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子衿：谢选骏神话研究推向了更苍凉的远方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8月23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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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时候听说过一个故事，关于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当敌人打进来的时候，阿基米德冲上去，大声呵斥对方别动我的圆，用生命保护自己在研究时候画在地上的圆。这故事文学化了，查得到的正式资料说其实是写在地上的公式，圆在这里很形象，实质上不与公式相冲突，它一直让我有一种激动，这个圆在我眼里有一个象征意义，我的太阳，科学的太阳。 (博讯 boxun.com)
这是一个事实的圆。
这是古希腊学者说我的知识好比一个圆的圆，知识越多，接触到的未知越多。
这是地球是圆的那个圆。
1
我对中国逻辑学历史缺乏常识，但是，我知道，抗战时期，入川执鞭的陈望道教授，在迁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主讲的逻辑学，也仍然在使用“论理学”这个名称，不知就里的人，很容易就被把它和伦理学混淆在一起。其实，连因明学这样的逻辑探索也一直躲在庙宇里，在高僧们功课之余的寂寂闲暇里，如果在印度佛教还存在激烈的口头辩论，在中国它冷漠了许多。玄奘曾给嫡传弟子窥基秘密开讲因明学，但是，关于逻辑的知识，最终还是没有脱下宗教的论理袈裟，独自地传播给越来越多的人。
玄奘千里迢迢从印度带回的经书和知识，逐字逐句翻译给了汉字，佛经里的伦理、道义、戒条终于在一条更开阔的语言大道上滚滚奔驰，转轮不止。相反，一门逻辑科学却只有在摈弃旁人参与严防偷听的情况下传承，这样的传承象许多民间秘方的故事一样脆弱，它只有等待经过许许多多偶然机遇碰触到这根线头，这非常困难，苛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中断。
2
当年嵇康游洛西，暮宿华阳亭，夜阑人静，引琴而弹，忽有客至，接过琴弹了一曲《广陵散》，声调绝人，这位神秘夜客把这首曲子传授给了嵇康，嵇康一直将其束之高阁，秘不传人。嵇康后来坐事被诛，临刑，望着飘飘摇摇的日影，最后弹了一次《广陵散》，说起往事，有人曾经要从我学《广陵散》，我没有教授，最后说了一句痛彻肺腑的话：《广陵散》于今绝矣！
《广陵散》终成绝响，当然《广陵散》是一个极为令人欣慰的例外，《神奇秘谱》终于还是把这首古曲留下来了。它广泛地在民间流传，也就在不同地域被不同的人阐释得千姿百态，我在听不同风格的《广陵散》时，我不愿意去想象，假如真正在嵇康时代就已经戞然而止，那将是音乐史的怎样的一笔赤字呢？
3
周作人先生在《中年》中写道：“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我想，我们与其伪善还不如真恶，真恶还是要负责任，冒危险。”
“五四”时期的学者们改变了一点我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了一点我们的思维水平。然而，事情远比想象复杂和暧昧，几千年的文化堆积，十几个亿的人口，这本身就是一个缺乏透明品质，本身就是一个汇集了许多糊里糊涂的疑惑、迷乱、反诘的巨大问题，擦去这个问题不是轻而易举的。新文化运动科学和人文启蒙，最终撞在了五十年以后的一块巨大的暗礁上，文化大革命的反理性和反人道的灾难，既是一种嘲弄，也为我们提供与新文化大师们精神遭遇一脉相承更加巨大的问题。我们在历史进程中无数次遭遇过并将继续遭遇这些障碍、陷阱、樊篱，我们会反复经过那片荒原。
4
1813年，英国人戴维最先做从氢氟酸中分离氟的试验，他的试验不仅没有成功，他的健康还受到了损害；诺克斯兄弟接过了他的工作，其结果是一人中毒死亡，另一个修养三年才恢复健康；卢悦清楚地知道诺克斯兄弟的遭遇，仍然继续探索，光荣殉职；弗里曼毅然地继续着卢悦的事业，直到法国科学家梅逊提取成功，由于长期接触剧毒物质，他仅仅活到50岁。
