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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贻春:天津大爆炸炸出了什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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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0月07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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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贻春:天津大爆炸炸出了什么(下)


    天津市滨海新区8月12日深夜发生震惊中外的大爆炸(来源:推特)
    
    八、应当彻底否定“人民战争”及其指导下的人海战术
    
    接到报警后不久,离得较近的港内消防队就迅速地赶到了现场,滨海新区几乎所有的消防中队都风驰电掣地奔来驰援。一时间众多开足马力的救火车都呼啸着蜂拥而入,成群结队的救援人员一个个都摩拳擦掌地准备就绪,大家都奋不顾身地投入到生死攸关的抢险救灾当中。有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但这次来的目的则与这句话完全相反:“众人都来灭火忙”。消防队员一个个都拿着水龙头一个劲儿地往上冲、往上浇。岂不知,越用水浇,火势就越大,暗火也变成了明火,小火也变成了大火,最后竟“嘭”的一声霹雳一般地迸发成了举世震惊的大爆炸。其威力据说相当于二十一吨TNT当量的炸药爆炸,甚至相当于一颗小型核武器的爆炸。所有的救火车都被烧焦了,几百米之内停放的数千辆等待转运的桥车也都被烧得个面目皆非了,邻近的大楼都被烧得空空如也、什么也不剩了,那么,所有的消防队员呢,所有的住在附近工地上的民工呢?除了极个别的消防员因到水源地取水而离开了现场并由此而侥幸地、百里挑一地逃过了一劫之外,其余的则是死的死、失踪的失踪,均已没有了下文。当然,官方到最后也一定会给出一个所谓的死亡数字的,昨天说是死了165人,今天又说是死了166人,还有一些失踪的之类的,等等,但是官方所说的与人们根据实情所判断的,实在有很大的甚至是极大的差距。
    
    天津大爆炸,确实给人们带来了不一而足的、数不胜数的、极为惨痛的大的教训,其中之一就是:救火的整个过程根本没有审时度势,没有因地制宜,没有采取科学的救援方式,而是根据毛泽东“人民战争”的陈旧思想、根据“人多力量大”的惯性思维,按照已成习惯了的无论干什么都要搞大呼隆的过时模式,而大搞人海战术。故此,势所必然地造成了根本不必要的、完全不值得的、令人扼腕兴叹的、不可估量的极其巨大的生命财产之损失。
    
    有鉴于此,应当对给予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生命财产损失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及其导致的人海战术方式:如声势浩大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大练钢铁和人民公社、大跃进等经济运动、集体民歌创作和小靳庄赛诗会等所谓的文化运动,以及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遍及中国大陆的社会运动之类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好大喜功的种种作为,都要进行适得其所的历史回顾,都要给以开诚布公的学术审定和恰如其分的现实总结,以期做出经得起时间推敲和实践检验的切合实际的、应有的、公正的、正确的评价。之所以需要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要把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上的中国人民所经历过的所有的巨大痛苦、无尽悲伤和尸骨累累的灾难统统地转化成现实的中国人民所应汲取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和十分必要的有益的宝贵经验。
    
    1、“人民战争”思想是野心家动员愚民大搞人海战术,进而参与战争的传统方式
    
    “人民战争”及其导致的人海战术之概念,是完全没有现代意义的陈腐、落后之概念。这一概念,在古代社会的特定条件下可能行之有效,恐怕也是势所必然的举动,因为这毕竟是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方式所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一个结果,然而,在科学技术业已高度发达了的现代社会,还是抱残守缺,一以贯之地这么搞,就不免显得落伍、野蛮,甚至有些滑稽可笑了。
    
    翻开史书通常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不乏各种各样的大规模的战争:有的是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有的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有的是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战争。从漫长的中国历史来看,和平的年代比较少,而战争及其引发的动乱年代则是比较多,灾难也大,悲剧也深重,也更为惨不忍睹,人祸的时间也更为漫长。战争的规模一般地说,是很大的、巨大的甚至是极大的。有的甚至是调集全国的、全社会的资源来搞的。为了完成战争的使命,以达到战争发动者所要达到的目的,不管是争夺皇权也好,还是攻城略地也罢,亦或是搞其他的,统治者大都不惜一切代价地、全部地投入进去。要赢,就得赢得个彻底,当上大救星一般的皇上、主席或总书记;要输,也必得输得个精光光,以至于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此乃成王败寇之谓也。古战场的冷兵器时代要进行一场战争,起码得需要投入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兵力,好像没有这么多人的参与,就根本没有战争所应具备的氛围了似的,如《三国演义》所描述的诸多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还有《水浒传》里面所讲的一些故事,都证明了人海战术是当时取得战争胜利的通用的常见方法。这也说明了毛泽东“人多力量大”的所谓的过时道理。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所发生的大规模的战争,人多可能或必然是取胜的关键,人少可能或必然地导致兵败如山倒的溃退和完全彻底的失败。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人海战术的确能够取得可以想象到的优势地位,也可以达到预期的良好之结果。虽然在历史上也有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如曹操对袁绍发动的官渡之战等,但毕竟是个别的、极少的特例,而普遍的战争方式,则还是司空见惯的人海战术。
    
    人海战术是什么?所谓的人海战术,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在军事上的应用。应当承认,人海战术在历史上的确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作战武器仅限于长矛、大刀、弓箭等叫做冷兵器的情况下,战斗人员的个人素质,即在敌我双方进行博弈时的体力是否健壮、武艺是否高强等,均能起到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如项羽竟能够以一人之力斩杀数百人;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和赵云可以直取敌方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这些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常常以无所不能的形象表现出他们不可战胜的英勇气概。这表现出冷兵器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冷兵器时代里,战斗人员的高强的武艺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武艺不高强,就不会也不可能成为英雄,因为不能服众;而不能服众,就统帅不了千军万马,就不会也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相反,倒可能或必然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还没等怎么样呢就极有可能被人一下子就给挑下了马去。如此,岂不呼哀哉也!
    
    对阵双方在战斗中所使用的对弈武器大致都差不了多少,就现在的观点来看,基本上也都是一些简单之至的冷兵器,如刀枪剑戟之类的玩意儿。正因如此,武艺哪怕再高强,博弈的技巧哪怕再娴熟,一个被叫做英雄或豪杰的人物,最多也就只能对付几个甚或十几个人而已。至于一个人能够对付几十个、上百个甚至几百个人,无论怎么说,无论怎么估计,恐怕也都是为了吸引人的眼球而刻意编造出来的故事,都是不无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十分必要的文学夸张而已。因为文学的本质就是夸张、就是创造、就是想象,就是平地起高楼、无中能生有。此类描写虽然不一定符合真实的生活,但毕竟有力地反映了作家头脑里所精心策划的完美的艺术意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白发三千丈”,还有更多的诸如此类的艺术表达方式和方法,可能与生活实际不相匹配,但由于符合艺术真实,因而就自然而然地有其不容否定的可贵之处。现实与艺术,是有一定的乃至巨大的差别的。这就是,凡是符合想象力的,就是艺术的;而艺术的,就不一定是现实的。二者根本不需要严丝合缝地一致、统一。艺术更多地付诸于想象力;富于想象力的创造,是艺术至高无上的价值和意义。现实中也许有那么一点点影子,但通过栩栩如生的场景描绘,人物性格的铺陈,一个个武艺高强、气血丰满、刚毅挺拔的英雄形象,便在文学经典的长廊里向人们大踏步地、器宇轩昂地、栩栩如生地走来,并成为脍炙人口的永恒记忆。然而,古代战争中的腥风血雨的惨烈场面,绝不仅仅是几个英雄互相争斗的舞台,而是两军对垒的大规模的甚至是超大规模的残酷征战、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你死我活的无情杀戮。所谓的血流成河、一将功成万骨枯等等,都是对于每一场战争及其悲剧结果的恰如其分的表现。
    
    人海战术,必然造成尸横遍野的可悲之局面。只要是战争,无论古代的人民战争,还是现代的人民战争,都是金戈铁马互冲杀、头颅滚滚坠落地的凄惨、壮烈、悲剧之景象。
    
    古代的人民战争,实际上是古代的某些权谋家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政治目的而对于广大的愚民所进行的战争动员,目的是使后者甘心卖命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战争。所谓的人民战争,不过就是愚民做炮灰、愚民去送命、愚民去打仗。因打仗而送命,究竟为了谁?为了统治者,为了统治者的幸福,为了统治者扩大疆域以便于统治更多的愚民。这,就是古代人民战争的实质。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的各种典籍里都是可以找得到的,而且也是不胜枚举、层出不穷的。哪一次战争不是这样?哪一次战争中的人民,不是充当炮灰的、如泱泱之众的蚂蚁一般的广大愚民?这种战争,绝不能推动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而恰恰是其反面,其势必造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动乱、大破坏、大灾难,对于以往的社会秩序几乎是来了一个完全彻底的毁灭性的打击。顶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又重新建立了一个必然导致一穷二白的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旧的统治大厦业已坍塌、变成一片瓦砾了。现在要把所有的瓦砾都清理干净并在这个基础上还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从本质上来讲与被毁弃的统治大厦别无二致的、几乎殊途同归的新的统治大厦,只是在名称上,在国号上有所不同而已,只是领导人的模样有所区别而已,但就其统治思想及其统治的方式而言,则是没有实质性的差别的,简直如出一辙、半斤对八两。这,就是中国古代的人民战争所形成的王朝更迭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浩荡不已的历史图景。
    
    统治者为了争夺权力,为了扩展其统治疆域,为了自己的或小集团的某种私利而不惜任何代价地、尽其所能地调动一切资源,不择手段地进行掠夺而罔顾人民的生命,驱使人民作为攻城略地的炮灰来参与大规模的血腥征战。秦王赢政横扫六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局面,确立了其千古一帝的政治地位,也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极权专制主义的皇权传统。其后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历朝历代的皇帝,又有哪一个不是用武力进行征服与扩张的呢?又有哪一个不是把其所治下的人民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的呢?就连遭受过皇权统治者深重压迫的出身于底层民众的领导者,又有哪一个不是为争夺皇权进而掌握天下这一目的而努力奋斗的呢?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领导者、组织者,都毫无例外地以争夺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为其行动的本质内容的,都是以登上九五之尊的地位、以掌握号令天下的皇权为其最终目的的。很多倒霉蛋在继续革命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上英勇无畏地牺牲了,只有为数甚少的幸运儿在擦干了自己的眼泪,掩埋了同伴们的尸体之后仍然在顽强奋斗,继续革命不忘本,雄赳赳气昂昂地怀抱着为人民当皇帝、当北斗星、当领袖、当主席、当红太阳的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和流氓加阿飞的稳准狠的斗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山呼万岁的主席、皇帝、总书记之位的。如轰轰烈烈的黄巢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也着实重创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造成了一片焦土、满目凄凉、生灵涂炭、悲惨至极;朱元璋南征北战,终于建立了大明帝国。洪武皇帝登基后,对跟随自己在枪林弹雨的生死征战中一同摸爬滚打苦熬过来的革命战友们实行规模空前的“镇反”,大开杀戒,直杀得昏天黑地,鸡飞狗跳,充分显示出明王朝的红太阳、明朝人民的伟大领袖朱元璋,不过就是一个残忍暴虐、阴暗苟且、混账透顶的泼皮、阿飞而已。叫花子做皇帝,压根就没有君子的风度、做派,就像痞子做领袖,只能把人民领导到根本见不到天日的阴沟沟里。因为没有那个素质、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种胆才学识,无论其拥有多么了不起的地位,无论其拥有多么至高无上的权力,也绝不会担当民族之大义,更不能推动人类文明之进步,只能给江山社稷制造出大的、更大的、极大的、层出不穷的灾难、人祸和悲剧。痞子、瘪三、流氓如朱元璋、洪秀全、毛泽东之流,掌握的权力越大,就越糟糕、越恐怖、越完蛋,简直让人倒透了霉。因为历史的最终结果证明:他们都是杀人如麻的恶魔,毫无尊重他人的生命之概念,毫无尊重他人的权利之概念,更毫无做人的哪怕是最起码的底线。什么叫痞子?毫无做人的哪怕是最起码的底线之谓也。让痞子称王称霸、号令天下,由恶魔做主席、皇帝、总书记,做大救星,整个社会就都得群魔乱舞、狼心狗肺、民无宁日,国将不国。无论是谁,都得跟着不是害人,就是被害,甚或二者兼而有之。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其任意驱使的工具,都是其肆意砍杀的奴隶、奴才。
    
    明朝末期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起义领袖名叫李自成。起义军攻城略地,最后占领了北京,成立了一个叫做大顺的新政权。“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李自成就是所谓的闯王。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之后要让北京人都喜气洋洋,天天过年。没过几天,年就过不下去了,李自成就灰溜溜地倒了台。因为清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一怒为红颜陈圆圆,引得清兵进入山海关。大顺皇帝李自成望风而逃,不知所踪。
    
    农民起义、农民战争,除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外,除了给社会造成惨不忍睹的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之外,简直是什么好事也不能干,而且也干不了。除了毁灭,就是破坏;除了破坏,就是毁灭。什么是破坏和毁灭的主要因素和领导力量?那还得算是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农民革命。
    
    清朝中后期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史称长毛造反,也是一次波及十数省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起义领袖叫洪秀全,假托基督教的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的兄弟,成立了拜上帝会这一秘密的邪教组织,以宗教的形式不断地扩展其与清廷抗争的势力,最后定都于南京,成立太平天国。洪秀全作为农民起义领袖,自命天王,并为自己设置三宫六院,大肆卖官鬻爵,满足革命军中很多如他一样的众人的虚荣心。都知道当王好,也都愿意当王。所以在太平天国极盛时期,被封的王竟达三千多人。王侯一多,连站岗放哨的、伙夫挑水的,也都统统地成了王;王侯一多,到最后就只能别无选择地自取灭亡了。
    
    为毛泽东所热烈赞颂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农民革命,究其实质来说,简直连一点点进步的价值都没有,连一点点值得肯定的意义都没有,整个就是荒谬绝伦的罪恶存在。因为伟大领袖洪秀全的思想意识荒诞无稽,与毛泽东一样是属于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一类,从来不知道他人的生命之可贵,反而还极尽渺视、否定他人的生命因而滥杀无辜;从来不知他人财产之可贵,而是把别人的财产都当成他自己的囊中之物,任意掠夺、任意挥霍。在太平天国所制定的严苛规定中明确要求:无论拜上帝会的成员也好,还是太平天国的臣民也罢,都不应该存有自己的私产,财产一律交公。太平天国这一点,与毛泽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要求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私产不许私有,一切都得为公。而所谓的公,就是洪秀全这个太平天国的掌权者。太平天国所有的人都没有自己的私产,也不允许有自己的私产。所有的私产都得由洪秀全等领导层所掌控、所支配、所挥霍。没有自己的财产,没有对于自己私有财产的保障,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自由。洪秀全所创立的太平天国,是极权专制主义残酷暴烈的制度。没有拥有财产的自由,其结果就极有可能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生命的自由。这就是说,在财产可以被随时剥夺的情况下,生命也不可能得到行之有效的保障,生命随时随地都可能以某种似是而非的莫名其妙的所谓高尚的名义而被剥夺净尽。太平天国实行的是严刑峻法,动辄则咎,项上人头说掉就掉,说没就没,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犯了什么罪,被安个什么罪名,脑袋就给搬了家。故而太平天国是一个制造恐怖,实行恐怖的恐怖主义社会。因为绝不允许人们有任何的思想自由,凡是不符合洪教主意志的思想,都必须斩尽杀绝;凡是有违太平天国领袖的言论的,都一概地被称之为“妖言邪说”,都得处以极刑,甚至连看太平天国不允许看的禁书的、连听不利于太平天国的有关信息的,也都得就地正法。总之,自由的思想不可以,自由的言论更不可能,自由的行动连想都不要想,连门都没有,都得死路一条。总的看来,太平天国像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和农民革命一样,毫无价值可言,要说有价值,只能是负面的,而且是极大的负面价值,其意义也毫无疑义地是极大的负数。
    
    至于太平天国后期所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就更是虚与委蛇、冠冕堂皇的信口开河,只是一堆漂亮的词藻、美丽的假话而已。就像骗子的花言巧语一般,是不值得、更不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和信任的。既然是瞒天过海、堂而皇之的统治之术,又能够有什么真实性可言?
    
