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兰》叙说的“查希里叶”（jāhiliyah）这个词，被译成“蒙昧时代”，指阿拉伯人没有教规（dispensation）的时代而言。前伊斯兰时代，起码像南部阿拉伯人（如也门）早在公元前就建立了自己的文明和文字记载系统的社会，是脱离了蒙昧状态的。《圣经》里记载的示巴（Sheba，现代称为Saba），就在也门，那里在公元前八世纪就建立了神权国家，其首都的主要建筑，就是所有闪族人都放在头等位置予以崇拜的月神庙，其遗址位于可以居住百人的村落。

     在比较野蛮的北阿拉伯，能以散文和诗歌表达情意，且会射箭骑马，就可以称为“全才”（al─kamil）。原始的北阿拉伯语的结构适用简洁、锐利、警语式的文体，《可兰》的韵体散文，就投合了这种原始风格。除诗歌外，多神拜物教在伊斯兰时代的残余，以轶事和传说的形式保存着。多神拜物教时代的阿拉伯人，神话不多，更少神学，主要是泛灵论的：绿洲的神灵慈祥可亲，荒原的神灵狰狞可畏。树木、水井、山洞、石头，是圣洁的，因为崇拜者要通过这些媒介，才能与神灵进行联系。所以穆罕默德也是在山洞里和他的神灵发生关系的。沙漠里的水井，在很古时代就变成阿拉伯人崇拜对象，例如“渗渗泉”（Zamzam，像声词）就是如此：旅行者常把该井的井水当做特别的礼物包装起来，送给亲戚朋友。而他们认为：通过地底的神灵，山洞也成为“圣洁”的了，人们在山洞里祭祀各种神明，这与德国童话把山洞视为妖魔蟠踞的地方，其观念正好相反。这可能因为阿拉伯炎热，山洞可以避暑；而德国寒冷，山洞显得阴森。 (博讯 boxun.com)

WebCam Live! Ultra for Notebooks - Save $70.00! On Sale for $9.99 Wrap it up early!

    阿拉伯人崇拜星宿，并以月亮为中心，即使现代的回教徒，依然认为自己的生活受月亮支配：月亮使水蒸汽凝结成慈爱的露水，滴在牧场上，使植物生长；而太阳恰恰相反，喜欢摧残游牧民和一切动物、植物的生命。阿拉伯人认为沙漠里充满了性格残暴的“活物”（就是穆罕默德在山洞里见到的那种），这种活物叫“jinn”，就是精灵。精灵与神灵的区别在于：神灵对人友好，而精灵对人敌视；人迹常至的区域归神灵统治，人迹罕至的荒野归精灵统治。进入伊斯兰时代以后，精灵数量反而增加了，因为多神拜物教的神灵被降级，被并入了精灵的行列，它们并没有消失。就像北欧神话里的深，变成了基督教民间传说的魔鬼。

    在比较文明的城市地区，阿拉伯拜物教达到了“拜星教”的阶段，所以欧扎、拉特、默那，被称为“安拉的女儿”，她们的圣地变成了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阿拉伯人首先崇拜女神，后来才崇拜男神。主张一神论的穆罕默德也一度意志薄弱，准备承认这几个在麦加和麦地那有势力的女神，但又改变了主意。

    十九世纪出生的黎巴嫩史学家希提（Philip K. Hitti）在1937年出版的《阿拉伯通史》指出：穆罕默德的敌对城市塔伊夫的拉特女神，是以一块方形的石头作代表的；麦加南边七日路程的左勒·赫莱赛庙里也供着一块白石头。而在考古名城皮特拉（City of Petra）也发现了一种卡巴神殿，供奉另外一个神：“杜舍拉”，那是用一块置于众神殿顶的未经雕凿的长方形黑石为代表的，那块石头高四英尺，宽二英尺，杜舍拉（原为左·舍拉，即舍拉的主宰）后与希腊时代传入酒神崇拜结合起来，模仿了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巴克斯的几种特性。

