    「為了員工及其家屬的安全」,聲明中兩行文字一目了然:「但如果中共以此「口供」(指押中五子爭取「立功」的「檢舉」)為「罪證」欲剷除《前哨》,則我們將會勇敢面對。在此,我們預警天下,《前哨》員工及其親屬、作者有何不測,一定是中共特工黑警栽贓嫁禍所為。」
靜候道歉反迎來加碼抹黑誣陷

    而「等了六十天了,未驚過! 不等了!」則因太多潛台詞一時難明。劉總一一「解密」,卻原來,「某強力部門失控對《前哨》工作人員非法進行騷擾」,這位「工作人員」竟然就是返鄉省親的負責公司財務工作的人員,而「非法騷擾」的時間,又竟然與遇難「五子」張志平失蹤日同時─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霎時間令人和劉總一樣狂怒難抑:這班中共打手太無人性,太為所欲為,太他娘的不把「一國兩制」當回事,太他娘的不把「依法治國」的習近平當回事了!所謂「等」,是有「中間人」允諾游說對方為「誤會」道歉,但等了六十多天,等來的反而是被動員的各方「馬仔」全方位抹黑污衊。
    《嚴正聲明》中有言,「李波事件發生後,數日內有幾十位記者要求採訪《前哨》老總,包括各類港媒,以及路透社、法新社、BBC、日本NHK電視、《朝日新聞》、《華爾街日報》等。因種種複雜原因,故未能滿足新聞界朋友的採訪要求,在此一併致歉。」其實這仍是劉總善意地「等」,但過了十來天,仍不見中共善意回應,於是《前哨》向港內外傳媒敞開了大門,不僅《明報》、《信報》、《蘋果日報》及「香港○一」、「端傳媒」、「E週刊」等紙媒、網媒,無線電視「新聞透視」、有線電視台專訪、香港電台「視點三一」及「鏗鏘集」······更有各大歐美洋媒。
內情攤在陽光下讓市民讀者檢驗

    樓下街市報攤阿姐是《前哨》多年忠實讀者,每期必先讀後賣。她說:「電視鏡頭閃來閃去,報紙上文字也三言兩語講不清楚,有位老讀者對我說,劉總好像有難言之隱,劉老總為什麼不在自己雜誌說清楚、道明白?再爆些獨家內幕,也算不辜負我們這些忠實讀者一片心。」
    筆者向劉總轉達了阿姐訴求,他說自己想了很久,已經作出決定,為了粉碎「強力部門」自以為是的習慣性非法執法,決心將恐嚇員工事件始末,乃至事件背後的前因後果、「來世今生」,統統攤在陽光下接受讀者、市民檢驗,只要內心坦蕩無私無懼,誠如弘一法師心路:「事無不可對人言。」
    老實說,當劉總在整體陳述前道出一番序言式自白時,仍然令人內心驚愕頓生,一時之下難以接受,靜心凝神聆聽,並循理思量後,方覺言之有理,並感受出其中堅守的艱辛與人性的靈光。
辦雜誌為監督當權者胡作非為

    那便是,在數十年書刊編輯生涯中,劉老總與中共相關部門─ 國安及公安部門的「溝通與對話」。他坦言,自己決不認同馬列主義,決不認同一黨專政合理合法,但不得不接受「中國在中共手中」這一客觀現實,所以辦嚴肅政論雜誌《前哨》不是為錢─ 像李波公開承認那樣,而是為了監督當政者讓其不可胡作非為,以及揭發當政者的胡作非為。
    正因為如此,願意接受中共的「溝通對話」。
    他坦言,中共平時常講「要對話不要對抗」,《前哨》選擇了對話,但是「對話」絕不等於「聽話」。劉總以國安常以「洩露國家機密」為由請幫忙勸某出版社勿出某書:「但是,是否國家機密得有證據,濫定機密是否合理,川震難童名單你說是我說不是,真有危害國安的內容我會落力勸,但多以刪段為主,不准出書人家出版社吃什麼?」
    「與狼共舞」只為同業避禍趨吉
    「另類合作」:他以姚文田案為例,禍起余杰《中國教父習近平》。姚想出書之初,國安便輾轉傳來勸阻信息,但姚「硬頸」不聽,結果七旬老翁付出重囚十年慘重代價:「中共無法無天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毋須姚老先生再以十年冤獄加以證明,如若當初聽勸,或不出,或稍作技術性操作(借台灣出版社名義,由台灣出版,然後在香港賣),即可避災。」
躲在租界裏喊打喊殺者豈能體會

