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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征地卖地拆楼盖楼的GDP
请看博讯热点:拆建GDP-折腾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2月26日 转载)
     据台湾媒体报道,2005年2月27日,台东海洋生物展览馆展出爬虫类特展,下午出现一幕产自美国的王蛇(KING SNAKE)吃自己尾巴的画面,被摄影机照下来定格在那里。
    
     万物之灵的人类,单个的人谁也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作为政府行为,这种“吃自己尾巴”的政策在大陆到处实行着,好像是找到了“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妙法,不用投资,经济就发展起来了,这就是土地财政。在山东济宁,2009年当局以每亩六万元的价格向民众征地,再以每亩100万元的价格向开发商转让,权变钱,转手兑现。济宁政府的GDP直线攀升。 (博讯 boxun.com)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事权与财权的重新划分。按照分税制改革方案,中央将税收体制变为生产性的税收体制,通过征收增值税,将75%的增值税收归中央,留给地方25%。中央政府负责国防、外交、转移支付、战略性开发等预算开支,而地方政府则负责提供普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地方政府捉襟见肘,便把增加财政收入的目光投向土地开发。一些省市与房地产相关的收入已占到地方当年财政收入的60%。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反过来又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土地出让金则以“三七分成”的方式分别汇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我国房地产业呈现着“非理性繁荣”。近些年来,我们有的城市新增GDP将近一半来自房地产,被称为支柱性产业。
    
    我国的土地制度名义上是农民集体所有制,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控制在乡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手里,大至一个开发区的建立,小至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建立,那里头包含着多少地方政府的利益乃至地方官员的私人利益呀!据国土资源部主办的《中国土地》杂志2001年第九期刘田一著文说:“近20年内,国家向农民征用土地约一亿亩,国家利用垄断一级市场的制度和征地廉价剪刀差(土地市场价-征地补偿费之差)总共从农民手里拿走土地资产达两万亿元以上(这显然是一个保守的估计数)。”这两万亿元以上的资金,成了这些年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城市扩张上。在买地卖地和城市建设扩张中,当权者找到了巨大的寻租空间,成为贪污腐败的渊薮。2010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工商联以团体提案的形式公开了《关于我国房地产企业费用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土地成本占直接成本的比例高达58.2%,政府是房地产十年高速发展的最大受益方;开发项目的总费用支出中,有49.2%流向政府。
    
     但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在国务院明令规定保持18亿亩粮田不能动的情况下,可用于开发房地产的城郊土地数量有限。2007年,北大教授平新乔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可用于扩建城市的土地资源最多能够维持三至五年。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发生了危机。
    
     聪明的地方官员开始打农村居民点、小城镇和城市建筑的主意。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东南沿海省份的一些城市就曾经提出过短期内集中改善城市面貌的“改造运动”。按现行法律,房基地的产权属于国家。只要拆了房子,略加整理,实现“三通一平(水通、电通、路通和场地平整)”,土地可以卖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样一来土地财政、GDP、官员们的灰色收入,全都有了着落和保证。
    
     这个主意得到了北京决策机关的认同。国土资源部2008年6月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2008、2009年批准了19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拆村并居,无数村庄正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无数农民正在“被上楼”。各地目标相同: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这项政策被地方政府利用、曲解,成为卖地生财的新途径。有的地方突破指标范围,甚至无指标而“挂钩”,违背农民意愿,强拆民居拿走宅基地。演变为一场新的圈地运动。据测算,山东诸城一个县由此增加的建设用地,让政府每年能有两三亿元的收入。
    
