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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六四屠杀原因解密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6月02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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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大屠杀背后的生物原因探索
     (博讯 boxun.com)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老公猩猩集团,在广场上、街道上大开杀戒,牺牲了二十多万人,换取了二十多年老人政治。
    ——《中共本纪》
    
    
    任何一个社会运动和社会冲突,背后都有其“生物原因”,如饥荒、瘟疫、、男女人口失衡,等等。那么,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大屠杀,有没有一个生物原因?如果有,那么其生物原因又是什么呢?
    
    早在六四屠杀发生的前一年,1988年,我在为《第四代人》(张永杰、程远忠,东方出版社,1988年8月第一版)一书所写的长篇序言(《代与代文化的冲突》)中,通过观察人类社会,指出了这一相通现象:“在猿类的群体中,老一代公猿与年轻一代的斗争,是周而复始、不断上演的戏剧。它们调动全副精力,互相竞争着对群体的影响力。据说,这种不断的竞争,有助于保持种族生命的活性,使种族的遗传资源获得必要的选择。”接着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是从猿进化来的,因此他又带有猿性。但是,人不是命中注定要和猿一样的。他有思想,他能发展起自己的理性模型;他的思想和理性能改变他的命运吗?”
    
    我在1988年之所以有如此的提问,就是因为预感到“代沟”所引起社会冲突已经迫在眉睫了。
    
    而一年之后发生的六四屠杀表明:人的思想和理性,不能改变人的命运。因为人类的基本行为,和猿类并无本质差异,我们迄今为止还停留在“裸猿”的阶段。除非运用法治来互相制衡,否则人尤其是握有权力的人,其行为基本上与禽兽无异。
    
    六四屠杀的奥秘,就是老一代公猿对年轻一代的屠杀。老一代公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势和对母猿以及领地的控制权,进行了殊死搏斗。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老公猩猩集团,在广场上、大街上大开杀戒,牺牲二十万人,换取了二十年老人政治。
    
    六四屠杀过后,母猿们被变成了黄色娘子军,而公猿的领地则变成了大卖场。现在老公猩猩的继承人企图用“唱红歌”来粉饰这一血泊天地,以自己撰写自己的《本纪》。
    
    
    关于“老公猩猩”也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是这样看的:不能仅从年龄去判断谁是老公猩猩;而要综合以下指标去衡量:
    
    A、老公猩猩们的“生物文化”年龄,这在中国一般要到五十岁左右,而在美国到三十就差不多达标了。
    
    B、老公猩猩们对社会进步的抗拒。
    
    C、老公猩猩们对社会权力的掌握程度以及决心滥用这种权力以维护自己或隐藏或公开的个人欲望的程度。
    
    D、通过镇压和虐待年轻一代的活动,老公猩猩们积累新生命的尸体,以及他们运用这些尸体去进行祭祖等邪恶拜物教的广泛程度。
    
    这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老公猩猩以及他是“几星级”老公猩猩的重要参考数据。老公猩猩的特性越强,则他所应荣获的级别也就相应越高因此,研究者完全可以对老公猩猩们授衔,像一位总统对他的将军们授衔一样。
    
    一星级的老公猩猩:这是平凡的老公猩猩……五星级的老公猩猩,这是最显赫、最狂妄、最有权力、最专横跋扈、最富于强烈占有欲望的老公猩猩。
    
    我们给予五星级的“老公猩猩”以最高的评价,他们用自己的反动性抵御自身生命的颓废,使年轻一代的精神很快像老东西一样荒废掉,正是这种被遏制的年轻的精力,像困兽的暴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青年”,这是某种要比“奴隶”和“人民”远为实际且生生不已的力量。但在中国人的社会里,“青年”、“奴隶”、“人民”这三者的地位是相似低下的。
    
    正是在“压制”的意义上,我们认可了老公猩猩们的“历史贡献”。所以我们用文字为他们堆砌了繁多的金字塔,如二十四史、革命传统等等。在这里,我们也就不须辩论或指责历史学家们的奴隶性或人民性,因为奴隶性就是人民性,人民性就是奴隶性。
    
    今天,在屠杀发生后的二十二年,让我们重温屠杀发生前一年的《代与代文化的冲突》,作为对于六四屠杀的原因解密。
    
    2011年6月1日
    
    
    《代与代文化的冲突》
    
    〖本文是为东方出版社《第四代人》所作的《序言》〗
    
    
    第一节
    宇宙生命的节律:“代”
    
    
    随着国人文化视野的开拓,代与代文化的冲突开始受到日益增长的关注。承认代的间距、放弃以强力去压制新一代的文化,是现代文化意识开始成熟于中国的表现。
    
    至于我自己,则是从文化冲突对文化演进的意义这一角度去看“代”的。代与代的问题不疏阔迂远,它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流过,纠缠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意志,影响(往往是破坏性的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有关代和代问题的因素,对社会的协调发展来说,其意义更多是负面的;这体现为冲突、斗争、彼此毁损——老一代看不惯年轻一代,新一代则视老一代为“怪物”,为“古生物博物馆里的陈列品”。约瑟卡.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施维的女儿斯维里特兰娜在她《致友人的二十封信》里,就采取了如此激烈的措辞去形容她父亲的同事。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深刻的对立呢?
    
