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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一个伟大的女性-----刘晓波之妻刘霞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04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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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余杰
    晓波北京警方带走之后,已经有十多天没有任何消息了,没有人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他的妻子刘霞也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执法机关的正式文件。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刘晓波下落的提问时,居然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中国的内政!这个所谓的“和谐社会”就这样让一个公民不知所终——而那个前来与我谈话的北京市国保部门的官员,反倒指责《零八宪政》破坏了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前夕的“和谐”!我回答他说,你们把人抓走才是最大的不和谐!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我们好不容易摆脱了警察的封锁与纠缠,与刘霞一起吃了一顿饭,得以了解到晓波被抓走时候的一些情况。刘霞说,八号那天晚上十一点,十多名警察冲进来将晓波带走,然后一伙人留下来抄家,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撤离。他们家早已多次承受抄家的待遇,这次再次被翻了个底朝天。那天,我还在美国旧金山开会,我与美国的友人们一起从网上看到了晓波被警察带走并被抄家的消息,许多对国内情况不了解的朋友深受“抄家”这个词语的刺激——许多人天真地以为,这种粗暴的事件只是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才会发生,没有想到,在如今这个御用文人们吹捧的“太平盛世”里,当局居然还会对一名手无寸铁的作家“抄家”!
    
    晓波家的存折就放在电视机旁边的一个小纸盒子里,一名抄家的警官翻开来仔细查看了半天,还有些不相信地说:“你们家的存折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放着?”刘霞说:“我们家又没有保险柜,况且一直受到你们的保护,盗贼都不敢上门来,当然就这样放着了。”这名警官又疑惑地询问道:“你们家就这么一点钱吗?”刘霞说:“这点钱在我看来已经够多了,够用好多年了。”是的,这名警官难道指望晓波像贵党的贪官污吏们那么有钱吗?从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院长到苏州市副市长,再到深圳公安局龙岗分局副局长,哪个落马的官僚家中不是有数千万巨款的?
    
    刘霞又将开始孤身与整个国家暴力机器对峙的生活了。我们都很担心她的身体状况,希望她好好保重,要吃得下,睡得好。晓波经常说,与中共的对抗,乃是一场耐力的比赛,一点都不能着急,谁着急谁就失败了。八九之后将近二十年间,当年一起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们,多半已经改旗易帜、随波逐流、鲜衣怒马,或闷声发财,或向中共献媚,或以“学术独立”为标榜,或尝试再作“帝王师”。而刘晓波在几进几出之后,仍然矢志不渝,坚持韧性的战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与这个独裁政权不依不饶地“磕”上了。这是一场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般的战斗。晓波之所以能一直坚持下来,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有妻子刘霞的支持。
    
    比起失去讲台和发表作品的园地,并常年受到警察监视、骚扰甚至囚禁的晓波来,这些年来,刘霞也没有少受罪。我听到过不少妻子抛弃作为政治犯的丈夫、选择新的安稳生活的故事。我充分理解人性的软弱,谁也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去谴责那些无法承受生命之沉重的妻子们,她们有权选择另外一种安稳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也听说过若干异议人士在长期的高压之下心理变态,将妻子当作折磨的对象的故事。有一名异议人士就曾经当众洋洋得意地宣告说:“以后我结婚了,就把妻子叫‘共产党’;以后我有孩子了,就把孩子叫‘共产党’;这样我天天打骂妻子和孩子,就是打骂‘共产党’!”人性扭曲到如此程度,多么可悲啊!
    