    他感慨萬分:「或許境外異見者會罵我向強權妥協,是『投降派』,但是作為同業行家,哪怕只是香港同胞,市民街坊,我的一番不失原則的勸說,便能讓他免除不知能否活着出來的十年黑獄,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你們只是『躲在租界裏喊打喊殺喊衝鋒』,站着說話不腰疼而已。」
    劉老總侃侃而談,且將筆錄歸納為五個部分,讓讀者可以條理分明地閱讀品味。
    第一,恐嚇事件流程;第二,禍因;第三,關於劉總的《致孟建柱公開信》;第四,與北京上層的溝通; 第五,《前哨》歷年與公安、國安的溝通;第六,令人失望的「合作」─ 粗疏、閃躲、無情無義。且順序一一解讀。
恐嚇事件流程

第一部分:恐嚇事件流程。

    劉總一九八一年一月來港後即被公安盯上,一九八五年又被國安盯上。一九九七年回歸前,被吊銷回鄉證,登上禁止入境內地黑名單。即便如此,國安、公安仍厚顏(已經不夠朋友了)來港「溝通對話」,劉總尚能寬懷接受。
    《前哨》財務員工時有出入羅湖海關,但從未遇過留難。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銅鑼灣書店張志平安坐在其東莞市鳳崗鎮浸蛟塘村家中,突然門外衝來十多名持槍人士,將目瞪口呆的這位《前哨》前員工阿平押走,並警告其家屬不能張揚。
挾管理員騙開門全過程四違法

    幾乎同一時間,《前哨》財務員工(下稱「員工」)亦正在東莞一住所內,與兩位朋友相聚。忽有自稱樓下住戶女便衣和管理處人員敲門,稱你的廁所漏水落樓下,能否打開門讓我看看。員工不虞有詐,打開房門,詎料跟着衝進近十個大漢,其架勢似極黑社會悍匪入室打劫。
    來者盡皆便裝多數講北方話,有一似頭目者聲稱:「我們是東莞公安局的」,但無一人出示工作證,整個過程無出示任何法律文件。兩位朋友嚇得渾身發抖,來者也要查看他們身份證,員工大聲制止:「不關他們事!」
公安:外面國安搞國內我們搞

    顯然來者的目標只是員工,所以放過二人,但警告:「不准打電話! 不准對人透露此事!」就這麼將員工非法禁錮、非法剝奪人身自由。
    員工:只是找我嘛,干嘛要用這賊手段騙開門。公安:怕你不開門。員工問:我犯了什麼罪? 公安:沒有。員工:「你們廣東國安廳的人每個月都到香港探《前哨》老總,你們想幹什麼?」那個小頭目答道:「他們有他們在外面搞,我們有我們在國內搞······」聽口氣還好像這些公安根本不把廣東國安廳放在眼裏。東莞公安局的夠膽嗎?員工:那找我什麼事?公安:談話! 員工:那就在這裏談。公安:不行。
    一人便大聲喝叱:「叫你走你就走!」然後就將其非法挾持到派出所。公安將員工押進了當地派出所,非法禁錮長達四個小時,其間對他進行了非法審訊,強逼他透露「《前哨》的秘密」,諸如消息來源、作者身份、稿費如何付,等等。員工告之,所有行業機密全由劉總一人掌握,他只管財務,其餘一概不知。
    於是非法審訊者就逼他說出經營狀況。《前哨》向特區政府註冊經營,相關營業數據都是在稅務局可以查到的,於是就憑自己的記憶所及,如實「交待」。公安所作審訊筆錄多達十餘頁,並要求員工簽字、打指模(以確認所說無誤)。員工為防他們篡改歪曲,很合理地要求影印一份留底,但立即遭審訊者嚴詞拒絕。
國安矢口否認:唔關我們事

