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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葛兆光是装傻还是真傻——满清不算殖民中国吗?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2月04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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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兆光是装傻还是真傻?看不出来西方汉学家装傻或真傻地抹煞了一个事实——在清朝,汉地才是最大的殖民地。西方汉学家装傻或真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想分离中国各部,就像他们分离了奥斯曼各部一样。但是清朝的情况与其说接近奥斯曼帝国,不如说接近莫卧儿帝国——印度独立以后,大致上也维持了莫卧儿和英国的遗产,巴基斯坦的分离就像中国失去了蒙古和西伯利亚。至于说到明朝的扩张政策,那多少是对于蒙古扩张的一个反向,就像俄罗斯帝国侵略西伯利亚一样,这与满洲对于汉地的殖民是不同的。但问题是,葛兆光怎么会像西方汉学家一样,面对满洲对于汉地的殖民扩张,竟然只字不提,甚至视而不见呢?也许,葛兆光的愚蠢不是孤立的,例如刘晓波之所以发出“三百年殖民地”的白痴言论,就是因为他这个小共产党从小被洗了脑,不知道中国曾被满洲殖民将近三百年的悲惨命运。难道皇天后土就是如此厚待中国人的吗。
    
    《大清帝国也是“殖民主义”吗?》(2018-01-27 葛兆光 在土星的标志下)这样说:
    
    最近二三十年里,由于全球史成为历史学界的一大潮流,相当多的欧美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对中国史相当有挑战性的说法:即东方的大清帝国对边疆的政策,和西方即英、法、西、葡、荷等帝国的对外政策是一样的【1】。
    
    从全球史的观点来看,大清王朝对西北的开疆拓土,以及对西南的改土归流,不仅与同时期的欧洲各帝国的殖民地事业没什么两样,都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特别是18世纪全球殖民主义浪潮的一部分。
    
    所以,濮德培(Peter Perdue)用了「征服」(conquest)一词命名他的著作,并说,「清朝的扩张,其实也是十七至十八世纪全球史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历史时期,几乎在世界各地,新兴的统一帝国都通过对外军事征服方式来扩大领土,而移民、传教士和商人则紧随其后。」
    
    在这一方面,大清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很相似,它们都统治了很多的民族和广大的疆域,只是两个帝国结局不同,「它们都在19世纪末陷入崩溃境地,但奥斯曼帝国的疆域分裂成为几个民族国家,而清帝国则被整合为单一的国民政权」【2】。他还认为,大清帝国对西部的征服,如果作为一个全球史的事件来观察,那么,那个时代的Central Eurasia还不是大清帝国以及后来中国的边缘省份「新疆」,各种来自中国、俄国、印度和欧洲的宗教、贸易辐辏于此,在地缘上看,它更在俄国、准格尔、大清三个帝国之间【3】;西北如此,西南也如此,脱开以中国立场界定「中心—边疆」的观念来看,他们认为,西南苗彝也只是被明、清帝国殖民的地域和族群。
    
    美国学者何罗娜(Laura Hostetler)的《清代殖民事业:前近代中国的人种志与图像学》以及乔荷曼(John E.Herman)的《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殖民,1200–1700》,讲的就是大清如何把西南苗彝族群逐渐变成编户齐民,把西南地区正式纳入大清版图的故事。他们的书名中,都不约而同使用了「殖民」(Colonial或Colonization)这个词【4】。
    
    清帝国对西北的平定是「征服」吗?对西南的改土归流是「殖民」吗?再说得久远一些,古代中国对于周边异族也是「征服」与「殖民」吗?
    
    就像说到「汉化」西方学者不赞成一样,说到「殖民」,中国学者往往也会不高兴【5】。中国学者会觉得,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受帝国主义欺负,差不多已经成了半殖民地,结果你们还说我们是「殖民」?但我以为应当理解,他们之所以用「殖民事业」这个词,是另有历史观念与学术背景的。如果我们不在道德意义上评论「殖民」的功过是非,而只是把「殖民」当做一个(他们所说的「前近代」)全球史过程,似乎这也无可非议。
    