    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及其影响暂且不提。且只说过往的人民战争。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方式常常是必不可免的人海战术。一批又一批地、一次又一次地往上冲,冲不上去的,就尸骨成堆。久攻不下,就被逼无奈地退回来;能够取得胜利的,也是尸骨成堆。死了的,就算拉倒;还没死的,就算侥幸留下了一命活过来,就只好留待在以后的战争中继续做炮灰,说不定在今后的哪一次战斗中就英勇就义成了烈士、英雄或狗熊,终归死路一条简直就是毫无办法的事儿,根本无法逃脱。。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由来已久。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过“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歼灭敌人”的口号。所谓分兵,其实就是进行战争动员,叫做招兵买马,即放手发动群众,鼓励人们参军。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绝不是毛泽东的独创,而是他从古代的传统战争中照搬过来的,是把冷兵器时代行之有效的惨绝人寰的战争方式给全面地挪用到现代热兵器的战争之中的。热兵器是指枪、炮、坦克、装甲车、舰艇、飞机等新式的现代化作战武器。热兵器杀伤力巨大,是冷兵器远远不可以比拟的。冷兵器时代的一百人拿着长矛、大刀冲锋,用热兵器时代的大炮来轰,一颗炮弹就可能炸死三、四十人,两颗炮弹就可能让对方全部报销、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者用机关枪扫射,一百个人一会儿就被突突了,乃至一个都不剩。由于热兵器时代火力威猛、武器先进,具有长距离的杀伤力,因而用冷兵器时代的武器是根本没法对付热兵器的,是必然取得完全彻底地失败的。举例来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军舰所发射出的炮弹可以直接命中大清国岸边的炮台。因为舰艇上的火炮射程远,精准率高。反之,大清国岸边炮台上的火炮却根本打不到英国舰艇所处的位置,而只能在离英舰艇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炸开,清国的火炮对于英舰艇毫无威胁,毫无影响。这就证明,武器的威力之大小,直接决定战争的胜与负。如果用热兵器时代的武器对付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孰胜孰负是早已确定了的,当然是没有任何悬念的。这也正是面对拿着热兵器的洋人,那些自称刀枪不入、装神弄鬼、前仆后继的义和团,犹如蚂蚁似地一堆堆地、成千上万地死亡。一万个义和团,也打不过一百个手拿长枪、拥有火炮等热兵器的洋人。
    
    冷兵器无论如何都战胜不了热兵器,除非偷袭和近战。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人海战术,在热兵器时代是很不现实的,是极不现实的。同样地,用在冷兵器时代行之有效的人民战争的思维方式,来面对热兵器时代的现代战争,其惨不忍睹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其危害也是极其巨大的。故此,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大大地落伍于上个世纪的前期、中期的军事水平,更不用说后期的情况了,既不符合当时军事战略的需要,也不符合应有的战术要求,当然更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固有内容,是一种从古代残酷的战争场面抄袭过来的野蛮的、可悲的、更是可耻的军事理论。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及其导致的人海战术之所以野蛮,主要由以下原因所导致:(1)轻忽人的生命,而根本不能重视人的生命。只追求人多势众,因而陡然增加根本不必要的巨大的生命损失;(2)用冷兵器时代的人海战术来面对现代热兵器时代的武器装备,必然一败涂地,甚至是全军覆没;(3)没有以现代战争的思维方式对待现代战争。对现代战争仍然是门外汉。用非军事思想来指挥军事,属于外行领导内行;(4)人海战术无益于经济建设、学术研究、科学发展,以及各种各样的创造、发明。成百万上千万的人所共同参与的轰轰烈烈的新民歌创作,也终究写不出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抒情诗;亿万人所搞的大干快上的大跃进之成果,也远远抵不上爱迪生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推动工业进步之能力。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发明创造,大都不是毛泽东式的人民战争及其人海战术一哄而上地搞成的,而是极少数的、个别的天才独立自主地搞出来的,顶多是在天才人物的指导下,众多的专业人士群策群力、鼎力相助搞成的一个硕果。人多势众,不能顶替天才的无可取代的至关重要的位置,不能起到与天才等同的作用。人海战术在只有天才能够从事的专业领域里除了添乱之外,简直是连一点点好处也不能带来的。不承认这一点,是毛泽东的蒙昧主义毁灭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文艺创作能力以及只有非凡才华的天才人士才能从事的领域普遍地彰显平庸而无为的至关重要的原因之所在。
    
    被人称为“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毛泽东,在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解放战争”中,其所用的就是人民战争的人海战术。在山东战场,孟良崮的国军机枪手严阵以待共军的进攻。可是,他发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非常奇怪的现象,致使他根本无法下手。因为在他面前站着的全是妇女,这些妇女赤裸着上身,腰间仅有一块布而已,两手撑着布的两边,仅把她们自己的私处围了起来。妇女们并排地向着机枪手的方向跑来,当跑近到十多米时,身上的布也随风刮去,露出白花花的身子。机枪手不知应该怎么办,这个仗还怎么打?原来,这些妇女是被土改中所认定的地主婆和地主家的小姐们。她们被逼而来,谁让她们是剥削阶级的一员呢?第一次冲锋就这样结束,机枪手一颗子弹也没有射出来;第二次冲锋,却跑上来了一群老头子和年龄不一的小孩,原来他们都是当地的财主或绅士以及他们的孙子们,机枪手仍然没有扣动扳机。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不想伤害无辜。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伤害无辜就是罪恶。他的理智清醒地告诉他,哪怕他自己因为违反军令而受到严惩甚至被枪毙,他也绝不能伤及一个无辜,他也不能打死一个非战斗人员。虽然他能够狠下心来痛下杀手,不管你是妇女,还是老人、儿童,只要在我的枪口下,都要以死亡作为我机枪手存在的证明。但是,总得有点人性吧?人性就是不能滥杀无辜;总得有点良知吧?良知就是在善恶面前,要选择善而不是去作恶,扣动扳机就不是善而必然是恶。因为这些妇女、老人和儿童,手里没有拿任何武器,因而没有任何危险,所以不能开枪。开枪就是罪过,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是罪过,就要遭到审判,就要下十八层地狱;总得讲点道义吧?老祖宗教导我们,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得讲道义、讲仁义礼智信,讲敬老爱幼,所以老人孩子不能杀,那些年龄大的妇女有如自己的母亲一样,那些年龄小的有如自己的姐妹一般,对母亲、对姐妹这样的柔弱的女性,应该爱护、关心、同情,应该尽力而为地帮助、解救、抚慰才是,怎么竟能忍下心来、去下狠手去残害、去杀戮呢?所以绝对不能扣动扳机。作为一个机枪手,我只有义不容辞地保卫她们并为她们献出自己的生命,又怎么能够让我去残忍地杀害她们呢?
    
    就在这时,共军发起了冲锋,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喊杀之声,倒了一批又来一批,以人命换子弹的速度,最后使机枪手都来不及换子弹了,在他面前的尸体堆得像山一样高,几乎遮挡了他的视线。但漫山遍野的喊杀之声不但没有丝毫减弱反而越来越强、越来越近,他都感到如雷贯耳了!他不禁纳闷:因为他从来就没见过这到底是打的哪门子仗,又是妇女、又是老头、又是小孩,然后再来个泱泱之众的进攻。就在机枪手对面的指挥所里,解放军总指挥陈司令掐着腰,振振有词地说:刚才这一幕,充分证明我们新型的战法竟把敌人给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他们是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的确陷入了极大的被动之中。而我们却占据了主动,只要能够取得革命胜利,我们什么阴招暗招损招都可以用,什么野路子也都可以使。此后,这个被联合国有关条约严厉禁止的属于反人类罪的严重罪行,便被纷纷仿效,也乐此不疲地到处应用,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无耻的胜利,从而为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指挥天下,奠定了十分雄厚的和无比下流的罪恶基础。
    
    以辽沈战役中的锦州战役为例:国共两军激烈争夺,在大虎山、塔山阻击战中,尸横遍野。国共两军反复争夺,数次易手,炮火连天,子弹横飞。进攻锦州时,进攻方为四野的几个纵队,一个营倒下去,一个团扑了上来;一个团没有了,一个旅扑了上来;一个旅横七竖八地躺在阵地前,一个师紧跟而上,又冲到了前面。守城的国军机枪手面对自己打死的那么多人,都感到实在打不下去了,都是中国人、都是兄弟一样的骨肉同胞,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怎么就这样说没就没了呢?就在犹豫不决之际,对面来的一枪一下子射穿了他的胸口,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排山倒海的四面八方涌来的蚂蚁一样的人群快速地掠过他的身旁,大步流星地冲进了市内。范汉杰作为锦州守城司令,立马就成了阶下囚。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与美军的较量中所采用的还是人海战术。但美军的火力十分凶猛,志愿军战士一批又一批地倒下去,但还是一批又一批地冲上来,美军的机枪手一个劲地扫射,几乎是弹无虚发。因为进攻的队形十分密集,机枪手边打边合计开来,一方面纳闷,一方面又惊奇不已:这哪里是人?简直就是蚂蚁。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送命方式啊?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可是竟然活生生地发生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一个人从生下来到长大,多么不容易,怎么这么不懂得爱护自己的生命?那些当官的怎么竟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让自己的士兵一拨又一拨地白白去送死?看着眼前好几百具尸体都是被他的机枪给扫射死的,机枪手实在不忍心继续地杀戮下去了。机枪手认为,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不对等就是不公平,不公平的事就不应该干下去。这么扫射下去,又有多少人会继续一片片地倒下去呢?行了,不打了,不跟你们玩了,把阵地交给你们吧。就这样,志愿军战士最后攻下了阵地,虽然在通向胜利的道路上堆满了一堆堆的尸体。这,就是毛泽东的人海战术在西方社会所说的韩战中的具体应用。志愿军一没有制空权,白天不敢露头,露头就要挨打,所以只能昼伏夜行;二是武器弹药即军事装备落后。与联合国军的武器装备相比,简直就是落后了十多年以上,根本打不过,只能用生命去填补其中的差距。结果是怎么填也填不满,类似于深不可测的无底洞;三是志愿军战士的军需物资供应不上,交通线被炸得个支离破碎。最寒冷的冬天零下三十多度时,志愿军战士还仍然穿着单衣,成连成营的战士竟被活生生地冻死,非战斗减员为数相当之多。因为物资供应不上,志愿军战士很多都给饿得个有气无力。抗美援朝实际上就是一场骗局。几年之后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这场战争真的打错了。因为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民一点好处也没有,无论从当时的情况看,还是对以后的形势发展而言,都是危害性极大的。比如朝鲜由金三胖领导的极权专制主义政权,不但对本国人民实行极端残酷的法西斯专政,而且在东北亚地区肆意妄为地制造事端。对南韩时不时地肆意挑衅,并且还一意孤行地发展核武器。对东北亚地区和平、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构成了肆无忌惮的严峻挑战。如果没有毛泽东在上个世纪中叶所发动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军参战的话,朝鲜的情况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糟糕。中共出兵朝鲜,立即遭到了联合国的强烈反对,并被认定为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和挑衅,是对邻国的侵略行径。联合国大会对此予以强烈的严正谴责。从此,中国社会自绝于人类文明之外,长期地闭关锁国,大大地落伍于世界文明的平均水平,整个社会都处在最低的层次以下。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无论文化,还是军事;无论科学技术,还是社会学术,总之,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中国一直是落后落后再落后。大陆中国人在世界上普遍地被人瞧不起,虽然我们关起门来,完全可以把牛皮吹得震天响,但实际上,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中国已然成为一个落后的代名词,中国人已然成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当之无愧的典型代表。
    
    抗美援朝,中国究竟收获了一些什么呢?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亡为例。中国大陆由于档案仍然没有解密,所以数字出入很大。有的说死了四十万,伤了二、三十万;有的说死了一百多万,伤亡的数字也与此差不多;也有的说死了不到二十万,伤亡的也就二十万左右。由于党控媒体的行为方式向来是报喜不报忧,由于很多本不应当纳入国家机密的事情都毫无例外地成为了国家机密,特别是由于中国的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健全乃至空无,所以人们只能凭经验和不同资料的汇总而进行不同程度的猜测,因此对抗美援朝中伤亡的志愿军将士的具体数字,也就只能进行也许、差不多或可能、大概相当的估计、测算。有些志愿军战士被俘虏后,强烈要求归顺中华民国而坚决脱离中共统治,决不回归已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大陆。实践证明,他们的路子选对了。因为他们到了台湾之后很受欢迎,并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他们的人权更是受到了充分的尊重。而那些被俘虏了之后选择归国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不免遭到了非人的待遇,被歧视、被怀疑、被打击、被折磨得身心疲惫、体无完肤、生不如死、人模鬼样,简直无法形容。
    
    除了这些叛逃到中华民国台湾,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狼狈为奸的志愿军将士之外,真正的伤亡数字到底是多少呢?恐怕谁也不知道,只有天知道。因为,知道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所应知道的数据仍然作为国家机密在封着呢。接近真实的伤亡数字应该在一百万左右,受伤者与此数也应该差不多少。这就是毛泽东根据古代冷兵器的传统战法而运用到现代战争的作战方法——人民战争以及人海战术所可能或必然取得的令人震惊的可悲战果。联合国军的死亡数字据统计连六万人都不到,受伤者也不多于同样的数字。
    
    任何战争,都是一种博弈,都是博弈的过程,虽然是零和游戏。但战争也好,战役也好,就像任何一项商业交易一样,应该、可以而且必须讲究投入产出之比,得有战争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念。打不打,怎么打,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是要忍字当头一把刀,亦或是死了也要分出个雌雄?这些都有一个合适不合适、划算不划算的问题。经济学的一般概念也完全可以运用到军事上。战争其实就是一笔生意。战役也是生意,只不过是小一些的生意罢了。战争也得讲效益,也得有个投入多少产出多少的经济效益分析。中国军人牺牲二十个,才能换回来对方的一个,这是什么比?二十比一。这,还叫什么胜利?这场所谓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无义战争根本上一点都不合算,一点都划不来,简直输得个一塌糊涂溜干净。怎么说呢,还是用一句成语来说吧,叫做“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毛泽东把中国人的生命当儿戏,胡整、乱整、瞎整的必然之结果,更要命的是,竟喂肥了朝鲜特色社会主义的金家三代的残忍暴虐的腐朽政权。金家政权不但不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感恩戴德,反而以白眼狼的面目把中国人民志愿军辅佐金家王朝独裁政权的功绩在朝鲜境内几乎都给抹杀的一干二净,仿佛根本就没有这一码子事儿似的。也就是说,一百多万的中国人算是白死了,一百多万的伤残者算是活该倒霉了。什么保家卫国?纯粹是祸国殃民、无耻之尤;什么抗美援朝?简直就是自绝文明、助纣为虐、与狼共舞、狼心狗肺,死不要脸。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及其导致的人海战术,是把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当做实现他自己政治目的的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炮灰而已,是让他们无端地白白送命。成百万的中华儿女在花言巧语的蒙蔽下,在诈骗有术的虚假宣传中,都纷纷踏上了雄赳赳气昂昂无尚荣光的有去无回的可耻的不归路。
    
    人民战争,在现代化武器面前是没有作用的。同样地,人海战术,必然以其大规模的毫无必要的伤亡而付出惨痛代价的。人多力量大的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中的人海战术,在铜墙铁壁般的现代化武器面前,是不可能起到在冷兵器时代所能够起到和必然起到的极其巨大的作用的,其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
    
    人民战争的思想就是寓兵于民,寓民于兵,亦兵亦民,兵民不分。军民鱼水情,军民一家亲。平日里可以拿起锄头种地,战时就拿起枪杆子投入战斗。此即所谓民即是兵、兵即是民,后来竟发展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全民皆兵”和“七亿人民七亿兵”的大一统的思想和口号。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使军民不清不浑,也产生了诸多不良之效应。如军人的非职业化和民众的半军事化,二者都不能卓有成效地适应现代化的战争场面。因为这种军民不分的体制适应于落后的小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但却绝不适合于业已进步了的现时代所应具有的组织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海陆空诸兵种密切协同、交叉作战的现代战争场面。
    