    这正是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
    
    盛唐诗人孟浩然(六八九——七四零年)在那感人至深的《与诸子登岘山》一诗中写下了两句耐人寻味的诗:
    
    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这是诗人之情的流露,也是哲人之思的显现。它蕴涵着对历史、对宇宙生命的基本领悟。
    
    让我们略微回顾一下“代”的哲思传统。
    
    自从欧洲人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的洗礼之后,他们便仿照中国式的智慧,放弃了对上帝的崇拜。与此同时,也迎来了精神空虚和行为混乱的时代;为补救这一点,“历史”的主宰性质便被发明了出来,以便替补那个死去的人格之神。而在中国,早在东周的春秋时代,对上帝的信仰就开始让渡给了对历史的论理。恰是那部相传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中国文化精神这一根本转变的里程碑。《春秋》的范例表明,中国人已开始习惯于用历史的褒贬去代替上帝的审判;用近距离的人道标尺,去代替远距离的天道标尺——这正是郑国的贤相子产所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精神。
    
    这不是一个旋生旋灭的视界,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当那位南宋的亡国宰相、我们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一诗中痛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大道理时,这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述怀,而是表达了一种文化的共识。正因为这样,不仅他说了和做了,而且还有人听他说,有人模仿他做。文天祥的诗所表达的传统意识是根深蒂固和普遍接受的,这传统意识就是把历史当作终极审判的信念。
    
    近代的欧洲人,也象古代的中国人那样,开始以历史之窟取代了众神之天。”历史的必然性”取代了“上帝的意志力”,“物质”取代了“精神”。同时,强权的即历史的审判取代了彼岸的即宗教的审判;其结果是力的竞逐,取代了诗的玩味。
    
    这是一个历史意识破毁了神秘感的时代;但又是一个神秘感反过去注入历史意识从而异化了后者的时代。这一分合之势,体现为历史的崇拜,而不是对历史的所谓科学分析。人从上帝的子孙,下降为历史的产物;甚至连上帝本身和一切事物的起源,也都被推究到历史上去:神圣的一切,本身都成了一种“历史过程”。
    
    历史使“人”获得了一种空前重要性。随着人道取代天道,人不仅获得了与神同等的地位,且战胜了神,获得了比神更优越的位置。因为据说,人是一种由崇拜神而崇拜自己进化着的生灵。
    
    那么,对现代人的存在(一种崇拜历史的存在)如此重要的“历史”,其本身又是什么呢?
    
    在孟浩然诗歌的哲思中,对此已有足够的提示:历史(即所谓“古今”)是由人事的代谢构成的。亦即人事代谢的无意识“往来”,到了思考它的心灵中,便成了有意识的“古今”。正是这种思考,赋予历史以灵魂,使历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客体。从此,历史成了能与上帝竞争的力与场。
    
    在古今的构成中,“代”是个关键。代有两层含义:作为存在,它是宇宙生命的节律:作为意识,它是这一节律所作出的多样性思考。
    
    孟浩然暗示了这双重含义:
    
    《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读碑的垂泪人和游山的登临者,把双重含义集于一身:同一代人既是行动者,又是思想者。他们的行动构成了代的存在;他们的思想,构成了代的意识。前者只是纯粹的时间变化,后者还是历史的演进。
    
    读碑的人为什么哭泣?是那碑记所唤醒的历史意识使他颤栗不已。人无法理解时间,因为他本身就陷在时间之里;但人却能理解历史,因为历史是他对时间的思考。人曾在时间中悠然自得:“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时,他只是一个行动者。他所看到的是一幅超越于历史之外的宇宙宁静:“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这时,他只是一个观察家。但无言的江山无法起到的沟连古今的作用,却被有言的“羊公之碑”起到了:古今的代谢对于历史的构成当然必要的,但是对于那构成历史的人、对那生于代中死于代中的个体来说,却是令人惶恐不已的。
    
    谁愿意“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他最悲哀的时候,便是他意识到历史、意识到人事代谢的阴影正在逼近的时候。他不是为古人担忧,他只是感到自己也正被“代”的轮转碾为齑粉。
    
    历史和文化的变易,都是由“代”为轴心而轮转的。这几乎是一个常识。但是,面对此情此景却不是每一个都能保持镇静的。因为作为历史之轴的“代”,它的关键在于消解性的“变”。
    
    萧梁一代的著名历史学家萧子显在他所撰的《南齐书.文学传论》(卷五十二)中,有几句耐人寻味的话:“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丸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虽然说的是文学现象,但完全可以适用于各种人世间的事物。特别是,“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概括,大至人类历史,小至个人体验,大凡逃不出此间机制。
    
    “变”,推动了“代”的轮转,体现了生命的节律。这节律与人事相通并成为人事代谢的依据。《周易.系辞传》曾经这样点破其间的关系:
    
    富有之谓大业,
    
    日新之谓盛德,
    
    生生之谓易。
    
    成象之谓乾,
    
    效法之谓坤,
    
    极数知来之谓占,
    
    通变之谓事,
    
    阴阳不测之谓神。
    
    以上大业、盛德、易、乾、坤、占、事、神,代表了宇宙的七要素。“通变之谓事”一语,解释了变的关键在于“事”。人间的事业不是无意义、无目的地发展,而在于推动并适应变化(“通变”)。这意味着充分实现“代”的功能。
    
