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首发于《博客评论》，主要评击“反伪科学”运动，付带批评了路垫土的反中医。现在他的文章也出现在《世纪学堂》上，可参考。）

     鲁迅先生的公子周海婴, 在《关于父亲的死》里写道：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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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的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个不解之谜。姑且写下，以供研究。当时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楼，把这件事告诉许妈（作者注：是佣人，不是许广平）。许妈斥我：“瞎三话四，哪里会有这种事。”（《收获散文选》 第422页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1月）

    中国文人，向来有不谈“怪力乱神”的传统，特别是在那场反对伪科学的运动中，“谜信”的知识分子，包括科、技人员，被狠狠地奚落了一通，甚至受到谩骂，更不敢承认自己相信这些。这位周先生很有点父亲鲁迅的脾气，竟敢在反伪科学以后，回忆父亲的时候，顺便说了这个“特异”事件。

    尽管周海婴受到“反伪”运动的影响，说自己产生的是“幻听”。问题是，按照反伪斗士的意见，这种“幻听”的内容，应该是过去知觉的重组，而现在的事实是，未卜先知，内容与后来发生的事实惊人地一致！

    这里，我们利用这段回忆，说明一下“客观事实”和“科学事实”两个概念。

    如果不是恶意的话，我们必须承认，周海婴说的是一个客观事实：他的“幻听”和后来的事实吻合。

    但是，毋庸讳言，这不是科学事实。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事实是科学研究的素材，必须能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反复制造出来，供科研人员观察、思考，他们得到成果后，还要实验证明。更重要的是，研究成果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必须经过同行评议。这样，他们的实验结果，也必须在同行的实验室中得到重复。

    这样，科学哲学规定：“如果一个事实根本无法复核并重现，那就无法成为科学事实。”（《自然辩证法概论》 第123页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年5月）

    所以，一个事实，能不能被科学家研究，关键在于，能在实验室的条件下，或在自然条件下，重新出现。

    由此，我们最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1）科学不是万能的。因为世界上，能够被实证科学研究的现象，仅限于能重复产生、重复观察的事实，是很狭小的。而世界上到处是不能重复的现象，它们在实证科学的视线以外。

    （2）不能重复的事实，不能进行科学研究，因此，也不能进行严格的科学解释。

    （3）不能因为这些现象，不能重复，不是科学事实，甚至有人弄虚作假，就否认它们的客观存在。

    例如，社会现象就不能重复出现。英国学者波、普尔，正是根据这点，断言研究社会，不可能成为科学。他的意见，简单明快，很有力量。例如，现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有十几种看法，有经济起因说、政治起因说、文化起因说、心理起因说等等。但是，提出这些学说的研究者，都不能用实验证明自己的假说：在社会上制造出这些原因，就出现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研究者不能用实验证实自己的观点，只能用文字的证据，通过辩论解决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占有资料的多少、理论水平、思辩能力、辩论技巧……等等。当然，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自由讨论有利于学术进步。但是，讨论再好，辩论再妙，也没有实验证明有力，不能使研究结果变成实证科学。

    再例如，在人类的心灵领域，到处是不可重复的事实：文章开始讲的例子不谈，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做的梦，它的内容就不能重复。

    科学史上几个有名的梦，像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发现苯的分子结构的梦，俄国化学教授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表的梦，都是不能重复的。怪不得在心理学中，关于梦的理论有十几个，可是，心理学家却不能用实验方法，从这些理论中挑选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论出来。

    所以，尽管心理学能做少量实验，但大多数心理问题，还得依靠自省和思辩的方法解决问题。因此，在心理学中，有许多理论相互竞争，目前还没有一个理论，能得到全世界心理学家的一致赞成。所以，在目前，心理学还处在前科学阶段，情况和伽利略（十七世纪）时代的物理学差个多，远不是反伪斗士心目中的成熟科学。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社会现象、心理现象、超心理现象，都是不能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的，所以，也就不能进行严格的科学解释。

    但是，反伪斗士偏偏不买帐，违反上述原则。他们往往宣称自己是科学主义者，实际却是唯科学主义者，相信科学方法是万能的，能研究客观世界的所有现象，那些不能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现象，压根是虚幻的，根本不存在。他们要解释那些从来没有研究过，也不能研究的现象，而解释的目的，就是要否定它们的客观存在。

    在早期，他们还客气点，往往用社会条件、社会心理、主观心理，如暗示、催眠、等等，来解释这些现象，达到否定客观事实的目的。

    后来，政治因素越来越浓，他们干脆说，凡是认为有这类现象的，都是骗子或经神病！

    例如，有个反伪斗士说：“有人说练功后他们听到了一般人听不到的声音，例如听到气功师、菩萨、死人、天外来客在自己脑子里、肚子里或耳边说话；或者听到了信息或信息波；或者听到了古代的编钟音乐，战鼓齐鸣与人喊马嘶等等，等等。……人体科学学会刻意寻找、发现、支持和宣传的这些天眼通、天耳通，异能表现等大多数是精神病理现象（少数自编谎话者例外），所谓天眼通是幻视，天耳通是幻听，都是幻觉。幻觉是一种精神症状，是在没有现实刺激物的前提下病人出现的虚幻知觉体验。”（何祚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 第145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9月）

