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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津涛:为什么说国民政府远好于北洋政府?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3月14日 转载)
    
    来源:微信号《短史记》
    

    这两年,经常有朋友让我推荐靠谱的中国近代通史,每次想来想去,能作为候选的,也只有最知名的那几本,即蒋廷黻、李剑农、陈恭禄、陈旭麓、徐中约、郭廷以等人的著作。
    
    这些书好是好,但缺点也是很明显的。
    
    首先,它们大多成书较早,如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问世于1942年;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出版于1974年;徐中约为《中国近代史》做过多次修订,不断完善内容,但他2005年辞世后,这本书也只能永远停留在第6版了。显然,这些久负盛名的作品,已无法呈现新史料和新观点。
    
    其次,中国近代史长达百余年,涉及太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并不是凭一人之力所能全部搞清的。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好评如潮,但在杨奎松看来,依旧是缺乏新内容,且错漏百出的(杨的批评文章见于2016年第3期《近代史研究》)。所以学者们合编通史,变得极为常见。知名的如李新领衔,由大陆几代学者合力编写的《中华民国史》,以及不久前两岸四地学者合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大陆张宪文、台湾张玉法主编),都是上乘之作,但前者多达36册,后者也有18卷,不是普通读者有能力购买和阅读的。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新出版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恰好破解了以上两个难题,让读者有了一部既新颖靠谱,又不那么卷帙浩繁的近代通史可看。
    
    这部书分晚清、民国两卷。其中民国卷的主编王建朗和黄克武,职务同为近代史所所长,只是一个在大陆的社科院,一个在台湾的中研院。黄克武在序言中说,“这本书是海峡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携手合作的一个心血结晶,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读者阅读此书,可以最有效地掌握学界最新的关于中国近代变迁的重要观点”,并非虚言。
    
    该书汇集的数十位作者,无不是学界的一时之选。难得的是,这些作者分配到手中的题目,又都是各自最为擅长的。
    
    举例来看。写《北洋外交成败》一章的唐启华,著有《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写《国民党的派系与内争》一章的金以林,是《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的作者;执笔《国民革命军的制度与战力》的张瑞德,以《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一书成名;负责撰写《党国体制肇建与商民运动之兴衰》的冯筱才,则有一本《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更不用说,王奇生写革命动员、黄道炫写苏区发展、汪朝光写国民党的败亡,都是最恰如其分的人选。
    
    有力阐释民国政治逻辑
    
    这部《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共两册。
    
    上册是政治沿革史,以15章篇幅记叙了由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政权鼎革的历史,其中有两章专论北洋政府,一章是唐启华撰写的外交,另一章是杨天宏的《北洋政治的“乱”与“治”》。近十几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对北洋政府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有人赞之为中国最好的时代,因之既有政党政治,又有言论自由。此种言说已经偏离客观立场,可谓矫枉过正。
    
    杨天宏撰写的这一章持论公允,篇幅虽然不长,内容涵盖却很广,从民初的制宪博弈、国会运作、政权更迭,直至联省自治,脉络完整。现在很多人指责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使政党政治毁于一旦。其实自袁世凯称帝失败,国会重开后,就再也没有回复正轨。执政府建立时,如杨天宏所说,“段祺瑞具有集权倾向,向来不喜欢国会捆绑其手脚”;张作霖“看重的是实际政治权力,无国会故可随心所欲”;孙中山此时也已不再维护旧法统,“对国会持极力否定的态度”。此后直至1927年北洋政府倒台的三年,已经是无国会状态了。
    
    期间,为解散国会提供了口实的是曹锟贿选事件。然而贿选之说能否坐实,杨天宏是表示怀疑的。1923年,直系入主北京,曹锟将要竞选总统时,国会议员已被长期欠薪,因此曹锟承诺给议员的5000元支票,其实有补发“岁费”的性质。议员汪建刚即说,他虽然接受了这5000元,“但并未附带什么条件,也没有在选票上写过曹锟的名字”。此举被反曹锟势力宣扬为“贿选”,影响至今,但在杨天宏看来,曹锟只是有贿选的嫌疑而已。这是他最知名的新说之一,全文见于2012年第6期《历史研究》。
    
    在《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中,大部分章节留给了国民政府,由其训政体制、党内纷争、中共崛起说起,及至战时军事、外交,结于全盘崩溃。
    