     在“2010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的发言奠定了这个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1949 年之前的房子,属于小农经济年代的,除了有历史文物价值的,都属于可以拆除的;1949年到1979年的房子,属于50年代大工业规模年代形成的工人新村,也是可以拆除的;1979年到1999年的房子,虽然有成套的小区,但由于缺乏规划,也是需要改建拆除的;暂时能保留下来的只有 1999年以后的房子,即近十年内修建的房子。于是,全国大拆迁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浪高过一浪,渐渐成为运动,进入高潮。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02年3月30日,武汉外滩花园小区被爆破,楼龄四年,直接经济损失两亿元;2005年8月20日,重庆永川会展中心被爆破,楼龄五年,耗资4000万元;2005年12月10日,合肥维也纳森林花园小区,建成不到一年被爆破;2006年10月,青岛市著名地标青岛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20年;2007年1月7日,青岛铁道大厦(原为三星级酒店,1991年开始营业)被爆破;2007年1月,杭州西湖边最高楼浙江大学原湖滨校区 3号楼,共20层,高67米,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2007年2月12日,沈阳五里河体育场被整体爆破,楼龄18年,建时投资2.5亿;2009年 2月,曾经是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沈阳夏宫被整体爆破,只有15岁的夏宫建时投资两亿,两秒钟内变成一堆瓦砾;2010年2月,南昌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这个五湖大酒店,1999年还被评为南昌市优秀建筑,担任该爆破工程的指挥员薛峰松认为:“房子修得相当牢固,离设计寿命至少还有37年” ;武汉首义体育培训中心综合训练馆,投入使用仅十年,便于去年被拆除,理由是该馆位于即将动工兴建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和纪念碑之间,必须为耗资200亿打造的这个政治工程而“献身” ;2010年5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楼龄20年的地标凯莱大酒店宣布停业拆除。
    
     没地方盖新楼了,要炸掉老楼,在官员心目中没有国家经济损失的概念,只是旧的GDP被新的GDP所代替,抹掉前任的政绩,凸显自己的政绩。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是不必为那些卖不出去的高档住宅、楼堂会所发愁的,已闲置四、五年,再放上几年,领导一换届,炸掉盖新的,又是一轮GDP,又是一轮新的政绩。征地卖地拆楼建楼,可以让官员“崛起”,但国家不可能崛起。因为经济上没有积累财富,只是一场虚热闹。像熊瞎子掰苞米一样,掰一个掉一个,最后只剩下一个。
    
     升斗小民的房子,自无法抗拒这一拆房潮流。法国广播电台说中国正在开展“灭村运动”。拆迁和抗拆迁的斗争此伏彼起,据《南方周末》报道,自2008年4月至今年3月,已有八起民众为抗议强制拆迁而引火自焚的事件,可是对这种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无一受到追究,有的甚至还不断升迁。主流媒体说受害者是“暴力抗法”,这反映了各级政府的政策取向。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短命建筑又成为中国特色。2009年6月27日上海闵行区莲花南路未入住的居民楼齐刷刷地倒塌事件,是我国短命建筑的典型。虽然倒掉了,但已列入了上海的GDP,重建一座楼又是新的GDP。据建筑行业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按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每立方米的钢材使用量应在80到90公斤之间,但是中标的建筑商为了将贿赂官员的投入收回,就会大量减少钢材的使用,最严重的已经降到30公斤。闵行那里(倒掉的楼)算作一个特例,估计仅够 20公斤的水平。”
    
    在上海闵行区倒楼事件发生后,北京高层紧急指令:住建部、统计局、监察部三家组成联合调查组,从7月5日至15日进行为期10天的重点城市建筑质量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七个省会城市自2003年以来的建筑综合合格率仅为45%,其中石家庄与武汉两市最低,分别为21.2%与29.4%;三个一线城市上海、天津、深圳,以深圳的合格率为最高,达到70%。综合来看,公共建筑中以学校、车站、中级(三星)以下宾馆的建筑质量最次,平均合格率只有17%。在北京公共体育设施中,亚运会场馆建筑质量最差,应当在五年内全部拆除。
    
     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125年、85年、80年,城市里百年老宅随处可见。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百年住宅”的建设构想,建设房屋时使用的都是标号40以上的混凝土,而中国大部分短命建筑使用的都是标号20的混凝土,仅此一项差距就使房屋至少短寿十几年。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21世纪全人类最具影响力的两件大事,除了新技术革命之外,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固然会成为中国经济持久的发动机,带动各行业发展,但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律、保持什么样的节奏,尚须探索。”外国人看出来了,中国新技术没有优势,是靠拆楼建楼作为“经济持久的发动机。”2007年这股风吹到河北,省委提出了 “三年大变样” 运动。改造旧城市,美化环境,改善居住条件,本是件好事,但一搞“运动”就变了味,变成了政府官员捞取政治资本和个人利益的手段,全省各地都在拆,大有 “有条件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拆”和“该拆的拆,不该拆的也拆”的劲头,你那个区拆十万平米,我这个区就拆20万平方,你赶我超,不管老百姓有没有地方住、有没有饭吃,也不管是否是旧房危房,甚至是居住刚十来年的住房,政府想拆就拆,搞得人心慌慌。中央电视台2010年5月23日《焦点访谈》对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的违法拆迁报道,仅仅是冰山一角:
    