    在一个异议人士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的国家里,异议人士要保持牢固的家庭婚姻关系,比普通人艰难得多。晓波与刘霞是这个圈子里有名的恩爱夫妻。当我第一次与晓波见面的时候,刘霞也在场,她的光头打扮让我大吃一惊。那时,我私下里想,难怪晓波是学美学的,找一个如此前卫打扮的妻子!后来,当我读到那本厚厚《刘晓波刘霞诗选》,这才知道他们的爱情有多么可歌可泣。刘霞写诗的历史远远比晓波长,她曾经通过诗歌去追求梦想,但是天安门的坦克碾碎了中国所有的诗情画意。如果说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一个疑问,那么在天安门屠杀之后写诗更加不可能。刘晓波与刘霞的诗歌是这个时代最真实、最悲怆的“诗史”,诗人廖亦武评论说:“在诗歌娼妓泛滥成灾的上个世纪中国,诗圈外的刘霞是幸存下来的惟一的女诗人。”
    
    刘霞多才多艺,除了写诗,她还画画和摄影,而晓波是她那闪光的艺术才华的欣赏者。刘霞长期患有严重的失眠症状,我们曾经向她推荐过好多种治疗失眠的密方,还买过据说是疗效极佳的枕头送给她用,但她尝试过之后,说这些都没有什么效果。这大概是在中国成为一名异议分子的妻子,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吧。这一次,当我们询问刘霞睡眠如何的时候,刘霞告诉我们说,这些天来,晓波不在身边,她反倒能够睡着觉了。她不无酸楚地说:“多年来,我就像在一直在等候着天花板上掉下另一只鞋子。如今,这只鞋子终于落了下来,我这才安心了。”换言之,她对晓波被捕入狱早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在“老大哥”那无处不在的盯梢与威吓之下,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真正的自由的滋味。而他们正是以失去自由为代价,以过着“不正常”的生活为代价,推动着中国早日成为“自由中国”。
    
    几年之前,法国具有领袖地位的杰出知识分子索尔孟(Guy Sorman)访问中国,走遍大江南北,访问了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写出了《谎言帝国》一书。近年来,西方国家元首、商人及文人,在共产党及其畸形的经济改革的泡沫之下迷失,宁可与中共妥协并从中分得一杯羹,而不愿支持那些推动中国社会迈向民主自由的力量。此种严重短视、急功近利的做法,不仅背离了西方的基本价值,而且践踏了中国的未来。对持,索尔孟给予严厉批评,并为西方读者描述出了一个被谎言重重包裹的中国,也描写了若干与谎言战斗的、值得尊敬的中国人,其中就包括刘晓波夫妇。有意思的是,这位敏锐的知识分子,在采访了刘晓波夫妇之后,并没有将刘晓波作为“传主”,偏偏将刘霞当作“传主”,并留下了若干关于刘霞的栩栩如生的文字。
    
    索尔孟将刘霞形容为“中国的犹太人”。经过二十世纪纳粹的暴行之后,“犹太人”不是暗示作为上帝的选民的荣耀,而是隐喻作为受难者的苦难。索尔孟写道:“对她而言,作为犹太人,就是要设身处地地想像一位犹太人如何在纳粹德国压迫者统治下存活。她明确指出,共产党体制与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并无什么不同。谁是所谓中国的犹太人?他们就是异议分子、自由心灵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工会分子、带头反抗的农夫,以及独立自主的神职人员。上述均是共产党随时随地处心积虑,想自社会中铲除的‘毒草’,他们就像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先被锁定,贴上标签,密集监视,最后斩草除根。”刘霞本来不是一名有“反骨”的女性,她出身于高干家庭,是“既得利益者”,在国家税务局有一份人人羡慕的好工作。但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刘霞毅然辞去了这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成为一名“无业游民”;更为要命的是,她还爱上了刘晓波,一个“不该”爱的人。既然爱上了晓波,就得承受他所承受的一切——包括被当局贬斥为“贱民”。
    