    话说得响当当、硬梆梆，没有留丝毫的余地！

    据国外统计，绝大多数人，在一生中，都会碰到一次甚至几次，类似周海婴那样的、不能重复的神秘体验，当然内容、形式可能很不相同。这些“特异”事件，有些被漫不经心地遗忘，有些却给一生留下巨大的震撼。

    有些人在接受外部信息的时候，例如，读到那些关于小概率事件的报道，他们也许科学知识不多，但是，凭自己的经验感到，这些报道是真实的。

    现在，反伪斗士左一个神经病，右一个骗子，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一切否定得干干净净。

    当然，他们的哲学思辩能力也许比不上何祚庥们，不懂得客观事实不一定是科学事实，再加上沉重的政治压力，而且，这类神秘事件确实和常识矛盾。他们无权、无法，也犯不着和反伪斗士争论。但是，他们的压抑感可想而知！

    下面我们再谈谈，和路垫土有关的治疗效果问题。

    反伪斗士和路垫土对付气功、“神医”、中医，有个绝招：不管什么人，凡是病被它们医好了的，只要没有经过严格的医疗鉴定，都一概不认帐，或者说成是暗示的结果，或者一笔勾销，说是毫无效果。

    大家知道，每个正常的人，在正常的情况下，都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否正常。因此，绝大部分人，上至国家高级干部，下至平头百姓，也包括反伪斗士在内，有病就找人治疗，觉得病好了以后，就过正常生活。他们决不会想到，治病时要找另外一部分人，当然，也可以是老鼠、小狗、小猫之类，让他们也得同样的病，跟自己作治病的对照实验，科学地、严格地证明：病，是靠主持医师的本事治好的，而不是他靠“蒙”的方法骗好的。否则，不但不送小锦旗，还要讨回挂号费和药钱，如果打官司，说不定还能赚一笔。一般人的科学警惕性还没有高到这个程度，如果到了那天，人都“科学化”了，听信反伪斗士的话，认真实行上述“科学鉴定”——人人执行路垫土的“金标准”，那么，全世界的医生只有跳楼自杀一条路！因为肯定找不到这么多的人或动物给你做试验。当然，患者的财力负担也吃不消。

    但是，在具体事实面前，何祚庥、路垫土确实是这样要求的！

    我们来看看被反伪斗士抄得沸沸扬扬的“神医”胡万林案。关于这个案子，反伪斗士都出了好几本书，控诉胡万林谋财害命。但是，这些书并不隐讳，自认为被他治好、感恩载德的危重病人有很多，在胡万林的治疗室里，挂满了病人送的锦旗（当然，有些作者暗示，锦旗是胡威万林自己制造的，用来骗人）。但是，这些作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悲天闵人，断言这些自认被胡治好的病人，不懂科学，真可怜，被胡万林骗得卖了，还在给胡万林数钱！所以，反伪斗士不管他们如何抗议，拚命要当他们的代表，代表他们大声高呼：胡万林是骗子，从来没有治好过一个病人。

    1998年2月3日，北京的一些反伪斗士集会，讨论如何利用“胡万林被捕”事件，宣传“反伪”大计。会上何祚庥作了长时间的发言，他首先利用春药“伟哥” 的疗效测试，说明通过对比实验（即路垫土所谓的“金标准”）的重要性。接下去就说：“医学上什么叫有疗效，不能因为病人主观认为好就是有疗效，极端的例子是我有什么病，抽大烟马上好，立竿见影，一口烟下去马上精神焕发”。他还说：“现在所有说胡万林有效的人都是属于不科学的鉴定。都得打电话问一下，还包括有假的，有的即使是真的，也不属于科学鉴定。这是第一件需要向社会公众解释的事。”（文放：《黑幕中的胡万林》 第221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4月）

    口气是何等霸道！

    何祚庥在这里大玩概念游戏。问题在于，平头百姓看病，只要病看好了，算不算科学鉴定，他们并不在乎。只要是真看好了，就万事大吉。至于病是不是医好了，在一般情况下，患者自己的感觉和时间可以作证。他们的“核物理”常识可能不如何祚庥，但是，也不至于蠢到，得了病，抽点鸦片，精神起来，就认为是病好了。

