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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爷:学识重要,还是见识重要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2月08日 转载)
     ——知识分子的生死抉择 (附:81位民国院士近60人49年后留在大陆的命运)
    
     二大爷:学识重要,还是见识重要


    1948年9月23日,在南京参加「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暨第一次院士会议」的部分院士合影。
    
    第六排左起:1.邓叔群 2.吴定良 3.钱崇澍
    第五排左起:1.谢家荣 2.俞大绂 3.陈省身 4.殷宏章 5.柳诒徵 6.冯德培 7.傅斯年 8.贝时璋
     9.姜立夫
    第四排左起:1.杨树达 2.李宗恩 3.伍献文 4.陈 垣 5.胡先骕 6.李 济 7.戴芳澜 8.苏步青
    第三排左起:1.余嘉锡 2.梁思成 3.秉 志 4.周 仁 5.萧公权 6.严济慈 7.叶企荪 8.李先闻
    第二排左起:1.周鲠生 2.冯友兰 3.杨钟健 4.汤佩松 5.陶孟和 6.凌鸿勋 7.袁贻瑾 8.吴学周
     9.汤用彤
    第一排左起:1.萨本栋 2.陈 达 3.茅以升 4.竺可桢 5.张元济 6.朱家骅 7.王宠惠 8.胡 适
     9.李书华 10.饶毓泰 11.庄长恭
    
    关于知识分子拒绝国外的优厚生活,拼命要回来鞠躬尽瘁的故事,我们已经可以背出很多了。钱学森同志吃马粪装疯卖傻,一个人能顶五个师的光辉事迹,成为佐证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报效祖国的标配。说实话,我一直没有查出这种桥段到底出自于那个小说家之手。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中,学成归来没能为祖国报效,却被祖国报销的事倒是很多。比如我之前的文章中介绍过的钱学森的同学,同样是海归的徐璋本,因为不认同马克思主义,自己号称参选国家领导,结果坐了22年的牢。
    
    徐先生还算好的,毕竟有钱学森这种红色标兵当同学,保住了性命。还有大把要报效祖国的海归,命都丢了。
    
    董铁宝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计算机之父,作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参与了第一代计算机伊利亚克机的设计、编制程序和使用。1956年,国内号召大规模向科学进军,在周公的邀请下,董铁宝和夫人植物学专家梅镇安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绕道欧洲,行程万里,历时3个月回到国内,在北大任教。1968年10月,北大掀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的海归背景成为“特务”指控的重点,被隔离审查,不准与家人见面。董铁宝不堪受辱,上吊自杀。刚上中学的子女被下放农村。
    
    被周公三番五次盛情邀请回来的,还有数学泰斗、云南大学奠基人熊庆来。1957从法国回到大陆,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进行研究,培养了诸多后来的数学大师。文革开始后,长时间被批斗和折磨。1969年2月3日,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留下了一桌子罪行交待材料后,在家中突然身亡,死因至今讳莫如深。
    
    另外一个1955年被周公亲自从机场迎接回来的留美教育学博士董时光,连自杀都没有赶上,直接被当做“大右派”毒打致死。他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大骂美国人出兵朝鲜,不可谓不爱国。但是回来后在因为运动中给学校党委提了点意见,被作为极右分子处理,送去劳改。由于常年饥饿,一个堂堂博士,饿到去捡马粪中的没有被消化的胡豆充饥,就这样居然被诬为偷吃马粮,被当场打断三根肋骨,吐血而亡。
    
    如果要细数,这种例子多得让人无法呼吸。比如在董铁宝自杀后没几天,同在北大的物理系教授,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饶毓泰也上吊自杀。在几天前自杀的还有后来被追授“两弹一星元勋”的赵九章,都是资深海归。当然,他们并不是所谓的极个别。因为单单在1968一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个。
    
    我在此不想再说这些悲剧的客观原因。我们来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中国顶级的菁英,在经历了中外社会环境的对比之后,还是会被简单的爱国主义情绪所煽动,轻而易举的交出自己宝贵的人生?学识为什么没有转换为见识?
    