    台湾学者刘维开撰写的《训政框架下的国民政府》从制度层面,详尽介绍了国府的五院架构、党政关系,展示了国民党的“党治”逻辑。其后一章,金以林则从人事入手,审视国民党内的分合。他对党内大佬省籍的观察,尤为有趣。孙中山身边的主要助手,如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无不是清一色的广东同乡,甚至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要设粤语翻译。然而,以黄埔军校校长身份在党内迅速崛起的蒋介石,却是浙江人。于是,孙中山死后,国民党的内部纷争,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浙江人同广东人争权的图景。直到北伐结束,大批非广东人入党,才逐步改变了国民党的人员结构。
    
    其后,有三章阐释中共革命及国共关系,四章还原抗日,两章探讨国民政府败亡的原因。
    
    汪朝光撰写《国民党统治的衰颓》一章时,将“行宪”引发的政治乱局,作为国民政府全面失败的开始。蒋介石并非不知道,在战争期间,不应该分散精力去办选举,但他又无法承受继续训政、推迟行宪的内外压力。行宪最终产生的恶果,甚至超过他的预料。一方面“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国民党上下为选举牵扯了大量精力”,并“加剧了中央和地方以及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力急剧下降;另一方面,选举过程中暴露出的舞弊等问题,又使行宪成为外界眼中的“民主政治秀”,未能收获预期中的民意。政治乱局外,汪朝光还分析了国民政府在经济、军事上的溃败。唯一的遗憾是,他未能结合国际局势,及美苏在华因素,来看待国共两党的胜负。
    
    全方位审视民国社会
    
    这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的下册,介绍的是民国期间的经济、文化、宗教和日常生活等情况,大体上属于社会史的范畴。
    
    读者通过这后十五章内容,可以对民国有一个立体的印象,不再局限于蒋介石、宋美龄,或胡适、蔡元培这些大人物。
    
    举例来说。人们说起国民政府的功绩,常常说起的都是实现统一,或者领导抗日。其实,推行法币,或许才是其统治时期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因此供职于“国史馆”的卓遵宏为本书撰写了《从银元到法币:民国币值演进》一章。中国古代通行的铜钱、银两,由于是实物货币,人们使用时必须要先辨明成色,再称重,通过复杂的换算,才能获知币值。即使到了北洋政府时期,各省铸造的银元、铜元,依旧有着不同的轻重厚薄,加之市面上还有近百种民间银行发行的纸币,交易极为不便。
    
    直至国民政府“废两改元”,推行法币,才让中国第一次有了统一的现代货币。此举的重要性,如当时的美籍顾问杨格所说,“1935年币制改革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它成功地稳定外汇率,并制止通货紧缩,因而为经济注入了新的力量,加强对未来的信心”。1937年,农产品价格回复到1931的水平。不幸的是,由于日本侵华,国府被迫加大法币发行量,勉力维持战时开支,致使通货膨胀,法币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名声。
    
    下册各章里,随处都有新见。如对于民国时期,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向来多有赞誉。但郑大华发现,实验区的农民非但没有从中受益,反而被增加了额外负担,因为农民除了向政府纳税,还需交纳乡建经费、参加民团和修桥筑路。实验区的民团实行义务征兵制,从18岁~45岁都要接受训练和执勤任务,没有工资,有的地方还要求自备武器、伙食。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或许仅在于知识分子开始“深入民间”。
    
    民国民间的真实生活,同知识分子的期待是有很大差异的。忻平在《现代性与民国城市日常生活》一章中举例,1913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招生时,要求考生举出自己崇拜的人物,结果在300多人中,有157个选孔子、61个选孟子、17个选孙文,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人选颜渊、王守仁、康有为、袁世凯等。这意味着,“在清末民初看似新学兴盛、革命最有力,但真正深入人心的还是既不新,更谈不上革命的孔孟二圣”。过了十几年,学者黄公度在1930年向100名黄包车夫提问,其中问到他们对革命的理解。收集到的答案五花八门,包括男女平权、谁也不准做皇帝、一统江山、入党做官、打倒外国人、打倒贪官、打倒日本等等。忻平评论说,一方面现代知识已经为社会底层所知,但“另一方面底层群体的知识来源和结构呈现多元化倾向,其中传统与现代的并存尤其明显”。
    
    总的来说,这部《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虽不是系统性的通史专著,但上下两册、三十章内容基本将民国史中的最重要话题都讨论了一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读这一部书,就相当于读了几十本最前沿民国史专著的梗概,不啻于一条迅速了解民国史研究现状的捷径。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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