    一切人事(不是现代汉语中的“人事制度”,而是指人世间的一切盛德大业)都以“通变”为归,一切通变都以“代谢”为归。这使代谢的节律构成了古今之变。在“历史——代——变——革——事”的这种关系中,中国智慧的变通性一目了然。
    
    变通意识,是出于对“代”现实的尊重。
    
    相应于不同的年龄所构成的人生阶段,不同的社会与文化方式为之确立了不同的责任与义务、活动范围与生存方式。规定不同的年龄层进行不同的社会活动,是年龄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它也使“代”与“代”的隔离出现在社会中。例如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必须退休,否则,社会生活就会陷入紊乱,年青人就无法安身立命,这是没有办法的。即使你拒不退休或延缓退休,但精力的衰退和(其他人都认为你确实已经老了的)社会评价,也会使你在事实上退休。当然,你的活动范围,也就必然随之萎缩,你的事业和雄心也就随之退休了。
    
    “代”沟的形成其实是十分简单的。人到了一定年岁,就会被社会生活的秩序安排到相应年龄层中去,与同龄者一起活动。年龄层的划分,有时会很狭窄的,比如进学校受教育便是如此,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把学生们区分开来。有时则又相对广泛: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成年人都可以在一个社会团体中分担各种专业工作。尽管有这些分层上的不尽一致,但年龄上的区分与隔离却毫无例外。
    
    年龄的制度化和年龄集体团的隔离,既给社会安排了特别适于生命节律的年龄级序,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阻止了异层成员之间的平等交往。在产生积极力量的同时,也有消极的作用。目前,国际上关于年龄集团的区分是应该更严格些还是应该更通融些,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上的歧异,不仅是世界观的歧异所致,也是由所援引的事实不同造成的。例如,在学校的高低年级之间,加强对话和平等感也许不是什么坏事,这至少可以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所产生的误解;消除许多冷漠和敌意。但是在师生之间,尤其明显的是在中学以至小学的师生之间,是否应具有一种更平等的关系?是否应该达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谅解而不是上下级之间的压制和反抗?这是充满了争议的话题。
    
    
    
    第二节
    代与代的隔离与幽闭
    
    “代”这个词多少囿于经验的描述,而更为确切、更为理论化的概念,可以叫做“年龄集团”。专门研究人类社会行为方式和群体协作方式的文化人类学家们,一致同意以下看法:
    
    年龄集团如此熟悉、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与性别有时被称为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唯一普遍因素。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我们最好的朋友一般是与我们同龄的孩子们,我们被一起送到学校上学,在学校里,我们一直呆在一块,直到快二十岁才分手。到一定年纪,我们成为“法定成人”,这意味着我们已可以投票,供养自己,而且,如果需要,就必须离家去参战。直到那时,我们还不准喝烈性酒、开车、或者做一些我们的长辈才能做的事情。最终,我们退休了,我们渐渐与我们的同龄人在“退休社”中渡过了晚年,与社会上的其他人脱离了。我们是“青少年”、“中年人”、“老龄公民”,不管我们是不是喜欢,都是如此,而且除我们的年纪之外,别无他因。(参见威廉·A·哈维兰:《当代人类学》,十八章,一节。)显然,不同年龄集团的人们,虽然共处在,一个社会文化圈中,但由于年龄层的区分与限制,由于那种和“代”有关的制度化规定,他们实际上是被“代”隔离着的。在不同的代即年龄集团之间,人们互相说话,但并不完全理解;人们互相交往,但行为方式却回然相异。甚至人们在为一个共同事业奋斗的时候,所采取的形式与依据也完全不同,这,就是代的奇妙。
    
    西方的、现代化的社会是如此,而在那些非西方的、发展中的社会里,代的隔离作用甚至更大。
    
    综合多种民族学、社会学的事实,人们不难发现,代和年龄集团的区分,并不只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或无意识的行为。在很多场合下,代与年龄集团的区分已经成为一种必须遵守的制度:婴孩的养育,儿童的成长,青少年的教育以及成年仪式和正式进入成年社会等一系列的活动,都是按照一律的时刻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的。甚至社会生物的一定级别所负有的那些社会义务和责任等等,也都以达到一定的年龄为其前提。即使在那些“代议制的民主社会”中,不到法定年龄(一般是十八岁),也无法获得选举权;而不达到更大一些的年龄,则无法获得被选的资格。例如在美国,竞选总统者必须达到三十五岁。
    
    年龄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有两层:
    
    一、生物的因素。
    
    二、文化的因素。
    
    显然,年龄本是一种生物的现象,是根据生命体的诞生、成长,衰老和死亡之节律而显现出来的。但对年龄进行制度性规定,并赋予它相应的社会内容,却是文化的因素。关于形成年龄制度化的决定因素,到底是生物性的还是文化性的,具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人类学家们一般同意年龄的制度化在决定社会成员应当享有何等社会地位的过程中,确是文化的因素显得更重要,起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参见P·古利弗:《年龄划分》,《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第一卷1968年版157-162页。)
    
