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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03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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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波被抓和零八宪章发表之后,海内外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华人及国际友人(如哈维尔、拉什迪等)纷纷以各种形式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刘晓波和公开支持零八宪章。当然,也有一些以未来中国的总统、总理、议长自居的“民运领袖”发表若干幸灾乐祸的言论,污蔑零八宪章是向中共“献媚”。其实,关于零八宪章所引发的争论,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一百年前康(有为)梁(启超)与孙(文)章(太炎)之间就发生过,在胡适与左倾的民盟诸君之间也发生过。刘晓波的道路是康梁的道路,是胡适的道路,是改良的道路,是渐进的道路,是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是文化启蒙与人格更新的道路;而与之对立的,则是孙章的道路,是左派的道路,是激进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晚近一百年来,极其不幸的是,中国在多个历史转折关头都选择了后者,而抛弃了前者,从而酿成了不断地以更加严酷的专制取代不那么严酷的专制的悲剧。学者谢泳说过:“胡适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他最不喜欢唱高调,一生很少说不负责任的话。这些都是我们以后最需要的东西。”刘晓波也是一个喜欢讲道理的人,一个最不喜欢唱高调和最不喜欢说不负责任的话的人,他因此招致诸多非议与辱骂。从胡适到刘晓波,他们的声音,他们的选择,在今天更应引起我们的思考与重视。
    
    不是每一个人生来就是胡适,或接近胡适的思路。尤其是年轻人,喜欢鲁迅的肯定多于喜欢胡适的。在八十年代,刘晓波是以“黑马”式的姿态“冲”入文坛和学界的。他的许多言论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在性情上也更接近鲁迅而不是胡适。一九八九年经历了血雨腥风和牢狱之灾之后,在此后二十年间,刘晓波一直走在中国大陆异议知识分子的最前列,对二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公共事件都有发言参与,并因着对海内外异议人士群体内部的反思与批评,而成为“异议人士中的异议人士”。尽管仍然是一名“箭垛”式的人物,但他的思想路数逐渐有了调整和变化,学者陈奎德在为刘晓波的《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刘晓波的思想历程,有一个明显的范式转换点。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的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这种描述,晓波本人未必完全认同,但他身边的许多朋友包括我在内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换言之,晓波的道路便是当年胡适的道路。
    
    胡适一生始终没有改变的有这样几个最基本的理念:反对专制主义,反对激进主义,反对左倾思潮;坚持自由主义,坚持个人主义,坚持改良主义。在政治光谱上,他一直都比较偏“右”。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胡适黯然离开中国大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在去美国的船上写下两篇文章,一篇是为筹办《自由中国》而写的《自由中国的宗旨》,坚信未来的中国必然是自由的中国;另一篇是《<陈独秀最后的见解>序言》,激烈抨击了当时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热情拥抱的共产党新政权。当时,差不多有九成以上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看好中共政权,甚至抱着在共产党政权中谋得一官半职的私心纷纷北上,他们认为跟着腐败不堪的国民党跑的胡适是“抱残守缺”、“与人民为敌”。三十年代末期,胡适便因为反对民盟的左倾而被民盟开除,他却一针见血地看到了打着反专制求民主旗号的中共的本质,并誓言不与之为伍。结果,在中共建政以后的反右运动中,当年幻想与中共“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民盟的高层人物,从章伯钧到罗隆基无一幸免。当初的选择孰是孰非,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
    
    胡适是因着自由的原则而不是权力的欲望而反对国民党的,所以他拒绝了蒋介石邀请其出任副总统甚至总统候选人的建议,除了为抗战大业而出任驻美大使以及担任学界重镇的中研院院长之外,他不愿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其他高位,而宁愿以在野的身份作“独立评论”。早在三十年代,胡适参与编辑《新月》,因发表批评国民党当局的文章而被勒令“没收焚毁”,胡适致信陈布雷说:“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终不能叫我心服的。”五十年代,胡适回台湾与蒋介石会面,当面批评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人一语敢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人一语批评蒋总统。”也正是因为胡适的单纯与独立,他对权力的鄙视,他没有像已经看出“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自由是多和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真相的储安平等人一样留在大陆,以求能住进“王府花园”;而是将后半生用于将台湾改造成“自由中国”的事业当中。胡适反对一切专制的力量,并不因国民党是一个威权政权,而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就受共产党之统战而支持共产党;相反,他发现共产党比国民党独裁的程度更高,便在批判国民党的同时,更严厉地批判共产党。“左右开弓”、“两面作战”不是胡适的困境,恰恰是他的可贵之处。虽然胡适生前没有看到民主、自由、宪政在台湾成为现实,但台湾先于大陆实现了民主、自由、宪政,证明胡适的道路乃是一条成功的道路。
    
