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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共和国的大轮回:从袁世凯到习近平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3月21日 转载)
    ——中国百年共和史的另类分析
    
    

    从袁世凯到习近平(网络图片)
    
    一、中国百年共和史的断代划分
    
    自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算起,中国实行共和体制已逾107年。其间,世事沧桑,国事翻覆,中国经过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经过了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经过了反右、大饥荒、文革,经过了改革开放、“六四风波”,但我国的共和国体仍然顽强保存着,虽然,它早就只剩下了一副空架子。
    
    如果按照法国人关于国体嬗代的惯用说法,我们可以将中国107年的共和国史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12年——1915年:中华第一共和国;
    
    1916年1月1日——1916年3月22日:中华第一帝国(袁世凯洪宪帝国,存续仅八十三天);
    
    1916年——1927年:中华第二共和国;(注:其间,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张勋上将于1917年7月1日率康有为、王士珍等文武官员十余人进入清宫养心殿,向前清废帝溥仪行三跪九叩大礼,并奏请溥仪复位。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不得已遁入日本使馆避难,共和国再次被颠覆。复辟次日,段祺瑞、梁启超等人即于天津商议讨伐,4日组建讨逆军于马厂誓师,随即展开军事行动。6日冯国璋副总统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职务,并发布惩办祸首令。12日,讨逆军攻占北京,复辟闹剧落幕,为时仅十二日。其后,民国恢复,仍维持旧法统与旧政权组织方式,故此次复辟对政情国情影响甚微,可以忽略不计。)
    
    1927年——1949年:中华第三共和国(或中华第一党国);
    
    1949年——1966年5月16日:中华第四共和国(或中华第二党国);
    
    1966年——1976年:中华第二帝国(毛泽东文革帝国);(注:毛泽东虽未曾公开称帝,亦未曾对外人表露过此种意向,但毛发动文革,肆意破坏党的组织机制和国家的统治机器,对“打天下”的功臣良将展开朱元璋式的诛杀,从而使得毛本人而非党国机器成为国家权力的根本支柱,由此,毛泽东成功地将一党专政的政府转换为独夫专政的政府。文革构建了一套“人民共和国”名义之下的皇权主义权力结构模式,此种权力结构模式,事实上即为帝国模式。正如僭主制是最坏的君主制,毛帝国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坏的帝国。)
    
    1976年——2017年:中华第五共和国(或中华第三党国);
    
    至于正在逐步展开的、以2018年为“新时代元年”的习近平时代,究竟是中华第六共和国,还是中华第三帝国,我们将拭目以待。
    
    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不仅是中共政治制度上的极大倒退,也是一个严重的警讯:一个对共和国、对共和政体具有颠覆性意味的严重警讯。以前,人们说习近平是毛泽东二世,因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是中共党国政体的一个小轮回;现在,人们说习近平是袁世凯二世,因为从袁世凯到习近平,是中国百年共和政体的一个大轮回。
    
    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至今,法国经历了第一共和到第五共和,才建立了一个比较成熟、比较稳固的共和政体。在西方民族中,法国人是比较能折腾的;但是,放眼世界,恐怕我们中国人,才是最能折腾、也最爱折腾的民族。走了袁世凯,还有毛泽东;毛伟人阴魂未散,习大大妖风再起。这种倒行逆施的事情,不仅仅是习近平的个人责任,参加中共十九大的党代表们,参加今年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的成员,只要没有公开发声反对的,都有相应的过错责任。
    
    二、何为共和国
    
    何为共和国?
    
    首先,顾名思义,共和国意味着国家没有君主,且持续反对君主制;
    
    其次,republic的拉丁词根res publica意为“共同事务”或“集体领导”,也就是说,共和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集体领导,意味着严格的政治共同体主义;
    
    (这里,我得插一句题外话。有些反对“集体领导”的学者为习近平的集权主义张目,认为集体领导等同于无人负责,甚至等同于贪腐堕落。他们替习近平打抱不平,说美国总统是集权总统,为什么中国国家主席就不能大权独揽?这完全是混淆概念,颠倒是非。第一,集权与负责没有任何关系,执政者要负责,首先就要有议责、追责的机关,有质询、驳回以至辞职、弹劾的宪政规则,比如袁世凯时代初期,他就需要向国会负责,提交法案、任命官员、出台政策,需要国会检视,做错了就会被追责。说共产党搞集体领导等于无人负责,此话诚然不假,但若搞一人独裁,那就不仅是无人负责,而是无人敢说话了。集体领导好歹还有其他派系掣肘制衡,还有其他“党的领导集体成员”说三道四,若要一人独裁,就彻底没有问责渠道了。毛泽东可曾为其滔天罪错负过责吗?第二,美国总统虽是集权总统,但其集权亦是“集体领导”之下的集权,中央政府的三权分立,联邦制之下的央地分立,已经构成了一个宪政意义上的“集体领导”大框架,在此大框架之下的总统集权与中国现行的习近平集权,岂能相提并论?)
    