    河北省广平县是一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去年,全县的财政收入只有1.3亿元。然而今年年初,县委县政府提出了“11168”工程目标,即:拆迁10 万平米,推进10条主干道建设,新增绿化面积100万平方米,打造6大景观节点,建设8大精品工程。并于3月18开始,用十天时间完成了33万多平方的拆迁任务,伴随着任务的完成,1000多户群众的房屋被拆,土地被征用。但群众反映,当地是在违法拆迁。
    
    在广平县城郊的焦庄村,记者看到一个用竹子、草帘和塑料布搭成的窝棚,窝棚的女主人名叫李运得,她与丈夫就挤在不到十平方米的地方。李运得告诉记者,她家原来在村口的马路边,有五间平房,290多平方米的宅基地。前不久,广平县政府一纸通知,就将她家的房子拆了,三亩多耕地也被全部征用。
    
     李运得的丈夫患有严重的腰椎病,一家5口人的生活全靠李运得支撑。作为拆迁补偿,李运得这次只拿到了8.9万多元。守着这笔钱,他们舍不得租房,盖房又没地,只能带着孩子在自家原来的麦地里搭个这样的窝棚。她说,她现在都不能出门,因为“俺觉得丢人,俺没家没地。” 几天前,县上来人告诉李运得,说她的窝棚必须拆除,因为这块地马上就要建公园。今后,这个窝棚怕是再也不能住了。
    
     在江苏省邳州市坝头村,村庄被整体拆迁,当地建设了数十栋密集的农民公寓,要村民补差价购买。因补偿款购买不起足额面积楼房,坝头村35岁女子徐传玲去年 10月自杀。今年1月,当地政府强制农民上楼,十多人被打伤住院。官员们为了政绩,把老百姓往死路上逼。这使人想起了普列汉诺夫批评列宁的话:“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
    
     毛泽东接过列宁的传统,1958年搞了个大跃进运动,说是要把人民送入共产主义天堂,结果饿死了3755.8万人。广平县委、邳州市委的做法 ,又是继承毛泽东传下来的大跃进的衣钵。从列宁到毛泽东到广平县委、邳州市委,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想通过牺牲农民实现“崛起”,这是不可能的,就像王蛇吃自己的尾巴,结果只能是自杀,不可能长成巨龙一样。从中央电视台对广平县的批评来看,中央对这种坑害农民谋发展的做法似有察觉,但后来的政策又表明,还是舍不得土地财政,还想在征地卖地拆楼建楼上为GDP找出路。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背了GDP的包袱。哪一年如果掉下8%来,好像就意味着党政一把手无能。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欧美都在衰退,本来我国也应该趁势放下GDP包袱跟着衰退,但我们还硬撑着“保8”,现在应该清醒了,再挺二年会激起民变,正所谓图虚名而得实祸。
    
     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一枝独秀,凭的是什么?中国发现了金矿吗?没有。中国发现了新大陆了吗?没有。中国有了像比尔?盖茨那样的世界领先地位的技术发明吗?没有。凭的是征地卖地拆楼建楼。所谓“保8”主要靠这一手。陈淮8月7日在“2010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上发言,是中央高层这一指导思想的反映。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在居民住房问题上欠账较多,近30年又是一代新就业者,趁势较多地发展房地产业,多建点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本来是个正确的政策。但离开实事求是,一往左边拉,一被地方官员升官发财的私心所利用,成为他们心目中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模式,就成了现在的局面。
    
     越是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越是用盖房子的办法填充GDP的数字。内蒙古清水河县是个五万人口的小县,总面积2859平方公里,97%的土地都是丘陵沟壑。 1998年,呼和浩特一位领导说,旧城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妨碍地方经济发展,不如换个地方建新城。县领导人跟着附和。于是选择距离旧城26公里的县中部的王桂窑乡,成立了新区建设的专门机构。预算显示,新区整体建设工程计划总投入为61亿(611272.89万元)。而根据《内蒙古年鉴》,该县当年财政收入3631万元;据原领导介绍,当时还有1000万左右的债务要还。就这样新城建设硬撑着上马了。到2007年,清水河县这个准备斥资61亿元建设的新城区,终因罗掘俱穷没有后续财力成了巨大的烂尾楼工程。停建时,已成型的建筑工程项目有9项,未建成的8项,道路建设完成了3.8公里的路基工程。这个残局至今无法收场。
    