就整个化学史而言，氟这一章节也许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奇迹。我所真正关心这一事件不是散乱的，它以连续的独立发展脉络缩写了科学史，这一事业的冒险、牺牲和神圣的精神意义，直到引入西方教育格物学科时，中国的化学还在炼丹炉中跳跃，这样的实验与技术最终没有熬炼出一门学科，却固执地与反复证明谎言的真实混淆在一起，比如长生不老的终极性命题。
我常常是不斤斤计较于国家、民族这些概念的，但是，正如一个外国商人站在长安街头望着那样密集的人流惊叹和感慨：没有理由不和这么多的中国人打交道。即使站在一个孤立角度，我也仍然将为这个民族所吸引，曾经显赫曾经历尽苦难劫波的时间形态和众生济济的空间形态，我既有判断同时有更多的困惑和问题。我即使是一个日耳曼人、尤太人、俄罗斯人，我也会注意这个民族，我会关注它的悲欢离合和沉浮，我仍然要站在空寂的神殿里与千年孤独对话。
什么才是他们要的幸福生活？
5
这就是圆，它不是皇帝圣旨御赐的珍宝，也不是父母生养的血缘和九族五服的亲戚，也不是情人的绣球、荷包或一簇秀发，不是闪光耀眼的金币，不是食物，不是美人甚至不是水……但是它超越了这一切现实，它一无所有，傲视天地。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在讲科学家的故事中知道它，我当时无法理解一个抽象的圆，没有意识，没有生命，没有情感，冰冷的圆，为什么会具有这种吸引人死亡的神圣庄严？我似乎可以看到它闪着寒冷的银灰色的光芒。
不止一次听到或者读到一些议论，貌似高远，实则孤陋；貌似通达，实则狭隘。象是一个平庸的私熟先生在指点迷津，科学和技术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方式，凭借现代科学搭建的现代社会面临大难临头。这话反过来说，似乎这世界上在科学和技术之外，还存在一种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方式，似乎古代社会很安全。我知道的是只有知道了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才可能发现和接触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才对那些问题产生深切的关注，其实，科学真正的前沿关心的，恰恰是科学没有解决的问题或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不仅继续追问，在精神上缺乏科学精神时，在科学意识隐晦不清的处境，这样的夸夸其谈表明了我们受到了更大的困扰，没有超越科学就不可能完成科学批评，所以，我还是倾向于激扬一种精神，用佛家语言表达：广学多闻，难学能学，尽一切学。
6
为展示一面我看到的那个反科学世界的镜子，我想引用一个成语故事，杞人忧天。
杞人，夏王朝时期居住在中心地区的一些居民，他们对日月星辰等宇宙天象、地壳运动有很浓厚的兴趣，他们的兴趣和探讨这些活动，在《列子》成书的东晋时期，已经流落为笑柄忧天是一种嘲弄。当杞人忧天从《列子》中归纳为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成语时，科学精神滑落，已成为正面的意识形态了。
神话学者把我注意的这个问题推向了遥远的神话时代，差异发生很早，也不是偶然，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早期就已分道扬镳，天候、地理、自然资源，迫使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我选择两幅作品来说明史前的差别：山西朔县峙峪的旧石器晚期骨雕和欧洲著名的莱••••物络绎亚•费莱尔洞穴壁画。在骨雕上，看到的是简洁优雅一定抽象持有柄武器的猎人、羚羊和驼鸟，这些被统一在单纯的线条中，宁静的空白是整个画面的极大构成，我可以从看到敦煌的飞天和柳宗元的《江雪》。在壁画上是巫师和布满整个画幅的奔走的野兽，被各种形象所充满，大面积的色块，写实、动荡、奔放，并且有一种巫术力量的存在，这些可以联系到毕加索分析的立体主义作品和未来派对运动的偏执。这两幅作品可以使我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有某些预感。
谢选骏神话研究推向了更苍凉的远方，他所阐述的天命表明很早就开辟了一条伦理的官道，再没有热情选择歧路，更没有勇气从荒芜的野地里踩出小道。我们的生活就这样，天命从属伦理，带着俗世道德，天命与超越善恶的命运比照，添了一分人伦，少了一分自在；添了一缕脉脉温情，少了一丝寂寞苦清；靠近了民间，远离了公正的超然物外。