    事隔多日了,劉總一提起仍滿腔怒火,他一再強調這宗無法無天個案的四個非法─ 非法脅持、非法剝奪人身自由、非法禁錮、非法審訊。
第二部分:禍因。

    非法禁錮的員工四個小時後「獲釋」,驚魂未定當日返回香港。劉總聞訊怒火沖天,立即致電經常來溝通的廣東國安詰問─ 誠如員工言,廣東國安確有
    經常來港探他─ 但關鍵時刻國安電話失靈。兩個月後再現身的國安幹員回應是「百分百唔關我們事」,裝聾作啞不知發生了何事。
    劉總並不全信,他分析,首先,國安、公安因不少「業務」重疊,多年來互相「爭功」,冤家關係眾所周知,但畢竟同歸一個中央統領,時有合作是難免的。所以,雖然脅持員工者自稱公安,其舉止及辦事風格也應屬公安,但互相配合是常有的事,不能排除當時有國安在場的可能,而且,國安亦時常冒充公安辦案。
主因:書店案收網行動波及

    其次,雖然相信事件主導者應為公安,似乎是「收網銅鑼灣書店」行動的一部分,意在警告劉總要聽話。
    因為國安對劉總積了一肚子氣,氣了半年。事緣二○一五年三月號《前哨》有一篇作者來稿,大題《習近平極左無政改意願》,副題《與馮亦言先生商榷》,批判的是馮先生上一期頭條文章《隱形國安要員披露習總政改路向》。
    該文認為馮文判斷錯誤,因為習只想獨裁,無意政改,洋洋萬餘字(後分兩期刊出),披露出許多關於國安部的「真材實料」。其後又陸續投來幾篇稿,涉及國安部換馬內幕。
未允國安撤稿而結怨亦相關

    國安知道還有續篇時,即要求看續稿和撤稿,但又提不出像樣的理由,只是堅持請劉總勿登,實在要登必須刪掉所有敏感內容,劉總則堅持要登,只肯刪去敏感字詞。
    幾位國安回去後,相信向上級作了匯報,態度變得更加堅決,執意要撤稿。劉總提供一段對話如下(「我」即劉總,「他」為國安某官)。
    他:劉總,上頭很堅決,要求不要登。
    我:裏面有國家機密嗎?
    他:沒有。
    我:有造謠或與事實不符內容嗎?
    他;暫時沒發現。
    我:那為何不能登?
    他:老闆特別強調你不能登。
    我:我不登作者也會投別的報刊登,或者弄到網上去啊!
    他:這我不管,你就是不能登,不然會很嚴重。
最後決定照登不誤

    劉總對筆者憤言:「你是我爹?我爹要我別幹什麼事也得講原因,你這不是無理取鬧?《人民日報》登什麼不登什麼要由黨中央決定,你又不是黨中央。習近平抓你們昔日的大阿頭周永康,要不要你這個處長同意呢?難道非要我們公開表示與國安合作、維護國安部門利益嗎?」
    他解釋,無緣無故不登作者的稿,作者會向外指摘我們向中共屈服,妨礙新聞自由,影響我們的聲譽,而且有實質內容的好稿不登,會影響雜誌銷量,威脅雜誌的生存,這不是存心要搞垮我們《前哨》嗎?
    劉總最後的決定是,照登不誤。於是,「樑子」牢牢地結下了,可想而知這位國安官員因為「辦事不力」,被「老闆」罵到臭頭,甚而仕途受阻。
同一內容出書更惹軒然大波