    毛泽东的极为落后的人民战争思想、人海战术,是不应该进入现代文明时代的,更不应该成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指导思想。令人可悲的是,此种思想在中国大陆还仍然有相当大的市场。新的时代只能用新的理论来指导,现代化的战争只能用现代化的军事思想来指导。面对新的业已极大地变化了的形势,如果仍然恪守着以往的教条,仍然用老旧的眼光、陈旧的方式来看待并处理与以往大相径庭的和天渊之别的全新的情况,那就无异于刻舟求剑,那就像是鸵鸟一样地呆头呆脑、滑稽可笑。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是狭隘的落后的思维方式,因为完全不能适应于现代化的高科技的信息战,不能适应于以减少自己的生命损失而增强对敌方的打击之思路,尤其不能适应现代的海陆空协同作战、各兵种有机配合等指挥系统。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它都没有利用价值,也更不可以把它当作指导思想来运用于现代化的战争指挥,除非战争的目的不是胜利,而是与此相反的失败。因为人民战争思想毕竟属于往事如烟的历史遗迹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就是残害生命、制造灾难、生成悲剧的行之有效的罪恶根源,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死亡为其登上帝王之宝座而打下雄厚而坚实的无耻基础。
    
    要建立包括军事思想在内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思想,就必须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及其指导下的人海战术等作以刻不容缓的、有力的、完全彻底的诀别,就必须坚决地批判人民战争思想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极其巨大的危害。为此,就必须做到以下各项:一是要深刻理解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信息化,诸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相互配合,使用先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以期尽量减少我方人员的伤亡,并极大地扩展打击面并增强打击力度。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基础,都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基础。所谓经济实力,是指拥有充分的物质财力可以花得起,无论什么代价都能够付得起;所谓的军事实力,是指武器装备先进,信息扑捉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都能够到位,可以在卓有成效地保存自己的先决条件下稳准狠地打击所确定的目标,对敌人构成致命的摧毁性打击。
    
    要使军人职业化,而不能军民不分,军民必须严格地区分开来。以往的民兵制在现代化的战争中是否有用?究竟有多大的用处?如果没有什么用的话,是不是应该考虑取缔为好,亦或是逐步地淘汰?因为民兵毕竟不是职业化的军事建制,也可能或必然与现代化战争不相适应,反而还耗费了很多不必要的军事资源和社会资源。如此等等,这些都不能不是应予考虑的事关重大的问题。总之,要建立军人职业化的制度,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不是有一句口号叫做:能打胜仗吗?一打仗,就搞人海战术,不计代价、不计成本地往上冲,不管死了多少,也不管伤了多少,最后,都以自己的胜利而告知于世。这完全不符合实情,这是虚张声势的宣传。这一套在现代战争中是过时了的,是根本行不通的。
    
    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只是追求名义上的胜利。要转变观念,要追求实质性的根本的胜利。名义上的胜利,就是糊弄人的宣传,就是抗美援朝所取得的打败美帝野心狼的滑稽效果。美帝野心狼不但不是狼,反而是联合国军的主力,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帝对中国连一寸土地的野心都没有。美帝野心狼属于污蔑不实之词。应当像胡耀邦给包括老干部在内的所有遭受迫害的人平反一样,也要给美帝野心狼平反昭雪,要把“野心狼”这个称号适得其所地和当之无愧地安放到斯大林、金日成、毛泽东的身上,也安放在作为侵略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身上。这,就是名至实归,就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现代战争打的是信息战,是高科技大显神通的广阔舞台。有时一场战争、一场战役甚至连对方的人影都没见着,军事目标等战略要地就遭到了全面彻底的摧毁了,一场战役、一场战争就如此这般地令人匪夷所思更令人不可思议地结束了。像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是这样,美英联军在伊拉克的“斩首行动”也是如此。现代战争的诸多特点与以往的战争相比,具有极大的不同,这就是:信息决定一切、高科技决定一切。可见,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与人海战术在以高科技、高精尖武器为内容的现代化信息战面前,不说百分之百地无用,至少无用率应该达到百分之八十五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剩下的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五仅仅是给无知无识而有些脑残的毛左们留下一点面子而已,至少还得给他们留下来逐步清醒的一段时间。而一当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而有所觉悟,脑残也许就会不由自主地惊出一身淋漓尽致的冷汗。脑残也许会变得不脑残了:却原来,吹得呱呱叫、吹得震天响的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及其导致的人海战术等,在现代化的信息战面前,简直就是个小儿科的活计,精准地说,甚至连个小儿科的活计都恐怕还远远地不如呢!
    
    2、“人民战争”的动员方式是失效的、落后的、野蛮的、狭隘的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以集体主义作为基础,以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作为招摇过市的口号和旗帜。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极权专制主义者,尤其是大独裁者,几乎都概莫能外地把人民一词常常挂在嘴边脱口而出,不假思索地张嘴一个“人民”、闭口一个“人民”,人民竟成为独裁者们乐此不疲的口头禅。法西斯的缔造者墨索里尼是这样;法西斯主义的中坚人物希特勒是这样;苏共领袖列宁、斯大林也同样如此,更不用说把人民当作各种名称的限定词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之流的红色帝王们了,把人民一词都用得天花乱坠,像空气一般无处没有,到处都是。用的是口号,实际上把其本质早就给扔弃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干尽了剥夺人民利益、财产乃至生命的阴暗、卑鄙、无耻之勾当,以保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名义,肆意妄为地残民以逞并大肆屠戮,以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幌子,无所不用其极地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以让人民自相残杀,最终形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可耻之情状。人民不能显示自己的存在,而只能由领袖来代表。由于领袖是人民的天然代表,那么,反对领袖,也就意味着反对人民。当领袖与人民同一时,领袖口中的人民就必然地、概莫能外地、毫无疑义地是指他自己。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及其导致的人海战术所造成的巨大的生命损失是根本无法挽回的,也根本谈不上任何效益。既谈不上经济效益,也谈不上军事效益;既谈不上政治效益,也谈不上社会效益,简直赔得个干干净净、什么都不剩。因为这是一个极其落后的更是野蛮的战争方式。虽然毛泽东因为其著作的垄断性出版与发行而大赚特赚,乃至成为当时中国几乎唯一的百万富翁,但他却毫不考虑中国人民贫穷落后的悲惨境遇,搞得人们的兜里比脸都干净。在中国人民都饿得嗷嗷直叫、苦不堪言之际,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竟四处撒钱,给越南二百亿、给阿尔巴尼亚二百亿、给朝鲜一千亿,等等。孙子卖爷田,一点不心痛——此乃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更不用说毛泽东为感谢日本皇军对中国的侵略而放弃日本巨额的战争赔款,致使中华民族丧失了最起码的应得的利益补偿。真乃可恶至极也,罪恶昭彰也,神人共愤也!不提也罢!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建立在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社群主义的基础上。集体主义要求一切以集体的意志为意志,以集体的利益为利益。集体乃个人的结合。但集体是部分人的结合,而人民是个人组成的集体的结合体,是全部集体的结合,故而集体的集体是人民。集体把个人虚拟化了,在集体中几乎没有或根本不可能有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地位、更谈不上个人的权利。而作为集体结合物的人民不但把个人的作用给抛弃了,而且也把个人组成的集体的作用也一并扔弃一旁了,只剩下了既不代表个人,也不代表集体的整体性的和综合性的自我认定、自我表述。由于个人在集体当中没有价值,故而集体的价值只能由领导该集体的负责人所代表,负责人的意志也就是集体的意志。因为集体根本没意志,也不能够自我表达;由于人民排斥了个人的价值,也排斥了集体的价值,故而真正代表人民的,绝不是人民中任何一个无足轻重的个人。每个人照理说,都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但任何一个人都只不过是原子化的个人,也毫无自己的权利可言,更不能有效地表达自己,所以只能任劳任怨、老老实实地随大流,不显山不露水地沉默寡言,兢兢业业地听党话,一切命令听指挥,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安分守己的人民。如果所作所为不是随大流,而是自作主张、各行其是,那么就很容易也极有可能成为人民中的异己分子,甚至成为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当独立的自由的思想与人民的领袖的意志具有相当大的矛盾和冲突之时,就一定会被安上一个很随便的不一定那么恰如其分的匪夷所思的难以理喻的罪名加以清洗。不适当,也得适当,无论给谁安,谁都得无条件地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
    
    集体是无数个人的集合而组成的团体、单位,集体主义就是承认无数人组成的集合体。作为组成集体的个人,在集体主义的概念里,几乎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集体主义既不承认个体价值,也不承认个体权利,只认定集体的价值、集体的权力。但没有个体,又何来集体?个体的权利不能受到应有的尊重,集体的权利也就成为虚拟之物了。因为集体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意志,集体的意志必须通过权力者的意志来予以有效地表达,故而集体主义说到底,乃是权力意志的工具。如同人民的概念一样,集体主义也是招摇过市、瞒天过海的假大空的虚词。因为没有个体的价值,没有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个体便成为可有可无之物。因而没有个体的集体主义,只能用来当做骗人的幌子而已。以集体主义的名义,正像以人民的名义一样,在历史上竟干下了多少伤天害理的罪恶?只有深刻地认识到集体主义的名不副实、祸国殃民的内涵,我们才能够勇敢地捍卫自己的和他人的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权利,才能防止并去除集体主义所必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可以想象的和难以预测的危害。中国人必须坚决彻底地告别集体主义,才能够走上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才能在未来的公民社会里赢得作为公民的堂堂正正的地位。中华民族必须与集体主义陈腐思想作以彻底之诀别,才能够真正地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无论从历史的教训来看,还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来说,集体主义从来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值得一提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方面的益处,带来各种各样的害处的例子倒是屡见不鲜、层出不穷的。既然集体主义没有任何好处可言,我们为什么还要抱残守缺、执迷不悟地恪守着陈腐的教条而不肯放手呢?难道还要让集体主义的巨大的和沉重的包袱肆意妄为地和大张旗鼓地把我们逼到不可救药的死亡之地吗?
    
    集体主义是必须抛弃的,是不抛弃就要招致祸害的。只有抛弃集体主义,我们才能够重新确立个体主义的文明价值。个体主义就是毛泽东所一再批判过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即便被批倒批臭,也要比集体主义好得多。因为个人是真实的,而集体则是虚假的。真实的个体、个人远远地好于假模假式的冠冕堂皇的已被虚拟化了的集体。集体主义就是这种被虚拟化的集体的意识形态之抽象、是假大空的概括之定义。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个体主义,由于符合社会存在的实际,因而必须予以应有的重视,应该得到至高无上的尊重,应该成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卓然醒目的旗帜。
    
    个体是一切社会组织、一切团体、一切单位、部门、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主导力量和赖以存在的主要根据。没有个体,其它的一切都统统地不会存在,也不应该存在。个体价值的实现程度,决定了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所能达到的程度,尊重个体价值,是尊重社会价值的至关重要的来源。没有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就不会更不可能尊重所谓的社会价值。因为,个体价值乃是社会价值的基础,没有个体价值,社会价值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讲,尊重个体价值,就等于尊重社会价值;否定个体价值,就意味着否定社会价值。尊重并保障个体权利,是一切社会进步的源泉。否则,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必然成为亮丽的肥皂泡。个体权利的实现,就是社会进步的货真价实的自我证明,更是文明发展的基本保证。个体的富裕,是整个社会富裕的基础,是国家富强的根据和有力证明。人均收入,是测量和判断国民经济状况的最主要的标准,如果不能算作唯一标准的话。提高人均收入,应当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大大地落伍于世界文明的平均水平,乃至于被拖到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名之后。按照某些国际组织的标准来看,如记者无国界、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机构的评估,中国的人权状况甚至都排在联合国一百九十个大大小小的国家和地区的倒数第二、三名,仅仅比朝鲜靠前了那么一点点而已。对此,笔者都感到脸红脖子粗,真是无地自容,简直丢透了人。这种不堪状况之所以形成,主要是因为在大陆中国,压根就从来没有重视过个体,从来没有把个体价值放置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所以就必然地漠视个人,而且还否定、排斥并打压个体的价值、个体的权利。我们曾经极为愚蠢地把所有个体的东西都当作所谓的私心、私利而加以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而讲究所谓的大公无私。所谓公,实质上是集体主义,是没有个体意志而只讲权力意志的另一种称谓。以虚幻的东西如集体、人民、国家、爱国主义来取缔个体价值、个体权利。前者被认为是政治正确,后者被认为是政治错误。政治正确的,可以大摇大摆、到处亮相、耀武扬威、招摇过市;政治错误的,则必须灰溜溜地遭受批判、凌辱、抛弃,只能躲在见不得人的阴暗角落里抬不起头来、默默地饮泣。个体被全面地藐视,被视若为无物;个体价值也从来都是虚置。要有,也只能是负面的、是被排斥的、被打击的;个体权利被统统地剥夺净尽。这,就是毛时代普遍的社会风尚。
    
    3、应当根据人类文明普世价值对现实中国社会之要求,确立全新的国家观
    
    在个体价值、个体权利遭到全面取缔的情况下,国家作为社会存在的政治架构,却被植入到人们的头脑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强制工具。所谓强制,就是暴力。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不是用来保护个人的,不是用来尊重个人价值的,不是用来对于个人的权利实行保障的,而只是统治阶级,尤其是实行暴力的统治阶级维护自身政治权力的顽固堡垒,是统治阶级运用暴力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基本内容。正是根据这种极为野蛮的陈腐落后的国家观,在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本质同一、表现不同的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一个是列宁式的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以苏维埃为名义的本质上实行阶级斗争、阶级灭绝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叫做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还有一个也是实行民主集中制,以国家社会主义为内容,实行种族压迫、种族灭绝的法西斯蒂的国家制度。这两种国家制度都迷信暴力,都迷信一党专政,都迷信领袖的权力至高无上;两种国家制度:一种是列宁式的被称之为极左的极权主义,另一种是希特勒式的被称之为极右的极权主义。极左的极权主义打着一切平等的旗号,实行阶级灭绝、实行绝对平均化的苏维埃式等级森严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正如普利汉诺夫所说:列宁为了把人们赶入共产主义天堂,就得需要把另一半俄罗斯人驱入地狱。诚哉斯言。列宁似的国家制度,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诸多国家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难以理喻的巨大灾难,一亿多人的非正常死亡,就是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制度的“历史功绩”。通过阶级灭绝而制造的满目疮痍的现实,则是犹如朝鲜那样的贫穷社会主义的落后社会;宣扬大日尔曼种族优越性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实行的国家制度,乃是种族灭绝,是通过战争而不断地进行征服,而扩大所谓的生存空间,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罪恶行径已经被全面揭示,并予以彻底批判。纳粹主义已经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罪恶标志,但列宁主义的国家制度及其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至今还不为人们所完全地了解,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彻底批判和根本清算。也就是说,极左的极权专制主义,在目前的世界范围内还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祸国殃民的作用力和不容忽视的极大的影响力,还在开拓进取地残民以逞、与时俱进地制造灾难、人祸和悲剧。由此看来,清算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罪恶之本质,确实任重而道远。现在不但没有完成,甚至连刚刚开始也都根本算不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作为极为陈旧而且也极为腐朽的教条,罔顾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以偏概全地得出的结论极其武断、极其狭隘,可以说是鼠目寸光、一无是处,也许只适合于丛林法则的野蛮社会,但却根本不符合人类文明普世价值得以全面实现的、以完善的市场经济为本质内容的现代化的公民社会。
    
    从本质上讲,国家是尊重人权、保卫人权、实现人权的政治架构;是恪守道德、提倡优良风俗的社会坏境;是遵从法律、实行良法、惩恶扬善、实现正义的法治体系;是保障民众安居乐业的适宜于人居的广大场所。国家应该、可以而且能够动用一切必要的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尽心竭力地保障人权并使之不能受到任何形式之损失,此乃国家存在的价值之所在、意义之所在。倘若不能真正地保障人权并使之受到不应受到的哪怕一点点的损失,那么,国家存在的价值、国家存在的意义就不可避免地自动丧失。也就是说,在不能保障人权的情况下,国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没有了,不见了。故此,是不是需要在消除迫害人权的国家之后再重新建立一个可以保障人权的新的国家呢?对此,是不言而喻的。
    