    相应于不同的年龄所构成的人生阶段,不同的社会与文化方式为之确立了不同的责任与义务、活动范围与生存方式。规定不同的年龄层进行不同的社会活动,是年龄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它也使“代”与“代”的隔离出现在社会中。例如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必须退休,否则,社会生活就会陷入紊乱,年青人就无法安身立命,这是没有办法的。即使你拒不退休或延缓退休,但精力的衰退和(其他人都认为你确实已经老了的)社会评价,也会使你在事实上退休。当然,你的活动范围,也就必然随之萎缩,你的事业和雄心也就随之退休了。
    
    “代”沟的形成其实是十分简单的。人到了一定年岁,就会被社会生活的秩序安排到相应年龄层中去,与同龄者一起活动。年龄层的划分,有时会很狭窄的,比如进学校受教育便是如此,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把学生们区分开来。有时则又相对广泛: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成年人都可以在一个社会团体中分担各种专业工作。尽管有这些分层上的不尽一致,但年龄上的区分与隔离却毫无例外。
    
    年龄的制度化和年龄集体团的隔离,既给社会安排了特别适于生命节律的年龄级序,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阻止了异层成员之间的平等交往。在产生积极力量的同时,也有消极的作用。目前,国际上关于年龄集团的区分是应该更严格些还是应该更通融些,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上的歧异,不仅是世界观的歧异所致,也是由所援引的事实不同造成的。例如,在学校的高低年级之间,加强对话和平等感也许不是什么坏事,这至少可以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所产生的误解;消除许多冷漠和敌意。但是在师生之间,尤其明显的是在中学以至小学的师生之间,是否应具有一种更平等的关系?是否应该达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谅解而不是上下级之间的压制和反抗?这是充满了争议的话题。
    
    有人曾经表示过一种看法,女孩子们只是在婚前才有比较要好的同性朋友;一旦结婚,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同性之间的友谊便完全淡漠了。而男子则不然,他们在婚后仍能彼此之间保持长久的友谊。根据经验人们可以发现,在已婚妇女和未婚妇女之间,尤其是已有孩子和没有孩子的女性之间,共同的语言是越来越少了,正如俗话所说,“女人们凑在一起就短不了谈论孩子与丈夫。”那没有孩子或没有丈夫的女性,与那些只对孩子和丈夫感兴趣的女性之间,又怎能保持有共同的语言和情感呢?这也是年龄集团隔离作用之一。
    
    事实上,婚龄对不同的妇女虽是不一样的,但在这里绝对的年龄是被相对的年龄(如婚龄)所取代了。而不变的因素依然是年龄的制度化,在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年龄对人的统治是无所不在的。
    
    老龄则是另一番情形,老龄带来两个相关的问题:衰老与丰富。前者是就精神而言,后者是就经验而言。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模式,对这两个相关的问题,给予各有侧重的看待,例如美国社会更看重老龄衰老的一面,而中国社会则更看重老龄的丰富一面。选择的不同,使评价也就随之而易。美国因而号称是儿童的天堂,青年的战场,老年的坟墓。而中国则是儿童的游戏场,青年的训练所,中年的工作间,老年的王国。这一区别,就是作用于相似的生物性之上的不同的社会性。
    
    一般说来,停滞稳定的社会传统更重视老龄的智慧一面,而发展迅猛的现代化社会则多注视老龄的衰颓一面。因此,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中,年龄层的价值、年龄集团的作用会发生根本的扭转。仅从社会延续性这一方去看,老年人的积极作用是必不少的;但从加快社会进步的方面着眼,则情形恰恰相反。
    
    根据追踪调查的研究所示,在肯尼亚的必里基人那里,由于英国殖民统治所带来的现代化冲击,握有传统大权的“仪式长者”的职责与权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在近二十年间,祖先崇拜下降了,直到今天,这一崇拜的形式方面,实际上已经灭绝。结果,这批社会化石“和斗士龄级序一样,已经被剥夺了大部分的传统年龄基级序活动”。但更可悲的是,“与斗士不同,他们并没有发现替代的活动。”基督教教会中的领导地位由一小部分男人占据着,他们大多数是年长斗士年龄级序中的人。尽管“仪式长者在入组仪式中仍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作为男巫和巫术铲除者的权力,几乎仍然受到普遍的敬畏”。但他们的历史作用已随着旧社会的消亡而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以上均参考W·H·萨格瑞:《肯尼亚西部的班图蒂里基人》,见J·吉布斯编《非洲各族》,豪特·兰哈特与斯顿出版社,1965年版第69——72页。)
    
    但相比之下,原先的仪式长者曾负有这样重大的社会使命:
    
    “仪式长者”主持家宅主神礼、有关继承权等问题的亚氏族会议、半年一度的村社祈祷和入社式这些象教士一样的职责。他们还被授权使用巫术力量,有权驱逐或杀死恶婆,或者负有抵抗恶势力的责任,也可通过巫术对那些由于侵扰会社秘密或者由于犯了其他十恶不赦的罪而受到村人咒骂的人判处死刑。在一切对于村社或部落普遍的福利有危险或危害的情况下,都要求征得仪式长者的意见。例如,斗士在发动一次重大袭击之前,要先求仪式长者占卜预兆,如果兆头不好,就延迟这次袭击行动。(以上均参考W·H·萨格瑞:《肯尼亚西部的班图蒂里基人》,见J·吉布斯编《非洲各族》,豪特·兰哈特与斯顿出版社,1965年版第69-72页。)
    
    由此可见,同样的年龄阶层对不同的文化社会环境的价值完全不同。对当事人来说,这样的变化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呢?
    