上帝变得空洞了，遥远了，隔绝了。
人类的不可逾越的外在规则也就变得模糊、依稀，人间的立法者获得了空前的权力。这落座在极度权力而迅速崩溃的秦朝。
首先是神话色彩很浓的上帝，让位于政治伦理意味的天，这就阻止了宗教神话发展为统一的神系。那种所谓的道德继承故事，确认的却是血统继承，周王族有意改造殷的天命的用意是明显的，他们进一步确认了社会和社会财富的私人性。
天理、天道、天经、天谴、天良、天年、天子……天命观念里细细的涓涓流水滋润着动乱时期的农业文明的田园风光，也构筑了耕战为基本国策的金壁辉煌的帝国宫殿。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
有物生焉，
天何言哉。
我如果能够继续清醒地回溯历史，那么很快就会发现，在使用天命的人手里，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纳入天命的加持。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受命。周朝初期锐意于改造天的观念，对天他们已充满怀疑情感，编撰了天命的新的谎言，他们还把功归于武王的德，天不可信，一语道破，自己在变天时也揭穿了自己。那么我执迷不悟地盯着天，目不转睛，忽视了世界的复杂与交错，我依靠的最踏实的东西就已经虚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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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子衿１
初来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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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2发表于 2007-8-2 20:41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7
叶永烈对我来说可以标志一个写作和阅读现象，我和我这代人很多读过他的科普文字，这些年他转向到了的纪实文学，许多政客、官僚这些题材，许多现当代的政治事件，他写什么原本与我无关，我说的是我阅读的感受，我看到的是多了一个形色匆匆的纪实文学作者，少了一个启示一代少年心智的科普作者，这一变化和另一个令人伤感的现象联系在一起，我偶尔也注意一下科幻电影、小说、科普读物的市场，在中国那本是贫瘠的土地。那个年代的叶永烈及很少的几个科普作家，给我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为我植入了精神，所以，我后来特别喜欢爱因斯坦、波尔实验室里的那些睿智、幽默的科学家。
风云诡谲的权力撕杀，讨价还价的秘密，政治恶棍的暴发，通过叶永烈的写作兴趣转移（我说的是前些年的纪实文学现象），很快挤占了科学普及可怜的市场分额。我知道的中国作家很多，弄弄文字之余，写几手毛笔，弄几样乐器，哼几句戏曲，有点烹茶品茗、谈禅论道资本的人，大有人在，但是，很少在物理学、化学、工程技术上有造诣的，甚至“五四”的学贯东西的大师们（他们在知识结构上强过现在的很多学者），也缺乏文艺复兴式的人物，美学、科学、哲学的三桅帆船没有出现在我眺望的海面上。
后来占据独尊地位的儒学，很早就解除了科学的武装，一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它阻止人们超越日常的经验；一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它告诉人们对敏感的可能导致不好的后果的真相保持缄默，对社会模糊和隐瞒观点。这样，越来越难以听见和看见，突发的歌声和笑声、异常的色彩，这些可以引导我们认同精神反叛的价值。
8
太阳蹲居在行星穿梭旋转的中心。
一个叫尼古拉•哥白尼的波兰人对天空有很深的兴趣，开始测量星球的高度、轨迹，研究天体运行的规律，他操作着简陋的工具和仪器，望远镜要在百年以后才出现，这位大师具有文艺复兴时期巨人们的共同特点，就象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们，屗博学使他们在很多领域都很出色，诗人、物理学、经济学、政治家、科学家、教父、油漆工。哥白尼先后在克拉科夫大学等几所大学攻读法律、医学、神学和天文学，在那个时代，他的满身学问使他选择了一个较好的职业：牧师。
