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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先生致老友信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3月09日 转载)
     XX老友:
    
     一年容易,又见寒鸦绕枯枝。前些时发表了一篇关于读书人与道统的文章,承蒙诸好友关注。本想歇息一阵,躲进斗室,效古人“如今但欲关门睡,一任梅花做雪飞”。但是本性难移,仍免不了忧思不断。所忧何来?年来脑中常浮起贾谊《治安策》开头的一段话:

    
    “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
    
    我对“才调更无伦”的贾生并非特别崇拜,《治安策》所谈到的具体内容与今天也关系不大。但是这段话就其抽象意义而言,竟可以一字不改适用于今天。贾谊所处的是汉文帝时,正当“文景之治”“盛世”之初,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那么他忧的是什么呢?从皇朝的角度来说,西汉初期最大的问题是宗室诸王的坐大与争权,对大一统的帝国造成威胁。所以贾谊以及后来的晁错之辈都是力主削藩的。这是贾谊为汉室中央集权着想,为之痛哭的最大的隐患。但是当时朝臣或看不到这一点,或不敢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文帝、景帝都不曾果断地采取措施。贾谊提出这篇奏折是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到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就发生了有名的“七国之乱”,相隔仅20年。景帝急忙把晁错作为牺牲品,“衣朝衣,斩东市”,也未能起安抚作用,终于免不了一场流血杀戮,平定之后还是用他们的意见而维持稳定。而此时,贾谊已经英年早逝,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有很大的预见性。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刘氏一姓的天下当然完全不同,只是表面形式十分相似。方今“盛世”之颂不绝于耳,在不少国家挣扎于经济低迷的阴影中时,似乎“风景这边独好”,连洋人都艳羡。倚仗“举国体制”无节制地耗国库,奥运之后是“60大庆”,“大庆”之后是世博,世博之后是亚运。身处京、沪、穗这些大城市,只见一片流光溢彩,真个是“烈火烹油之势,锦绣繁华之乡”。然而在主流媒体一片颂歌之外,长叹息之声绝非出自我一人。官方宣传与民间的感触反差之大,似乎说的不是一个社会。那么,是宣称“天下已治已安”者非愚则谀,还是我辈杞人忧天,危言耸听?
    
    贾谊年少气盛,恃才傲物,我不敢像他那样斥他人为“愚”或“谀”,特别是外国某些评论者未必都是低智商,更无理由讨好我们。我只能说,认为“已治已安”者,看的是表面和当下,而忧心忡忡者看的是本质和长远。这长远有多远?贾谊所担忧的乱局在他上书之后20年发作。当前“盛世”之下的忧患能等20年才发作吗?
    
    所忧何来?
    
    首先是改革形势的倒退。改革开放30年取得成绩有目共睹。同时已经到了社会转型的拐点,进一步制度的改革已经滞后,刻不容缓,也是普遍的认知。然而在经济上只见国进民退,国家垄断日益加强,权钱勾结日益加剧。在体制上,前一阵朝野皆言“政改”,公众翘首以待,不但没有盼到,却忽见权威喉舌重弹“姓资”、“姓社”的老调,甚至有现行制度是“核心利益”之说,实际上完全否定了政改的需要。当年因决策者明智地摒弃“姓资、姓社”之说而迈出了改革的步伐,如今从某些主流言论来看,似乎忽然倒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直逼“文革”中的论调。言论不但没有放宽,反而“敏感”话题越来越多,难道这是“盛世”的气度?
    
    然则,坚持不改是否可行?“中国模式”是否可恃?
    
    经济发展模式之不可持续早已有多位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予以充分论证,不必赘言。一般人只从常识观察: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低工资、低人权、上下交相追求的GDP中,不但含水分泡沫,且含血量极高;社会财富总量越增而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越严重······凡此种种,何以为继?还有为求城市表面光鲜而野蛮拆迁中之各种家破人亡悲剧。在人命关天面前,执政官竟发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骇人之论。如此“新中国”是谁的中国?
    
    当前出现新的一轮财富与人才外流潮,普通人没有安全感,用脚投票。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富、权贵们在高歌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有几人不汲汲于把财富与子女送到国外?甚至孕妇出国生产以使后代取得外国国籍,以至于促成一种利润丰厚的畸形产业。人之趋利如水之就下,果真“风景这边独好?”唱颂歌者自己相信吗?
    
    更有一种悖论:当提到政治改革,则搬出“社会主义”,以拒斥普世价值,拒斥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理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从理论上讲,本该如此);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弥漫性的腐败、贫富差距 (基尼系数)扩大、社会保障大面积缺失、生产安全条件恶劣造成灾难频发,党政机关的豪华办公楼和大小官员的豪宅与百姓的陋室成鲜明对比,以及其他种种众所周知的严重不公,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也实属罕见。有人却又搬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作辩护,说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面对国内人权状况遭外人批评,熟读外国文学的外交官竟抬出150年前狄更斯小说中描述的社会来应对。社会主义乎?资本主义乎?身处19世纪,还是21世纪?需要不需要改?
    
    至于对外关系,话题更为“敏感”。不宜多言。只是我记忆犹新,上个世纪曾经有一度我国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剩下的“友邦”只有两三个喂不饱本国人民、赖我国“无私援助”而维持“战斗友谊”的小国。赖中美解冻以及随之而来的30年开放改革之力,我国打开了融入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即使在1989年的风波之后,当时在位的国家领导人也一再公开表示,我们不以意识形态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国家关系不受社会制度的影响(大意)。这一明智的决策,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使我们的国际处境进一步恶化。我只能衷心希望,当前的对外关系理念至少能从中华民族利益的现实出发,守住这条线,而不倒退到上世纪60年代。
    
    老夫(妇)耄矣,无能为矣。不论人们怎样津津乐道今日中国出现耄耋老人勇于直言的风景线,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所以我每见到好学深思的年轻人,读到有见地的文章著作,特别是在方今熙熙攘攘之世仍有人有所追求,有所坚守,不计利害、安危,执着地为百姓的权益鼓与呼,破谎言、求真理,为社会正义、民族振兴脚踏实地、见缝插针地做着有益的事,都感到欣慰,升起希望,乃至肃然起敬。而这样的人却往往不见容于权势,屡遭横逆迫害,令我扼腕。
    
    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做好事易,做坏事难;好人得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高。如此则人心向善,正义公平得以发扬。从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强,社会得以稳定;从远期看,足以振兴民族精神,优化民族素质,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特别是在当前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可望避免大动乱,实现和平过渡。
    
    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做好事难,做坏事易。即便当前官民共同大力提倡的“慈善事业”,有善心做善事为弱势群体雪中送炭者,往往遇到重重阻力,甚至也因行善而遭整肃。青年人入社会,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线,不但难以生存,且须随时准备作出牺牲。而与贪腐同流合污、向黑暗势力低头妥协则顺风顺水。以这样的社会矛盾和“被和谐”的民怨,一旦经济发生动荡,恐怕难有今日我们所讥笑的他国民众的承受力。则我辈衷心企盼的和平过渡恐怕又一次失去机会。比之于厝积薪而卧其上,岂不恰当?
    
    何况,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封闭的老大帝国,而是身处21世纪,不可能自外于浩浩荡荡之世界潮流。现在流行的最简便的说辞是一切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我想借用一句论语:“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呜呼!知我者谓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个人温饱无虑,别无他求。所求者惟国泰民安,善用百年来国力最强盛的时机,力求以和平方式越过这一不可避免的门槛。正因为如此,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我宁愿不做贾谊式的预言家,我宁愿落杞忧之讥。
    
     来源:墙外楼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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