     2007年底,新的县委领导班子上任,对建设新区兴趣不再,把建设方向转为改造旧城。但这个烂尾楼作为GDP已经成了清水河县政府、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腾飞的政绩,载入了历史。瞎折腾的官员升迁或退隐了,百姓得到的是什么呢?清水河旧县城破败依然,山上还有人住在窑洞中,部分村庄还没有行车道,出行要靠毛驴,饮水还得靠社会捐助的母亲水窖。他们唯一得到的是那个烂尾楼工程遗留的一笔巨大债务。错误政绩观指导下的拆旧建新,带来的GDP 增长是表面的,甚至是负面的,并没有实质性增加社会财富和经济价值,相反,不正常的拆建本身浪费了巨大的财富和资源,除了能给官员带来政绩,对社会经济无益甚至有害。
    
     2008年底竣工的浙江长兴县四套班子大楼,造价六亿元,加上周围附属建筑,共计20亿元人民币。美国专业地产估价机构Zillow公司今年对白宫的估价为3.08058亿美元。按今日汇率(1美元=6.66人民币),长兴县府大楼的造价,与美国的白宫持平。七品芝麻官在办公条件上要与美国总统比高低。中国官场的奢华之风已经登峰造极。
    
     山东省临沂市管辖三区九县,地处沂蒙山区,其中沂南县、沂水县、蒙阴县、平邑县和费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从2005年开始,在市委书记李群领导下,按照世界超一流标准设计新建了市府办公楼。这一工程拆迁33个村庄,占地面积33平方公里。大楼座落在新区的正中,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共23层(含地下两层),装有电梯18台。该工程还有十大配套建筑,如华夏二十四桥,曼哈顿广场,威尼斯水城,埃菲尔铁塔,绿色金字塔,千里戈壁滩和国际游艇俱乐部等等!所有的装修材料全部来自欧洲的顶级奢华品牌,共耗资382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建筑平方米的成本高达32万元,超过了世界最豪华的迪拜七星级大酒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座大酒店平均每平方米的建筑成本是1.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十万元,还不到临沂市府大楼造价的三分之一。
    
     2009年5月,有张姓网民发帖将临沂“八星级办公大楼”曝光,引来全国网络舆论的抨击。张姓网民立即被警察逮捕,追究不和党(市委代表党)保持一致的 “幕后主使人”,因刑讯过重死亡。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就是这样实现的。随后,中共临沂市委派出很多人携带数千万现款前往各大论坛删帖。现在很多论坛已经不能再发相关的帖子,原有的帖子已被删除或锁定。境外网上还保留着“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部分有良心的公务员”揭露这一工程的详实材料和照片。
    
     2010年11月,据《齐鲁晚报》消息,就在官员们在“八星级办公大楼”超级享受的时候,就在集中水源流向“威尼斯水城”和“国际游艇俱乐部”的时候,蒙阴、平邑、费县的山区村庄,有5.77万人出现了饮水困难。平邑县流峪镇的梁文利要到离自己家百多米的地方挑水吃,从今年10月份开始,梁文利家已经挑水快两个月了,每天得挑七八趟。喝水用水全得靠挑,所以只能千方百计地省着用,衣服都不敢洗勤了,攒好几天才洗一回。李群如果还有万分之一的群众观点,拿出万分之一建楼钱(382万)关怀一下山区人民的饮水困难,也不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
    
     最可骇怪者,这个败家子工程不仅没有受到查处,责任人李群还升为青岛市委书记(副省级)。这个标杆一立,政府机关的办公楼,就越建越豪华了。由此我们可知,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所谓“以人为本”,所谓“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如果没有民主监督,没有媒体监督,没有对党权的制约,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证,会“异化”成为什么样子。各级政府的办公楼,尺寸方圆,建筑造价,也应该有个规制,不能想盖成什么样子就盖成什么样子。军阀刘文辉主川,一旦发现县衙门房子超过学校,枪毙县长。旧时代有“官不修衙”的传统,以示清廉。虽也有贪污腐败,但大大受到了限制。如今理直气壮地拿建白宫、超迪拜的造价修衙门,实际上是明目张胆地贪污腐败,明目张胆地坐地分赃。
    