    国家应当与人权相一致。国家必须与人权相同一。人权是国家存在的本质,是国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国家只是人权存在的一种必要的形式。本质决定形式,人权决定国家。既然人权决定国家的形式,当然也就决定国家权力掌握者的命运,而不是相反。即,国家权力掌握者除了维护人权,完成其捍卫正义、惩治罪恶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它的目的。不能爱护人权、维护人权、实现人权,就是不能捍卫正义、实现正义,就是邪恶、罪恶。这样的国家权力掌握者,又怎么能够担当其应予担当的重大的历史使命和光荣的职责呢?捍卫人权、实现人权的国家,是值得人们尊重的。因为这样的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正义;不能实现人权,反而要迫害人权的国家,是必然遭到人们普遍地鄙视的。因为这样的国家罪恶而且邪恶,是没有任何存在价值的、是没有任何存在意义的。
    
    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中国至少应该是一个尊重人权、捍卫人权、实现人权的国家。只有成为这样的一个正义的国家,中国才能在世界上赢得普遍的尊重和拥护。如果还像以往那样,以迫害人权为能事,甚至像毛泽东那样以屠戮人权为能事,那就根本不可能为人们所认同、所支持,那就必定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所反对、所抗议、所鄙视。
    
    在以往的丛林法则得以广泛应用的社会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可能或必然有一些强词夺理的和不无偏颇的道理。因为人类文明并没有进化到非暴力的人性之高度,而是停留在茹毛饮血的野蛮的落后的时代里。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讲乃是野蛮人的理论,而绝不是文明人的学说,故而必将造成丛林法则运用自如的野蛮时代与非文明、不文明、反文明的落后社会。
    
    马克思主义所认定的国家乃是统治阶级进行暴力镇压的工具,注定是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现代国家观大相径庭乃至截然相反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是大搞阶级斗争、阶级灭绝,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治强权、以社会暴力、以所谓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实行统治的理论。这种理论不讲道理,也根本没什么道理可讲;不讲逻辑,也根本没什么逻辑可讲;不讲正义,也根本没什么正义可讲。故而形成了极为可悲的国家理论就是:强权就是真理,枪杆子夺取政权,枪杆子保卫政权。红色恐怖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暴力,就是社会存在的本质、理由和根据。暴力革命的铁血政策,就是社会生活无往不在的通行证。有枪就是草头王,有权就能指挥一切、号令一切,打天下者坐天下。只要拥有国家政权,就可以坐定龙庭,就可以荼毒天下。如此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国家观所必然形成的惨不忍睹的现实景象。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从来没有人权之概念,与文明的人权观,风马牛不相及也,更谈不上爱护人权、维护人权、捍卫人权,与实现人权更是相差得十万八千里,整个就是为夺取政权而不择手段的卑鄙、龌龊的直白表露。马克思主义口口声声地号召工人阶级起来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完全彻底的剥夺。马克思把资本家一概地称之为剥夺者,说资本家剥夺了工人的劳动果实,即,马克思所详细分析和论证的充满偏激与谬见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号召对作为剥夺者的资本家阶级实行剥夺,即“剥夺剥夺者”。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再三要求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且希望要建立一个用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全面剥夺的暴力国家,结果造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六十多年以来的史无前例的、浩浩荡荡的、惨不忍睹的和惨绝人寰的无穷无尽的悲剧、人祸和灾难。无论在俄罗斯、在中国,还是在东欧的各个国家;无论在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还是在古巴、朝鲜;都是头颅滚滚、伏尸千里、血流成河。滔天大罪,一言难尽也!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没有正义,也根本不讲正义。对于私人财产说抢就抢、说拿就拿,以所谓集体化、公有化或国有化的名义肆意妄为地进行抢劫、剥夺。如果一个人抢劫另一个人的东西,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按照历朝历代的《刑法》之规定,都是刑事犯罪之一种,叫做抢劫罪。而当很多人,比如一个上万人或上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的军队,对整个社会进行大面积的抢劫,怎么竟被冠冕堂皇地和匪夷所思地称之为土改或国有化的公私合营等之类的社会革命?犯罪,不管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不管是一大批人,还是一百万人,甚至一亿人,只要是做了同样的事情,只要是法律意义上的抢劫、掠夺,只要是不征求财物所有人的意见,不管其同意与否就径直地占有他人的财物而归自己所有,那就是毫无疑义地同样的罪恶,就是概莫能外地犯罪,就都叫做严重的刑事犯罪——抢劫罪。犯罪的人多,是团伙作案。抢劫的团伙作案,甚至是大规模作案,罪恶就更加严重,更加不可思议,更加不可饶恕。全社会的犯罪,就是必须追究的犯罪、就是必须清算的犯罪。难道全社会的犯罪,就是天然合理的、就是一种所谓的穷人翻身得解放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会革命?岂不荒唐,乃至荒谬绝伦?鼓励、纵容并实行大规模抢劫的国家,究竟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渺视人权、剥夺人权的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国家?以国家之名义肆无忌惮地进行国家犯罪,这样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见得难道还少吗?国家犯罪的事实俱在,证据确凿,是任谁都否认不了的,是不承认根本就不行的。追究国家犯罪之根源,首先就得追究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掌握者的责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首先跑不掉的是历朝历代的九五之尊的皇帝。皇帝得为其统治所造成的罪过担负全部的责任。责任是不能推脱的,是想推脱也推脱不了的。在现代社会里,国家之罪就必须寻找当权者的责任。谁掌握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谁就应该担其职、负其责。是主席的责任,那么主席就得学习古代的皇帝,下罪己诏做检讨,诚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道歉。比如毛泽东枉杀了八千多万无辜的中国人民,他就应该做出深刻的检讨,以求得中国人民的原谅;他就应该向中国人民坦诚地谢罪,但毛泽东却从来不检讨,相反还要逼迫中国人民把他作为大救星、红太阳来崇拜,让人们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更有甚者,还要让中国人一天到晚地喊他“万岁万岁万万岁”!就是这么个无耻至极的痞子、下流坯,怎么这么不嫌害臊,怎么这么个样子也不要个死脸?
    
    国家只是具有一定范围的人群所共同居住的一个比较大的地方而已。这些人一般都拥有一定的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兴趣爱好等等。对国家的崇信,实际上是一种货真价实的无知、愚氓,是毫无价值更没有意义的迷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种迷信是大可不必的。历史上的国家通常与民族主义是紧密相连的,国家是民族主义兴盛发达的主要理由和唯一目的,民族主义最后达到的目的,就是要确立至高无上的作为信仰的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的最高标志,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者为了自我证明所高高举起的所谓政治正确的大旗,但爱国主义常常沦落成政治骗子的最后的避难所,故此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口是心非、言不由衷、两面三刀的爱国贼。爱国本来是一件好事,至少不应该是什么坏事,但打着所谓爱国的旗号却干着一些祸国殃民的罪恶之勾当,人们把这样的人都叫做爱国贼,倒也是名副其实、恰如其分的了。我们要时刻警惕那些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而招摇过市地以售其奸的人物,至少不要上当受骗。对诸如此类的花言巧语,不警惕是不行的,是要吃大亏的。
    
    4、人民战争思想使中国成为一个不正常的国度,表现在好大喜功的一窝蜂
    
    中国人不论干什么,都似乎愿意一窝蜂。说得好听一点,叫做从众心理;说得实际一些,就是脑残。不动脑子,没有独立的思想,总是人云亦云,能不是脑残么?脑残的人一多,就势所必然地形成了所谓的愚民。愚民的社会,愚民的国家,愚民的制度,愚民的政治,愚民的一切。一切都得愚民。不愚民,都不行;不愚民,就要挨整,就要倒霉,就要悲剧了。在愚民遍宇中的特定坏境里,究竟是谁让你不愚民了呢?所以愚民得有理,愚民得理直气壮,愚民得坦然、欣然、欣欣然。在此,不妨像文革中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一样,也请人们言为心声地振臂高呼:愚民万岁万碎万万睡!
    
    愚民的领袖一意孤行地领导着心甘情愿的愚民,愚民们在领袖的挥手下众志成城地走上了一条开天辟地的荆棘丛生的据说是幸福得要命的直通断崖的坑坑洼洼的破烂不堪的道路。这,就是运动似地搞经济,运动式地搞文化建设,也搞军事、也搞政治、也搞其它的事项等等。毛泽东把人民都当成了泱泱之众的蚂蚁,而地位甚至还不如奴隶,更谈不上尊重人权,也毫无保护人权、实现人权之概念,整个就是荒谬绝伦的政治耍戏。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运用在社会生活上就形成了民主人士当年批判毛泽东时所说的好大喜功的景象。毛泽东却对好大喜功一词情有独钟、喜不自胜,不但不能虚心地接受批评,反而还反唇相讥、更是恬不知耻、振振有词地说什么就是要好大喜功,好的是社会主义事业之大,喜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之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毛伟大的好大喜功,一级一级地传下来,最后形成了不可思议的相当大的乃至极其巨大的传导效应。整个社会在毛泽东好大喜功的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便都一窝蜂地行动起来,于是乎,在整个中国大陆不管干什么,无论搞政治运动,还是搞生产建设;无论搞社会活动,还是搞文化建设,都从来如此地、概莫能外地、兴师动众地、千方百计地、乃至于无所不用其极地追求一窝蜂地大呼隆。一窝蜂地大呼隆是一种表面上看起来颇有气势的举动,就像古代的战争场面,旌旗猎猎、兵卒阵阵、刀戟森森、鼓乐齐鸣、气势凌人,场面雄伟壮阔,哪容得任何小觑?这种宏大的历史场面,是看惯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宫廷内斗古书的毛泽东所乐此不疲地向往和一心一意地追求的。中共建政后的哪一次运动,不是如此这般地照猫画虎呢?历次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都是按照这种极为愚蠢的套路进行的。连杀人都是大规模地和超大规模地按照人口比例搞成的,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头颅说掉就掉、说没就没的的。即便搞经济建设,也得是人山人海,仿佛不人山人海,就搞不了什么经济建设似的。更令人渍渍称奇的是,搞文化建设,也得搞兴师动众的大呼隆,一哄而上地搞创作、搞写作,写作还得老中青三结合,也搞领导、作家、群众三结合的创作班子。哪怕搞任何社会活动,也要打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比如大炼钢铁时,全社会都得参与进来,人人都得砸锅卖铁,不但城市要炼钢炼铁,政府机关也要炼钢炼铁,居民小区也要炼钢炼铁,农村也要炼钢炼铁,结果是:练出的钢铁都是废物一堆堆,什么也不能做。
    
    这正是:胡乱折腾实可悲,劳民伤财败家鬼;好大喜功一窝蜂,愚民国里尽糟灰!
    
    5、造成资源极大浪费的“交学费”制度,是中国社会普遍落后、贫穷的重要原因
    
    人多势众地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呼隆,势必造成各种资源的极大的铺张和极大的浪费。如果从事简单的体力生产劳动,人山人海倒可能起一些作用,虽然不一定有那个必要;但倘若从事较为复杂一点的脑力劳动,却让那些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都来参与,那就更没有必要了。这么搞毫无疑义地就是人力资源的最大浪费。比如,炼钢炼铁应该需要懂专业的技术人员来搞,才能炼出保质保量的钢铁来。而不懂专业、不懂技术的人参与其中,人数哪怕再多,那也只能添乱,而且还是添大乱。复杂劳动需要复杂的知识、精密的技术、特殊的专业技能,等等。没有相关技术知识的门外汉,人数再多恐怕也是丝毫不起作用的。对于这一点,作为门外汉的毛泽东是不甚了了的。毛泽东总是把复杂的劳动当作简单的劳动来看待,总是用简单劳动来取代复杂劳动、取代复杂劳动所固有的知识内涵、技术品格等。正因如此,毛泽东常常把事情搞得很糟。毛泽东对经济建设的无知,把整个中国的经济都全面彻底地给坑了。因为在毛泽东的意念里,根本就没有知识、技术、专业等无比可贵的价值等任何概念。
    
    一个刻苦钻研几十年的行家里手,绝不是人数众多的没有或不肯下功夫钻研的唯上级命令是从的大脑平滑之辈所可以或可能取代的。其职务、其位置可以或可能被取代,也可以像毛泽东那样,无知无识地搞外行领导内行,这也像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那样,但工作性质及其所必定要求的工作能力、水平、才华等等却根本没有办法取代。取代的结果则必然给相应的工作造成不应有的大的或巨大的损失。对于这些损失,以前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叫做“交学费”。
    
    各种各样的、无穷无尽的“交学费”,但却不让人们寻找何以交学费的原因,因为找到真正的原因了,就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了,就可以不再浪费了,就可以力行节约了。能省,谁不省?况且,省下来的大把大把的钱,干什么不好?可以说干什么都很好。之所以不让找原因,就是因为根子就在一言九鼎的毛泽东身上。倘若一找,就势必找到毛泽东所代表的本质上必得交学费的顽固制度上了。不但不让找原因,反而在交了学费之后,还要继续一如既往地交学费,学费可以随便地交,简直没人管地交、连绵不断地交、不解恨地交。该交的,交;不该交的,也交,以至于交学费成瘾、交学费成风、交学费遍中国。各级领导都以交学费为荣,反而不以为耻。这,便成为毛泽东领导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其实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更大的失败)的必然的海量成本。每一个工作都得交学费,每一项事业都得交学费,每一个干部都得交学费。无论哪一个领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无论干什么事儿,交学费似乎是必不可免的、自然而然的、更是冠冕堂皇的和大言不惭的。交学费的工作、交学费的事业、交学费的社会、交学费的国家,交学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不一而足、不胜枚举,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地交学费。仔细算下来,根本不必要的不需要付出的代价——学费,究竟付之东流地交出了多少?不应有的但却活生生地发生了的损耗,有没有个经得起历史考验和时间检验的明确的、精准的统计?学费到底交到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中国为何贫又穷?究竟谁人说得清、道得明?
    
    因为交学费多如牛毛,所以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已经排到世界的第一百名左右,现在仍然还有七亿人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最低贫困线以下;因为交学费,中国极为匮乏软实力甚至没有软实力,没有思想创造、学术创造、文艺创造等等,也没有自己过得硬的举世公认的品牌,硬实力更是谈不上;因为交学费,中国社会与世界文明不可避免地拉大了差距,与人类文明普世价值更是渐行渐远,自甘堕落地陷入到丛林法则的野蛮状态。
    
    中国的官场向来是交学费的官场,很多只懂得搞人际关系却不懂得任何管理知识的无知无识的草包,在执掌着各领域、各阶层、各部门、各单位的大权。这些在政治上被称之为过得硬的忠心耿耿的位高权重的官员,常常嘴上说一套,背后做一套,花言巧语糊弄人有一套,脚踏实地干事业却无能为力熊蛋包。可见,交学费纯属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混账透顶的风景,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令人可悲的程度不同的大大的病状,而且现在也仍然在发挥着其阻碍、迟缓并影响工作进程和事业发展的极其恶劣的顽强作用。也许中国人民命中注定地只能在交学费的特色官场中无端地消耗着日渐枯竭的精力、时间和财富。
    
    中国的经济是交学费的经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处在持续不断的交学费的沉重而漫长的过程当中;中国的教育也是交学费的教育,文化也是交学费的文化,军事也是交学费的军事······。总之,没有不交学费的,没有不付出不必要的代价的,没有不添加多余的成本的。有哪一个工作不是这样?有哪一个事业不是如此?因为都是公有制,由于公有制本质上的责权利不明、产权不分,浪费尤其巨大,学费也就不能不多多地交付。因为在公有制下,不浪费,没有什么奖励;浪费了,甚至浪费了很多,即学费交了很多,也没有人追究,根本没人管。所以就必不可免地形成了交学费的普遍的、长期的、根深蒂固的、积重难返的混账状态,但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却非常明晰,权力欲确是满负荷,也大大地有。真乃一言难尽也!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及其导致的人海战术,搞各种事情都好大喜功的大呼隆等种种作为,实际上就是一个交学费的兴师动众的和浩浩荡荡的历史过程。哪一次政治运动、经济运动、社会运动以及其它方面的各种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地交学费?哪一次不是无端地耗费中国人民的海量之财富、精力、时间和能量?哪一次没造成过中国人民简直不可收拾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其它各个方面的惊涛骇浪般的损失、人祸、灾难和悲剧?
    