    研究过去的文化人类家既然这样说了,那么,研究人类未来的未来学家又该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呢?
    
    著名的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他所写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了“代”与“代”之间的隔阂:
    
    一代人为之艰苦奋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往往看得平淡无奇。今天有谁会回头想想储蓄银行的人寿危险呢?可是马萨诸塞州路易斯·D·布兰代斯提出的这个主张是在立法议会奋战了五个月才得以通过的这是国会所见过的最艰苦的奋战之一。这个问题使布兰代斯闻名全国,最后使他进了最高法院,这种声望依然存在,但问题本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然而,过去没有、现在也仍然没有完全吸取教训——改革的效果从来就没有象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巨大,而其结果也很少象反对者所担心的那样大的破坏性和灾难性。(见该书中译本第331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为什么不同世代之间的感觉,有如此之大的差距?
    
    显然,是不同的经历与感受、不同的知识积累与生活视野造成了不同的人格。从社会的发展和人格的演变来看,这些不同人格之间的嬗替是有必要的。但对当事人自身来说,这也就形成了一种痛苦,与磨擦的根源。正是围绕着这些不同的感受和生活世界,不同的社会态度与行为方式之间开始进行斗争,以决定谁来支配未来的人类。在历史演变的特定关头,年龄集团各自所拥有的势力是这样的强大,以致他们能够直接穿越政治关系和亲属关系,并且和这些关系相对抗,从此开出一个新局面来。
    
    染启超的“少年中国”、“五四”时代的“新青年”们,就是这么干的。这也是社会大分化,大改组所必定要经历的一个痛苦时期。
    
    由于近代中国陷入一个漫长的、迄今没有结束之期的文化革命过程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年龄集团的大分化表现,尤为突出。我们看到,近代史中的许多人物,在年轻的时候向西方寻求真理,但到了晚年,却大多成了迷恋国粹的人。但当他们到了晚年时,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未停止,反而发展得比他们年青的时候更加迅速,因此这是不能用社会的停滞来解释的一种个人的退后。
    
    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年龄差异所导致的对不同文化的选择结果。是社会文化的大裂变状态给不同年龄的人们打上的各自印记。人哪!很明显,由于衰老,他们的生命节奏迟缓了,于是他们便对那些更激进的文化态度产生了隔阂,甚至反感,产生了极端的冷漠和尖锐的敌意。
    
    这已不是观念之急,而成了生命之战。
    
    对年轻人来说,重要的任务不在于谴责这种退后行为,而在于分析它并理解它。当然,分析与理解并不意味模仿与顺从。相反,抗争也许是必不可少的。这里,酝酿着一种回避不了的紧张。剑拨弩张的文化形势表明,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就在眼前了。
    
    但这冲突并不纯粹是消极的,或充满破坏性的。代与代间的隔阂,曾是促使社会单位得以有机形成的持久动力。今后也依然会这样。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若不诉诸某种大隔离、大分化、大裂变、大灭绝,反而是不可想象的。只要人们善于理解这种形势,并以适当的分寸去适应它、或把握它,就可以更好地完成过渡——生命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文化的过渡,以及自我的过渡。
    
    生命力正潜伏在“代”沟之间!它跃跃欲试。
    
    
    第三节
    体制加剧了代文化的冲突
    
    “代年龄集团”、“代的隔阂”、“年龄现象的制度化”——是分别来自纯粹生物的、社会生物的、文化心理的、社会制度等三方面的对群体生命代谢现象的解释。观察点各有侧重,理论框架也各不相同,但却同样注重群体代谢活动对人类文化演进的重大意义。
    
    渐进的常规的演化,伴随着磨擦和不适。而突变的、革命的演化,则带来爆炸性的局面和触及灵魂的痛苦。一个有资格的社会学家,断然不会无视“代”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一系文化问题,正如一个敏锐的历史学家能象把握自然界中的节气那样把握住“代”文化的差异。他将发现,“代”的不同,使生活在“代”中的人们受到不同文化的支配,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代文化层”。社会文化的“代”以及“代”的隔离,不是严丝合缝、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在实际生活中,“代”文化的内部变化,推动“代文化”间的彼此渗透。这正是希望之所在。渗透与无所不在的交流,可以消除社会分层的极向化恶果——社会分裂状态。以此缓解人世间的敌意和对立。从而,使那些过于坚硬的心趋于融洽。这有助于促进“代”文化之间在互相让步基础上的合作,有助于挽回已遭破坏的社会信任。
    