    其三,无论是西塞罗的《论共和国》,还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城邦共和国,其所强调的共和国之区别于君主国的最大优势,就是共和国在维护国家稳定的同时,可以维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所以,共和国还意味着足以保障全体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公民权利和自由;
    
    其四,从美利坚、法兰西缔造超大型共和国这两个最初的榜样国家来看,共和国的法国版本意味着以“公意”为支撑的激进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美国版本则意味着联邦主义和三权分立。无论美国或法国,共和国都意味着有宪法,有国会,有周期性民主选举,有政府的程序性更迭。
    
    (注:现代的共和主义强调包括热爱公益、国家荣誉感、爱国主义等在内的公民美德,“公民共和主义”强调公共领域高于私人领域,试图扩大公共政治空间的范围,这些思想倾向与自由主义右派关于小政府、大社会的观念大相违背。此类共和主义理念在此文不议。)
    
    按以上四项标准,一百多年来,大概只有1916——1927年由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曹琨们领导的中华民国称得上是真正合格的共和国,虽然那只是一个很不健康、很不成熟、很不完美、很不成功的共和国。
    
    在那个军阀执政的混乱时代,虽然有战争,但战争并不残酷,军阀们大都点到为止,战场上并不怎么死人。军阀混战十年的伤亡人数,全部加起来,也比不上一场中等规模的国共内战战役;那个时代的政治很宽容,不仅前清皇室受到隆礼优遇,遗老们,旧官僚们,也都活得有尊严,有体面。甚至像杨度、张勋等颠覆国体的政治犯,也都没有受到认真的追究,更不消说,他们都有权保留并发展其“错误思想”;那个时代的国民很自由,别说农民进城摆摊、教授合伙办报政府不会管,三五个公民就可以建立反对党,天天骂总统、骂总理,政府也不敢管。学生上街游行,做了打砸烧等十分出格的事情,警察还得求着被捕的学生,让他们写个手续赶紧出狱,而闹事的学生为了扩大事态,偏偏就是不肯立即出狱。就连公开接受外国人资助并领导,且公然主张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一小群左翼人士也可以到处从事政治活动;那个时代文人有风骨,名士有气派,有表达自由,有学术自由,因此思想活跃,大师辈出;那个时代的国会经常人齐马不齐,凑足法定人数开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也像如今的台湾立法院一样,议员们经常互相叫骂,甚至大打出手,但总统、总理要合法执政,还就是绕不开这令人讨厌的国会;文化程度很够呛的军阀们、政客们张口“共和原则”,闭口“民国法统”,一旦谁做出对共和国体大逆不道的悖谬之举,就会有正义的政客通电谴责,激进的军人誓言讨伐,不服气的各省大员纷纷宣布“独立”。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哪一群玩政治的中国人,在这样的高度,以这样的觉悟,把共和国当回事儿的了。
    
    1927年之后,法统中断,宪政停摆,中国进入了党国时代。无论是1949之前由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党国,还是1949——1966由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党国,我们之所以仍然勉强称其为共和国,是因为它虽然没有真正的宪法,但以党的纲领为事实上的最高法律,虽然没有国会,但以党的中央委员会或党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代替国会的部分功能,虽然没有公民权利与自由,但党的各级组织、党的中高级成员,仍然拥有一定的权利与自由。事实上,党国相当于寡头制或元老院制的古代共和国。到了文革时代,这些共和国特征也都完全没有了,中国只有领袖权威,只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中共党组织遭到毁坏,党中央也成了摆设,这样的国家,就没有资格再叫共和国了。1978年邓小平率中共众元老再造中共党国,经江泽民、胡锦涛到如今的习近平“新时代”,这个仍有若干共和遗风的中共党国,终于气数将尽了。可惜,取代党国的,并不是宪政民主的真正的共和国,而是由袁世凯、毛泽东隔代遗传的、不伦不类的习近平帝国。
    