    通常,中国学者尤其是汉族中国学者不免有这样的习惯:首先会沿袭古代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观念和「中央—边疆」的视角,其次也会受到晚清以来「五族共和之中国」与「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种国族意识的影响,再次,甚至还会残留古代「华夷」与「文野」的历史记忆和文明进化论。因此,总觉得这些「苗彝」本来就是中国之边缘,「变其土俗,同于中国」本来就是「进于华夏」,仿佛是从野蛮变成文明。甚至还会认为,古代中国的汉族与非汉族,主要也是「平等基础上的互助关系,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但是,「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古代中国就深谙此理【6】,开疆拓土的帝国何尝如此温柔敦厚?被征讨的「蛮夷戎狄」固然被杀戮得很惨,去讨伐的军人同样死伤无算。中唐杜佑就曾在《通典‧边防》中,痛心疾首地检讨盛唐的扩张,他说,仅仅是天宝年间,哥舒翰远征吐蕃,两万人在青海岛上,「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在天门岭讨伐奚与契丹,「十万众尽没」;高仙芝远征石国,在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而杨国忠去打阁罗凤,「十余万众全没」,前后「没于异域数十万人」【7】。
    
    就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也不能同意那种政治化的粉饰说法,1980年初,《历史研究》发表了他写于1962年的遗稿,在这份没有发表的遗稿中,他就说古代帝国统治下的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完全依靠力量对比,大小强弱之间,根本不存在和平共处、平等联合这一类的概念」【8】。这就像前引文献中所说的,「命将出师,恣行诛讨」,「搜山荡谷,穷兵罄武」【9】。
    
    以清代贵州「改土归流」过程中平定苗彝反叛时为例,清王朝军队在镇雄「连破四寨,斩首二千余,尽焚其垒」,在威远、新平「冒瘴突入,擒斩千计」,在清水江和丹江「潜舟宵济,扼其援窜,突捣其巢」【10】,这种所谓「文明化」过程,毫无疑问就像「殖民化」过程一样,并不只是莺歌燕舞,而是充满了血与火【11】。
    
    让我们回到清王朝是否「殖民」的问题上来。应当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全球史背景下的历史新解释,在国际学界非常流行,这种全球史研究推动了一个新潮流,这个新潮流包括有关中国边陲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12】。而这些有关中国边陲的研究通常有两类,一是讨论中国现在的边疆地区是怎样被整合进帝国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那些西南地区的苗彝是怎样被「殖民」,清朝是怎样「征服西南,进行殖民,实现主权控制」,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原本由「土司」自主管理的「蛮夷」区域,是怎样渐渐成为帝国直接管理的「中国」的【13】;另一类是从人类学、民族志的角度,重新认识那些华夏边缘的异族,他们是否从人种和文化意义上,就与内地汉族有所不同?他们是否是由于「他者」才逐渐产生「我者」意识,并逐渐形成自我认同的族群?他们在那个时代是否并不认同「中国」或「满蒙汉」帝国?也就是说,他们试图通过这种研究,来讨论民族的「本质性」和「建构性」问题【14】。
    
    那么,清帝国「殖民」说有没有道理呢?我个人以为,它就与「汉化」说一样,一半有道理,一半没有道理(或者说,一半可以接受,一半需要修正)。
    
    为什么说一半有道理呢?因为,这里确实有可以引起我们反思的死角。十八世纪前后,世界上各个帝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虽然处在衰落之中,但俄罗斯帝国却逐渐向东向南侵蚀,而大清帝国却迅速崛起,并且向西扩张,过去曾经横行海上的葡萄牙、西班牙帝国虽然逐渐衰落,但欧洲的英、法、德帝国却在向东方扩张,但正是这种扩张,逐渐引起了各个帝国的挤压和碰撞,挤压和碰撞的结果是,有的帝国萎缩,有的帝国衰落,有的帝国崛起,有的帝国膨胀,这当然是后话。但是,十八世纪中叶大清帝国恰恰在扩张的巅峰状态中,乾隆一朝所谓「十大武功」,其实就是清帝国在「殖民主义扩张」中。
    
    正如前面所说,清代中国版图相当广大,其中边陲的一些区域,并不能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历史上,中国四周的疆域不断变动。过去,中国学者撰写中国史,常常会提及西汉设酒泉等四郡,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一直远征到贰师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也会提及张骞试图经云南通身毒,诸葛亮南征擒孟获,当然更会提到大唐帝国在四裔的开疆拓土,似乎这些地方很早就已经纳入中国版图。
    
