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香港回归六周年纪念日，五十万市民冒着骄阳似火的酷热游行，反对董建华政府不顾民意拟强行通过23条国安恶法。与此同时，参加大游行的市民还强烈表达了对董建华政府六年来施政的不满。五十万人大游行，令特区政府、北京当局和全世界出乎意料，大为震惊，形成了一股极为强大的政治压力。在强大压力和风暴骤起面前，政府高层出现严重分化，身为行政会议成员的自由党主席田北俊突然辞去行政会议职务，使得政府因在立法会中票数不够，企图在七月九日通过国安恶法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不可能而不得不宣布押后立法。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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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九日，五万市民在立法会外集会，主题诉求是「反对23，还政于民」，要求普选特区首长和所有立法会成员，在香港建立民主制度。集会中喊得最多最响亮的口号是「董建华下台」。七月十三日，再有两万市民举行「二○○三民主大会」，同样提出建立民主制度、普选特区首长、董建华下台的诉求。

香港局面令中共处于两难

    对香港市民而言，这是辉煌的七月；对董政府而言，这是黑色的七月。北京对此感到极为震惊、尴尬、棘手、不安甚至焦虑。他们终于看到自己一手钦点、扶持、力挺的董政府是多么的无能，多么的不得人心，多么的「深负朕望」。七月一日大游行之后，北京多个部门派员到香港了解情况，全面接触各阶层各党派人士。北京力图搞清两大方面的情况，一是反对23条立法、倒董以及还政于民等大游行、大集会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二是董建华政府六年来的管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董建华还有没有施政能力。

    北京力图清楚了解这两大方面的情况，是基于对两大问题的评估和必要时做出相应的对策，一是未来四年若依然由董建华和现有的领导班子管治，香港能否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复苏？若不能，怎么办？二是按照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二○○七年根据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将可以全面检讨现有的特区首长和立法会成员的选举制度，届时，普选特首的压力从体制内到民间都将排山倒海般难以遏止，北京和特区政府都将陷入两难之中。若强行压制，香港恐怕会发生动荡，国际社会也将做出强烈反应；若顺从民意，实现普选，建立民主制度，北京对香港特区的政治控制将瓦解。更可怕的是，一个真正建立了民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香港，对中共的那一制、那一国，将构成巨大的政治影响和冲击，中共的一党专政会感到祸起肘腋的威胁。

    上述两难都不是中共实施一国两制的原意。中共实施一国两制的如意算盘是，收回香港主权治权，政治上可以控制香港，经济上继续让它生金蛋，继续保持它的巨大价值。可惜回归六年，中共的这个如意算盘已经越来越难打响。今年的七一大游行更是一个分水岭，不仅算盘难以打响，而且还有被彻底打碎打烂之虞！

董执政之初获中央最高信任

    北京的对港政策陷入这等窘态，当然和董建华的施政有关。当年江核心钦点董建华以「黑马」胜出，中共方面和本地左派未必一致看好。但有江核心的中共最高层力挺，董建华在执政之初自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最高信任，董建华也踌躇满志，放手大干，要做所谓「强势特首」。

    然而董建华志大才疏，无论政治、经济、行政、组织、公关、应对危机等各方面的能力都不强，又任人唯亲，只喜欢自己友，结果被一群只会空喊「爱国」的左派们和趋炎附势者所包围，六年来推出的一系列治港政策或倒行逆施，或好大喜功，或草率行事，致使香港经济江河日下，民怨沸腾，香港前途岌岌乎危矣。

    董建华的无能和治港劣绩早已引起香港各阶层、各界人士、各政治派别甚至左派阵营中一些人的强烈不满。各类倒董明潮暗流早就在香港奔涌。然而董建华毫无反省精神，也毫无自知之明。他把问题推给四个方面，一是自己的权力还不够大，公务员系统中的港英旧班底不听他指挥，他的所谓「治港理念」无法贯彻；二是金融风暴导致外围经济环境恶劣，香港无法不受影响；三是港英时代搞了「泡沬经济」，现在破灭了，留下了一大堆问题；四是香港经济出现结构性转型，香港要靠中国大陆才有救。

    于是我们看到董建华在中共支持下逼走了「港英旧班底的代表人物」政务司陈方安生，打破公务员体制的管理和领导模式，推出了一个令特首个人大权在握的所谓「高官问责制」，并改组行政会议，把立法会议中支持自己的政党领袖拉入行政会议，以强化「保皇党」支持自己施政。

    与此同时，董建华不断伸手向北京要优惠政策，要「中央照顾」，声称只有这样才能令香港完成转型，经济起死回生。

北京为挺董付出沉重代价

    董建华自身存在的问题，中共方面不是完全没有察觉，朱镕基就曾经公开批评特首施政「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可见回归数年后，北京对董建华已渐生不满。但是要令中共「换马」也不易。

    二○○二年，董建华任期届满，若此时「换马」顺理成章。据透露，老董也有「倦勤」之意，曾向中央表明不拟连任特首。但结果是，中央硬挺董建华再干一届。这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北京暂时找不出一位同样十分信任、各方面条件又比董建华好的人，北京受此局限，是由小圈子集权政治的反人民性、反民主性和排他性决定的；二是董建华由江泽民钦定，董建华的去留与老江的面子关系极大，二○○二年正是江泽民在政治权力上退与不退的敏感时期，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长久存在和大权依然在握，支持董连任，是老江要走的一步棋；三是中共认为回归之后香港内部一直有一股「反中乱港」的政治势力和国际上的「反共反华」势力相「勾结」，不断策动「倒董」，为了「粉碎其阴谋」，为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北京也要支持董建华连任。

