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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科学家钱学森/苏雨奇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2月18日 来稿)
    
    作者:苏雨奇
    

    提要:钱学森是毛泽东的打手,他猛斗张爱萍;钱学森是唯意志论的信奉者,是“亩产4万斤粮”的鼓吹者;是中医气功尤其是特异功能的吹鼓手。他反对现代宇宙学,打击方励之、许良英。
    
    一,鼓吹亩产4万斤粮
    
    钱学森1911年生于浙江杭州,1955年历经波折后回国。1958年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反右文集,钱学森在书里大骂美国的假民主、大赞中国的真天堂。1958年中科院“大跃进”时,钱学森撰文说“经过整风以后,全国掀起了一个大跃进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我们每个人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从前看起来不能做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了。······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心掏出来,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我们科学事业的大跃进是一定的。”1959年8月钱入共产党。
    
    1958年6月16日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说,保证合理光照可亩产4万斤粮食。文章说:“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即4万多斤)!这并不是空谈。”紧接着,钱又在发行量逾百万册的《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一文,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100%,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100%,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365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们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钱学森的文章发表后,各地频传万斤粮,迅速到达4万斤,后来还出现了亩产13万斤的报导。比钱早入党三年的“国宝”级北大教授季羡林对高产卫星和钱学森理论“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钱学森为那时的造假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造假的大跃进后来造成了5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
    
    二,猛斗张爱萍
    
    1964年12月26日,毛为自己举行了一次生日宴会,毛把钱学森、陈永贵安排在自己的一桌,钱学森被“御赐”坐在紧挨毛的位置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只能在另一桌“忝陪末座”。不久,《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张毛泽东、钱学森和陈永贵三人合影的照片,人们一致认为照片上的三个人就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毛泽东——阶级斗争;陈永贵——生产斗争;钱学森——科学实验。1970年5月1日,钱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
    
    1975年底,毛泽东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钱学森为了同上司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那是他在六十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发射场时发生的事情,张爱萍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这张大字报或许张爱萍并不在意,但钱学森在批斗会上的发言却深深伤害了张爱萍,甚至损害了他的健康。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2007年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得太多了。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父亲心脏病突发,301医院立即上报军委。”——谁都知道,这位“大科学家”、“科技界的泰斗”指的就是钱学森。可以想象,钱学森在发言中一定还有张爱萍如何“拉他下水”的揭发内容。
    
    三,打压宇宙学,打击方励之、许良英
    
    宇宙学认为:根据广义相对论,宇宙有限。20世纪哈勃等人的天文观察也表明,宇宙在不断膨胀中。以后,科学家又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理论,并得到大量观察证实。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却说:宇宙就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客观世界,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其他的理论都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苏联从1930年代起就开始谴责相对论宇宙学,1949年后的中国沿袭了这个立场,使得宇宙学成了一个禁区,甚至把英文中的cosmology一词译成宇宙论而不是宇宙学。结果,二十世纪宇宙学蓬勃发展,却没有前苏联和中国人的份。
    
    辩证唯物主义在苏联和中国被奉为官方哲学,哪位科学家敢冒着被戴上唯心主义或资产阶级学者的帽子,去对着干?即使想对着干,也拿不到科研经费。非但如此,在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幌子下,许多科学家不得不天天做检讨,思想受到严重禁锢。因此,包括:宇宙科学、量子化学、遗传学等许多科学领域的研究,在苏联和中国都受到了严重阻碍。共产党除了粗暴干涉,还有严厉的打击和镇压。在苏联受到批判的观点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孟德尔的遗传学和摩尔根的基因说、鲍林的共振理论、玻尔等人的量子理论、维纳的控制论、弗里德曼(1888~1925)和伽莫夫(1904~1968)的宇宙学等等。受到批判或者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学家包括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物理学家约飞和朗道、火箭设计师科洛廖夫(1907~1966)、物理学家朗道、生物学家瓦维洛夫(1887~1943),等等。包括科学院院士在内的许多持正义立场的科学家,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流放、坐牢,甚至迫害致死。
    
    1971年林彪9.13事件后,周恩来以批判林彪的“极左”为口号,逐步恢复了科学刊物,其中最早的一本叫做《物理》杂志。1972年《物理》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作者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讲师方励之。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是中国进入相对论宇宙学研究领域的开端——而且是在文革这样极左的年代!然而在当时,它的发表却让“上海理科批判组”有了最新的攻击目标,因为该文所支持的大爆炸宇宙论直接与辩证唯物主义有关宇宙无限的教条相抵触,因而被认为是反动学说。
    