    其实,古代中华帝国的疆域不断变化,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很多地方一直到唐宋时期还是化外之地,未必就是真的「中国」,更不必说收缩了的宋代和明代—清代直接继承的是明代—西北西南的很多地方,都不在「禹域」之「内」。所谓「西域诸国」,在明代就连敦煌也已经不归中国管辖,所以才有「嘉峪关外即非吾土」之语;所谓「千洞百蛮」,云贵苗彝,基本还是由土司管理,和内地府厅州县这种编户齐民的政府管理还是有区别的。
    
    清代把西域拓为「新疆」,在云贵「改土归流」,帝国在边缘族群的地区派驻军队,设置机构和官员,大量兴办学校,征收齐民的赋税,使这些地方逐渐「从异域到旧疆」【15】,在全球史上来看,确实也可以称之为「殖民事业」【16】。那么,为什么我说「殖民」这个说法还有一半没道理呢?
    
    这是因为当历史研究者使用colonization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来自西方的「殖民」概念引发某种误解,觉得清王朝对于西北、西南的殖民,和英法西葡等西方国家对亚非拉的殖民,无论性质、目的与方式都一样。
    
    之所以我不能无条件接受「殖民」这个概念,是因为我无法简单地把这一「殖民」和那一「殖民」等量齐观,把大清帝国和西方列强在亚洲、澳洲、非洲和美洲的征服当作同一个「殖民」。以「改土归流」为例,应当注意到,明清两代的措施,基本上是
    
    (1)设置官吏,把边陲之地与内地一样「郡县化」,
    (2)征收赋税,使异域之民等同内地一样作为「编户齐民」,
    (3)兴学设考,让殊方异俗逐渐改造同于内地文化。
    
    因此,以欧洲近代英法西葡荷的殖民来跟中国明清改土归流进行对比,要看到有三个不同。第一,是跳出本土远征海外,还是从中心向边缘的逐渐扩大【17】;第二,是为了掠夺资源,还是纳入帝国;第三,是保持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异质性,还是要逐渐把蛮夷与华夏同质化【18】。
    
    所以,我很赞成西方学者能在全球史的新背景下,看到中西历史确实有相似相近之处,但我也一直在提醒,西方学者也许应当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别。正如Lee Byung Ho在其博士论文“Forging the Imperial Nation”所说,中国从明清到近代的国家意识的转变,并非从过去的「文化主义」转变成后来的「国家主义」。他认为,中国和欧洲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模式,如果说欧洲模式是colonialnational(殖民国家),那么,中国则是patrimonial imperial(世袭帝国)。当然,从清王朝到现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其实仍然延续了后帝国时代(post-imperial)的一贯思路与做法【19】。
    