他搜索着浩瀚的天空，我想这里会有很多不眠之夜，他的眼睛浮肿，目光并不犀利，也不神采奕奕，而更多的是疲倦的神色。他肯定被他看到的结果震惊了，因为他发现，天体完全不是托勒密说的样子，也不是《圣经》肯定的样子。他对这里产生的怀疑感到既兴奋又恐惧。他肯定对这种怀疑也产生过怀疑。
难道托勒密错了？
难道亚里斯多德错了？
难道《圣经》也错了？
也许，是我自己错了？
于是反反复复地观察，整理思路和分析因果，绘制图片，核实资料，检查数据，验算，最终还是一个结果：众星拱日，地球还有其他一些行星环绕在太阳周围，还有一些卫星绕着行星旋转。哥白尼清楚地知道他的结论将遭遇怎样的反扑和障碍。《天体运行论》序言这样预料：对数学一窍不通的无聊的空谈家会摘引《圣经》的章句，加以曲解来对我的著作进行非难和攻击。对这种意见，我决不予以理睬，我鄙视他们！
他还是比较谨慎，试图躲开那些礁石和风浪，1510年，他只为此写了一篇《短论》，对那个与他对立的世界旁敲侧击，这篇论文没有正式发表，却在学术界广泛流传了20多年，哥白尼答应出版《天体运行论》原稿已经是3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为了克服困境，他做了最后的努力，在扉页上题写“献给教皇保罗三世”。但是，这不可能绕开激烈的舆论围攻。好在哥白尼在接到从纽伦堡送来的样书的同时，就心安理得地停止了呼吸，他没有受到多少肉体折磨和精神打击。
日心说理论的传播使我注意到的另一个问题，学者间的交流，学院与教授，杂志与出版物，这使教会没有完全控制局面，这不仅使哥白尼的理论不胫而走，也使欧洲通过自己的力量走出中世纪。首先是莱蒂克斯这个25岁的青年学者，他走进了哥白尼的世界，哥白尼对他的深深吸引，使他最终在那里居住了两年，而不是原计划的几个星期。他写了一封长信给纽伦堡的教授，1540年发表在当地一家杂志上，作为第一篇介绍哥白尼的文章，它贯穿了学者、教授、杂志这条线索，这是比较完整的思想传播的枢纽，个人的学术成果迅速变成社会公众的问题和知识。
9
很快，布鲁诺走到了罗马广场的焚火里。他本是黑衣僧侣，他怀疑圣餐的饼和油与基督化体的关系，以清净观念，开罪教派，逃亡英法，教授为业。对故乡的思念把他带回意大利，一踏上国土就被异端裁判所捉住，监禁几年后定了死罪。
很快，伽利略踩着布鲁诺的脚印出现在宗教法庭的被告席上。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景象，哥白尼和布鲁诺都是神职人员，伽利略最初的理想也是做修道士，也曾经在僧院里生活，对数学和哲学的迷恋使他改弦更张，为此激怒了父亲，又使父亲无可奈何，这一轨迹的延长线使我最终看见他反抗天命，反抗一种强大的意志。它卷起的风暴越肆虐，一个崭新的太阳的光芒使教堂尖顶的阴影飞扑向大地，空虚和恐惧就越来越浓郁地聚集于空空殿堂，黑色的僧衣迎风鼓荡，在阴暗的光线里。
伽利略在解释潮汐现象时，觉得哥白尼的理论能够帮助他克服遇到的问题，由此被引向了天文学领域，潮汐使他从此过上了动荡的生活。
1604年，他为一颗新星的发现举行了三次演讲，他情绪激昂，听众踊跃，他指出亚里斯多德的理论应该忘记，他宣讲大哥白尼理论，也激怒了站在他对立地方的那些人，他们没想到还有人想推翻这个世界，他们不敢想象那是怎样的后果。
在布鲁诺身陷囹圄的7年时间里，伽利略去帕多瓦大学苦心研究哥白尼学说。伽利略知道布鲁诺的情况，被捕，坐牢，死刑。布鲁诺死后10年，他制作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天文望远镜，这是技术促进知识增长的又一例子，他不断摆弄他的望远镜，使放大功能从3倍提高到30倍，他因此比哥白尼看得更多更远，在望远镜里出现的是苍古斑驳的风景：
月亮凹凸的表面、许多小星聚会的银河系、金星的变相、木星的四个卫星、太阳上移动的黑子……他把他观察到的现象和关于这些现象的推论，写信告诉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得到了热情的肯定。