    《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说:“方励之公开支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大爆炸宇宙学,激怒了‘上海理科批判组’和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他们组织了一场批判方励之及其支持者的运动。从1973年初至1976年秋,在全国性的报刊和学术杂志上,至少有30篇文章针对大爆炸理论或方励之的论文做了批判,其中许多批判文章出自‘上海理科批判组’。······1975年秋,方励之及其同事们得以发表一篇回应批判的文章。在这篇题为《河外天体红移是可以认识的》的文章中,方励之认为:‘无论大爆炸理论正确与否,射电天文学等最新进展已使得宇宙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可以通过通常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哲学讨论来研究’。”
    
    在中科院、南京大学和南京天文台等地科学家的支援下,方励之等人对宇宙学的研究了下来。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在1970年代,思想控制再严酷,也不可能达到否定那些被天文学界用科学方法观测到的资料的程度,就象教会在四百年前也不能否定用望远镜看到的宇宙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真理和观测资料成了思想异端的庇护所。
    
    中国媒体对于宇宙学的批判,并不因为四人帮的垮台而结束。华国锋当政时,钱学森被请入中南海给党国主要掌权者讲课。他介绍了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在讲到宇宙学时,他说西方现在有所谓“宇宙学”,主张宇宙有限、宇宙膨胀,是一门伪科学。这篇讲话还被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方励之见到之后写信给《人民日报》,再次指出宇宙学不是“伪科学”,而是和其他科学分支一样,是一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方励之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的这封信,《人民日报》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钱学森为什么要说这番话?钱学森完全知道宇宙的膨胀是有观测方面的坚实基础。华新民说:“发现了河外星系红移规律的哈勃终生在威尔逊山天文台工作,这座天文台就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的帕萨迪纳镇,而钱学森从事教学研究的加州理工学院也在帕萨迪纳,他们两人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近在咫尺。1930年代后期,由于洛杉矶市的发展,城市灯光影响到威尔逊山天文台的观察,当时的台长决定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建立帕洛玛天文台来安装更大的望远镜,而帕洛玛天文台正是由加州理工学院所拥有和管理的,四十年代,钱学森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当教授,所以他和哈勃应该有过同事关系。文革中那些年轻人或许不知道哈勃的工作,他老先生明知道哈勃的工作却还要把宇宙膨胀说成“伪科学”,让人费解。”
    
    1969年10月23日在中科院批判“相对论”的会议上,钱学森的发言说“爱因斯坦在全世界都有影响,这个事要慎重”。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全面经验汇总到毛泽东思想”。他说,在批判相对论这个理论时,“千万不能忘记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依靠这个。”最后,钱学森希望《相对论批判》一文能写得“更深入”,希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下苦功夫,取得伟大的胜利。”这些话反映了他对辩证唯物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崇拜。正是这种崇拜导致他不能以实验事实来判断大爆炸宇宙论的真伪。
    
    1979年春,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科学界人士在北京集会。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批判爱因斯坦的闹剧的终结。但是直到1986年,胡乔木还专门写信给北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对这份杂志发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宇宙无限”的文章兴师问罪。可笑的是,无论是四人帮还是后来的毛主义左派,都把为了坚持宇宙无限的信念而被教会烧死的布鲁诺抬出来为自己辩护。但事实上,在科学的发展已经提供了相反证据的时代,在共产党中国和苏联,正是那些认为宇宙有限的科学家成了英勇无畏的布鲁诺。
    
    在打棍子方面,技术党官钱学森也十分卖力,1983年邓小平发动“清除精神污染”时,他即撰文攻击许良英;1987年“反自由化”以后,一再打击、污蔑方励之。1989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了时任政协副主席的钱学森的一个讲话,在那篇简短的讲话中钱学森表示坚决支持党中央的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决定,旗帜鲜明的批判了科学界的“民族败类”方励之参与策划这场“动乱”的“卖国主义罪行”。在这样的政治谴责之后,居然出现一句对方励之所从事的宇宙学研究的攻击,说方励之研究的宇宙学都是错的。马列党棍钱学森不仅对方励之个人落井下石,还企图消灭宇宙学。其心肠极端厚黑、卑鄙。  
    
    四,支持“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
    
    1980年代钱学森大力支持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在没有其他人独立验证的情形下,就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当时坚决反对宣传“特异功能”的胡耀邦因为钱学森、王任重、叶剑英的支持而让步。钱认为“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将产生一场21世纪新科学革命,甚至比20世纪量子学和相对论还要伟大。在钱学森鼓吹下,中国人的夜郎自大的民族主义一发不可收拾;直接导致了大量打着人体科学旗号的形形色色的骗子尤其是中医秘方骗子、气功骗子和气功组织等,毫无顾忌地在社会上甚至在政府部门和科学界行骗,直到失去控制,又造成了江泽民的过度打压。2002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90高龄的钱学森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的心得。他说,共产党三代领导人都注重科学与政治的结合,使得他们都具有应付复杂局面的高明领导艺术。可见,钱学森本质上是一“伪”大的科学家!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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