    在我们日常的理解中,知识菁英既然拥有非凡的学识,理应具有非凡的见识。特别是在一生也许只有一次选择机会的重大历史关口,他们理应得比常人更有远见卓识,更能看穿事情的本相。
    
    但很遗憾,显然答案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看一张图表,标明的是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界81名院士,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
     二大爷:学识重要,还是见识重要


    从表中就可以看出,这些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代表性人物,全中国最聪明的大脑们,高达74%的人,对社会发展方向产生了严重的误判。这些误判不仅是对他们的学术生涯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影响,甚至其中很多位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不幸自杀或者批斗致死的就多达14个,其中既包括饶毓泰、叶企荪、陈寅恪这种泰斗级的人物。也不乏谢家荣这样全家集体自杀的。而即便侥幸苟活的,也少有没有挨整、挨批的,不要说再做学术研究,保命保平安就已经不错。至于郭沫若、冯友兰这种在严酷的环境下扭曲如蛆虫,尔曹身与名俱灭,可恨又可怜,就更不必提。
    
    相反,有些学识不咋样的知识分子,比如徐志摩,见识却是一流的。
    
    苏俄革命成功后,在中国吸粉无数。甚至连胡适这样的人,刚开始也是即为欣赏的,认为苏维埃是“伟大的试验”。但徐志摩则不然。1925年3月,他去欧洲游历,专程取道苏俄考察。他从社会观察的角度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人物,甚至专门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整个苏俄社会的麻木和野蛮,让他大为震惊,在他的《欧游漫录》中,他这样描述:“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他对于列宁的评价是:“他不承认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
    
    豪不夸张的说,即使到了真相揭开的今天,还有大把的知识分子没有达到徐志摩的见识。
    
    很显然,诸如董铁宝这类的悲剧不仅仅在于错误的理解了爱国主义。更要命的在于没有真正理解知识分子的终极使命。那就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一生所学到底为何?爱国主义是不是必须考虑的最高目标?
    
    我们自私一点说,董铁宝们如果选择了别的道路,即便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也至少可以为学界做点贡献,最差都可以保留一些知识的种子,为后来的人们留下希望。奋力淹没于黑暗,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不仅不为黑暗所同情,反而为其所嘲笑。这不仅是对自己、对家人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整个民族、整个世界的不负责任。其实像爱迪生这样的人,从来没有过任何高尚的目标,驱动他发明创造的更多是商业的利益,但就是这样,也无法抹杀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因他在为自己创造价值的同时,推动了世界的进步。
    
    人类的知识,本身是不分民族,没有国界的。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你为知识的添砖加瓦,都是在不同的侧面推动文明的进步。这个世界大部分的现代科学技术都产生于西方,但是最终都是泽被四海。来自于文明世界的知识,理应反哺于文明世界。这是知识传播的终极意义。知识分子的才智,狭义的来说,属于个人,哪怕仅仅是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广义的来说,属于全人类,哪怕它不是光芒四射。如果把自己的才智仅仅限定于服务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民族,那这种观念跟小农社会的“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是一种狭隘的愚蠢,拙劣的短视。
    
    为希特勒研究导弹,为金三胖研究核武器的科学家,算不算爱国?理论上说,也算是报效国家;残酷点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对人类文明产生了严重威胁。既没有真正的帮助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如果是没有选择尚情有可原,有选择的情况下你还要以爱国的名义跳入火坑,这就是不可饶恕。
    
    如果爱因斯坦一定要报效德国,那他也许早就死在了犹太人的集中营;如果特斯拉一定要报效克罗地亚,那他也许早就湮灭在世界大战的某个角落。玻尔、薛定谔、希拉德、汉斯贝特、霍尔宁······他们没有为祖国服务,却在更合适的环境和舞台上,实现了自己的才智与抱负,敬了推动了全人类的进步,反过来也让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一样的受益。谁敢说他们不爱国?!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有的见识。它在大部分时候,比我们的学识更为重要。
    
    【附录】(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8/06/2566072.html)
    