    但是,更嚴重的問題來了,早前劉總一位出版社朋友有意請該作者就該內容結集出書,要劉總代為聯絡作者。聯絡後雙方有了出書的口頭約定,但過程中不慎為國安所知。國安朋友登門問罪:「這件事很嚴重,無論如何你不能參與出版,發行也不行。」劉總稱:「我又不是靠出書賺錢,不發行該書沒問題。」
    但國安得寸進尺,要求劉總制止該書出版。劉總說只能勸止,但要對出版社及作者作出補償。而國安強調太多了有困難。
不出書令作者很不高興

    劉總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人格代價。該作者曾轉輾來函稱:所謂一國兩制徒有虛名,實質扼殺新聞出版自由。他說,這是全球化、地球村的信息時代,香港出版不了,美國可以出,至少兩家出版社願意出版。他還稱,不就是一本書嗎?我已經盡力克制了,其實還有更多料爆。看來拙作有價值,戳到某些人痛處。
    他說正與其他出版社洽談。
    他還說,這不是作者不守規矩,你們的信用在哪裏?非常不愉快,想不到你們會屈服於中共的壓力······
    雖然作者說的一點不錯,你不出有人出,美國至少都有兩家出版社願意出······那就不是每月「探客」廣東國安可以控制的了。
作者也夠朋友

    劉總和作者從沒見過面。但作者也算是經過風雨見過大世面、知多識廣的人,他也估計是有關部門阻撓出書,結果被他猜中了。劉總向他表示歉意。該作者也都夠朋友,知道香港出書有難處,因而後來也勉為其難接受不出書了,以免出版社難做。
    但是有人仍然記着那道「樑子」,於是才配合那齣「員工驚魂記」。主要的禍因,應是受公安「書店預案」掃及,但較重策略的國安反常地未予勸阻,甚或有參與其間之嫌,自也實在難辭其咎。
準備刊出公開信揭發

    第三部分:關於劉總的《致孟建柱公開信》。
    「四非法」事件後,劉總滿腔憤懣難釋,決意作出強勢回擊,於是十月底寫了封致孟建柱的公開信。因當時十一月號《前哨》剛已出版,準備十二月號刊出。
    信的標題是:《東莞公安黑警化─致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的公開信》。劉總坦承,綁架事件與東莞公安無關,用其起題只不過「借溝出水」之意。所以文章草草帶過莞城警風舊案後,便以觸目黑體字直奔主題:
    「想不到的是,最近東莞黑警竟以國家安全的名義,亦用非法綁架的方式搞到本人頭上,不出示任何法律手續,以莫須有罪名(找談話)非法挾持禁錮,恐嚇要脅,非法審訊,威迫就範,非法套取黑材料。」
本擬十二月刊出被「和事佬」勸阻

    然後劉總憶及數十年來與惠州市公安局前局長洪永林、公安部一局前局長譚松裘等公安前輩的淵源,以及一眾老公安朋友,呼籲孟書記正視「黑警有權任性,禍害一方百姓」現象,重整警風,否則「習近平的依法治國將是一句空話」。最後在公開信中提出嚴正要求:綁人黑警公開道歉,歸還非法套取的黑材料。
    通讀全文,除怒火猛燃於字裏行間外,套一句香江潮語,更「勇武」逼人。落款是「一個四十年前在東莞公安局原副局長梁集恒領導下工作過的人」,以及一條括號內霸氣十足的附註:「孟書記,只要過問,您懂得我是誰。」
    但其中有一句的措詞令人不解:「我雖與共產黨有緣(差點與×××同時墮落為共產黨員─ 有黨性沒人性),但我只愛國家民族,不愛共產黨,所以,凡對國家民族有利的事,我都勉力去做。」
    筆者問劉總:「你既然支持習的改革新政,為什麼在這封信上以「墮落為黨員」來羞辱他呢?」劉總回答:「這不對,我並非針對習,而是泛指中共黨員。
    習有沒有人性我沒去探討,習仲勳、齊心夫婦就很有人性,這我知道。整個中共無官不貪,你說是不是墮落,文革時入黨,在政治上追求陞官,改革後入黨,是為了發財,不是墮落是什麼?」
    但話鋒略轉:「許多中共黨員到了晚年就有了人性,當年在台上時也不見得有,杜導正、劉賓雁都不例外,杜老做新聞出版署長時,是我最討厭的共產黨員之一。
向孟提出「道歉、還檔」

