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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打击郭美美救不了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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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8月08日 转载)
     叶匡政 独立学者
    
    

    
    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点,大陆官方媒体集体放出了郭美美的猛料,称其涉嫌聚赌及肉体交易。然而在那个黑色的夏夜,云南鲁甸刚刚发生地震,在一堆灾难报道,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不和谐音,一时让读者大倒胃口,引来了大量网友的讨伐。讨伐的不是郭美美,而是毫无媒体节操的官方媒体。
    
    最荒唐的是,中国红十字会很快发表声明称,郭美美的所作所为不仅令中国人道、慈善事业遭受损失,也严重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让人不能不怀疑,这次密集的新闻布阵,本是想为红会洗地,哪知选错了时候。郭美美并未说过红会一句坏话,说她严重危害了慈善事业,确实有点言过其实。如果红会没有当年的那些慈善丑闻,一个郭美美决不可能让官办慈善组织陷入如此大的信任危机。
    
    郭美美不过是压垮大陆官办慈善机构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年,引发的不止是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其后的红基会、慈善总会、青基会、河南宋基会都陆续曝出了丑闻。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大坝,一旦坍塌溃决,再想填堵修漏可谓难上加难。其实,人们对大陆官方慈善组织的质疑,已持续十多年了,很多问题都显而易见。由于官方对慈善的垄断,导致慈善机构与行政部门的官民界限不分,落实善款之用的基层组织匮缺,监管机制模糊,追责机制没有,捐助信息缺乏公开披露,中间评价机构缺失,善款流通成本过高等,都是官办慈善存在的明显弊病,也正是这些因素限制了大陆慈善事业的发展。三年后,想通过打击一个郭美美,来挽回或重建红十字的声誉,显然也是一种妄想,只会越抹越黑。
    
    如今人们说起慈善,想到的多是西方慈善组织。慈善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古人虽很少把慈善二字连用,但在儒家却弥漫着大量慈善的思想。孔子所言「仁者爱人」的思想自不必说,孟子所说「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表达的都是一种质朴慈善观。 《礼记》中,更是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观念即使今天看来,也仍是我们对于慈善事业的理想。佛教传入中国后,「行善得报」的思想更是在民众中得以普及。
    
    不仅是慈善观念,在慈善事业上,中国传统社会也并不落伍。在西周时,就有专门的地方官负责救济荒年民众。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还设立了平籴制,即丰年官府财入粮食,灾年则平价卖给民众,对70岁以上的老人有专门的机构赡养。魏晋南北朝时,除救灾赈贫外,还出现了六疾馆,是用来收容贫病者的慈善机构。至于佛教寺院的济贫救灾、施医给药,更是成为一种现象。两宋时,出现了义庄,由乡绅出资购置田产,交给那些不能自给的族人居住耕种。至于义塾、义学更是民间社会常态。明清时代,官办和民间的慈善事业都很发达。官办的朱元璋创设的养济院和惠民药局,养济院负责抚恤孤老,各州县都有一处。民间的慈善机构,在明清则多如牛毛,如遍布各地的普济堂及同善会、惜字会、义渡局、丧葬会、救生局等。清代的义庄更是数以千计,提供从贫病婚丧、到养老劝学的一条龙服务。
    
    从中国传统的慈善史可看出,如今慈善机构出现诸多病症,根本原因还是官方对慈善的垄断。不说古代慈善,现代慈善的主要特征也是它的非政府性,它是公民出于自愿原则而开展的一项事业。慈善垄断不仅影响到政府权责的定位,如果政府对慈善干预过多,会影响到慈善组织的积极性,让很多捐赠者感到一种来自权力的压力,出现逼捐或「被慈善」的情况。慈善垄断与没有统一的慈善立法,是互为因果关系的。一方面官办慈善机构形成了今天慈善业的利益集团,阻碍了慈善的立法进程;另一方面由于慈善立法的停滞,也导致慈善垄断难被打破。政府权力因可用善款弥补财政不足,对这种严重滞后的立法现状,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使不同主管部门之下的慈善机构性质和运行规则迥异,自然难以获得社会公信力。一旦这种公信力的缺乏形成社会共识,对依靠募集善款才能生存发展的慈善机构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
    
    现代慈善源起于美国,不只包括钱财物的救助,还包括改善人的精神、教育和环境等各种公益行动。在西方社会理念中,慈善属于市场分配后的「二次分配」,与纳税及公共福利具有同样性质,所以政府通过免税及一系列制度安排,来鼓励民众和民间组织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美国早在2007年,慈善捐赠总额就超过了3000亿美元,其中来自民众个人的捐赠超过了80%。可见,美国慈善绝非只是企业和富豪的游戏,民众才是美国慈善业的主体与动力。美国除了有规范的法律与税收减免政策来激励民众对慈善的热情,更有保障慈善组织运行的约束机制。
    
    美国对慈善机构的监管分为四层:一是政府的立法和监督,在美国大多数州,首席检察官对慈善机构进行监管,慈善机构需常规性地向其报告其业务及财务状况外,如果慈善机构的董事无法完成职责,检察官还有权要求董事用私人财产赔偿损失;二是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在美国较有影响的民间评估机构有全国慈善信息局、更好事务委员会等,并向公众发布测评结果,民众根据评估决定向某个基金会捐款,一旦测评数据过低,自然影响到基金会的生存;三是媒体和民众的监督,每个个人都有对慈善捐款使用情况的知情权,媒体更不用说了;四是同行的互律,有各种行业协会和联合会,来制订一个共同遵守的行业规范。
    
    正是美国慈善机构的民间性和独立性,促使了慈善机构透明、公开、高效的运行。在美国即便是10美元的正规捐款,捐赠者也有权了解它的去向,否则便需承担法律责任。正因为有规范的法律,才能真正保证慈善机构运行得让所有人放心。而大陆目前的慈善垄断和立法现状,显然使民众无法监督慈善机构,更不可能通过法律途径来问责慈善机构,这是导致慈善公信力危机的根源。政府部门极需反思自身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为民众和社会提供更多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从立法上保证社会的多元治理,给慈善组织以充分的独立性和民间性。
    
    对大陆持续已久的慈善危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举,而不是什么清算、打击那根压垮自己的稻草。
    
    
    来源:东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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