当然，望远镜可以把星空带到伽利略的瞳孔里，却暂时改变不了很多人的信条、无知和讹诈，他比布鲁诺更谨慎，同宗教界周旋了一些时间，结交了一些教门里的朋友，他毫不掩饰的支持哥白尼和生动的文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但是，他的对手们不会对此熟视无睹，他们依赖的秩序正在被打乱，许多隐秘的事物已经撕开了难看的口子，他们只好再次翻开《圣经》，咬文嚼字，寻章摘句，非难这个强大而孤单的斗士。罗马教皇坐在森严的木椅上发出严厉的警告，勒令反省，否则科以监禁。一个现代读本上说“在严刑拷打的审讯面前，他拒绝下跪谴责哥白尼的学说，表现了令人赞叹的斗争精神。”这显然戏剧化了，与现实有偏差。
伽利略有条件地服从了教会，这使他可以回到实验室悄悄地继续他的实验，1623年，他小心翼翼地发表总结实验成果的著作，他尽量不涉及哥白尼学说，剔干净与《圣经》抵触的词句，这样通过了教会的审查，这段时间是较为轻松的日子。第二年，教皇驾崩，接替教皇的是伽利略的朋友，伽利略巧妙地写作了《两种学说的对话》，他为该书设计了煞费苦心的结构，三个人一起对话，其中的人分别代表托勒密和哥白尼，还有一个旁观者，对两人的讨论作出判断，伽利略没有参与意见，也没有提供结论，他藏在著作的外面。他带着书稿再去罗马，请求审批出版，主管此事的主教审阅了该书，命令他增加序跋，说明哥白尼学说只是一种假设，反对托勒密的论据是说明问题的反问设难而已，伽利略遵命照办。他这一策略使教皇以为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没有亲阅稿件就允许刊印这部著作，得到了审查许可证、教皇批文使《两种学说的对话》于己于1632年问世，这本书形式活泼、语言生动，人们通过书中的比较更加信服哥白尼，神学家终于从严重的传播效果中对伽利略的动机恍然大悟，教皇伍尔邦八世也认为自己受了欺骗和背叛，他们愤怒地站起身来，他们要对反叛者施加惩罚。
伽利略再次被传到罗马受审。
他显然更加孤独了，七旬老人，体衰多病，希望在佛罗伦萨受审，医生和亲友的请求遭到教皇的拒绝。在亲友的搀扶下在一次路了，1633年抵达罗马，立即被宗教裁判所监禁。在法庭上，一次又一次的过堂，长期幽禁，倒不是要给他定罪，他的罪名已经非常明确法庭的目的是逼迫他否定自己，批评并让你自我批评，探视他的亲友、他的女儿写给他的许多信函都哀求他，但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忏悔的。
法庭最后决定对他进行严厉审判，严厉审判不是严厉的审判，而是具有特别程序的断案方式，在实施五个司法步骤之前，也会讲清楚被告将经历什么，并且告知还有忏悔的机会，他所经历的严厉审判是他一生经历的空白，没有律师，没有旁听，没有证人，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向人谈起那些细节。我所知道的是，三天后，法庭释放了他。他根据有“异端嫌疑”的判词的授意，做了忏悔：我以我双手说按的圣福音书为誓，我摈弃憎我过去的异端邪说……我现在宣布发誓说：地球不绕太阳而运行……
10
我读到这段话有熟悉的感觉，我似乎在哪里听说过，最终想起来郭沫若，1966年，谁都知道这年发生了什么，他在一次会议讲话时说：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段话给人留下不大也不小的震动，因为郭这位早年以诗歌《女神》、话剧《屈原》、历史研究影响过人们的作家，在生命最后的30年时间里，只有一部关于文学的学术著作《李白和杜甫》，立论上偏差很大，论证上连基本事实也偏差。
1953年，他为成都杜甫草堂书一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1958年，毛泽东在草堂流露自己对杜诗的个人兴趣，在58年这个背景下，他当然更不可能喜欢杜诗。1962年，郭沫若在广州放言谈诗：“对杜甫我就不喜欢”。1964年，他再次为草堂撰联：花学红绸舞，径开锦里春。我从两幅楹联比较，看到了学者们指出的写作《李白与杜甫》的悲哀。
11
地球还是绕着太阳在运行，谁都不能否定这一事实，即使是伽利略本人。伽利略终于再次选择了迂回的姿势，在哥白尼学说上，他以妥协而挺进，与刑具抵抗无法使他重新拥有所剩无几的时间，他得到了“宽恕”，被软禁起来，可以继续著书立说，《运动的法则》就是这种状态下写作的，这部文稿被朋友秘密带到荷兰出版，这部重要的物理学著作里的许多事实，使牛顿后来据以发现运动的三个定律。
然而，这部20万字的书，却是一枚苦涩的果子。
罗马教庭在伽利略案件的审理上，不但引起了知识界的愤慨，也引起了宗教界的部分同情。在审判伽利略的10名红衣主教中，就有3人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如果它是现在的陪审团，那么伽利略当时就无法定罪。