    所以，数以百万计的病员认为，胡万林能治病，对他感恩戴德的也不少。

    但是，反伪斗士认为，假的是假的，真的因不是科学鉴定，也是假的。所以，胡万林压根不能治病。

    当然，作者不是胡万林的崇拜者，我只是说，从他治病的实践来看，他确实能治病。不能像何祚庥、路垫土等反伪斗士那样，抹着良心，说人家不能治病。老实说，他治病用的药，往往就是硭硝一味，在受过严格科学理性训练的人来看，很难理解，确实有点……，怎么说呢，……往好处说是“神”，往坏处说是“邪门”。

    其实，胡万林能治病，反伪斗士也心知肚明，硬说他不能治病，会引起上百万被他治疗过的病员、相关家属、广大知情人的反感，甚至愤恨。事情很难办。所以，另一个反伪斗士胡亚东(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所长)说：“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想这个问题。我们还应该以理服人，最好把所有的道理都给他讲清楚。我不知道能否讲清楚，我确实感觉到，反对伪科学治病这里，搞成科学家做实验那样弄得一清二楚很难，因为目前都没能弄得一清二楚”。（同上书 第227页）

    他似乎感到，病员很顽固，有自己的主见，对他们以科学的名义施加政治压力，谩骂，加上嘲笑、鄙视，不解决问题。

    但是，反伪斗士中，如何祚庥、方舟子等水平最高的，在科学界，也只会冲冲杀杀，连常规科学的成果都搞不出来，更不要说用硭硝治病，这种反常规、反常识、反常态、反常理的问题。就凭他们的见识、观点，根本不可能“弄得一清二楚”，“向社会公众解释”。对反伪斗士来说，“以理服人”只是句空话。实际做的是，利用政治权势蛮干——“即使是真的，也不属于科学鉴定。”也就是说，睁着眼睛说瞎话——用科学的名义，以科学事实否定客观事实，实行科学专政：不让病员说话，不让病员作证，甚至引诱、威逼病员说谎。

    这怎么能不引起愤怒和反抗。

    于是，为胡万林鸣冤叫屈的声音不断，在网上、在民间。

    他们对付气功的治疗效果也一样。

    在反伪斗士的小集团内，如他们自己的“气功师”司马南、张洪林，互相吹捧，说他们治疗怎么神。司马南说他自己能用暗示的方法治癌症、结石、糖尿病，违反心理学的公认原则，没有记实性的案例，更不用说科学鉴定，明明是伪科学，但他们半句话也没有。对其他功派，完全抹杀它们的奇迹般的治疗效果，把气功等同暗示，把疗效也限制在暗示治疗的范围内。他们尽量回避某些气功师的成名案例。有时，逼得没有办法，只得承认，但心态是酸溜溜的，裁剪事实，扭曲关键细节，以符合他们的“科学”模板。（例子就不举了，否则，文章太长）

    我们承认，科学家对科学事实的认识，有精密性、确定性；而对于非科学事实，不能得到确定性的认识，它们属于非（实证）科学领域。而且，对非科学事实，有可能弄虚作假。因此，对这种领域，应该保持足够警惕。但是，这只能说明，现代科学使用的方法，假设—演绎法，有巨大缺陷，有待创造新的方法，例如，在社会科学中，就产生了社会调查的方法。

    但是，对社会调查得到的结果，如气功的疗效、中医的疗效，他们全部以个案没有科学鉴定为理由加以否定。其实，在西医领域，许多治疗方法，如接种卡介苗、种牛痘、巴斯德的狂犬病治疗法、等等、等等，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如路垫土说的金标准的鉴定，尽管有人争议，但是，社会还是接受了这些方法。

    这里提出了一个严重的哲学问题：一个事实，由于不能重复，或者由于时过境迁不能科学鉴定，自然不是科学事实，但还算不算客观事实？它们的存在，是客观的，还是心理的？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非科学事实也是事实，它的客观性不容否定。例如，前面讲的周海婴先生遇到的事实，他自己也不能重复，决不是科学事实；但也不能否认，这是个客观事实。

    当然，在原则上，反伪斗士没有明目张胆地否定，非科学事实也可以是客观事实，但是，在他们的具体反伪实践中，是彻底否定的，把非科学事实解释成主观心理现象，而不是客观过程。

    怪不得他们很重视、崇拜心理学，捧为完善的科学。其实，心理学是前科学，在分类上，属于社会科学。顺便说一句，在上海，那里的图书馆、书店，心理学的书摆在宗教旁边！其它城市也一样。(我这里不是说宗教不好)据说，两千六百多年前，希腊学者泰勒斯，有天晚上，走路的时候观察天象，不小心掉进陷阱里。反伪斗士对科学没有这么专注，而且，他们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对社会的适应能力，远远超过“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不会掉进任何陷阱。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设制了一个“陷阱”：凡不是科学事实的，就不是事实。要相信他们的人往里掉！

    话得说回来，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这是以科学名义进行的阳谋。

    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阳谋。

    （作者：艾瑛思懒）

    转自世纪学堂 _(博讯记者：云宇)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