    81位民国院士
    近60人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命运
    
    1948年,中国的内战正酣之际,第一届院士共81人诞生了,在那个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命运同时也决定这些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精英的历史时刻,他们何去何从,陷于了痛苦之中,有今日学者专门写下了他们的选择——《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呀!有的并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不想没有国家的流浪留下了,有的认为自己并没做错什么大不了钻到故纸堆里留下了,有的害怕台湾还是不保留下了,当然也有毅然决然离开的,相当部分则是怀有极大的希望留下了,一如胡风的伟大献词《时间开始了》,他说的是伟大的新时代的时间开始了。中共接管政权前后,共有22位院士离开大陆,28位人文组院士中留在大陆的18位(考古学家都在这个组)。他们,除了那个没有人格的郭沫若外,其他一律遭到改造、整肃、批判,更有不堪忍受身心摧残与人格凌辱而自杀的。这里没有总结多少自杀的,下面转载的是一个基本介绍,读后只有无语的份。
    
    一、民国时期81位院士中离开大陆的22位院士
    
    中研院院里14个单位,成建制迁台的只有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的14%,其余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社会学所,全部留在了内地。至于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湾的10人,去它国的的12人,留在内地的近60人。下面是81名院士名录,各个赫赫有名:
    
    数理组院士28人:
    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院士25人:
    王家揖,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院士28人:
    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去台湾的有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李先闻、王宠惠、凌鸿勋、吴敬恒10人;陈省身、李书华、吴宪、林可胜、汪敬熙、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吴大猷、萧公权、胡适、萨本栋(1949年1月在美去世)12人远走海外。
    
    二、民国政府的“抢救大陆学人”
    
    948年12月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战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 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高级知识份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
    
    三、“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份机舱座位都被空闲著。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 表示惋惜。
    
    据资料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10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12位远走他国,而有近60位院士选择继续在大陆。选择离开的知识份子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来。
    
    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四、大陆学人对“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陈寅恪(1890-1969)。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蓋,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曾昭抡(1899-1967)。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
    
    叶企孙(1898-1977)。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1949年春,北平解放,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文革”中因为他的学生熊大缜的冤案,身陷囹圄,遭到迫害,1977年1月悲惨死去。
    
    吴宓(1894-1978)。1948年人文组院士,文革中,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大师吴宓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
    
    饒毓泰(1891-1968)。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湾的专机,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和迫害,飽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阶级队伍”時,在北京大學燕南园51号上吊自杀身亡。
    
    谢家荣(1898-1966)。地质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1957年-1966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即因是反动学术权威而受批斗打击。因不甘屈辱,夫妻双双饮恨自杀。
    
    翁文灏(1889-1971)。中华民国政治人物,著名学者,輔仁大学教授,是中国最早期的地质学家之一。1948年更曾任担行政院長,不过在任期間推出金圆券,引起金融混乱和恶性通脹,声名大坏而下台,1948年12月被中共列为第12号战犯。1951年从欧洲回到中国內地,后來在大陆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71年病逝北京。
    
    马寅初(1882-1982)。人文组院士。在抗日期间蒋介石送来名片,用委员长的名义请他赴宴。马老对来人说:“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却叫先生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他如真有话说,叫他来找我!”蒋又派人游说:“委员长说了,您是他的老前辈,既是老师,又是浙江同乡。委员长推荐您任财政部长,或者是中央银行行长。”马老笑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办不到!”来人说:“那么,请马老先生买些美钞吧,政府批给您一笔外汇,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马老答道:“不,不!这种猪狗生意我不做!我不去发这种国难财!”来人只得灰溜溜走了。1940年,马寅初在陪都重庆,严正抨击蒋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痛斥孔、宋贪污,要求开征“临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充实抗日经费,惹恼了蒋介石,马寅初因而被捕,并被关入了息烽集中营,1942年出狱。1949年后过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被打成右派,196年辞去校长。此后长期蛰居寓所,撰写探索中国农业经济规律的巨著——《农书》,至1965年完成初稿,约100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
    
    钱端升(1900-1990)。一度,身为民国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上,钱端升曾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当时的报纸称,“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总司令,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敛。”1949年后,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30名“典范”,钱端升于1951年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195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后被打成右派。1972年,好有费正清访华,提出想与老友钱端升叙旧。在宾馆客房里,钱端升闭口不谈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即使单独聊天时,依旧用一种“加强式”的语气强调“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在"几近空白的30多年中",钱端升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没人知道了。即使是家中四合院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一家五六口人只能挤在旧宅的一部分里,也从未有人听到钱端升一句抱怨。
    
    六、其他部分著名学人的下场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王荣璸,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失。
    
    1975年9月15日,漫画大师丰子恺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蒐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来源:新世纪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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