    6、“人定胜天”不可取,因为不符合中华文化的“和为贵”、“天人合一”之理念
    
    毛泽东有一句话,也是人民战争的思路,也是人海战术那一套,叫做“人多力量大”。正因如此,只要在中国大陆,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趋之若鹜地追求轰轰烈烈的大呼隆。岂不知,“人多力量大”有时反而造成了损失更大、灾难更多、悲剧更甚。比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抗洪救灾中,根据当时的领导人发布的严防死守的命令,面对滔滔的洪水,一个连的战士都手挽手、肩并肩,高喊着激情洋溢的口号下到河里站成一排抗击灾害。忽然,排山倒海的洪水汹涌而来,一下子就把全连战士都给冲得个稀里哗啦、一个不剩,最后甚至连个人影都干脆找不到了。由此看来,“人多力量大”并不见得那么准确、那么恰如其分。人多时,其损失也许更大,灾难也许更大。不讲客观条件,不讲理由,只是一味地强调人多力量大,那是不对的,是有其弊端的,甚至会起到相反效果的。比“人多力量大”更有力量的,是不可战胜的自然力,如地震、洪灾、海啸等。在中国大陆,人们以前都相信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叫做“人定胜天”。用“人定胜天”的信念来与自然界进行抗争并企图征服自然,似乎这的确能够显示人类主宰自然的雄心壮志和内在力量。正如有一句话说的那样:无知者无畏,初生牛犊不怕虎。只有无知无识,才能够勇敢地喊出“人定胜天”的口号;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才能够不顾任何危险地夸下海口;如果亲身经历过,恐怕就决然不会如此地胆大包天了。换句话说就是,“人定胜天”是在两眼一抹黑的无知无识的基础上盲目而愚蠢的自我夸张似的表述,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充满偏颇的主观臆断,是不切实际的一枕黄粱之梦幻。
    
    人是不可能战胜自然的,人终究是胜不了天的。在某些细微的、局部的、一定的范围内,人可能具有一定的优势,并且也能够显示自身的某种力量。但从整体的观点来看,人是根本无法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人不可能胜天。人定胜天,那是误入歧途。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只能别无选择地遵从大自然的规律。倘若违背自然的规律而自行其是,那么就必然遭到大自然应有的无情的报复。毛泽东向来从事“与天斗,其乐无穷”的“人定胜天”的荒谬作为,违背自然规律地蚕食湿地、砍伐森林、毁灭鸟群、改道河流等,因而致使中国大陆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极为严重的大面积的根本破坏。其不良之影响,至今亦复如是。毛泽东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与中华文化的传统观念,即“天人合一”、“和为贵”的中庸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和根本相反的。毛以斗为主,而中华传统的思想则是以和为主。按照和的理念,我们就要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就要保护自然、利用自然,就应该而且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倘若按照毛泽东“人定胜天”的斗争哲学去做,就不可能尽力地保护自然,而可能或必然地破坏自然生态,就不会也不可能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就势必引发大规模的自然环境的人为破坏,其结果必然有害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自然生态环境能否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直接关系到人类自身生存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度。
    
    “人定胜天”的思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明智的,是不正确的、错误的、愚蠢的、有害的,况且,这种思想也没有多少事实根据加以证明,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亦或是对我们人类自身。我们没有探究过的东西,我们不知道的秘密简直是太多了,我们人类现在仍然处在懵懂无知的水平上。尽管我们可能也了解很多,但在知识的汪洋大海里,我们也仅仅是了解一些皮毛的浅显的东西,还远远没有深入到无限广阔的所在。即便是知识渊博的人,也不过是掌握了知识海洋的沧海一粒而已,更不用说那些半吊子的人们了。准确地说来,人类对于自然的本质还没有完全的把握,还仍然处在相当艰难的探索阶段。无以尽数的自然之谜还在等待着人类大胆无畏地去破解。
    
    只有对于大自然怀抱着应有的极大的敬畏,才能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在摒弃“人定胜天”的落后思想的基础上按照自然规律处理好有关事宜,才能去除以往蔑视自然规律所造成的例如肆意砍伐森林而使植被遭到大面积毁坏的不无犯罪之行为,从而使我们在保护自然的基础上真正地立于不败之地。
    
    九、毫不负责的管理方式漏洞百出,灾难连绵,祸国殃民
    
    天津大爆炸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重大的乃至致命的问题就是:本应负责的政府机关和相关部门,例如安检部门、消防部门、危化物品管理部门、海关验收等职能部门,都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都没有把安全生产、安全管理等放到至关重要的乃至首要的问题来考虑、来对待。作为执法部门的政府机构,怎么竟能够让二、三千吨的剧毒危化物品大摇大摆地停放在离居民区不到一千米的范围之内而毫无作为、不管不问呢?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难道都统统地瞎了眼吗?这些部门到底都是干什么吃的,难道就是这么狼心狗肺的吗?什么事都不管,甚至连自己的工作职责都管不了,也管不好,拿着人民丰厚的俸禄、昧着良心却根本不为人民着想,而只顾着自己的升官发财。每天的工作时间办自己的私事儿一个顶仨,浑身是劲、兴致勃勃、没完没了;但一干公事,就立刻牢骚满腹、抱怨、叫苦不迭、推脱搪塞、做缩头乌龟、敷衍了事,再不干脆就连人影都见不着了,五个都顶不上一个人,甚至八个人能顶一个人用,那就算是烧高香的了。俗话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可是,我们的很多公权力部门的老爷们却只管做和尚而根本不撞钟,甚至连一下都懒得撞。虽然钟连一下都不撞或虚与委蛇地撞那么一下半下,但和尚却当得逍遥自在、心安理得、有模有样,而且可以稳步高升、加官进爵。不为工作负责而只为自己负责的各级领导干部,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混时度日、高官厚禄、无耻之尤的。要问他们是怎样对工作负责的,他们一个个都会郑重其事地花言巧语,花言巧语地瞒天过海,官话套话鬼话连成片,实际做的却相反。更有甚者,还要夸大其实地虚报成绩,恬不知耻地邀功请赏。
    
    在现实社会中,一有什么千载难逢的好事,主要领导便趋之若鹜地抛头露面,唯恐人们不知他是主要领导、主要负责人,又是发表讲话,又是做报告,忙得简直不亦乐乎。仿佛没有他的领导,这来之不易的成绩就断然不会取得一般;但一出现司空见惯的不幸,主要领导就立刻无影无踪、消失殆尽了。非但如此,连次要领导也不知所踪,干脆就没有人承担责任,仿佛发生不幸的事情,无论灾难,还是人祸,亦或是悲剧,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都是某种偶然的因素造成的。既然是偶然的也是自然发生的事情,那就怪不得别人了,那就只能自认倒霉地活该了,所以,没人负责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所有应该负责的人,这时候都寻觅不见了,都早已望风披靡、逃之夭夭了。通过逃之夭夭而推卸责任,这是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合理规避灾难、人祸和悲剧之责任的最佳方式了。一遇问题,该负责的各级领导就都统统地作鸟兽散了,比兔子跑得还快的是他们,比老鼠钻地洞的能力还强的是他们,比鸵鸟一遇危险就把自己的头扎进沙堆里视而不见、自作聪明、滑稽可笑的也还是他们。
    
    他们都是重权在握、说一不二的负责人,他们都是具有相当级别的叫做各种长、书记等职务的领导干部,他们只负责出成绩、出政绩、出数字、出邀功领赏、出顶戴花翎,但却绝不负责出问题,连个小问题都不负责,更不用说出什么大问题了。对灾难不能负责;对人祸不能负责;对悲剧不能负责;对一切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无穷无尽的负面的事情都不能负责。要负责,就只能负责好的而不能负责坏的,负责有利于自己的而不能负责无利于自己的,负责对自己的加官进爵有促进作用的,但绝不能负责对自己的顶戴花翎有不利影响的不好的事情。出了坏事情怎么办?出了灾难、人祸、悲剧怎么处理?别人没有办法,诚实的人没有办法、老百姓没有办法。但中国官场的负责人却个个都是有办法,没办法还能想办法,有办法那就更加OK了,而且都运用自如,娴熟之至,都到了家了。概括起来,大抵就是两个字而已:瞒和骗。一个灾难明明造成将近二百人的死亡,但只允许报三十七,那一百多已经死了的人就不能算是死,不能喘气的仍然被算作活着的人。但活着的人又不能吃饭,不能干活,不能听领导的重要讲话,不能看领导的光辉形象,不能声嘶力竭地哭着喊着感谢领导的关怀和慰问,不能一心一意地钻钱眼,不能走向闷声发大财的、“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难道不是让人匪夷所思和难以理喻的吗?但聪明得呱呱叫的领导却管不了这些,领导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不屑于听从人们的纷纷议论,他们自有一套别人也许难以理解,但他们自己却非常清楚的做官掌权的道道儿。咬定三十七不放松,保住顶戴最要紧,职务权力保不住,那就等于要了命!
    
    瞒和骗,就是罔顾事实真相,根据需要而在数字上、在词句上肆意妄为地进行增删、篡改、修饰,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好的、光明的、正面的、正确的,要千方百计地杜绝不好的、阴暗的、反面的、错误的,此即报喜不报忧。根据这个原则,要尽量减少对于灾难、人祸、悲剧的新闻报道。即便报道,也要按照新华社通稿的标准来报道,如果新华社不予报道,即便有灾难,也是没灾难;即便有人祸,也是没人祸;即便有悲剧,也是没悲剧。在没有灾难、人祸和悲剧的情况下,改革开放有成果,人民安居乐业发家致富忙,人人喜洋洋。因为中国人民记忆力不好忘性强,对于灾难、人祸、悲剧等等都习以为常、见惯不怪了,哪怕天灾、人祸、悲剧,也是转迅即逝的。况且,中国人向来匮乏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坚强意志,所以稀里糊涂也就无所谓了,马马虎虎也就能够将就过去了。傻子才会较真呢,中国人常常如是说,而不较真的都是无处不见的聪明人。如此之多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恰恰成全了中国社会的庸俗不堪的可悲现实,也是造成整个官场浑浊一片的不问是非只问利益的惨烈景象,更是瞒和骗得以招摇过市的重要原因之所在。瞒和骗的成功,是中国官场的拿手好戏,但却是事实真相的丧失和空无,所以中国大陆的任何一次灾难、人祸和悲剧,都不会有也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真相。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是这样。历史的真相根本没有,但却充满了假象。没有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也就大可怀疑了,现实就必然充满虚假。历史的虚假,是现实不真的毋庸置疑的根源。要恢复现实的真相,就必须首先恢复历史的真相。然而,在现实虚假成风的环境下,恢复历史的真相又谈何容易?但无论多么艰难,恢复历史的真相这一巨大的的工程建设,必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予以真正、切实的完成。因为重任在肩,使命所在,乃是光荣而神圣的大义之担当。
    
    天津大爆炸,谁负责?不知道,也搞不明白
    
    天津大爆炸,需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剧毒的危化物品是通过什么方式运进来的?是通过什么手续聚集到天津瑞海公司仓库的?相关部门及其负责人对剧毒危化物品的名称、数量及其危险性是否清楚?其次,瑞海公司领导层对这些危化物品的品类、数量及其危害性是否清楚?如果清楚,为什么会造成惨绝人寰的灾难?如果不清楚,那他们的责任心都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能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为什么不能把责任落实到每个应该负责的人头上?再其次,天津滨海新港政府的主要领导为什么不能为本地区的居民安全考虑?为什么把危化物品仓库建立在居民小区的旁边?为什么不能按照国家相应的法律要求,使危化物品的仓库保持在一千米之外的相对安全的距离?究竟是谁负责、是哪个部门负责、是哪个部门的主要领导负责?谁负责安全检查工作、谁负责管理储藏剧毒的危化物品、谁负责瑞海公司的消防工作、谁负责滨海新区的安全防范工作、谁负责对瑞海公司仓库内和仓库外的危化物品的评估、监督与检查等工作?政府部门那么多,对于如上所述的所有一切都根本没有尽到哪怕是最起码的责任,都是全部失职,所以结果就出来了,就是灾难、人祸、悲剧,就是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爆炸。大爆炸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没人负责。政府职能部门不负责,主要领导不负责,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所以什么都马马虎虎、稀里糊涂,混时度日。风平浪静时可能侥幸过关,也不会出现什么大的差池,但像天津瑞海公司这样的拥有好几千吨的剧毒危化物品,而且是与居民小区相隔仅仅五、六百米的危险距离,却处在没人管理、没人负责的恐怖状态。这就意味着,把无数的炸弹摆放在居民小区的楼群周围,随时都可能引爆,最后确实也给广大的民众造成了极其巨大的无法挽回的精神伤害和难以估量的经济上的以及其它方面的重大损失。
    
    最后还需要问一下:天津大爆炸,谁负责?那么多的生命损失、财产损失,究竟谁负责?其所造成的深入而广泛的不良之影响,到底谁负责?
    
    以前曾经主管天津市的领导,对于此次大爆炸占有多少应予担负的责任?如果有,能否实事求是地全面披露,使之昭然若揭、大白于天下?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推脱不掉,也隐藏不了。因为事实就是那么回事儿。该负责的就要负责,不负责是不行的。你当领导的违法乱纪了,一出事就要当缩头乌龟,就装作没事儿人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推六二五。这么做,又怎么能行?在中国,难道都是这么当领导的吗?都可以这么样的毫不负责地重权在握、装腔作势地代表人民无商量的吗?难怪有人议论说,在中国,官是最好当的,可谓轻松加愉快,可以不受任何监督而我行我素,可以没有任何约束而说一不二,可以没有任何本事而只会照本宣科,可以不干任何事情而投机钻营,可以不用担负责任而飞黄腾达、位高权重,可以位高权重而啥也不管,大脑平滑,草包一个。这样的状态,哪里有一点点政治文明的气味?这样的官场,风气不正、邪气盛行、卑鄙、无耻、龌龊、下流而且恶性循环,简直不堪入目、浑浊一片、群魔乱舞、透视不出一点点人类文明应有的光辉。哪有一出事就抱头鼠窜、逃之夭夭而不负责的权力?哪有只负责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吹牛皮天花乱坠而自得其乐的权力?哪有官官相护、沆瀣一气、阴暗苟且、狼狈为奸、蛇鼠一窝、勾搭连环的权力?可是在滨海新区就有这样的权力。不但滨海新区是这样,而且别的地区也是这样,天下的乌鸦一般黑,还有哪里是两样?只要是官场,都是一个样:一边喊着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一边做着贪赃枉法、肆意滥权、为非作歹的种种不堪入目的阴谋勾当。勾当一多,搞得实在太不像话了,就只好用“特色”来遮挡。仿佛一“特色”,什么山猫野兽、污泥浊水也都抹上了靓丽的金粉,披上了华丽的外壳,驴粪蛋也就能够表面光。岂不知,无论特色也好,还是招摇过市的自信也罢,密室政治所必然具有的阴暗、苟且、下流,政治分赃的邪恶、罪恶、卖官鬻爵的权力市场化,都已经极大地败坏了并将一如既往地继续败坏着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态,并使之毫无前途也没有希望。普遍的政治堕落,根本没有官场文明的任何可能,只能带来社会发展的彻底失望,乃至绝望。
    