    我为什么说刘晓波的道路是胡适的道路呢?刘晓波本来有资格比其他任何人都倾向“激进”,他经历过八九屠杀,他多次被判刑和劳教,从八九年至今,他一直是“无业游民”,不仅没有拿过官方一分钱的薪水,还长期被严密打压和监控。在此处境之下,他却选择了温和、理性的宪政改革之路,因为他超越了个人的得失与爱憎,而以国族的未来为重。刘晓波在九十年代以来反对暴力革命、反对以维权来夺权,与他当年在广场上冒着生命危险与戒严部队谈判,带领坚守到最后的学生和市民和平撤离的举动,是一以贯之的。他拒绝以他人的鲜血来染红孩子的“红领巾”,他经常劝说那些来找他的“热血青年”说,先得让自己“好好活着”,才有可能为国家民族出一分力气。正如一平所指出的那样,出于和平转型,刘晓波提出“责任伦理”、“程序正义”、“以最小的成本求取最大社会公益”、“切忌以牙还牙”、“切忌一举清除所有罪恶和实现百分百正义”等一系列的主张。一平分析说,晓波的内心有对六四死难者的愧疚。在对残暴杀戮的愤怒与谴责之外,他也反省了自己和反对派的责任:为什么六四的死难者全都是普通人,没有一个名流与领袖?“在正义、理想、高尚、英勇之外,要不要对那些普通的市民、学生的生命负责?是不是为了前者就可以牺牲他们的生命?理想、正义是为了什么?”正是以此为起点,刘晓波重新走上了胡适的道路,拓展民间社会、争取言论自由、致力于文化启蒙便是其工作的重点。与胡适一样,他也是在两个“战壕”中作战。
    
    与刘晓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某些“忽然革命”者,打着“彻底革命”的幌子,炫耀反共之坚决,其实他们的骨子里与观看秦始皇出巡的刘邦和项羽并无二致。项羽和刘邦惊羡于秦始皇仪仗队的威仪,一个赤裸裸地说“吾可取而代之”,一个稍微含蓄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这样的野心家中国自古以来便没有少过。比如,今天在国内有范亚峰,在海外有袁红冰,一个类似刘邦,一个类似项羽。以范亚峰而论,虽然自称基督徒,但毛选对他来说远远重于圣经。他企图绑架数千万家庭教会信徒,使之成为其政治野心的工具,并与法轮功结盟,共同推举所谓的“总统”和“总理”。他则躲在幕后操纵,以国师自居。对于不愿加入他的“棋盘”的人士,则统统要打倒之。以袁红冰而论,九十年代之后,他不仅担任大学的法学院院长,以及茅台、红塔山等企业的顾问,而且还是警官学校的特聘教授,是官府的红人(而他自称这是所谓的“流放”);流亡澳洲之后,他又与卷款潜逃的贪官奸商狼狈为奸,继续捞取黑钱。他们不是“求仁得仁”式的激进人士,他们不愿自己承担激进的后果,而是要鼓动别人首先流血牺牲。这些人的“反叛”,是为着实现自己“大总统”的迷梦,而不是要让中国变成“人国”、让国人变成“公民”。与其说他们是法学家,不如说是“法家”。他们希望“天下大乱”并借此“浑水摸鱼”。此类“变色龙”式的人物,居然指责刘晓波是“软体动物”、是“跪着造反”。人可以无耻和无知到这样的地步,此类人物不是未成形的毛泽东又是什么呢?
    
    “激进”可以占据道德制高点,可以吸引媒体的注意,可以迅速获取名利,可以获取各种名不副实的奖项。但对于刘晓波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为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出一份力量,如何让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少出现流血和暴力,如何达成不同阶层、阶级、民族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和解。胡适的道路是一条“吃力不讨好”的道路,没有掌声,没有赞美,没有聚光灯,却又是最有成效的道路——每天都在拱卒,每天都在用水滴石穿的方式推动社会的进步。中国人在近一百年来走上了“比赛谁更激进”的歧路,胡适及其思想长期遭到冷落和放逐。台湾自由主义先驱殷海光,有一篇文章题为《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的文章,分析了“胡适思想”遭受中国各种力量联合打击的原因。殷海光认为:半个世纪以来有三个类型的思想“最具广泛影响力”,分别是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又“有温和与激进之分”,前者“接近自由主义”,后者“则演变成极权主义”。而“‘胡适思想’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核心”。故“保守主义与极权主义二者对自由主义构成的联合打击……实际上就是对胡适思想的打击。”那么,“一个激进,一个保守,为什么都和‘胡适思想’过不去呢?”作者认为,二者的“思想在背后有基本的共同之点”,即“绝对主义的”、“权威主义的”、“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群体至上、组织至上”和“自我中心的”。胡适在昔日的中国的遭遇,与刘晓波在今日的中国的遭遇,何其相似!
    
    在《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一文中,殷海光最终推论道:“只有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人才有办法,中国人才能坦坦荡荡地活下去,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其他的思想路子,不是情感的发泄,就是历史的浪费。”今天,我们也有必要倡导刘晓波思想在中国的普及,让从胡适到刘晓波的选择成为更多中国人的选择,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这才是我们对失去自由的刘晓波的最好的安慰。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北京家中
    
    (作者为知名作家、学者,居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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