哥白尼学说影响了中国乾隆时的文人，那已经是传教士们不遗余力地在许多城市布道之后，朝廷中有人呜呼：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天体和天命已经不可调和，冲突撕缠到我的年代。天体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天命说好了是对人间的道德掂量，说不好是别有用心的利益目标的隐蔽表达，它混杂着神秘主义、未知事物、政治利益和人心叵测，天体要消除而天命是有意维护信息不对称。到了鲁迅的那个“五四”时代，天体和天命越来越难以折衷平衡。
再引一段武则天时期荆州俞文俊上书：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山变为实。这和前面那段话几乎都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千年一个口吻，一个语调，一个道理。唐朝开国，追认老子为家族祖宗，崇尚道教，李氏家族与天命靠近了许多。武则天亲政，提倡佛教，改写李唐王朝，以便自己更接近天命。在她的时期，新丰县地震，平地堆阜，则天皇帝遂改新丰县为庆山县，诏皇家禁匠，按皇宫中的制度和结构，在庆山寺营造舍利塔的复道，普天同庆。这就是天命，没有最终的归宿，糊里糊涂，把所有事物带入尘寰，搅在一起，对它的解释是暧昧的，暗示与明确相互混杂，所以它完全可以适得其反的结论，无论夫妻、父子还是君臣关系，还是自然、社会秩序，都含糊其词地相互贯穿。
那已经是汤若望1650年在北京建造宣武门内教堂之后，他最初慎重、扭捏地把教堂修筑成中国式样，后来，闵明我等最终把它改造为西式建筑。
那已经是明代中叶上层官僚集团流行钟表这种西洋奇器之后。
那已经是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起翻译《几何原本》之后。
1723年刊印的《数理精蕴》介绍了欧洲传入的代数学，其中有三次方程的求根方法。明朝学者梅瑴后来发现，13世纪郭守敬《授时历草》、李冶《测图海镜》中早已用此法，代数在郭守敬的年代叫天元术，不过到了《数理精蕴》重新把它从西方引入中国学术界时，它已经湮没无闻四百年了。
思想和生活都压缩到了很小的空间，李叔同在家吃素和念经可以被认为高雅，他一旦真正一跺脚走入空门，却在周围的人那里引起震动，他们试图尽力挽留他，他们多少感觉这是越轨行为，一种与生活背离的现象，我足以体会反叛或超越的难度，你不走远，你得回到我们当中来，这个秩序要把一切放进去。
生活有自身的进程，很难改变、加速、扭转，大致在哥白尼研究天体问题的时候，中国的天文学家也在面对一个天文历法问题，万历38年，根据大统历预测，十多次月蚀误差已达一二刻甚至四刻。
一个从来没有证实过的天命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甚至嵌合在我们的面容和体形之中，与掌纹、痣任何细枝末节都是透露玄机的痕迹，最流行的明朝相书之一《柳庄相法》序言开门见山地写道：人同天地相合五形。这样的神秘联系，在汉代董仲书关于天的哲学见解中就已经确定了它的支点，由此转动一部斑斓驳杂的相术理论。
董仲舒把自然界的灾遗现象与政治神话结合起来，“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
事情没有一个客观的不随人的意志转变的指向，也就不存在公正的追问，对同样的事物的判断，需要它在什么样的序列中，如果他是官僚或平民，丈夫或妻子，父亲或儿子，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从生理、心理到人生哲学、自然哲学混杂在一起的观念，使文人或士大夫们形成虚伪的自我完善，所谓清静平和、自然适意、养气修身，我这样说是因为它很少经得起科学的考验。
在农业和混乱动荡中，我们缓慢冗长、周而复始的春耕夏耘秋收东藏的时间，我们反复循环耕种的土地，我们不断建立和摧毁的王朝，我们不断统一和分裂的国家，我们延续着祖先的生产技巧和生存策略，我们越来越缺乏想象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越来越偏向直观经验，越来越僵硬的伦理/政治构筑了鲁迅先生比喻的那间铁屋子。