    可悲的是,这种力图填补代沟之裂罅的善良期望,却被体制的僵硬性给破坏了。
    
    年龄的分层自古以来就是与制度的强力规定联在一起的。年龄问题从此不仅是个生理问题和心理问题,甚至不仅是个人文化水平和社会身份的问题,而且是和各种现存体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年龄的制度化规定,在事实上加深并加固了代沟,十分有效阻止个人逾越代沟的隔离,去达到一种新的对话。
    
    人们在失去各种社会自由的同时,还得附加一种“身份税”:丧失和异代人平等交流的个人自由。没有这种平等的自由,就失去了对话和相互理解的机会,堵塞了自我变通、逾越代文化局限的主要渠道。
    
    体制的压力,使人们的心变得格外坚硬了。
    
    在古代的以色列,掌握教权因而控制着社会权力的文士和法利赛的人,就被耶稣指责为心硬的人。显然,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心硬,很大程度上是被体制的压力决定了的,至少是加剧了的。而耶稣反对心硬的教导(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进行新型的、有活力的对话),实际上正是一种反体制的呼声。当他宣布“我来不是要致太平,乃是要动刀兵”的时候,与他宣布和平与慈爱的时候,并不自相矛盾:二者都是反对当时体制的行为。可见,耶稣不是体制的维护者,甚至不是改革者,而是一位革命者。他的反体制倾向完全类似于近代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
    
    体制加深了人们相互之间的隔阂和幽闭。从社会交往上更从内心深处切断了以“人”的名义和本性进行对话的最后渠道。心硬的人们是与硬性的体制是相适应的。因此,要求减轻社会紧张状态、要求加强代与代之间的对话的努力,也就必不可免地与如何去超越体制的问题相关。
    
    在英国历史学家A.汤因比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之间进行的一场对话中(英文书《CHooseLife》,日文版书名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译本则改为《展望二十一世纪》),就以“代沟与体制”为名进行了讨论(第一编,第五章,第五节)。
    
    池田大作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他认为,新旧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已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关系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因而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而两代人之间最大的不同,首先就是体现在他们对体制以及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分歧上。
    
    老一代人认为,自己的生存是受到休制保护的。所以,如果体制的存在一旦受到威胁,就是豁出性命,也要维护体制。这样一来,自由也好,生命的尊严也好,都成了一种观念。而与此相比,保护体制则成了现实的前提。对年青人来说,威胁个人自由和生命的最大元凶则是那有义务保护他们的体制。老一代人为了保证生命的安全,被体制剥夺了自由,结果反而失去了生命的价值。这对年轻的一代是无法容忍的。老一代人维护体制,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体制现在已经关系到自己的权威和利害。他们年轻时,权力也是握在上一代人的手里,在上一代人的手下,他们尝够了苦头。而现在,当他们终于掌握了权柄时候,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却不承认体制的权威了。因此,必须制止这种现象。
    
    对于反体制的年轻人来说,问题主要是体制领导人的特权意识。虽然体制随着各种时代发生着变更,但无论哪种体制都总是要压制那些不顺从它的人。年轻一代抗议和反对的正是这种机构和支撑机构的这种意识。年轻人想要改变生活方式,创造出一种反抗的文化,这种“二次文化”的浪潮不断变化着形式风行于世界。加剧了代文化的冲突。
    
    在汤因比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中国旧体制存续的时间比有史以来的其他国家都要长。
    
    总的来说,现代国际性反体制运动的明显特征,就是在体制以内的青年与中年人之间的对抗。体制内的所有年轻一代,都采取了叛逆行为,结果使得现代社会变得异常混乱。青年一代的反叛与离心运动,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现代掌权的中年一代,显然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地处理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这加强了全社会的危机感。
    
    第二,科学技术加速度的发展,使社会文化事物的变化异常迅速,而且具有朝着破坏性方向发展极大可能。因此年轻一代担心,在经过世代更替、自己的时代到来之前,现代的中年层就会招致无法收拾的败局,使人类文明毁掉。
    
    第三,年轻人对年长者抱有疏远感。是因为在所谓现代社会中,统治者的活动和生活方式已经失掉了魅力,失掉了威信。过去。印度的婆罗门阶级、日本的武士、明治时代的元老政治家、罗马的元老院议员、华尔街的巨头等等,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曾有过社会魅力。但是,今天的社会领导人的生活则一点魅力也没有。有时,甚至是令人憎恶的。现代统治者的平庸无能,导致了年轻人的反叛。
    
    新一代之所以轻蔑和厌倦老一代,是由于他们认为老一代显得不诚实,象伪君子。但这种分歧和成见的责任,是否都在老一代身上呢?当然不是。事实上,不论哪一代人,一旦轮到自己掌权时,行为的自由就受到可以称之为“前世报应”的某种无形势力的束缚和摆布。“前世报应”,是对人们经验中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包括“文化心理”)等主客观因素的概括一种哲学的、带有宗教与神学意味的抽象概括。这些因素左右着当事人和决策者们的言行,并迫使他们服从报应的规律。若非大德者与大能者,决然脱不出它的制约。
    
    正因为如此,尽管汤因比认为老一代统治者享有的特权与人的尊严是不相容的,而在体制与人性之间发生的对抗与冲突上,应该优先考虑人;这种新的思维是使隔离与斗争中的两代人,取得历史性和解的必要条件。但是他转而又怀疑这一点。因为前世报应被认为是人类“命运中的一部分”,难道现代人果真具有改变天命、填平至少是在五千年以前就已横下的这条鸿沟吗?
    