    于是，董建华继续担任特首，不仅是小圈子、假选举的政治游戏，而且成为中共、江泽民玩政治斗争、要个人面子的一场政治赌博。为了嬴得这场政治赌局，为了表明支持董建华连任英明正确，北京对董建华也真是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希望他争口气，把事情办好，不负重托。高官问责制、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合作、港澳珠大桥兴建，统统都依了他。

    对董建华施政而言，高官问责制是他的救命稻草。有了高官问责制，有了一批他亲自挑选的所谓「施政理念一致，精诚团结」的政府高官，他就可以扭转乾坤，成就辉煌。

    但是，高官问责制一出笼，几位高官就犯错出事，引起民愤，对此，董建华不但不让这些犯错出事的高官负起承担的责任，而且袒护有加，甚至还赞扬某位以权谋私的高官「情操高尚」。不到几个月，高官问责制在诚信方面彻底破产了。

北京对董失信心但坚持挺董

    然而，不断犯错的董建华继续他的犯错。终于在企图强行通过国安恶法问题上撞了大板，跌了大跤，险些酿出大祸。高官问责制下的官员眼中只有董建华，只需向他一人负责，根本不理民意，在硬销国安恶法时狂傲不倨；行政会议、立法会议中那些「爱国老左」们更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对香港广大市民反国安恶法的民意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董建华以为用这种悍然不顾的粗暴手段通过国安恶法，就可以在北京和世人面前一洗其优柔寡断、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之颓势。他以为简单粗暴、速战速决就能打胜这一仗。结果他败得很惨。求胜反败，求荣反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大大低估了人民的力量，大大低估了一个不得人心、倒行逆施的东西会遭到人民怎样的强烈而韧性的反对。

    面对董建华的大惨败，面对数十万港人高呼他下台的政治压力和由此引起的管治危局，北京怎么评估和对待这只类似「跛脚鸭」的董建华政府未来四年的管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为了稳住局势，为了表明中共对港决策一贯英明正确，北京还要在政治姿态上继续挺董。七月十九日董建华去北京述职，受到胡锦涛、温家宝接见就是这种姿态。

    问题是，北京虽然对董建华的治港能力已大大失去了信心，但在种种局限之下如何亡羊补牢呢？以基本法的规定，中央政府并无在执政期间罢免更换特区首长的权力。为了政治影响，中共方面也不会在幕后逼老董辞职，更何况更换香港特首比更换任何一位省委书记、封疆大吏、中央部长麻烦得多。因此，北京目前还是要硬着头皮力挺董建华做完任期。

距离市民政治诉求相差甚远

    但是由于北京已严重怀疑董建华的治港能力，清楚看到他在香港的民望极为低落，因此，董的治港班子必须做出调整。董的治港态度和方式也必须做出调整。执笔本文时，董建华最为依重的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一天内相继辞职，说明董建华的治港班子在危局冲击下已迈出了不得不调整的第一步。接下来行政会议的组成调整也在舆论民情压力的关注之中。行政会议是董特首的智囊班子，也是决策班子，全部成员由特首任命。董特首在任命成员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友，是所谓治港理念相同者，其次是酬佣那些自己的「政治关系户」、「政治同盟军」，与此同时还会从立法会议中吸纳一些听话的没有主见的支持者，以便利用行政会议的「集体负责制原则」令这些成员在立法会投票时必须站在自己一边，保障控制立法会多数票。这样的行政会议组成令董特首绝对处于偏听偏信之中，和社会现实、主流民意相脱节。今次政府硬销国安恶法，行政会议一些成员表现极为恶劣、激化矛盾、引起民愤就很能说明问题。因此行政会议重组，广泛吸纳有代表性的不同背景和意见者，是董特首改变过往施政的必要条伴。

    除了治港班子的组织调整之外，董建华的治港态度和方式也必须调整。七月十七日董建华举行个人记者会，非常罕见地单人匹马回应市民的多项诉求。尽管他依然表示不会辞职，也不肯向公众明确道歉，但已坦言承认执政六年来的过失，承认政府推行政策若不理市民感受和诉求根本行不通，表示要以开放的积极的谦虚的态度听取各方面不同的意见，对23条立法也不设时限，重新谘询公众意见。记者会上董建华还提出了改进施政作风的八个方面，包括定期与各政党、意见领袖会面，透过不同方式保持与市民紧密接触，指令所有政策局开放议政渠道，建立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等等。

董的态度没有根本转变

    董建华的态度转变目前只停留在工作方法的层次，距离广大市民要求建立民主制度、还政于民的政治诉求相差甚远。与其说这是董建华的态度，不如说这是北京的态度。中共是惯于用所谓工作方法的转变来遮掩或企图化解根本性的政治矛盾和政治问题的。北京现在挺董，正是要他在香港问题上也走这条路子。然而他们能够成功吗？（争鸣8月号敖峰讯） (博讯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