     现在的问题,如同1958年的大跃进一样,责任不全在于地方官员,根子在中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央对官员的考核太看重创造GDP的本事,而忽视经济增长是否惠民,结果,在发展经济、改造旧城区的名义下,造成了对群众利益的严重侵害,造成了许多抗拆迁的百姓家破人亡,造成了官员的不可遏制地贪污腐败。党对于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严重程度,应该清醒了。临沂长兴现象,不是盛世来临,是灭亡的前兆。
    
     笔者在一年前说过,世界经济危机不像台风登陆那样,迅速减杀风势或转向,后劲大得很,国家要留足后备应付二三年后的困难局面,且慢宣布中国走出了危机,且慢承担帮助世界尤其是欧美国家走出危机的义务。目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意味着大萧条的来临。
    
     看看我国的货币发行量,可知我们是用多发票子的办法维持着财大气粗的“繁荣”。
    
     人民币供应总量(M2)
    
     2006年10月:331865 亿元
     2008年10月:453133 亿元,两年内增加:121268 亿元
     2010年10月:696471 亿元,两年内增加:243338 亿元
    
     从人民币发行情况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两年的货币增发量总额为121268亿元,平均每年66304亿元;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年的货币增发量总额为243338亿元,平均每年121669亿元。这说明: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年间人民币的发行量猛增一倍。米面油蛋肉菜等百姓活命的食品均上涨了一倍以上,与之相配合的汽车、空调降点价,但与百姓的生活无关。这意味着升斗小民口袋里的钱缩水二分之一。货币贬值、商品涨价的政策,是向老百姓转嫁危机,是向老百姓口袋里抢钱。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干的。
    
     像现在这样钢筋水泥开路发展房地产,许多省市把它作为支柱产业,已经出现了严重“过剩”。2010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高达6540万套住宅的电表连续六个月读数为零,足够两亿人居住。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城建成后,一座楼也没卖出去,成了“鬼城”。高空置率预示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房地产属于资金密集型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融资,房地产公司资产总额70%是银行贷款。空置率太高,预示着楼市的泡沫化,有崩盘的危险。现在是房地产开发商绑架了银行。银行不敢让楼市崩盘,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斥资9000亿救楼市。银行的信用,人民币的信用,又和政府的安危绑在一起。轻易增发人民币解决经济危机是非常危险的。一旦稳不住物价,出现银行挤兑、市场抢购风潮,势将动摇国本。发展以解决民生为目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房地产业,多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维持建筑工人就业;不能再往以高档住宅和别墅为主体的房地产业投钱了,他们是暴利行业,平均利润50%,前天通州楼市一降7000元/M2,就算楼市崩盘,跌幅一半,还能保本,不会有跳楼的。不能以确保富豪财富继续升值为目的,不顾一切注资托楼救市而拖垮了政府。政府是头,百姓是尾和身子,楼市是身外之物。损百姓保房地产,就像本文开头说的那个王蛇一样,是从自己的尾巴吃起自杀。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今年两会上指出:“在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的背后,实质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我等书生论政,中央可以不听;陈锡文的意见为地方当权者所不喜,但属忠心谋国,不可不听。希望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受大跃进的教训,立即下令停止“增减挂钩”的土地政策,停止“三年大变样”一类的运动。真要激出个李自成来,就不可收拾了。
    
     中央要放下GDP包袱,该转弯时当机立断,承认我们也有危机,不要再“保8”了,增长3-4%,没什么丢人的(梅德韦杰夫就宣布俄国今年增长4%),别在国际社会逞英豪了。中央放下包袱,地方也就减轻了GDP的压力,用不着不择手段地逼迫老百姓拆迁和弄虚作假了。上下一致,收紧银根,看住印钞机,经营好我们30年积累的财富余额,先把13亿百姓的生活安排好,关键是下最大的决心调整分配格局,公务员涨工资往后放一放,要出乎意外地给百姓一个惊喜,把全国官民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其办法是较大幅度地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让他们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房住,看病上学不再犯愁,还有点余钱购置自己想买的东西。这一政策的长远的、建设性的结果,是完成由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的转型,把内需市场建立起来。两年做到这一步,就是最好最大的政绩。
    
     稳住物价,改善民生。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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