道教和佛教在经历了非学术的相互谩骂、讽刺、污蔑之后，在儒学的调停、斡旋之下，坐到了一张圆桌上，进行学术性和仪式化的对话和混杂，结果是不断地在人间道德方面相趋融合，作为后期石刻艺术的大足石刻，给我比较深的印象之一，就是它的思想如此，它的正面说教的形象也是如此，甚至在反面的形象上也透露出人间的美貌。
礼部建议由中国学者（官员）和西方学者（传教士）组建一个改历小组，没有得到批准，1481年，正定教谕俞正已经提出这一要求，因此下狱。这样断断续续的争论、提议与驳回，在朝廷里周旋了一百多年，直到1629年5月1日，钦天监据大统历、回回历的推算的日食未被验准，余光启以西方历法预测的结果得到了证实，这次崇祯皇帝不得不决定改革历法了。
这项工作由徐光启督领，选用精通西洋历法的李之藻，教士有龙化民、邓玉函，邓玉函上任不足1年去世，又调罗雅谷和汤若望。中西方学者忙碌了5年时间，把新历定名《崇祯历书》，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西洋新法历书》。中国学者对西方历法的怀疑或许和哥白尼达到了相应层次，王锡阐精究推步，兼具中西之学，是一个天文学家，他在评价《崇祯历书》，觉得西方历法非常好，测定时间非常准确，但是它的基本理论不一定正确。《崇祯历书》中的西法是以地心说为主要内容的第谷（丹麦天文学家，1564-1601年）体系。
我迷惑的是与伽利略同时的来华传教士，比如罗雅谷、汤若望已经引用伽利略的研究成果，只是没有直接介绍日心说。
这样就科学而言虽然经历了太多弯路，但是，一部更准确的历书毕竟形成，也应该圆满了。可是，似乎总有些东西在阻挡它，明朝很快就跨了，明朝的子民并没有享受到这一科研成果，清人入关，遂改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这时，跑出来一个杨光先，要纠汤若望之谬。
这就是鲁迅先生在《看镜有感》说的那件事情，“清顺治中，时宪书上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痛哭流涕来劾洋人汤若望的偏是汉人杨光先。直到康熙初，争胜了，就叫他做钦天监正去，则又叩閽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辞。不准辞，则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说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终于连闰月都算错了，他大约以为好的历法专属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也学不好的”。
鲁迅40年代就离开了，否则，用不了多少年，他就会听见一句很耳熟的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代替他听见了这些。
我想表达的是一个简单的观点，我们缺乏知识分子精神，因为很早我们的科学精神就已经丢失了，当儒家在道德意识形态上获得独尊，当法家在政治上成为最大的赢家，曾经在墨子中闪烁的科学光芒已经被遮闭了。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这的确是中国文化的死穴，中国文化自身很难再独立发育出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自觉，始于新文化运动，当然这与更早的魏源、林则徐他们睁眼看世界有渊源，至今仍然是这个国家最重要而匮乏的资源。
我凝视着我想象的一个圆，它什么也不是，它与我没有血缘，没有婚姻，或者没有因血缘和婚姻建立起来的其他关系，不是我的帝王，不是我的朋友，它没有人格，甚至没有生命，它不是金钱，不是财富，它是抽象的线条，它也是梦想，它和一个学者的生命同在。太阳是中心，这只是一个事实，一个真相，它为什么如此深深地吸引着这些学者，我无力回答，引两段爱因斯坦的话作为结束：
我是一个真正孤独的人，从来没有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乡，
我周围的朋友，甚至于我的家庭。
对于象我这样的人，生命主要的东西是，所想的是什么，以及是怎样想
的，而不是做了些什么或遭遇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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