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何时才避免在法律边缘裸奔/孟海洋(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1月19日 转载)
时值今日，我们伟大的新中国已经诞辰六十周年了。这六十年间，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刚刚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分娩出来，处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时期，全国人民尤其是占全国人口比重较大的农村地区，大部分群众都生活在缺医少药的偏僻乡村。当时，在人们所需的医疗器材等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一支名副其实的队伍在乡村之间家喻户晓、广为流传。这就是常说的民间乡土医生或乡村医生。
乡村医生最初的名字叫“赤脚医生”，据历史资料记载“赤脚医生”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当时农村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各种疾病肆意流行，在严重缺少药品的情况下，政府部门提出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就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赤脚医生”了。
当时，他们用瘦弱的脊梁，撑起了保护亿万农民健康的重担。就譬如我家乡那里有一位乡村医生就是一个全科医生。他常年为我们村里的人、牲畜等排忧解难、化险为夷，一旦村里某人或者某户人家的牲畜等发生了意外疾病的情况下，我们村里的这位“赤脚医生”就放弃一切家务农活，就算他在田间地头，只要有人相请到他，他就千里迢迢地赶来挽救一切生命，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救死扶伤，他在我们村里就是一种国际主义的白求恩精神。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业务的精湛，他对村里村外每一个患者家庭病史、经济情况等了如指掌，而且能够在下一次的治疗当中第一时间掌握患者的初始病情资料。
有关资料显示，占全国人口20%的城市人口占有我国卫生资源的80%，而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人口却只占有20%的卫生资源。可见不难看出有关机构对农村卫生医疗机构的重视程度。 虽然今天的一些村子里已经建了乡村卫生室，但是，由于医疗体制所匹配的人事制度发展滞后，根本就没有相关专业人员进驻农村工作，那些专业院校的高校毕业生毕业了就算挤破脑壳也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往城市里扎堆，那些优秀的人才和先进的器材设备只能在城市里暗箱流动。乡村尤其是偏僻的广大农村很难享受到国家的相关优惠政策及其福祉。其实，当今的乡村卫生室很大一部分形同虚设、名存实亡。但随着整个全球自然环境的恶化程度日趋加剧，现在乡村的疾病也越来越复杂化，一些家庭里难免总会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病症。因此，亟需国家调配相关人力与财力资源的合理去援助条件落后的西部地区，从而解决老百姓所生疾病带来的痛苦之所需，是近年来这些地区人民的殷切期盼。
现在大多数的乡村医生基本还是靠体温计、听诊器和血压计等“老三件”诊治疾病，况且许多乡村现在连这样的简陋器材都完全没有具备，人们对疾病而言，必须得既来之则安之、听天由命。由于相关部门对农村医疗基本上没有投入或投入收效甚微，一些群众的小病不具备医治的基本条件，往往总会拖延到酿成大病或不治之症之后的程度，百般无赖才进条件相对优越的县城医疗机构进行诊断治疗。这样，从客观上分析，既增加了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又造成了综合性资源的不合理不必要的严重浪费。
要解决这一不合理的现象，我想首先应该建立健全医疗体制的配套改革，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方面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要从根本上去避免和解决城市卫生系统方面人才的过度集中和相对过剩的不良现象。其次，充分发挥当地优势资源，挖掘出技能符合本地经济发展的医疗技术型乡土人才，尤其是因历史性因素蓄积起来的技能型特色人才的开发，通过一定的资金引导和技术支持，将传统性中草药医疗技术沿袭《本草纲目》的思想精髓，向纵深领域推进。进而使乡村的疾病在初始化状态下的伊始阶段就在乡村得到救治与泯灭。再次，加强全民健康意识的宣传与引导同时并举，着力做到小病村里治，大病城里疗。从而防患小病酿成大病的不良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遏制了交通拥堵的连锁式反应问题。
