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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新教在朝鲜悄悄复兴
(博讯2005年3月18日)

     首尔 — 长期敌视一切宗教信仰（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除外），特别是基督教新教的朝鲜现在展示出容纳宗教的姿态。不过官方批准开放少数教堂并不意味著朝鲜的“地下教会”可以重见天日。由于经济困难、生活绝望，朝鲜民众皈依宗教以寻求“精神鸦片”丝毫不足为奇。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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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最近向叛逃到韩国的朝鲜人问及那些被中国强制遣返的人的命运时，得到的答案是那些人将受到严酷对待，但不一定会丢掉性命。如果被遣返的难民能够经受住一定程度上的刑讯逼供并拒绝承认自己从事过官方所认定的“危险活动”，就有可能很快获释（这听起来依然令人不快，但与20年前的情形相比好了很多）。笔者问道：“审讯者会把哪些视为危险活动？”回答事实上是完全一致的：“与传教士接触并把宗教读物带回朝鲜。”

    30多年来，朝鲜和阿尔巴尼亚有一项“殊荣”，那就是这两个国家一直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也没有一间寺庙或教堂。不过情况正在快速变化。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正在减弱，“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也出现了裂痕。

    基督教曾在朝鲜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事实上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在1910－1945年日本的殖民统治时期，现在的朝鲜是朝鲜半岛的新教中心。19世纪80年代新教传教士来到朝鲜半岛，并在那里有了大批信徒。到20世纪初当地的信徒已开始把新教与现代化和进步等同起来，其早期许多现代化的倡导者都来自新教家庭。虽然新教徒当时只占朝鲜半岛人口的1－2％，但他们在知识份子和专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很大。朝鲜半岛当时是非基督教国家－日本的殖民地，耶稣的教义避免了与那些对亚洲许多国家造成严重损害的殖民主义发生关系，这种局势对新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非常有利。

    朝鲜共产主义和新教之间的关系比现在任何一方愿意承认的更密切。朝鲜创始人金日成自己就出生在一个颇具影响的新教徒家庭。他的父亲毕业于新教学校，是当地传教团的积极支持者，而他的母亲是一名颇具影响的新教徒的女儿。这非常具有代表性：绝大多数早期朝鲜共产主义者似乎都有新教家庭背景－尽管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少。

    直到40年代初，平壤一直是朝鲜半岛所有大中城市中新教徒人数最多的，大约占当地成年人口的25－30％。因此在传教士圈子里平壤被称为“东方耶路撒冷”。

    因此，朝鲜建国初期，刚成立的共产主义政府不得不认真对待新教团体，金日成自己也充分利用他的家庭与新教徒之间的联系。在40和50年代期间，新教徒部长康良煜（Kang Ryang-uk）在朝鲜政界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碰巧也是金日成母亲的一个亲戚。他甚至成为极右分子，特别是韩国特工的暗杀目标。

    不过，左翼新教徒在朝鲜还是惨遭失败。绝大多数新教传教士和活跃分子都成为新兴政权的敌人，个中原因有很多。绝大多数牧师都是来自富裕家庭，他们不满 1946年土地改革期间重新分配财富以及后来的国家化政策。而且许多新教徒与西方有个人联系，并称赞美国是民主灯塔，因此与政府激烈的反美宣传政策南辕北辙。朝鲜政府日益严厉的压迫政策导致双方的关系更加恶化。

    因此1946－50年期间新教徒是从朝鲜逃到韩国的主要难民群体之一。当朝鲜战争打响时，这些新教徒常常为联合国部队提供帮助。于是朝鲜领导人愈发相信基督徒政治上不可靠。

    50 年代，朝鲜的反新教宣传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各种宗教信仰都被禁止，而且新教作为“美帝国主义的邪恶教义”成为批判重点。到50年代中期所有教堂都被关闭，其中有些新教领袖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仍天真地或者说愚蠢地留在朝鲜，结果在50年代末被当作“美国间谍”肃清。甚至那些声明放弃新教信仰（这样做通常是为了自保）的人也一直无法摆脱宗教迫害的阴影：在朝鲜精心构筑的等级体系中，当地的新教徒被归入“第37类敌对群体”（可能相当于中国文革时的“黑五类”），而且至死都不能翻身。

    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发动声势浩大的反新教宣传。传教士早期的教育努力被说成是为蓄谋已久的美国入侵铺路计划的一部分。牧师和活跃分子都被丑化成美国中情局的间谍或滥杀无辜的丧心病狂者。文艺作品描述传教士如何在他们的 “讲习班”里残杀朝鲜儿童，并把他们的血液、眼睛或人体器官（在能进行人体器官移植之前的时代里这种事不可能发生，不过的确能够成为有煽动性的宣传材料）拿去出售。朝鲜新教徒“弃暗投明”的故事在50年代末成为宣传机构最热衷的创作题材。这种故事的情节通常是这样的：故事的主人公一开始受到狡诈的传教士及其合作者的误导，结果误上“贼船”，但后来的某些事件或痛苦的个人经历使他或她发现了新教教义的“邪恶本性”。接下来自然是他或她最后摆脱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毒害”并去引导其它人“走向光明”。