    相比而言,池田大作在展望未来时,更富于乐观的透视精神。现代反体制的主力军是年轻的学生,很奇怪,他们作为现体制中心阶层的子弟应是统治制度秩序的接班人,但正好是他们,却充当了反体制运动的急先锋,这个世界性的问题,是一个在不同社会制度中共同发生着的现象。这也使得现代的反体制运动与历史上的反体制运动有所不同;它采取了“青年反抗”的运动形式。由于这个新特点,当代社会的变革就面对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在以往时代里,问题要简单得多。维护体制的一方获胜而反抗体制的一方被迫屈服。只是当体制过于腐败以致充满各种自身无法调整的尖锐矛盾时,反体制的一方才会强大到跃居主流地位,使历史发生重大的转折。但在现代,斗争却好象是了无结果的——人们期待的戏剧性决战始终没有到来,结果整个社会陷于长期而持久的内耗中,这种内耗,正是由于彼此对立的观点,无法说服对方而影响了社会决策,从而使社会陷于剧烈的摇摆和混乱之中。
    
    怎么办?池田大作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
    
    “新老两代人都应该在这种意义上承认人的尊严。以此为起点,便能打通一条双方互相谅解的渠道。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再建立一种社会体制或学问体系,总之,是一种新的秩序。”
    
    但在一个当代中国人看来,这一方案具有太多的鸟托邦色彩,虚幻而不切实际。经验早已告诉我们,演奏高调是容易的,而解决社会的低效率问题,却很难。
    
    怎么办?代文化的冲突使现代人付出了越来越沉重的代价。这种内在的紧张,也显示了现代社会急速进步的幅度之大。当物体前进的速度急剧加快时,它所经历的震撼也要相对加大。因此,在这里很可能也象人类所面临的其他问题上一样,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皆大欢喜的解决办法。在中世纪的宁静和传统社会的低效率中,冲突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控制,因为革新的力量被比较有效地遏制住了。
    
    与其因噎废食,勿宁铤而走险:这或许可以抓住一线转机。
    
    
    第四节
    人类的优越性
    
    前人在谈到“人的优越”时,多从其先天的、生理的素质着眼,如古典哲学家称赞人类“会思想”、“有理性”,即属此例。
    
    人的思想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一项本能,而思考的动力,则是生命本身。后天的教养,只不过教会他思考什么和怎样思考而已。
    
    我们从后天的、文化的意义去看待人的优越及其包含的巨大能量。人类不仅“会思想”,还懂得如何思想和思想什么。思想和理性本身,并不拥有恒定的价值,如果使用不当,它照样会成为负数的并带来灾难。理性主义并不值得骄傲。因此,知道“有理性”还不够,还要进一步考察他有什么样的理性以及他如何使用这些理性。
    
    好的思想和理性可以帮助人们跨越代沟,使社会的发展不致中落。这是一种文化而非一项本能。发展它需要社会的合作。这也是文化赋予人的力量之一。
    
    在动物世界里,在猿类的群体中,这种藉助于文化而实现的跨越是难以想象的。在那里,古来的秩序和现行的权力,主宰了一切,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却极顽冥的习惯统治。
    
    在猿类的群体中,老一代公猿与年轻一代的斗争,是周而复始、不断上演的戏剧。它们调动全副精力,互相竞争着对群体的影响力。据说,这种不断的竞争,有助于保持种族生命的活性,使种族的遗传资源获得必要的选择。
    
    人是从猿进化来的,因此他又带有猿性。但是,人不是命中注定要和猿一样的。他有思想,他能发展起自己的理性模型;他的思想和理性能改变他的命运吗?
    
    无疑,人类已被世代和世代所形成的文化樊篱所隔离。但问题还有另一面:竞争所激发的生命力,即基于压抑和反抗的对立形态而完成其形式化的社会活力,也恰恰潜伏在代与代文化的沟壑之间。如果没有这里所分析的一切,如果没有那些崎岖不平的分层制度,如果没有代与代文化的冲突,人们的生命力也许就无法达到那令人晕眩的高度。
    
    承认代与代文化的现实,是一种新思维和新理性的胜利。这将开通缓和代文化冲突的一条新路。只有在缓和冲突而不是加剧冲突的基础上,社会才可能跨越代的间距,而不是被代的间距所分裂。这呼唤一种新生命,这将造就新生命。而变通的艺术,正是作为对“代”现实的尊重,出现在历史中的。变通是文化的活路,它有助于激发青年对社会的效忠,减少社会的内耗、痛苦与破坏,推动文化发展的和平过渡。
    
    如果和平过渡的渠道被阻绝,那么,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一、社会停滞;二、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正是对社会停滞的一种报复、一种急速的补偿。这虽可给文化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但却也弃满了难以预测的危险。
    
    在这些方面,科学哲学家们关于科学发展的研究是有启发性的。例如库恩在对“科学革命的结构”的研究中指出;常规科学和革命科学分别是受传统束缚的活动和打破传统的活动,作为科学体系中相反相成两个侧翼,造成了传统与创新之间”基本的紧张状态”。这种形势和我们代与代之间的紧张状态极相似。
    