    【1】 诸如平定金川、台湾归来、驻守西藏、安南入贡、平定回部,即乾隆皇帝自诩的「十全武功」等,参看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北:中华书局,1987)。
    【2】 濮德培〈比较视野下的帝国与国家:18世纪中国的边疆管辖〉(“Comparingthe Empire and State by Way of Discussing Border Controlin 18th Century China”),牛贯杰中译文,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4期,页37。
    【3】 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Eurasia (中国西进:清对中央欧亚的征服),“Introdution,” pp. 9–10.
    【4】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and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清代殖民事业:前近代中国的人种志与图像学)(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John E‧ Herman, Amid theCloud and Mist: China’s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 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殖民,1200–1700)(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对于这两部书的中文评论,见吴莉苇〈比较研究中的陷阱— 评劳拉‧霍斯泰特勒《清代殖民地事业》〉,载《史学月刊》(开封) 2005 年第 6 期,页 83–92;李林〈开化与殖民两套诠释话语的论争与困境〉,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80 期(2013年 6 月), 页 151–170。
    【5】 汪晖曾批评「(中国)殖民论」,认为这种把「殖民主义」套用在中国的清王朝忽略了「清朝帝国体制及其转化过程」,「中国殖民主义这一概念在历史描述中造成了解释上的混乱」。但是,如果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与周边王朝都不承认清王朝为「中国王朝」,清代对于西南也曾有大规模的「移民」(以及军事征服),那么,我并不太理解他所说的「转化过程」究竟为什么可以证明清王朝对西南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殖民」,也似乎没有说明清帝国的「殖民」,为什么与其他帝国「殖民」有本质的不同。见《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上卷第一部「导论」,页14–15。
    【6】 近年来,中国一些提倡「天下体系」、「天下主义」的学者,始终不看这些明显而众多的历史事实,凭着自己的想象,就说古代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建立天下秩序实行的是「德政」或「王道」。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源自五帝之国的帝国概念与古代西方的帝国概念以及19世纪传入亚洲的帝国概念有着显明的区别:前者以德政为中心,而后者则是综合绝对皇权和同一国家的权力形式」。见前引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导论」,页25。
    【7】 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一八五〈边防一〉,页4980–4981。
    【8】 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历史研究》(北京)1980年第1期,页7。
    【9】 《宋书》卷九十七〈夷蛮〉,页2399。
    【10】 魏源《圣武记》卷七,页304–305。
    【11】 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历史学界对民族问题逐渐直言不讳,如芈一之〈从实际出发研讨中国民族关系史中的几个问题〉就说关于「融合」和「同化」的说法要分析,「许多民族加入到中华民族中来,有不同的途径。大致说来,有的是自愿迁进来的,有的是自己打进来的,有的是被打进来的,也有的是通过和亲、经济交流而进来的,总之,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自愿的,也有的是被迫的」。前引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页103。
    【12】 关于这一研究潮流,中文介绍参看前引陆韧〈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陆韧主编《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卷首「代序」,页1–39。
    【13】 John E‧Herman, Amid the Cloud and Mist, p.1.
    【14】 但是,无论是民族的「本质论」还是「建构论」,在现实中都必须解决一个麻烦的「国家认同」问题。如果各个民族原本就有历史、文化甚至人种的差异,那么,它将如何融入传统帝国或认同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各个民族只是在历史中由于「他者」才产生「我者」意识,从而形成各自的族群认同,那么,各个民族又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和睦相处在一个国家内?帝国时代的统治者或许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或许只要用不同方式分治各个族群即可,因为帝国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其控制。
    【15】 参看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省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三联书店,2008)。
    【16】 古代中国向来有「酷吏」和「循吏」两个治理传统,这就是「霸王道杂之」。清王朝在云、贵对付苗彝,也同样是这两手,叫「抚剿并用」。
    【17】 也有人把这种情况称为「陆基帝国」、「内地延长主义」、「内部殖民主义」,见维基百科「殖民」、「内部殖民主义」条目。
    【18】 因此,我们会常常认为这是传统中华帝国的「文化主义」策略。我在《何为中国》第六章第二节中曾经说到这一点,不过现在看来,也许这一点不宜强调过头,中华帝国控制疆域和文化影响的扩大,既有「文化主义」策略,即所谓向蛮夷推广华夏文化的一面,也有通过军事行为,即征服与殖民的一面。
    【19】 Lee Byung Ho的博士学位论文:“Forgingthe Imperial Nation” Yale University, 2009。
    
    谢选骏指出:葛兆光是装傻还是真傻?看不出来西方汉学家装傻或真傻地抹煞了一个事实——在清朝,汉地才是最大的殖民地。西方汉学家装傻或真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想分离中国各部,就像他们分离了奥斯曼各部一样。但是清朝的情况与其说接近奥斯曼帝国,不如说接近莫卧儿帝国——印度独立以后,大致上也维持了莫卧儿和英国的遗产,巴基斯坦的分离就像中国失去了蒙古和西伯利亚。至于说到明朝的扩张政策,那多少是对于蒙古扩张的一个反向,就像俄罗斯帝国侵略西伯利亚一样,这与满洲对于汉地的殖民是不同的。但问题是,葛兆光怎么会像西方汉学家一样,面对满洲对于汉地的殖民扩张,竟然只字不提,甚至视而不见呢?也许,葛兆光的愚蠢不是孤立的,例如刘晓波之所以发出“三百年殖民地”的白痴言论,就是因为他这个小共产党从小被洗了脑,不知道中国曾被满洲殖民将近三百年的悲惨命运。难道皇天后土就是如此厚待中国人的吗。
    
    【葛兆光,198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2017年7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的通知,葛兆光任国家教材委员会的专家委员。】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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