    甚至今天在朝鲜一家展示美国暴行（很多都是编造的）的宣传中心，人们可以看到1900年左右活跃在朝鲜半岛的所有颇具影响的美国传教士的拼贴画，画上附有这样的文字说明：“潜入朝鲜半岛的美国传教士把他们的匕首藏在衣服下面”。

    到50年代中期，朝鲜的所有教堂全部关闭。朝鲜斯大林主义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即使在斯大林统治的最黑暗时期，苏联依然有少数教堂开放，一些牧师没有被送去集中营（通常都是通过与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合作免遭迫害）。

    朝鲜一些教徒继续秘密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朝鲜究竟有多少“地下教堂”可能永远不得而知。由于宗教迫害和教徒活动的隐蔽性，外界无法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即便将来有一天两韩统一了，也不可能知道，因为宗教组织通常会在它们的描述中加入神话色彩，从而使他们的记述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许多信徒受迫害的故事在后统一时期肯定会浮出水面，它们中有一些肯定是真实的，但如果没有经过仔细核实，不要对这种故事中信以为真。不过，新教徒的秘密存在勿庸置疑。

    在70年代初，朝鲜的宗教立场开始软化，不过这只是平壤政府向外界展示的一种姿态。直到70年代，平壤才放弃在韩国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早期理想。朝鲜认为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使“首尔傀儡政权”垮台，与“首尔进步宗教力量”合作有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

    因此，朝鲜政府授权成立的教会纯粹是宣传工具。1974年，朝鲜基督教协会（Korean Christian Association－KCA）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该协会1946年最初成立的目的是引导宗教活动向“正确方向”发展，不过1960年被解散。当然，KCA死而复生并不意味著地下教会可以重见天日。该组织的唯一任务是影响韩国的宗教团体并为朝鲜政权与他们打交道提供便利。KCA针对韩国左翼的宣传统战工作确实取得非凡成就。

    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88年，当时朝鲜第一间教堂在平壤开放。虽然朝鲜当局是在海外宗教团体的压力之下被迫这样做，但此举意义重大。如今，朝鲜有两间新教教堂，据说信徒有150人。然而，该数码值得怀疑，事实上这些人都是经过朝鲜劳动党严格挑选后指派的“信徒”并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他们的主要作用只不过是在外国代表团来访时“做秀”。开放两间教堂算不上一个曾拥有 3000间教堂和25万信徒的国家的宗教复兴迹象。不过，它可能是自由化的征兆。朝鲜还在平壤开放了一间天主教教堂。

    最近，平壤暗示还将开放一间东正教教堂，迄今为止鲜有人知的“朝鲜东正教委员会”已与俄罗斯的宗教领袖联系。不过，60多年来还没有听说过朝鲜有东正教信徒，甚至在1945年他们的人数也不过几百人左右。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向一名对此有点怀疑的俄罗斯官员保证说：“别担心，我们会找到信徒！”毫无疑问，朝鲜 “特工”知道应该怎么做。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基督教正在朝鲜复兴。从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韩国传教士前往紧邻朝鲜边境的中国东北地区，并使那里为数可观的朝鲜难民皈依了他们的教派。这是可以理解的：基督教组织是少数关心这些朝鲜难民并努力帮助他们（这使朝鲜当局大为光火）的组织之一。最近皈依的朝鲜人常常把《圣经》和宗教文化带回国。朝鲜当局把该问题看得非常严重。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负责审讯从中国被引渡回国的难民的朝鲜政治警察总是问他们是否与基督教传教士接触过。

    有报道说朝鲜的秘密基督徒人数日益增多，但这些报道不可能得到证实。不过地下教会在朝鲜似乎发展很快，然而这与当局经过周密考虑批准开放的少数教堂没有丝毫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已在目前生活在韩国的朝鲜难民中间成功传播开来。他们中许多人在叛逃到韩国的头几个月就皈依新教，部分原因是因为新教组织积极帮助难民（一般来说韩国世俗的左翼和一般民众即使对这些难民没有敌意，也是麻木不仁）。显然朝鲜人信仰耶稣基督的热诚异常高。

    或许这就是即将发生变化和平壤即将重新获得“东方耶路撒冷”称号的一种迹象。金正日政权有一天可能会崩溃，随后朝鲜将会出现严重的意识形态和信仰真空，而原来备受朝鲜政府压迫的新教将会轻易填补这种空白。在朝鲜政权崩溃后的至少一代人时间里，左翼都有可能是不受欢迎的人。而且重新崛起的朝鲜新教将会呈现出相当极端的形式。


    亚洲时报在线 Andrei Lankov撰文(17/03/2005)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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