    兩要求劉總如此行文有「擺老資格」的用意:「我四十年前就跟隨老公安參與緝查貪官的專案組,三十年前惠州市公安局就想與我合作,不是我自負,要是當年我肯墮落跟共產黨,如今強力部門的人都是小弟、孫子,弄個毛頭小伙子就想來領導我,指揮《前哨》,『處長治國』伸延到香港,有門嗎?而不墮落,中共再大的官也無權指揮我幹壞事。」
    幾位好朋友獲悉《公開信》,第一時間趕來勸阻刊出,有人並承諾充當「和事佬」,游說相關強力部門接受劉總絕對談不上苛刻的兩個條件:一、道歉,公開不便私下,甚至借電話線傳遞也可。二、歸還「審訊」筆錄,若有違相關制度,在中間人見證下付之一炬亦得。凡事聽人勸,劉總接受了一直支持習中央改革的朋友的建議,壓下《公開信》暫不發表,等候對方善意回應。
與北京上層的溝通

    在此情況下與北京上層進行了溝通,很快得到的回應有兩條:
    一、據查證,從未指名《前哨》或劉總為打擊目標。
    二、已打招呼,不會再發生對劉總及其員工或家屬子女的騷擾。
    但對於「道歉」、「還檔」兩要求則不了了之。劉總的解讀是,可見上層其時確有整肅香港書刊市埸亂象的部署,「書商失蹤」為其專案行動的一部分,但相信上層不會具體下令越境執法。而非法扣員工嚇劉總雖為悍警自把自為,但不違背上層整體行動精神。
判斷「書店案」沒有收手迹象

    當其時,劉總同時判斷,強力部門的「書店案」沒有收手迹象,預感其必將加碼,繼續蠻幹,最後搞成不可收拾的一鍋粥,而習近平必定成為最大的受害者。於是二○一五年十二月號(十一月下旬出版)雖未刊「公開信」,卻以頭條文章放出重話,以另一種方式與北京高層溝通規勸,寄望能令習中央有所警覺,收韁勒馬。
以令計劃現象警示習

    十二月號的封面主題是:《令計劃現象令習近平寢食難安》,文前標題則為:《習總陷史上最惡劣政治生態》。文中引用孟建柱內部講話:「我黨建國後的六十多年歷史,政治生態從未像現在這樣複雜、這樣惡劣、這樣難以捉摸。」
    再以早在令計劃仕途初暢的二○○四年,《前哨》就已在境內外率先揭發出令收賄一千萬元庇護貪官劣跡,向習近平發出善意警示:切勿重蹈胡錦濤覆轍,密切提防、迅即清除身邊的大小令計劃,否則必將被他們害死。
    封面右下角突出兩條小題:「打壓香港新聞出版誤入歧途」、「公安部老局長晚年良心發現」,文內強調香港新聞出版自由對國家文明進步的重要性,祈望北京對銅鑼灣書店的打壓(當時已有四人「被失蹤」)到此為止。
    可惜良藥苦口,強力部門繼續蠻幹,終於釀成十二月三十日「李波事件」,震驚全世界。劉總非常心痛,習李王深化改革聚攏的人氣、形象,在港澳回歸近二十年聚攏的「一國兩制」的脆弱信心,在港澳台及西方世界一下子化為烏有。北京縱使花上千百億元搞外宣,亦挽不回之前的正面形象。《前哨》亦被迫強勢反擊,對中共形象雪上加霜,何苦來?
歷年與公安國安的溝通關係