    还有重要的“阿拉特”女神，被希罗多德认为是从希腊的爱神阿佛洛狄忒演变而来。希罗多德记载，在同为闪族的巴比伦社会，每个妇女的一生中都要到阿佛洛狄忒的神庙里当一次“神妓”，任务是与一些陌生的男子交合，这不是她们的个人行为，而是代表女神履行宗教义务。每个到神庙完成任务的妇女，等待男子把银币抛向她身边。抛钱的男子会说：“我以女神的名义祝福你。”这个神妓不须理会银币的大小以及抛银者的身份，都必须与他做爱，如果拒绝便是触犯神的律例。做爱完毕，便算圆满完成任务，可以回家嫁人了。有些貌丑的女孩可能要等待一段长时间才可回家，甚至在神庙等上三四年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可兰》记载过的女神默那（Manah，是从“maniyah”演变来的，意思是“命运”），是司掌命运的女神，她的圣坛也有一块黑石。传说或许是有道理的。穆罕默德征服麦加后，胡巴尔神的偶像和其他神的偶像，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被捣毁了。

    《可兰》七一章二三节提到的旺德以及素佤尔、叶巫斯、叶欧格、奈斯尔等五个异教神灵，其中的旺德是个月神，在米奈人的万神殿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说：‘你们绝不要放弃你们的众神明，你们绝不要放弃旺德、素佤尔、叶巫斯、叶欧格、奈斯尔。’”）而阿拉伯拜物教的其它神灵，如奈斯尔（兀鹰）、奥弗（公鸡）等都具有动物的名称，且可能发源于图腾崇拜。

    至于来生，蒙昧时代的可靠文献中则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说法，最多重复一遍基督教教义。阿拉伯人的享乐主义性格，使得他们的注意力贯注在眼前的生活上，没有多余的思考来生问题，这一点与中国人倒是不谋而合。一首阿拉伯古诗写道：“我们逍遥在世间，不管富人和贫民，终归空虚的坟茔，坟外石版盖得严。”这使得我们想起唐代和尚的不朽诗篇：“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贝督因人常常到红海沿岸的希贾兹（Hejaz）的城市里去做买卖，特别是在神圣的休战期间，通过参加卡巴的典礼和祭祀，他们还吸收了一些更进步的城居人的信仰。他们宰骆驼和羊去祭祀卡巴和附近的许多神石（ansāb），他们把那些神石当做偶像或祭坛来崇拜。

    对于考古学和语言学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揭示不仅伊斯兰教是混合起来的，阿拉伯语也是混合起来的。尽管穆罕默德一再宣称，最恶劣的、不可饶怨的罪恶，是“什尔克”（shirk），就是把其它的神灵同独一的真主结合起来。但实际上，伊斯兰教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什尔克”：“安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把其它神灵同独一真主结合起来的典范创造。

    再看看对于“安拉”的哈只（hajj，即“朝觐”，见《可兰经》二二章），这是伊斯兰教的第五个信条，也是最后一个。每个穆斯林不分性别，只要条件许可必须到麦加去集体访问一次。朝觐者（hajj）不能穿缝成的衣服进入“圣地”，进去以后需要绕克尔白环行七周，然后在附近的两个丘陵之间奔走七趟，还要去麦加东郊的几个地方投掷小石子、宰一只骆驼或牛或羊，庆祝宰牲节，俗名古尔班节（Idal─Qurban）。其实，这种制度和伊斯兰教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起源于月亮崇拜，它恰在秋分时节举行的含义，是向暴虐的太阳告别，欢迎使土地肥沃的雷神古宰哈（Quzah）归来。在伊斯兰教以前这种制度已经盛行，穆罕默德不过是采纳了多神教的朝觐仪式。这再次表明，伊斯兰教义和实践浸透了混合主义，其背后是随机应变机会主义、胜利第一的风派态度。

    在穆罕默德的混合主义示范下，许多阿拉伯部落纷纷出现了“伪先知”。男女先知甚至通过联姻的方式来扩大势力范围，并击溃了穆罕默德教徒组织的两支大军。直到第三支穆罕默德教徒的援军到来，新的先知们才被击败。战斗是如此激烈，以致第三支军队许多将士阵亡，而其中很多成员是穆罕默德的亲信，许多人能背诵全部《可兰》，他们的战死使《可兰》的流传都成了问题，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的混乱。战斗的激烈，说明“伪先知运动”的声势浩大。