    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实行“株连”的社会,政治犯的妻子必然“享受”与丈夫相似的“特殊待遇”。正如索尔孟所写的那样:“就跟纳粹德国一样,在中国也是依照血缘或婚姻来判定何谓‘犹太人’,刘霞即是其中一例。她自身并无从事政治活动,也很少公开发言,只是针对自己不对外展出而仅限亲密友人观赏的摄影及绘画作品,偶发感言。当她的夫婿,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被捕入狱时,她曾籍洋娃娃创作,风格尖锐,拍摄囚犯遭刑求凌虐脸部变形之一系列照片。”仅仅因为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也被官方划入了“敌人”的行列之中。此次刘晓波被抓走之后,我和妻子前去探望刘霞,与在楼下监视她的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既不准我们去晓波家探视,也不准我们将水果转交给刘霞。当我斥责这名警号为“038540”的、自称隶属海淀分局的警察“毫无人性”的时候,此人神色狰狞而毫无愧意。几天之后,北京国保的一名官员约我谈话,我正式向他提出投诉,并反问他说,难道我们去探望刘霞也触犯了法律吗?这名国保官员却说:“刘晓波刚刚出事,在这个时刻去探访他妻子,确实不妥吧。”这是一种多么荒谬的逻辑啊。
    
    几年前,当索尔孟去刘晓波家探访的时候,刘晓波家的门口站着四名安全人员。有些在海外唱高调的人别有用心地说,晓波很会玩平衡术,怎么写“反动”文章都没有被中共当局关进监狱,所以他是共产党特意安排的一个“花瓶”。索尔孟则清晰地看到,晓波并不安全,晓波面对的是一个非理性的政权,是一个野蛮凶残的、无法无天的政权:“共产党可以随时决定锄掉这些‘毒草’,只需指派一名法官,就如同对待其他民运人士般,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及图谋颠覆政府即可。这是打压中国所有‘犹太人’的惯用手法。”当时,他与晓波夫妇告别的时候,对这对夫妇既敬重又担忧:“我们心情沉重地向中国这位被判缓刑的‘犹太人’及法西斯体制人质——刘霞告别。事实上,今日的中国可能比昔日的中国更为法西斯主义吧。” 如今,晓波“终于”出事了,我想索尔孟并不会为他的预言成真而感到骄傲,他会加入到为晓波呼吁的人士的行列之中。而那些在海外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民运领袖”们仍然没有闭嘴,他们说这是中共当局的“苦肉计”。是的,某些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确实大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
    
    时间与品质直接相关:做一天的反对派容易,很多人如流星般升起又落下;但做二十年如一日的反对派难,刘晓波一直坚守在中国本土成为当局“眼中的刺”。做一天的恩爱夫妻容易,哪对新婚的夫妻不是如胶似漆?但做二十年如一日的恩爱夫妻难,尤其是像刘晓波和刘霞这样在逆境中风雨兼程的。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当年刘霞一个人奔波在从北京到大连的火车上的情形,那是一段怎样痛楚的旅途啊。刘霞在一首诗中写道:“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呜咽地碾过我的身体,我却拉不住你的手……”一开始,他们只是“恋人”的关系,刘霞无法获得与晓波会面的权利。后来,他们申请结婚,他们的结婚证书是在大连教养院中领取的。为了这份结婚证书,当时还惊动了公安部,层层手续,旷日持久,最后才予以“特批”。“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在刘霞羸弱的身体之中,隐藏着一颗怎样倔强的灵魂啊。后来,当他们谈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语气平和,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但我想,这张来之不易的结婚证书,既证明着他们爱情的坚贞,也是一个时代良心犯所承担的苦难的鲜活见证。
    
    当年,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伴随着丈夫们踏上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之旅的时候,整个俄罗斯都被她们感动了,连暴虐的沙皇也为之掉泪。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知道刘晓波和刘霞的人并不多,人们都在为各自的“小康生活”而斤斤计较;那么多高官和警察则心如蛇蝎,他们连最后一点良心都荡然无存。同时,念叨着要吃两口“人血馒头”的同胞,在“菜市口”这样的地方熙熙攘攘地排起了长龙。即便如此,晓波和刘霞仍然选择了“中国的犹太人”的身份,他们不求报酬与名利,他们不当英雄与偶像,他们作这样的选择,因为这样的选择符合他们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他们亦相信“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是的,世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囚禁晓波的心灵,世界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将晓波与刘霞分开。这是对这个世界持悲观主义看法的我,少有的确定性的、乐观的判断之一。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初稿
    
    十二月三十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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