按照《乡村医生管理条例》的规定，乡村医生是指尚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经注册在村医疗卫生机构从事预防、保健和一般医疗服务的乡村医生。这是法律意义上的严格规定。实事上，在广大农村还有许多没有注册的但能治疗一般病情的农村医疗世家，这也是农民所认可的乡村医生。这样的医生在我们村里就尤为鲜见。尤其是他那独特的配方和耐心的职业素养，让我们村里的生物链获得了他那精神情愫的滋润。就譬如有一次，我生病高烧升至40°的时候，我们村里的这位所谓的“赤脚医生”将一些从山上采摘而得来的药研成粉末状，让我吞服半个小时之后，体温就立即趋于正常，真是达到了药到病除的功效。按照当今的法律来说，虽然他没有专业的资格证，但是他对我们村里的贡献价值可以说是功成名遂了。他在我们那里的村里村外救活的人至少有几百人，救活的牲畜至少有上千头 /匹，这仅仅是专指生命处在生死垂危之际的起死回生后的危难时刻的数目，而他平常实施的救死扶伤那就举不胜举了。他对村里、对群众、对国家的贡献无不让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就是国家的一些硬性条文，让他们精湛的技术技艺水平变为荒废。就像我们国家的《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违法所得及其药品、器械，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医师吊销其执业证书；给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清规戒律不得不令全国的乡村名医们忍气吞声，不得不退一步海阔天空了。
曾经的过去“赤脚医生”之所以风靡一时的理由十分复杂，绝不仅仅是像“文革”政治运动的表现形式这么简单，而是人们面临生死存亡的艰难时刻对生命探索出的一条阳光大道，也是乡土亲情网络共同编织出来的一幅“赤医”成长的图景。生活在这幅背景中的“赤医”，对这些复杂制约因素的回报过程，如不分昼夜的出诊，极度耐心的诊疗态度和因陋就简的技术简约风格，既是“赤医”自身大多出自于本乡本土的成长环境，而萌生的天然情感回应，也是复杂的非情感利益互动和制度安排所促成的结果，其成败得失均是一份宝贵的遗产。
中国的9亿多农民都是弱势群体，乡村医生也是弱势群体，都扎根在偏远的山区一带，都处在医疗条件极为落后的深山区。但他们蕴藏着极大的精神财富，渴盼社会的认可。譬如已经获得社会公认的以“赤脚医生”出身的朱汉章发奋学习，终于总结出了一套针刀医学理论，不仅令中医的“学院派”折服，而且在西医院也被广为应用，最后发展为全新的“针刀医学”，进入国内医学院校的教科书。包括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在学习和应用这项技术，并成立了国际性的针刀医学组织。目前，这一技术已在全国数千家医院普及，并被列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推广项目。就我自己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言，我的生命就是我们村里的那位名叫莫昌能的所谓 “赤脚医生”挽救的，我曾历险至少三次：痢疾、食物中毒、炭疽病感染等，似乎每一次都是从阎王殿中会晤出来一样，让生命充满神奇的色彩。
我国虽然说实施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但是，从很大一定程度上而言，这项政策措施的运行，在大的框架背景之下，似乎是针对那些无法支付医疗费的即将患大病者的这部分群体所开的临时性绿灯，根本没有从源头去研究农民生病的本质性问题。例如他们生病了之后有的是请巫师，有的是请正在探索经验的很向往“赤脚医生” 行业的好奇手来治疗，使生病的人苦苦熬过待生命基本处于垂危的状况之后，才觉醒步入医疗的正轨。类似的情况，倘若国家建立了一套规范“赤脚医生”的法律制度，发挥他们积极有利的特长技艺，依据各地状况制定一套适用于医疗技术与理论实践相配套结合的改革应运而生的引导性政策，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刘石民说，民间是祖国医学的发源地，历代很多名医都出自民间。千百年来扎根民间，利用中医特色秘方、针灸等行之有效的医疗技术为民治病。造福于民的民间医生是我国中医中药发展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医疗群体。民间中医中药在治疗疾病方面也有独到疗效，发展潜力巨大。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中医学遗产，应该保护和发挥民间中医中药独特的资源优势。刘石民建议：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民间中医中药和祖国医学的关系，不断提高发展民间中医中药重要性的认识”。“不能歧视民间中医师，要不拘一格选人才。”在资质待遇上，“让民间中医获得相应执业资格。”
我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民还会非常依赖“乡村医生”尤其是“赤脚医生”这一群体，虽然他们没有所谓合法的资格证，但是他们已经获得了群众的认同和赞誉，他们肩负的任务可谓任重而道远。就此问题的关键而已，其实，我们中国永远不可能没有“赤脚医生”。但是，中国的“赤脚医生”何时才不在法律的边缘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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