    历史表明,“放弃一个范式的决定,永远是同时接受另一范式的决定。”(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77页。)所以,库恩把科学革命中两个范式的斗争,比做政治斗争中两个党派的斗争。在这对立力量之间,缺乏一个公认的更高权力机构,一个可以节制冲突双方的仲裁者,所以科学革命也象政治革命一样,不受理性的支配。在传统力量和革新力量的代表之间,虽有一个说理的对话进程,但自古以来的这类对话却免不了两个毛病:
    
    (一)、彼此都竭力向对方宣传,但却全然听不进对方的话。
    
    (二)、双方论争的理由都是靠循环论证来支持的,也即他给自身规定了标准,却不能满足对方所规定的标准。
    
    既然新旧力量的交替,不是按照理性方式完成的,那么革新力量如何战胜传统力量呢?
    
    决定性的事件是这样发生的:
    
    提出新理论的,主要是年轻人或一门学科中的新人。由于生长的文化环境不同,这些人形成了新观念和新行为方式,他们把这些变成了一种新的信仰,并把自己的生存环境中所特有的那种压力转换成对新信仰的皈依和献身。因此,他们的胜利不能被解释为说理力量的胜利。实质上,那是一种生命形式的新陈代谢,那是一种生命力量由较强之处向转弱之处的流动。因此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胜利的最关键处,就是抱有老一代信念的人们逐渐消失,和抱有新一代信念的人们逐渐成长。随着生命的这一成长,新的信念也就成长,最终获得了统治力。新一代人因此也是按照和老一代人同样的机制去行事的:他们坚持并信仰新的科学犹如老一代人坚持并信仰旧的科学。
    
    在这里,科学已经成了一种特权,成了生命的权力形态。
    
    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革命以两个阵营中的一个完全胜利而告终。那个集团难道会说他们的胜利结果不算是进步吗?那就好象是承认自己错了,而他们的敌人倒是对的。(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50页。)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从功能上说,这进步不过是生命的一种节律罢了。是生命形式的新陈代谢在社会、文化、科学诸过程中的体现。这些周而复始、无所不在的代谢,对当事人来说是不舒服且令人烦恼,但若无此烦恼及痛苦,没有这些冲突和混乱,我们的文化又何以发展呢?
    
    正如美国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她研究原始民族的著作中所写的那样,“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人孤注一掷,没有人蒙受信仰的磨难,也没有人为了特殊的目的殊死拼搏。……一位丈夫与勾引妻子的情敌之间的仇隙,只需一张精致的草席便可弥合。……任何人的生活步履,都不会被别人催促不停,也没有人因其身心发展缓慢而受到严厉的责罚。相反,这些富有天资、早熟早慧的人却每每受到遏止,以期让那些迟钝、缓慢的人得以赶上他们。……这个社会只把所有的奖赏赐给那些不计较失败、而且能在蒙受失败后依然面带微笑另找目标的人。”(见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第十三章。)
    
    然而,正是在这个充满和谐的无痛苦之地,却没有科学和艺术,没有使现代人可以为之感动并献身的一切。
    
    如果和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比较一下,那么萨摩亚文化即原始文化中,虽然有生物的“代”,却没有文化的“代沟”。那里的人们尽管也是从小到老生活在不同的世代中,却免除了代文化冲突的烦恼。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同一派别的教徒。尽管教会成员与非教会成员可以在实践上有所区别,但在信仰却无从冲突。“在他们看来,只有一种上帝,只有一种可以被人们接受的宗教实践。假如一个人不信宗教,他唯一的办法便是比同胞信的少一点;他可以嘲弄、藐视宗教,但却没有任何新的教旨可以信仰。”(见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第十三章。)
    
    但现代社会却完全相反,它仿佛是由不同色质的纱线编织而成的,因此任何一个群体所接受的思想体系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多样性及其矛盾。这是各种文化交融的结果。但另一面,这些不同的体系之间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冲突。这种复杂性和“言行不一”,正是现代人感到莫衷一是、不知所措的苦恼之源。
    
    在这里也正象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苦恼成了重新出发的起点。
    
    文明社会不是被习惯统治的社会,而是一个革新力量与传统力量不断较量并战胜它的社会。这是生命律动的激化,也是文化代谢的动力:青年的过剩精力转化成文化变异的驱力。
    
    要青年人不使用他的过剩精力是不可能的。过剩精力驱使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且诱使他以万事万物来作好奇的试验品。
    
    这是一种特能够被我们理解且一拍即合的时代精神。
    
    压制它,将弊多于利。
    
    青年的效忠,是消减群体内耗的保证,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而促成这种效忠,则有待于领袖人物去弥合代文化之间的鸿沟,其方式应是超越代文化的差异,这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自然而然的事恰是基于本能去肆行压制,卷入周而复始的猿类戏剧。因此,这需要卓绝的创造性努力,这期待着一种有魅力的人格。
    
    达成各代及各代文化的沟通,是社会福祉的莫大的保障。而这,也是我们寄望于《第四代人》的。
    
    1988年5月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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