    滨海新区的官场腐败,只是大陆官场腐败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缩影而已。各个权力部门都不能为自身的职责担负责任,相当一部分国家公务员都属于身在曹营心在汉,只为自己的私利所打算,只考虑自己升官发财、加官进爵的所谓前途。前途,就是有钱就图,跑官要官,高官厚禄,而根本不能急民众之所急、想民众之所想,连最起码的属于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搞不好,连自己所应担负的责任都担负不了,还谈什么其它?中国的官场,由于没有权力制衡,所以当官就可以做老爷。所以就没有即便干不好工作也不会被人替代的危机感。干的好,是官;干的不好,也是官。实在不行,那就异地做官,而且还要做更大的官。权力一没有制衡,那就可以自行说了算,那就谁也管不了。如果确实出了篓子犯了事,当官的只要有公款或贿赂来的钱财上下打点一番,疏通一下关系,沟通一下感情,找找熟人请客吃饭,便都嘻嘻哈哈地你好我好他也好,和和气气地团结一致向钱看,那么大事就可以化小,小事就可以化了,有事也可以没事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领导还是个好领导。既然是个好领导,那么官就可以照样当,贪污腐败就可以继续搞,祸国殃民也就见惯不怪、稀松平常了,总之,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了。
    
    饶有意味的是,中国的监察部门非常之多:党内的,有纪检部门;党外的,在各级检察院都有反贪污贿赂局,还有监察局,还有其它能够叫出来名的和叫不出来名的各种各样的机构,据说都是可以管贪污腐败的,都可以管当官的。因为只有当官的,才能贪污腐败。当官的有能力、有条件、有机会贪污腐败,无权无势无钱的老百姓因此就糟了殃、倒了霉。因为任何的贪污腐败都是要剥夺老百姓的权利的,是要使老百姓的权益蒙受各种各样的乃至巨大的损失的。但老百姓的权益受到损失后,要控告贪官污吏时,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时,他们费劲巴力地找到了相关的职能部门,但所有这些职能部门,不管是纪委的,还是监察局的;不管是检察院的反贪污贿赂局,还是其他的职能部门,都基本上表现出居高临下、漠然视之乃至横眉冷对的态度,再不就是踢皮球似的推脱搪塞、敷衍了事,实在没招,就装模作样地收到材料,最后就干脆石沉大海、没了下文。既然是该管的,管不了;该负责的,也负责不了,那么这些部门存在的作用、价值和意义何在?这些部门所耗费的巨额的民脂民膏,难道不是统统地被无端地浪费掉了吗?为这些部门所建设的富丽堂皇的巍峨森严的高楼大厦,难道就是如此坚硬、无比糊弄人的摆设和工具吗?虽然不能说这些机关都是在欺骗民众,但广大民众却不能没有身临其境地被愚弄、被欺辱、被耍戏的感觉。既然是用来骗人的,就不应该叫做国家权力机关的种种名称,人民的血汗钱就不应该养活这些什么正事儿也不干的只知道欺骗民众、愚弄民众的假公济私的官僚。
    
    如此不负责任的各职能部门,难道就是这样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吗?不能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人,难道就是这样毫不负责地欺骗人民无商量的吗?这,究竟是何道理?
    
    汶川大地震的教学楼倒塌,谁负责?不知道,也弄不清楚
    
    除了天津大爆炸之外,08年汶川大地震也是个值得提及的大灾难。汶川大地震,也充分显示出当地党政机关和主要领导对于工作毫不负责的当官精神。这里说的不是要求当官的对地震负责。对地震负责,他们还没有这个资格。因为地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即地壳自我变动、自我调整、自我安排的一个形式而已。但在地震时所反映出来的人祸和人祸所形成的惨绝人寰的悲剧,相关的职能部门和党政的主要官员就应当负责,而且也必须负责。其职务上的责任,是想推脱也推脱不了的,是想逃避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惨烈的事实就明晃晃、真切切地摆放在那里。为什么有的办公大楼在地震之后仍然威严屹立,而距离不远的刚刚兴建起来的教学大楼却纷纷地坍塌,终成一堆瓦砾、断壁残垣了呢?是什么样子的不负责,竟把无数的花季少年的莘莘学子们——广大的初中生、高中时们都给埋进了暗无天日的死亡的坟茔之中去了呢?
    
    究竟是谁负责这些教学楼的建设、监督、检查、验收等项工作的?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有向社会公布;究竟是谁应该为那些无辜的孩子们的死亡负责,至今也仍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笔又一笔的糊涂账。
    
    建筑教学楼,不按国家的防震标准去做,施工时,为大赚特赚而昧着良心地偷工减料,偷工减料地建起了一座座根本经不起地震振动的表面上焕然一新的教学大楼,这些教学大楼只不过是冠冕堂皇的金絮其外败絮其中的花架子而已,如同官场上的漂亮的宣传词句一样。为什么相关的职能部门就不能为一震就塌的教学楼负责?为什么一个个本应遭到法办的罪恶之人却没事儿似地、一如既往地继续奔走在发家致富的肮脏无耻的康庄大道上?为什么当地的党政官员面对这种种人祸所造成的惨剧还是心地坦然、毫无愧疚?官还是照样当,该负的责任全部推脱,华丽转身之后还是好领导。仍然无耻的,还是不要脸,处处占据报纸的头版头条、TV新闻的黄金时段、还在喋喋不休地宣讲着顺风朝屁的歌功颂德?更有甚者,还有无耻文人摇头晃脑地吟诗作赋,满嘴胡咧咧地说什么“纵然做鬼也幸福”。真是活见了鬼!
    
    因为官员不负责,所以人祸、悲剧就特别多,不胜枚举、数不胜数、无穷无尽;
    
    因为职能部门及其人员不负责,所以,教学楼质量假冒伪劣。进到这样的外表华丽的教学楼,与进到死亡的坟墓,能有什么不同、能有什么两样?简直如出一辙。
    
    因为没人负责,所以什么坏事都没人管,什么恶事都敢做。做了也就做了,根本没人理会。
    
    没有负责的工程,究竟是个什么坑人害人的工程?没人负责的事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鬼名堂?没人负责的社会,究竟能是一个什么样的阴森地狱?没人负责的国家,究竟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令人匪夷所思的黑暗沼泽?
    
    无论多么大的人祸,最终也都沉入到时间的大海而渐渐地远离了人们的视线。人祸的根子还尚未去除,仍然停放在那里,同质的人祸还会到来。人祸也还是人祸;悲剧的源泉尚未枯竭,而是汩汩涌流。悲剧会以不同的形式信步而来、逐渐临近,悲剧也还是悲剧。就是说,我们总是在人祸和悲剧的圈子里面打转转,根本游离不开,脱离不了,我们只能有如此这般悲惨的命运和呜呼哀哉的待遇。因为没有人对汶川大地震的人祸和悲剧负责,广大灾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强烈要求当地政府给一个说法,但当地政府就是不给。有的异议人士跋山涉水地去探究真相,当地公安就按照上面的指示,把这些想要探究什么的寻衅滋事者、捣乱破坏者、麻烦制造者统统地都给关起来。在大地震所反映出来的无穷无尽的人祸和悲剧中,在死亡的呐喊声逐渐逐渐地微弱中,在全国全世界揪心待命的焦虑和难过中,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方针在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的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更毫无例外地得到贯彻执行。
    
    该负责的,不能负责,也没人负责,既不知道谁负责,又找不到人能够负责;不该负责的,却到处有人负责。在汶川大地震中,有多少寻求真相的正义之士竟被枉法地关押起来?为什么当地政府那么害怕真相的暴露?难道这里面有什么密室政治所可能或必然具有的见不得人的层层包裹下的猫腻吗?对此,没人能够讲得明白。因为谁都负不了这个责任,能负得了这个责任的就只有几年后被关进秦城监狱里的业已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永康。因为周是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
    
    重庆的唱红打黑出了问题,怎么办?没人负责,没人管
    
    前几年,西南王薄熙来治理重庆,以唱红打黑为名,整肃千百家私营企业。都头王立军披挂上阵、身先士卒,一抓一个准。凡是有钱的私营企业,几乎都被一网打尽,并且都被冠之以所谓的黑社会。薄王的无产阶级专政,沿袭的是毛泽东那一套,霸气十足,指挥若定。什么法律?不过是随心所欲、肆意滥权的工具而已;什么人性?人性值几两银子?良知也一文不值;道义,也不在话下。西南王有权有势,横行无忌;王都头狐假虎威,称霸一方。一时间,搞得山城上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惜毛祖幽灵,再现重庆,黑云压城城欲摧,我是老大还怕谁!薄三呼风唤雨、名震四方,焉敢不服?
    
    不意薄王内讧,都头王立军扮成老妇,夜奔美成都领事馆。都头深察薄三手腕之狠毒与中共官场之险恶,平时虽然紧锣密鼓地嚷嚷、哼唱“我把党来比母亲”,“党的教导记我心”,但在疲于奔命之危急关头,却完全彻底地撕下了赤胆忠魂的英雄假面具,既不相信党,也不相信人民,简直谁都不相信,一心一意地只相信“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故此上演了夜幕扮老妇,潜进美领馆的惊天闹剧。奴才也要造反?西南王薄三悻悻然不以为意,径直前往云南斗鸟去了。后又参加“两会”,徒做清明廉政之状,进而向击鼓传花帝逼宫。朝廷震怒,即刻缉拿薄三,交付大理司会审。在此不提。
    
    且说薄王主仆二人唱红打黑,一时竟兴建了七百多个可以私设公堂的专案组,抓捕了成百上千的民营企业家,并把它们屈打成招,进而掠夺了成百亿上千亿的民营资产。本属冤假错罪案,薄王既已被钦定为国家要犯,均已收监若干年。但为何唱红打黑没有得到应有之清算?被掠夺而去的数千亿私人财富,为什么不能原原本本地退还给其原有的拥有者?该平反的,平反;该退赃的,退赃;该赔偿的,赔偿。是为至理,亦是重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之景象,更是惩恶扬善、回归正常的正义之盛举。此乃民心所向,天理昭彰!
    
    然而,薄王作为罪犯已经受到惩处,但其所造成的罪恶仍然保留原样,甚至在持续发展,还在发挥不可想象的巨大作用。对薄王的唱红打黑之罪恶,谁来负责?对于这种罪恶的延续、发展、扩大,又是谁来负责?重庆所有的血泪斑驳的冤屈、灾难、人祸或悲剧,究竟谁负责?难道只会制造无穷无尽的冤屈,却没有人来为此负责吗?难道重庆的广大冤民就是如此这般地倒霉倒霉再倒霉吗?扩而大之,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就是这般如此地悲剧、倒霉而且呜呼哀哉吗?
    
    国家的各项事业出了问题,谁负责?找不到人
    
    中国政治有个怪现象,这就是:胡编滥造,硬把没有影的事儿当成所谓的丰功伟绩,而且还要让人们歌功颂德,非得让人们对假的东西信以为真不可。不信假的东西,那就是政治不正确。非但如此,而且还反动,所以,人们就只好心惊胆战地相信了。因为不相信,生命就有危险,脑袋就要搬家,哪怕为了苟延残喘,也得满嘴假话,没心没肺地胡咧咧。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组织的信任,才能展现出自己的红心,才能跟大家一样吃得开、混下去。要不然不知道什么样不好的名义就要落到头上了。抓辫子、打棍子,自然不在话下,遭到批判,甚至进局子里吃牢饭,都是极有可能的,所以说假话成风,也毫不稀奇。因为都这样,每个人都得说假话,正像林彪说的那样,“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只说了前半句,后半句他没说,完全应该补上后半句,不说假话,连小事也办不成。不假,一事无成。所以为了办成事,就必须假话连篇。
    
    这里得介绍一个如何制假的极为显著的例子:有一幅画,叫做《开国大典》,画的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张澜、高岗、邓小平、陈云、林彪、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亮相的场面。这当然应该是历史真实了。什么叫历史的真实?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当时画的《开国大典》这幅画由于是当时的真实场面,所以就是历史的真实。既不能増,也不能减。因为増之一分,则多;减之一分,则少。无论増或减,都与当时的历史情境不一致,都不符合十月一日那天天安门城楼上的真实景象。但中国的政治之所以奇妙、怪诞、不可思议乃至于令人瞠目结舌,就在于《开国大典》这幅画随着政治形势的不同变化而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根据不同时期政治的需要而有不同之反应。比如:一九五四年出了个“高饶反党集团”,画面中的高岗不见了,由另外一个人占据了高岗的位置;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打倒了彭德怀,画面上的彭德怀又给删了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由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揪了出来,被彻底打倒了,并被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七亿人民一人踏上一只脚,就是七亿只脚,什么样的人可以经受得住如此这般的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暴风骤雨般的疯狂至极的踩踏?助纣为虐的刘少奇,国家主席刘少奇,其所写出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求人们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刘少奇,整人无数、坑人无数、害人无数的刘少奇,极力提倡搞人治而反对搞法治的刘少奇,终于被扔弃在不齿于人类的历史垃圾堆。画面上的刘少奇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共产党副主席、“火箭式干部”——革命造反派代表王洪文;被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并堂而皇之地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第二号人物,“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林彪竟企图发动武装政变,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阴谋败露,匆匆忙忙坐上了三叉戟,投敌叛国,最后竟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画面上的林彪随即也被抹掉,换上了一个革命小将一般生龙活虎的军人,眼睛比林彪大而且亮,脸型比林彪的瘦猴脸显得更圆满、更英俊、更潇洒,根本不像林彪那样病殃殃的弱不禁风的熊模样。
    
    《开国大典》就是这样地变来变去,画来画去,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地变来变去,莫衷一是,中国的现实亦复如是。什么是中国的政治?《开国大典》即是明证。中国社会就是在这样变幻莫测的、颠来倒去的、永远正确的、匪夷所思的和难以理喻的诡异中度日如年地走到今天的。谁能为这样的历史负责?谁能为这样的现实负责?谁能为这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负责?不知道。即便知道了,也不能说,说了就犯病,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就要被约谈、被喝茶、被监禁、被关押,总之,就要被迫害,倒霉、痛苦、失落等,总之没个好!
    
    在想说而不能说的情况下,有一句成语不免一闪而过,叫做:怨天尤人。怨天就是饿死了四千多万中国人,领袖不能负责,要负责也是老天爷的事,叫做“三年自然灾害”。虽然国家档案记录明明写着风调雨顺,没有什么显著的自然灾害。但老天爷的责任就是三年自然灾害。老天爷不能讲话,不能为自己辩诬,那就只好听之任之了。忧人,就是找替罪羊,就是把所有的坏事都往替罪羊的头上安,以推卸自己的责任。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有这么一句耳熟能详的社论语言,明明白纸黑字写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在毛死后,文革又被邓小平的中共中央称之为十年浩劫了。在作相关决议时,却说什么毛主席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欺骗,因受到极大的蒙蔽而犯了一个伟大人物晚年不应该犯却又犯了的错误等等。祸国殃民的史无前例的滔天大罪,竟被邓小平上嘴唇下嘴唇一碰,便轻描谈写地滑出了一个无关痛痒的匪夷所思的“错误”。数亿人的疯狂,一亿多人受到株连,二、三千万人横遭迫害,上百万人的无端死亡,怎么竟难以理喻地成为邓小平口中的轻飘飘的所谓“错误”了呢?当把罪责全部推给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身上后,毛泽东对自己一手造成的滔天罪恶,就根本不用负责了。邓小平就是通过这种似是而非的方式给自己的权力披上了俨然合法的外衣,也为其随后而来的六四大屠杀这一滔天大罪打下了坚实的混账基础。
    
    难道把自己应负的责任一推六二五地全部推卸出去,无论是推给老天爷,还是推给听命于自己的下属,自己所应付的犯罪责任就可以烟消云散了吗?这,正是中国政治领袖如毛泽东之流屡试不爽、乐此不疲的做法。对自己的罪责不能负责,不能担当应予担负的重大责任,那为什么还要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呢?
    