    三、共和国是怎样被毁坏的:从集权制到终身制
    
    世界上所有背叛共和原则、颠覆共和国的人物,从拿破仑到路易·波拿巴,从斯大林到希特勒,从袁世凯到毛泽东,从萨达姆到卡扎菲,从金日成到金正恩,其颠覆共和之路大致雷同:先是集权、集权、再集权,直到除了独裁者一人独揽大权,在政治舞台上“光芒万丈”之外,其他所有的共和国权力机构,其他所有的共和国政治职务,都变得黯然失色,无关紧要;然后是打破制度上的或惯例上对于独裁者职务的任期限制,实现终身任职。到了这个地步,共和国就岌岌可危了。如今,习近平先生正疾步走在这条颠覆共和的不归路上。
    
    让我们重温一下当初袁世凯是如何颠覆共和的:孙中山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移交权力时,给袁世凯下了一个套,这个套就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规定总统总揽行政权,统帅军队,签署法律,发布命令,但需有国务员(总理和各部总长)副署方为有效。此种政府体制既非实权总统制,亦非虚位总统下的议会内阁制,而是二者混搭。这种体制内耗严重,尤其是当总统与内阁意见不一时,政府就没法运行了。袁世凯与本为旧交的首任民国总理唐绍仪因相互掣肘、相互争权而关系破裂,主要是体制不好所致,实非袁世凯之过。
    
    1913年2月,经普选产生的民国首届国会成立,国会议员以国民党占多数(可惜带领国民党取得大选胜利、最有可能将中华民国带入议会内阁制宪政民主轨道的宋教仁先生此时已不在人世)。袁世凯致辞说:“今日国会诸议员,系国民直接选举,即系国民直接委任,从此共和国之实体,藉以表现,统治权之运用,亦赖以完满进行。”国会虽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但与袁世凯既无足够的信任,更无适当的配合。国会先是对袁政府提交的增修约法议案置之不理,后又将列席宪法会议的政府派员驱逐出去。袁世凯大怒,通电各省,斥责“民党议员,干犯行政,欲图国会专制”。府院之争势成水火,无从缓和。当年十一月,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二次革命”为藉口,宣布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致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瘫痪。两个月后,袁世凯命令国会停开,而以其钦定的中央政治会议取代其部分功能。此后,袁世凯又命令停办各地方自治会,解散各省议会,遂使国家所有权力均集中于袁世凯一人之身。
    
    袁世凯为冲破《临时约法》不太恰当的体制约束而谋求真正的总统制,本来也无可厚非,但其未经正当程序而废止国会,就矫枉过正,过犹不及了,显属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之举。在失去国会约束和内阁制衡之后,袁世凯在集权之路上一路狂奔。
    
    1914年袁世凯召集约法会议,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即“袁记约法”),实现集权总统制。袁世凯说,该《约法》“以统治权之不可分割也,于是设总揽机关;以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也,于是以总揽统治权,属之于国家元首;······以国势至今,非由大总统以行政职权急起直追,无以救危亡也,于是凡可以掣行政之肘······皆与删除”。按照新约法,国会没有了,国务员也没有了,总统成了共和国唯一的主宰。
    
    1914年的年底,修正的《大总统选举法》出笼。该法规定大总统一届任期为十年,连选连任无限制;且每个任期届满之年,如参政院(这是一个由袁世凯钦选的咨询机关,相当于当今两会)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可以不必再选,做个决议,直接连任就得了,其实就是终身总统制。至于大总统的继任人,则由现任大总统推荐三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于金匮石室,俨然就是大清秘密建储制度的翻版。至此,中华民国已是“拥共和之名,行帝制之实”,袁世凯离帝制只剩最后半步。
    
    有人说,袁世凯称帝是上了筹安会杨度们的当,还有人说,他是上了他儿子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谎报劝进民意的当,此言差矣。袁世凯是何等精明的人物,岂能轻易上当。其走向帝制,是政治制度一步一步趋向于个人绝对集权所致。由集权制到终身制,就已经走到了帝制的门槛边上,走向帝制,可谓顺理成章。袁世凯称帝的结局可悲可叹,在内有“护国军”讨伐,外有日本干预,加之北洋弟子众叛亲离的情形之下,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取消帝制之日,袁世凯召见国务卿徐世昌,他对徐说:“予昏愦不能听汝之言,以至于此。”徐说:“此事为小人蒙蔽。”袁答曰:“此是余自己不好,不能咎人。”两个多月后,愧悔交加、惊惶失措的袁世凯因病去世,一生功业化为泡影。
    
    孟德斯鸠说,小共和国亡于外部的攻击,大共和国亡于内部的邪恶。诚哉斯言!
    
    2018/3/15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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