    劉總坦言,該篇文章意在阻遏「書店事件」繼續擴大、惡化,最後不可收拾而害苦習近平。可惜或許萬事纏身的習總無暇顧及,而身邊智囊又未予重視,所以,雖然據說十二月號在京城引起很大震動,但震動性的話題是「誰是新版令計劃?」,相比之下南粵一隅發生的自屬「小事」,於是月刊出版三十天後,十二月三十日,李波「免回鄉證自願抵深」。習近平食定「踐踏一國兩制」死貓。
    第五部分:《前哨》歷年與公安、國安的溝通關係。
    劉總與公安、國安溝通對話逾三十年。一九九一年《前哨》創刊後,在這一基礎上保持了與兩部門人士的溝通關係。
    兩個部門同屬胡錫進定位的「強力部門」,他們的共同點是,行為手法都似黑社會,且都與黑社會勾結。而與劉總溝通的方式截然不同— 國安是經常式來港登門「探視」;相比之下叫公安「無膽匪類」並無不妥,因為其與劉總的溝通方式,多數是通過中間人,而且時時超越「工作範圍」甚至利誘劉總同流合污。
國安方式霸道但作風尚算清廉

    在行事風格上二者區別也涇渭分明,國安較少在工作中夾有私人訴求,應屬正派。但缺點常常在「工作範圍」內提出「非份要求」。而劉總願與其溝通,是因為其糾纏不休,又不想反臉兩敗俱傷,只好接受。更是力圖守穩自身出版權益的同時,在某類傷害已鑄定難消時,幫本港同業避凶趨吉,將人身安全或經濟損失降至最低。
溝通對話,據理力爭

    劉總堅守的信條是:對話、溝通甚至合作都無可厚非,並非因為我喜歡你,只是因為你的強勢存在,我在明,你在暗,為免誤判,規避風險,避免矛盾激化、兩敗俱傷,所以溝通的大前提是堅守道德原則,決不出賣良知。
    這就不可避免地與國安碰撞不斷:你說這本書不能出,只是奉上頭命令行事;我說能出是逐條擺出理據;你想了解某出版社商業資料、你要知道某作者筆名後的真名,對不起,這是職業操守,我決不會說······正因為如此,雖然每月一探誠意十足,但劉總與國安的關係永遠談不上融洽。
公安多假公濟私行為骯髒

    相比之下,劉總更不願與公安打交道。因為國安充其量希望你「聽話」,而公安除了要你聽話外,更要求你與他同流合污。相比於國安人員公事公辦,公安則大異其趣,常常對劉總提出與工作無關的私人拜託,而且幾乎都是見不得人的骯髒勾當,臭不可聞。劉總當然拒絕「合作」,所以違法留難員工之舉一定得到不少公安的支持。
    在與北京上層溝通獲兩點回應就不了了之之後,中間人或許受到壓力或上層認為如此溝通不妥而隱形,而廣東國安朋友隱形兩個多月後就適時出現,置換了劉總與強力部門協調的中間人角色。
中間人轉換成國安人員

    國安朋友仍是如當年去東莞查案的和稀泥角色(見《致孟建柱公開信》),極力為強力部門辯護,不斷向劉總暗示及轉達強力部門對劉總的不滿態度及掌握劉總不少「情況」,事情可大可小。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劉總明白,此事最好到此為止,不再追究。
    然而,「東莞公安」卻不是到此為止,仍然小動作不斷,甚至進入二○一六年二月,竟然再次電話騷擾該名《前哨》員工。餘話後敘。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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