    有什么样的权力,就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想要拥有多么大的权力,就得使自己拥有多么大的才学、能力和本领以及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治国韬略及其所具有的神圣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至少应该等于或大于其所掌握的那部分权力。然而,在中国的官场上,相当多的官员,尤其是位高权重的主要官员,除了权力之外,还是权力,与其拥有的权力相适应的才华、能力、本领,即综合素质,都是极其欠缺的,都是大大地不足的,甚至呈现出基本的空无状态。能力与其拥有的权力不对等、不匹配,权力高高在上,能力低低在下。有人把权力看成是能力的标志,这种看法在西方发达社会应该是这样而且必须是这样。但在中国大陆却绝不是现实。权力与能力具有相当大的落差,这恐怕是中国政治始终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根本原因之一。连能力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才华,也不用说什么本领,连最基本的素质都没有,竟可以堂而皇之地占据高位,窃取要津,霸占一言九鼎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绝不是事业发达的福音,而只能是事业走向败落的标志。无能统治已经造成历史上的无穷无尽的惨剧,故而再也不能让无能统治一如既往地开拓进取地与时俱进了,应该想方设法地结束这种祸国殃民的无能统治。一定要实行能力治理。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尽早地建立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政治领域里的竞争制度,要不失时机地尽早地建立起能够使现代政治家蜂拥而出、闪亮登场的政治家市场。只有这样,中国的政治才能一改以往陈腐落后的仅仅依靠人际关系而遴选官员的阴暗狭窄的密室政治。一定要建立起中国大陆的现代政治家市场,以便于为一切有志于奉献公共事业的俊杰之士打开方便之门,提供尽情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这就像参加奥林匹克比赛一样,谁都想拿冠军,但只有那些体质好、经过刻苦训练而获得扎实本领并有所准备的人,方可有机会更有能力夺得辉煌灿烂的奖牌。现在的中国政治根本不看这个,根本不注重能力,甚至把能力当作可有可无的东西。“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中国政治就是这样蛮横无理,非常霸道,非常成问题的,也没有道理可讲,根本不能为自己的工作职责负责。别看有人一天到晚地喊口号,在大会小会上摇唇鼓舌、花言巧语,什么“本着对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什么“人民在我心中,我让人民满意”等等,做的就得从反面来看了。
    
    由于中国官员向来是从任命制中获得权力,即职务是由上级派发的,因而所任命的官员的眼睛就决不能向下,而只能向上。谁赋予他权力,他就为谁负责;谁没赋予他权力,他就不可能为谁负责。责任来源于权力被授予的方向,中国政治由于一切权力都是来源于上级,所以官员们只能唯上级的命令是从,而不可能为与他的权力之给予毫无关系的广大民众负责,虽然口号可以这么喊,宣传也是铺天盖地如是要求,但实际的情况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言行肯定是南辕北辙、天差地别的。
    
    负责只向着权力来源的方向,此乃千古不移的定律。根据这一定律,中国政治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官员任命制,改变所有的权力都是由上而下地、层层地、渐次地派发和授予的方式。也就是说,要改变各级官员为上负责的传统方式,使所有官员的眼光尽量地不要向上看,而要全身心地向下看。只有向下看,才叫做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像现在这种权力的授予统统地来自于上级领导的任命,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虽然这样的口号喊了六十多年,但没有一天兑现过,连一天的一小时都没有兑现过。
    
    要实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一宗旨,得需要一个绝对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前提条件,这句话是根本实现不了的。而根本实现不了的东西,哪怕听起来再美妙,再蛊惑人心,也不过是一个虚词而已,就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一样。这个前提条件就是绝对必须的“权为民所授”。各级官员的权力,只有来源于人民的授予,中国政治、中国的官场才能够变得开明起来,至少应该比现在开明得多;变得正常起来,至少比现在的不正常好得多;变得文明起来,官员任命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落后的时代之标志,是陈旧的也是野蛮的;变得开放起来,由于能够有力地吸纳社会各阶层的有学、有才、有志之士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从而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遴选官员,而是在整个社会的极其广大的范围内招贤纳士,择优而选之,并且是由广大的民众亲自评判、认定、挑选,那么,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层出不穷的新型的政治人物,将会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新的风尚走向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岗位,脚踏实地地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搞权为民所授,就必须使广大民众充分地行使他们手中的权力,每一个人的权利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而每一个人手中握有的神圣的一票,将会做出依据自己的判断而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意愿的真正的选择。民众必须通过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而选择自己所认定的不同层级的国家权力掌握者。中国的现实政治虽然也有选票,但基本上都是虚应的故事,如同废纸一张。因为选不选都早已内定完毕,被选的人有什么样的素质、能力、才华,都是一不清二不楚,更没有竞选的过程,所以谁都不把自己手中的选票当作一回事。因为被内定任命的人,既没有能够有效地表达他们自己的水平、才华和基本素质等,更不用说他们有什么施政纲领等项,又不能代表选举者的切身利益,选不选都是一个样,都与选举者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走一走糊弄人的热热闹闹的花里胡哨的过场而已。
    
    中国政治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的任何官员走上领导岗位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施政纲领,基本上都没有为其所担当的职务和权力进行过艰苦的、长期的、细致的、全面的、深入的准备。正因如此,在中国当官,就是最容易之至的事情。在上个世纪89年,由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反对邓小平动用武力解决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的问题,邓小平就要罢黜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在保守势力的推荐下,查封《世界经济导报》、迫害该报主编钦本立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被急调中央,主持镇压学潮工作。六四之后,江泽民松了一口气,不禁感叹他自己怎么一下子就如此地位高权重、荣登九五、号令天下,成了真龙天子了呢?实在没想到,更是从来也没有奢望的。
    
    所有的官员,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没想到”;由于“没想到”突然有一天会发迹,竟位高权重、顶戴花翎,做市长市委书记,做省长省委书记,做国级或副国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没想到,所以就都没有准备:既没有理论准备,又没有实践准备;既没有水平,又没有能力;既没有才华,又没有治国韬略。但就是能够看风使舵、献媚邀宠、卖身投靠、恃强凌弱,于是竟可以一路畅行无阻,高官厚禄、飞黄腾达、位极人臣,直取帝王之宝座。
    
    请问,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想到而忽然就能够位高权重的领导来说,对于一个为其职责没有做过任何准备的无知无识无能的官员来说,究竟能够让他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来呢?他连自己是干什么的都是一笔糊涂账,又怎么能够对其应予负责的重大职责负责到底呢?这就如同让一个婴儿做成年人的工作一样,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就像让病了几十年的老年人,像身体健康、生龙活虎的青年人朝气蓬勃,也是不可想象的,更是天方夜谭的。
    
    出问题而无人负责,乃是制度漏洞,需要弥补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官僚主义盛行的社会;官僚主义的社会,是一个制度腐败,进而使得社会生活全面腐败的社会。官僚主义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不能对应予承担的责任有所担当。除了有好事,都争着抢着一窝蜂地不甘落后而奋勇当先之外,除了对于自己的和小集团的利益认真关注、奋力争取之外,对于其它的事情包括对于自己的份内职责之事,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总之,漠不关心,高高挂起,连对自己本应负责的份内之事都不愿意管,更谈不上负责,那么对于其它的事情,就更是提不起精神,也就更不能负责了。一个人不负责,可能是偶然现象,但都是这个样子,那就得说是普遍的现象了。都不负责或者都是尽量地少负责,多发财,这就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了,这就是制度性的弊病了。制度性的弊病,通常是全局性的、长期性的,是很难治愈的,是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的,这就像魔椅一样,谁坐上去,谁就得乱转,根本停不下来,最后只能玩完;这就像瘟疫一样,谁染上,谁就得遭殃,谁就得死。别无选择,无可逃脱。
    
    官僚制度的不负责任:罔顾人民的生命财产,漠视民众的利益,是臭名昭著的,也是从来如此的,更是事实俱在的。天津大爆炸是这样,汶川大地震假冒伪劣的教学楼造成了巨大的生命损失是这样,东方之星的沉船是这样,可以说在中国大陆,任何一次灾难、人祸和悲剧,也都无不如此,就是没人负责。那些当官的、有权的,既没有责任心,更没有使命感。虽然一天到晚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但同样性质的悲剧,却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绵不断地出现;同样性质的人祸,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程度不同地、无穷无尽地在我们的身边发生。都是高官厚禄,每天享受着高得离谱的国家俸禄和包括医疗待遇在内的各种各样的难以想象的和匪夷所思的高超的待遇,但老百姓就是要在毫不负责的官僚主义的罪恶统治下无限倒霉地苟延残喘,苟延残喘地经历着随时面临的灾难、人祸和悲剧,真是出了奇了,奇了怪了。奇怪就在于他们如此地毫不负责,也如此地高官厚禄。难道人民的血汗钱竟要虚掷在这些毫无责任心的无所事事的官僚们的身上吗?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允许这种匪夷所思的情况存在?制度性的不负责任,就在于人民对于自己的命运没有话语权、没有决定权、没有选择权。既然负责与不负责,都是一个样,都差不多少,不负责的不能受到什么处罚,也不能受到什么追究,谁还能费劲巴拉地自讨苦吃地负责呢?
    
    要建立负责任政府。负责任,决不能停留在嘴皮子上,而是要建立法治。仅靠道德约束,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极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极其巨大、更极其恶劣的影响,由于中国人似乎怎么也摆脱不掉、怎么也克服不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人祸和悲剧,所以完全有必要提出建立一个负责任政府的合理化建议。政府对本国人民不负责任,是绝对不行的。不负责任的政府,有还真不如没有。因为有这样的不负责任的政府,人民反而会更多地遭殃、更大地遭殃。用黑旋风李逵的话说就是:要这样的鸟政府,做甚?那还真的不如用李逵的两把板斧把它给砍了去。政府对于其所管理的一切事务都必须负责,并且负责到底,政府必须起到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利益而不能使之受到任何损失的作用。如果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利益受到任何损失,都是政府的失职和严重失职,都是政府的犯罪和严重犯罪,都是不能允许的,并且是坚决地、绝对地不能允许的。政府要保卫人民的利益,要保卫人民的自由,而决不能破坏人民的利益,决不能破坏人民的自由。政府的一切权力,都应是来自于人民的认定。不经过人民认定的政府存在,从理论上说,都不是合法因而非法的存在,都不是正义的存在,都可能或必然是邪恶的存在、罪恶的存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人民政府,就是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存在;斯大林主义式的苏维埃人民政府,也是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存在。因为极权专制主义的政府,绝不能够为人民的利益负责,而只是为他们混账透顶的一小撮统治者负责。金三胖的统治就是这样,朝鲜人民饿得嗷嗷直叫,金三胖及其罪恶的统治集团却都一个个脑满肠肥,撑得够呛,真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要建立一个对人民真正负责的政府,就不能一天到晚地把人民挂在嘴皮子上,也用不着把自己冠冕堂皇地称之为所谓的人民政府,。要对人民的利益负责,并且负责到底。无论干什么事,都必须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要经得起推敲,要把对人民负责的思想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实际行动中。以08年汶川大地震为例,如果是一个负责任政府的话,任何一个教学楼都必须严格把关,国家要求的建筑标准的抗震能力必须达标,不达标是坚决不可以的,有一点不合格,都不能启用,学生们都不能进去做教室。如果这么做的话,那还能有成百上千的教学楼纷纷地倒塌吗?如此一来,成千上万的学生们不就可以一如既往地活蹦乱跳了吗?
    
    可见,不负责任是很成问题的,更是很要命的,要的还不是一个、两个人的命,而是成千上万人乃至于上百万、上千万、上亿万人的命,不负责任甚至等同于二级谋杀。天津大爆炸就是很多不负责任的人,包括政府职能部门的、瑞海公司的等有关人员所共同搞成的二级谋杀。为防止灾难、人祸或悲剧,为保证人民的生活正常而快乐,我们就必须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们就必须建立一个负责任的制度。而要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建立一个负责任的制度,仅仅依靠某些官员的良心发现和思想政治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只能是杯水车薪的,也不会起到应有的良好效果的。重中之重是要建立法治。只有卓有成效的法治,才是保证负责任政府和负责任制度得以顺利存在和良好发展的根本途径。没有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实施,没有法治的保驾护航,责任政府、责任制度至多可能取得一时之功效,而决然不会长远。
    
    十、打破公权力的禁区、破除公权力的神秘
    
    天津大爆炸,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大家都关注、都谈论、都要试图一探究竟。但其内幕到底是什么?死伤了多少人?财产损失了多少?这些恐怕都得弄得个不清不楚、稀里糊涂;究竟怎么回事儿?几千吨危化物品的许可证究竟是谁批的?哪个部门、哪个负责人应该对瑞海公司的危化物品负责任?是否进行过检查、评估等一系列绝对必要的监督工作?滨海新区政府相关部门究竟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这些问题按照惯例可能都要作为政府部门严格限制、严格透露的秘密而不同程度地乃至极大程度地加以隐藏、掩盖,特别是与重权在握的前任的和现任的某个领导人有关系的话,那就更是不得透露的国家秘密了。在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大地上,几乎什么都是秘密,也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不是秘密的了,连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自然灾害都要成为一个秘密,更不用说其它的人为造成的悲剧了。当不应该成为秘密的东西竟匪夷所思地以国家秘密的方式出现时,人们还能说些什么呢?谁还敢于说些什么呢?
    
    更为滑稽可笑的是,当人们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一清二楚之时,有关政府部门竟然十分愚蠢地把这种妇孺皆知的东西也当成了难以理喻的和荒唐透顶的国家机密。这样的事情恐怕连草包都做不出来,可是却被那些只求稳定的庸俗不堪的大官们恬不知耻地做了出来,也实在是够讽刺的了。
    
    国家秘密何其多?多的简直数不胜数,比多如牛毛还要多;用无穷无尽来形容,可能恰如其分;用汪洋一片来描述,可能也不为过。要多荒唐,便有多荒唐;要多愚蠢,便有多愚蠢。什么叫秘密?就是不让人知道的东西,就是不能公开的东西。秘密一多,就是不让人们知道的东西多起来了,于是形成了人们茫然无知的状态。设定过多的机密,其目的就是要让人民没有任何知情权。比如,倘若有人要了解自己交的税都花到哪里去了?了解政府一年的公款消费究竟有多少?据说都达到了一万亿。因为有权的公务员,即当官的,都可以吃喝嫖赌全报销,但这是机密,决然不会告诉你。倘若有人要了解公权力的运行方式,一个机密就把你顶的哑口无言,你就只能悻悻而归了;领导的灰色收入是多少?照样是机密;有多少领导的家人、亲属吃空饷?这一点在历朝历代都是司空见惯的,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朝代里,吃空饷的能力更是与时俱进地花样翻新,也还是国家机密;单位的主要领导是怎么走马上任的?给上级领导的二奶、三奶送了多少贿赂,也照样是机密;有多少高官把全家送到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欧洲各国?也还是机密;司法机关的领导收了巨额贿赂之后,怎么竟瞪着两眼说瞎话,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地进行判决?岂能不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无穷无尽的冤假错罪案?这当然也都是习以为常的和司空见惯的机密。
    
    机密就是禁区,就是不让问,问也问不着,更没人回答你,倘若再问,最好的回答就是把你关进局子里,安的罪名是寻衅滋事、泄露国家机密、煽动颠覆等属于没事找事之类的罪名。探究秘密,就是闯入禁区;闯入禁区,就是反动;反动就是揭穿秘密。秘密,具有中国特色的秘密,具有伟大朝代意义的秘密,实属猫腻之谓也!秘密就是猫腻。秘密多,也就是猫腻多。如果没有猫腻,秘密自然就会大白于天下,就可以为人们所知晓。照理说,一贯自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不应该存在任何猫腻的。因为任何猫腻都是与人民政府的本质不相符合的,但政府为什么却对猫腻总是乐此不疲、总是以猫腻的面目呈现于世呢?也就是说,政府为什么总是以秘密为名把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要隐蔽起来、包裹起来而秘不示人呢?却原来,名称是名称,实际是实际,两者风马牛不相及也,天渊之别也。故而形成机密繁多乃至无处不机密,到处是禁区、到处是猫腻的可悲现实。
    