    更加不幸的是，讨伐其他先知的战争，使得穆罕默德教徒走上了以军事征服镇压不同宗教信仰的道路，后来证明影响深远，形成了只哈德（jihad）概念。而穆罕默德的继任者哈里发（khali─fah、caliph）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不断扩大穆罕默德教徒的控制地区，并把火线推向其它民族。对此，十九世纪出生的黎巴嫩史学家希提（Philip K. Hitti）在1937年出版的《阿拉伯通史》提出：“这种把世界截然分为和平之乡与战争之乡的主张，同苏俄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有相似之处的。”

    其结果，是造成了“中世纪历史上的两件根本大事之一，第一是条顿人（Teuton）的迁移造成罗马帝国的瓦解，第二是阿拉伯人的出征消灭了波斯帝国且震动了拜占廷帝国的基础。阿拉伯人的出征，到占领西班牙而登峰造极，成为中世纪开端的里程碑。”（同上）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也就是瓦解了西晋帝国的“五胡乱华”的中东版。不过地中海世界的五胡披上了回教的袍子。

    阿拉伯人的征服，并不是回教教义的胜利，而是由于他们像后来的蒙古人一样，在西亚和北非辽阔的草原上使用了骑驼的骑兵战术，罗马人和波斯人对这种新战术，完全陌生。许多阿拉伯游牧人离开荒凉的故乡到肥沃地带去征战，不是出自宗教的狂热，而是因为饥饿的压迫。来生进入天堂的吸引力，远远不如周围文明国家的舒适和奢侈更有感召力。

    首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Abu Bakr，573－634年，The First Caliph 632－634年）“曾写信给麦加、塔伊夫和也门的人民以及纳季德和希贾兹的全体阿拉伯人，号召他们参加‘圣战’，而且鼓舞他们参战和从希腊人手中夺取战利品的欲望”。反抗阿拉伯入侵部队的波斯司令官曾经斥责穆斯林军队的使节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是由于生计困难和穷困，没有别的办法，才来干这种勾当的。”有一首回教徒诗歌言简意赅地说破了这一“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的要点：

    你抛弃自己的故乡，不是为了寻找天堂，却是那面包和椰枣，把你吸引到了远方。

    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大部分被征服者，直到两三百年以后，才逐渐“信仰”穆罕默德教，这些不幸的民族，“改宗”的主要考虑是为了免除人头税，取得平等待遇，就像中国人里面出于“吃洋教”甚至保全性命的考虑而改信自己并不真信的共产主义，也曾经是一个潮流。而所谓“伊斯兰文化”，则是回教的军事征服以后，糅合了叙利亚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的遗产，慢慢演化出来的各族人民的混合产物。

    伊斯兰教曾经极度扩张，但仅仅一百年左右就在地中海文明的核心地带停步不前了。第二次回教征服则是由土耳其人推动的，其顶点是1456年穆罕默德二世攻克拜占廷帝国首都。而伊斯兰教的历史到奥斯曼人十七世纪包围中欧的维也纳城，正好整整一千年。以后四百年就是它第二次衰落的日子了。这正如基督教诞生一千年以后开始“十字军东征”一样，也是很有意味的“千禧年”周期。

    回教摩尔人（Moor）在七世纪末叶入侵欧洲，八百年以后，终于被逐回非洲，西班牙最后一个回教根据地是格拉那达（Granada），一直到公元1492年，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才取代了堡垒上新月崇拜的标志。

    回教刚刚退出欧洲，基督教世界立即以“宗教改革”的借口开始大分裂。就像法国人刚被赶出北美，英国后裔立即开始独立战争。看来只有外敌才能使内部团结，人性如此。宗教改革血战一百多年，加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基督教的空洞化过程连绵不断，这一空洞化又是十分奇妙的随着海外传教事业一起发展的。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