    公权力是不应该有什么隐藏的,除了应该作为国家机密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和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等事项,在一定的尽短的时间内不得公布之外,其它的一切都是应该、可以而且必须毫无例外地统统地公开透明的;公权力的来源、运行方式和结果,都应该、可以而且必须完全彻底地透明的。公权力的不公开、不透明,是社会生活不正常的主要原因。要使社会生活步入正常的轨道,就必须使公权力完全彻底地公开透明,以让人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中国大陆倘若追求现代政治文明,就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像现在这样到处是机密、无处不禁区的状况,是极其有害于中国人民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所有努力的,是极大地阻碍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因为在禁区面前,在秘密面前,人们只能停止不前、束手无策,而不可能放开手脚、勇敢无畏地开拓进取。因为禁区和秘密就意味着雷区,而雷区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比如设置了意识形态的禁区,不让人们讲所谓历史的错误而只让人们讲胡编滥造的历史功绩,这无疑就给所有进行历史探索、追寻历史真相的学者们造成了难以言喻的巨大困境。因为追寻真相是学者的使命,不让追寻真相就意味着学者使命的必然丧失。这样一来,学者还如何进行正常的探索、研究工作?还怎么拿出应有的学术成果?如此这般,作为历史的学术研究,其价值不就是连一点点也都干脆没有了吗?这种行政上的强制规定本身就是对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肆无忌惮的干扰、破坏和打击。说得严重点,也更实事求是一点,这就是毛泽东一贯搞的政治强奸学术的乱伦之举,是对人类文明的彻底毁灭和根本打击,这也正是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始终满目疮痍之荒凉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社会进展迟缓乃至大大地落后的主要依据。
    
    要追求中国大陆的政治进步、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就必须逐步地、有效地清理一切所谓的秘密,把所有过时了的因而也失效了的国家机密,把所有不必要的根本构不成国家机密的国家机密,都要从国家机密的系列中清理出去。也有很多需要减少机密的等级,严格地规范机密的类别,不能把党派的内部文件霸王硬上弓地、强词夺理地认定为国家机密、更莫名其妙地当成所谓的国家机密。哪里有把党派的内部文件偷梁换柱地、狸猫换太子地当作了国家机密的呢?还有这么胡搅蛮缠、无知无识地干事儿的吗?世界上都没有,也没听说过。金三胖统治的朝鲜可能有;党国不分的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家可能有;但这绝不是文明政治之作为,而是与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相反之作为,是野蛮的,也是卑鄙的,更是丑陋的强权之作为。
    
    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应当为破除打着国家机密的旗号而滥竽充数的行业文件、地方政府文件、团体内部文件、党派内部文件甚至执政党的内部文件招摇过市、一统天下而努力。无论新闻工作者也好,还是维权律师也罢;无论坚持抗争的民运人士也好,还是关注中国大陆政治进步的人士也罢;都应当秉持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只有打破禁区,才能够迎来自由的天地;打破思想的禁区,是为了思想的自由;禁锢重重,还哪里有什么解放?还哪里有什么自由?打破文艺禁区,是为了解放想象力和创造力,发掘蕴藏于作家、艺术家内心深处的所有的潜力,进而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更无愧于自己使命的名篇佳作;打破市场经济的禁区,为的是冲出计划经济的牢笼,合理地配置资源,有效地平衡供需关系,重新确立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从而有效地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破除禁区是完全必要的,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就如同甄别、评估并剔除所有假冒伪劣的国家机密一样,都是从事社会转型的艰巨而又光荣的重大的历史职责和现实任务,也是当代先进的中国人刻不容缓地予以完成的神圣使命。
    
    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就要政务公开,而不能秘密化
    
    任何人干任何事,都要对其所作所为负责,并且要负责到底。因为这是最起码的做人原则。公权力机关所从事的所有的政务工作,也要有人负责,没有人负责是不行的。工作没干好出现问题,千方百计地推脱责任,也是不可以的。然而现实中却常常出现有问题而没有人负责任的滑稽现象,这是因为,本应公开的政务,没有公开;应当予以明确答复的相关问题,也不予答复。这样就使一切都蒙在鼓里,一切政务似乎都用密不透风的罩子给完全彻底地遮住了、盖住了。这样一来,公共事务像是某些掌权者的私人事务一样非常地诡秘、神秘莫测。人们根本弄不清楚,既不知道事情的来龙,也不知道事情的去脉,于是就形成了众所周知的密室政治。
    
    一切都是阴暗屋子里的勾当,都是桌子底下的干活,都是见不得阳光、经不起推敲的权力分赃;一切都是那么冠冕堂皇、肮脏苟且、漆黑一团。公权力就是如此这般地为人民服务,说的是这样,做的就不敢恭维了。因为公权力不公开、也不透明,既不能被权力所监督,又不能被舆论所监督。因为舆论不自由,没有私营媒体,哪有自由的舆论?一切的舆论媒体都是官办的,都是党控的,纵然有千万家,也不过是一家媒体而已。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舆论,就没有一家非官办的私营媒体,都是所谓的人民媒体,国家媒体,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的媒体,是第三帝国希特勒的媒体。舆论一律,社会就完蛋,人民就冤屈。因为干脆就没有言论自由,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权力就可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而千方百计地制造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所谓的全面虚假的大好形势。所有的舆论都成为摇唇鼓舌的吹喇叭的抬轿子的,都统统地成为党的喉舌了,所以就不能真正地行使任何监督权力的作用了,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真正意愿、实际生活和现实中的各种各样的冤屈、问题等等。权力没有制约、没有束缚,就必然地不可抑制地释放出固有的内在之恶;就必然以密室政治的方式进行阴暗苟且的权力分赃,恬不知耻地打着人民的旗号假公济私、营私舞弊、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横行霸道,要多糟糕,就有多糟糕;要多完蛋,就有多完蛋,简直就是没个整、没个治、没个救了。古今中外残酷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中国大陆近百年以来的历史,都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个不容否定的深刻教训。
    
    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衙门,就是政府办公大楼;流水的官,就是指各地、各单位主要的党政领导,既然做主要的党政领导,就得管事,就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于是乎就要大肆滥权、就要吃拿卡要,大肆敛财。在把某个地区或某个单位给领导一通、糟蹋一遍之后,任期就到站了,便另有任用、调往它处,拍拍屁股地溜之乎也,或呆在原地挂个闲职,例如当个人大常委会主任或政协主席之类的官位。其继任者又重蹈覆辙,照旧不误地开拓进取,大捞特捞。一边喊着美丽动人的口号,照本宣科地念着秘书们事先写好的讲话稿,连篇累牍的官话、套话、大话、假话、空话、鬼话都成为毫无新意的重要讲话;另一边却根本不为自己的本职工作负责,也不想负责,更谈不上永远负责,为自己和家人的福利而绞尽脑汁投机钻营,真正地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家人因此都一个个富得流油、飞黄腾达,左右亲朋还有圈内人都跟着沾了光,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历朝历代的领导干部都是这么延续下来的,现在的党政领导亦复如是,权力掌握者就是如此这般恶性循环地负责的。
    
    禁区的设定,乃是公权力肆意妄为的遮羞布
    
    权力的肆意妄为,不管是横行霸道也好,还是贪污腐败也罢,都必须在一定的基础之上,得有充分的前提条件,得造成一定的社会环境。如果条件都不具备,想肆意滥权都不可能;想贪污腐败都困难重重。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务员之所以不敢更不能贪污腐败,是因为这些国家防止贪腐的民主制度非常健全,相应的法治设施非常完备。另外,还有相当严密的舆论监督。连没有事都恨不得鸡蛋里面挑骨头呢,何况还有点什么事,那还有没有好了?那还能不能干下去了?由于全民监督权力的良好氛围,所以权力掌握者基本上没有贪污腐败的现象,可能连一点点想法都没有。要不怎么有人一再地强调中国特色呢?一特色,贪污腐败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就成了莫名其妙的和匪夷所思的不无益处的所谓“润滑剂”了。为了最大程度地达到公权私用的目的,所以尽可能地把一切应该公开的政务都设定种种限制而不予公开了,这样就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地为所欲为了。设定不让人们进来的禁区,多搞一些不让人们知晓的秘密,对于权力的肆意横行是有巨大的益处的。虽然使广大的民众因为丧失了知情权而大都倒了霉,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像毛泽东曾经在莫斯科的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参加的大会上大言不惭地说:把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引到中国战场,哪怕美国向中国扔原子弹,我们也不怕,死了三亿中国人,我们还剩三亿多,照样干革命。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杀气腾腾的话语竟使那些被称之为恶魔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大吃一惊,都感到分外地荒唐,都为中国人民感到悲哀。毛泽东之所以准备牺牲一半以上的中国人,是因为他的掌权与中国人民根本无关,他的权力绝不是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而是他用武力、用谎言、用恐怖和暴力的方式打出来的天下,实际上就是用非法的方式夺得的非法政权,所以他才敢对中国人民大开杀戒,所以他才用不着负任何责任。这个道理就像以非法的方式而抢来的、偷来的、骗来的钱财,罪犯通常能够不管不顾地、尽其所能地尽情挥霍,乃至于挥霍无度,而那些勤劳肯干的资本家纵然有亿万财富、金银财宝,也绝然舍不得浪费一文一毫一样。因为罪犯是不可能对别人的财富负责任的,来之容易,去之也快;资本家对于自己的财富是要负责任的,此即所谓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由此可知,为什么毛泽东对于自己一手造成的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巨大人祸和悲剧根本不负责任的原因,也能够知道为什么各级党政领导对自己的本职工作除了问题一般都一推六二五的原因之所在。因为其所占据的位置、权力,不是通过人民的认定和同意而得到的,是靠投机钻营、溜须拍马、走上层路线、请客送礼、大肆贿赂而得到的。掌握权力之后,他还得拼命地捞,想方设法地榨取民脂民膏,以弥补请客送礼、大肆贿赂所造成的亏空,至少要捞回本来。但仅仅捞回本钱是远远不够的,他还要挣一笔、最好是要挣一大笔。到底捞多少可以够?用军事家总结的一句话来讲就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往大点说,一千亿都不够,这是周永康及其家族为闷声发大财而稳定压倒一切的追求;中不溜丢地说,一百五、六十亿都不够,这是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的发家致富的官场理想;往小了点说,几百万、几千万乃至上亿都已经变成了无数的科长、处长们等贪污腐败所造成的满目疮痍的可耻也可悲的活生生的现实了。这些口口声声地喊着为人民服务的窃国大盗、中盗、小盗们,到底能够为中国老百姓负什么责?为中国老百姓负不了任何责任的他们,以及有如他们一样的位高权重之流,现在不正在堂而皇之执掌着中国人的极其可悲的命运吗?与其相信这些位高权重的官僚们能够为中国的老百姓办实事、为推动中国大陆的历史进步和文明发展贡献他们的力量,那还真的不如相信自己的失望乃至于绝望,那还真的不如相信虎狼不食牛马羊。因为这些人面兽心的高官们、这些位高权重的窃国大盗们,连对他们的职务都负不了任何责任,中国人民的利益在他们的头脑中就更是摆不上什么位置了。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只是他们用来欺骗人民、糊弄人民、耍戏人民的口头禅,让他们负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简直就是中国人民的自取其辱、自甘堕落。
    
    任何禁区,都是公权力取缔中国人民的知情权而使自己可以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的幌子和遮羞布。而某些滥竽充数的国家机密,更是毫无廉耻、胡作非为、谎言流布的借口和托词,用以掩饰历史的罪恶。这就好像犯罪分子在行凶作恶之后,尽其所能地破坏现场一样,都是为了逃脱罪责,避免应有的严正惩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镇反,就是一个禁区。在毛泽东按比例杀人的英明领导下,究竟有几百万国民党抗日英雄被扣以反革命的帽子而遭到枪决?直到现在,也是作为国家机密而尚未公开;还有镇反前后的土改运动,究竟有多少懂经营、善管理的最早一批发家致富的农民,被叫做地主、富农的普通中国人,竟因为自己的勤劳苦干换来的富裕而遭到无情的摧残、棍棒的打击,乃至死于非命?究竟是二百万、三百万还是五百万?土改也是禁区,也尚未解密,这里的罪恶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所仅见。由于档案尚未解密,所以势必给这方面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境。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材料进行大约的估计,只得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学者在相关的档案解密之后方可做出精确的统计。像这样的禁区,像这样的国家机密,简直太多了。如三反五反、如反右、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如邓小平所搞的六四大屠杀、如江泽民所搞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镇压、对包括笔者在内的异议人士的打击和摧残等等,都是权力掌握者为了掩盖历史真相和现实真相的遮羞布而已,但也只能蒙蔽于一时,而绝对不会长远。越来越多的真相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会逐渐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在真实面前,任何厚重而坚实的遮羞布都是罩不住的,也是靠不住的,最后都会被撕得粉粹,最终必然成为可耻的印记。
    
    打破禁区,就要公务公开透明,政府的一切除非必要,都应该公开透明
    
    一个正常的社会,是禁区尽可能地压缩、国家机密尽可能地减少,乃至于达到程度最小化之社会。没有禁区是不可能的,每个国家都有机密,但都不会多,至少不会像中国人亲历的那么多。历史的禁区不会有,学术的禁区也没有,思想的禁区也是根本看不见的。国家机密在学术、思想、教育等领域里根本就没有。这是在西方发达的文明社会里必有的事情。在我们所生活着的前现代、前文明的实行丛林法则的落后的野蛮社会里,即在我们所处的伟大的朝代里,情况就绝非如此了。不但思想有禁区,而且学术有禁区;不但文化领域里有禁区,而且政治领域里的禁区更多,更不一而足、更一言难尽,更多如牛毛、更匪夷所思、更难以理喻。公权力的来源、运行方式及其结果等等,由于广大民众从来没有知情权,因而从来不为外人道,并且也不打算把本应告诉给人民的关于自己的一切都如实地告诉给人民,而是把人民都统统地屏蔽在外。人民对自己的统治者两眼一抹黑,啥也不知道,整个糊涂账;对公权力的运行也是稀里糊涂、不清不楚,对于公权力运行的结果就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公权力通过国家机密的方式,把自己的活动都尽其所能地给罩了起来,人民群众根本看不清楚,也不让人民群众看清楚。只有看清楚了,才能谈得上所谓的监督;云山雾罩地看不清楚,就根本没法监督了。有了监督,公权力就不能胡作非为,也不能搞什么小动作,也就不会有更不可能有什么猫腻了。这正是现行的公权力最担惊受怕的事情。因为猫腻太多,真可以说是无处不猫腻。
    
    为了从根本上杜绝公权力的滥用,为了防止公权力掌握者的贪污腐败和职务犯罪行为,就必须使公权力的运行及其结果、使公权力的掌握者的来历都要广而告之地昭告天下。也就是说,公权力的一切都要公开透明。因为公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来源也应当是人民所授予的,其运行方式及其结果,应该毫无例外地统统地告诉给人民,让人民所把握、所了解。人民想知道公权力的什么情况,公权力就必须及时地反馈,认真地作答。人民提出批评甚至激烈的批评,公权力就应当认真地听取意见、虚心地接受批评、意见和建议,千万不能混球似地把批评者当成莫名其妙的敌对势力。倘若如此,政府无异于与人民为敌,这是在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家里才可能出现的极为愚蠢的作为。这种极端可耻的胡作非为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违逆了中国人民的意志,也是对政府工作极不负责任的十足的标志。
    
    公权力的一切,都可以、应该而且必须公开、透明,除非必要的、不应该透明的,例如处理刑事案件、进行军事部署、事关经济发展的创造、发明以及重大的工程建设等等,可以不公开,也不透明,这些都并且为法律所认可。追捕逃犯,还得需要把每一个步骤都告诉给公众吗?罪犯得知消息后,不就逃之夭夭了吗?所以这种事情是大可不必公开透明的。因为对实现正义、惩治罪恶不利,所以得保守秘密;进行军事部署,也需要保密,这一点似乎很好理解,不需赘述。关于经济发展的创造发明,那都属于商业机密,也是不可以公开透明的。像诸如此类的事情,也都需要保守秘密而不能公开透明。但除此之外的一切有关公共利益的事情,就没有保守秘密的必要了。比如公款消费,根本不是秘密,更不是国家秘密。老百姓想知道属于自己的民脂民膏到底被那些不干正事儿的无端地消耗了多少,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请问,问这个还有什么错的吗?连错都没有、都不算,更何谈莫名其妙的和子虚乌有的寻衅滋事、泄密、煽颠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呢?
    
    (未完待续。下篇:结论)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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