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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绩伟、狄沙再婚十五周年聚会上的发言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10日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时间：2008年10月10日下午3点至8点
     地点：隆福寺娃哈哈大酒店二楼 (博讯 boxun.com)


    胡绩伟：我说我们两个开了夫妻老婆店。我写，她给我编。这十五年，我大概总是写了两三百万字，她给我编了十一本书，这件事情当然是值得纪念的，但是这都不算什么。
    我今天这些都不讲，只是讲我今年想了个新的题目，就是要写胡耀邦、赵紫阳这十二年，这十二年是我们党解放以后最好的十二年，历史上都是最好的十二年，这两个总书记是我们党最好的总书记，但是都把他压下去了，现在一切事件都是邓小平，实际上是胡耀邦、赵紫阳。所以我现在已经写了五篇东西，姚鉴复帮我写，我们两个合作。当然在国内没法发表了，可是在香港都登了，《争鸣》登了，《开放》也登，《动向》也登了两篇。
    这个问题我是想能够得到大家、朋友们的支持，我希望大家能不能想什么办法，在国内也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胡耀邦、赵紫阳直到今天都是属于所谓另一类人物，但是这个帐现在非翻不可。这个事情，我就希望大家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咱们明明知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面这是最好的时期，最好的总书记。
    明年是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因为一百多万青年纪念胡耀邦，产生了八九民运。然后邓小平镇压，产生了同赵紫阳的分歧，然后把赵紫阳整下去二十年，然后血腥镇压天安门的学生运动二十周年，然后大批判，包括像李昌同志他们这些都要开除党籍的，按胡乔木的意见，都要开除的。来个大清洗，来个什么重新登记，把所有异己都搞掉，这个也是二十年。我觉得这五个二十年值得纪念，我希望朋友们，咱们这些老同志都是经过的，都参加这个活动。

    胡老为再婚十五周年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请胡冀燕宣读
    胡冀燕：我来念一下胡老写的稿子。

    压在巨石下奋起的一棵老倔松
    ——同狄沙再婚十五周年
    胡绩伟

    1989年的六四惨案，给我带来了两个致命的打击，一个是撤销了我人大常委职务和开除党籍（报上级党委批准时改为留党察看两年）。一下子把我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一个是我和爱恋结婚六十多年的老伴胡一哉溘然病逝。使我在情感上坠入极度悲痛。常言道：吉人自有天相，突然又天降两个大喜讯，一个是迎来理想的新伴侣狄沙，真是悲极泰来；一个是意外获准到美国做三个月讲学访问，使我从长期封闭的思想铁壁之中走进一个崭新的天地，促使我在政治上、理论上升华到一个新境界。
    在以后的十五年中，我虽然一直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受到政治上打压和歧视，而我的自我感觉却相反，真像撞进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在各路神仙的鼓舞和支援下，终于打下了一片新天地。回过头来看，确实意气风发，硕果累累，竟然撰写了两百多万字各式各样文稿，又经过狄沙几年的刻苦努力之后，终于编成了一套七卷本和四卷本的胡绩伟自选文集，都在我九十大寿时，由香港卓越出版社发行。
    我这一生，遭受过两次毁灭性打击后，又有两次崛起的大奋战。一次是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经历了十年劳动改造生涯以后，在四人帮垮台后的胡赵新政中，我大干了十三年，创造了人民日报630万份的最高发行量。一次是六四惨案后，经过三年的停职审查和两年的大批判以后，我又大干了十五年。两次大干情况大不相同，前一次大干是以自由之身进行的自由活动，而后者则是以带罪之身，进行的半地下活动。一个是解放后的大干，一个是大干为了解放。
    所谓带罪之身是始终带着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帽子，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禁止出席公开集会，禁止国内报刊刊登我的一切文章。每年的敏感时期，如六四，还派两个国安人员坐在我楼下监视三天。我在香港、美国每发表一篇文稿，报社社长或总编辑就亲自登门劝告一次，因为每次劝告被我把来者驳斥的无言以对，三五年来，也不再来劝告了。同当权者的意愿相反，这种紧箍咒式的管制，在人民民主要求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事实上就不能不在某些方面有所松动。这样我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这也是多次碰撞磨合以后的结果，当然我自己在选题立论选词择字上也更为慎重。这种打着红旗批红旗的文章自然也写的更为巧妙。所以我的文思更旺，文笔更勤，产量质量也在提高，这些年竟然发表了二百多万字文稿，不能不说是老来红了。
    在八十年代，我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团结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记者编辑队伍，进行着同心协力的战斗。我自己的主要精力，花在策划组织这个团队，一天一天的把报纸编好，自己的写作也就很少了。而这十五年只能是单枪匹马的奋斗，精力自然集中在个人写作上了。我和朋友们开玩笑说，我现在开的是夫妻老婆店，两口子携手合作。我写她编，一篇一篇的文稿就是这样不声不响的陆续出来了。朋友们之所以一再称赞我的老伴，我也觉得自己的确是幸运儿，遇到这么一个在生活上互敬互爱，在事业上也能夫唱妇随的理想伴侣。
    我的前妻一哉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强调独立的意志，独立地从事轻纺工业，全心全意日夜奔忙于她的专业，我俩是在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在不同的岗位上各忙的事，互不干涉，互不干扰。而狄沙却是个编辑专家。她编过三十一年的中国青年报，编过八年的大百科全书，离休后编过中国老年报和北京婴幼儿家教报。她跟我是志同道也相同。我写她编，并肩前进，成绩斐然，当然人见人夸。
    第一次崛起是七十到八十岁，第二次崛起是八十到九十岁，真是越老越精神，越战越坚强。在惮于工作，急于写作的老年时期，我更体会到勤用善用脑力劳动恰好是老年长寿的秘诀。今年我恰好是七十年党龄，九十三年寿龄，再婚十五周年。回首这些年的拼搏奋斗，思绪万千，我感到自己好像是在一块巨石高压下，奋长起来的老倔松，挺立在南山之巅，含笑昂首，凝视着东方乌云涌动中喷射出来的曙光。
    为此我也写了小诗四句：
    党龄九三翁，
    千钧巨石压倔松；
    冲天钻劲志不减，
    誓叫山河绿葱葱。

    2008年8月23日写于北京
    注释：我1992年8月20日丧偶，1993年10月1日再婚


    狄沙讲话：各位老朋友、老领导、老上级、老师：我在这儿是学生辈的，钟沛璋同志是我的老上级，李锐同志是我们的思想指路明灯，厚泽同志小我几岁，但是威名远扬。今天胜平帮我办，我本来没敢请这么多老师们，就想和年轻的同志在一起过个生日，快乐快乐。
    九月初时，他就说好久没有见老朋友了，什么时候聚一聚。我说好呀。以前咱没钱，现在有钱了，请大家吃顿饭。怎么聚呢？总得选个题目呀，要不怎么劳动各位来呢。能不能已结婚十五周年的名义搞一个活动，后来开始运作。后来传到李胜平那里，胜平说这个事我给你办。我们还在报社请了一大桌十五个同志，都是他的老部下。有陆超基，李容刚呀，特别快乐。
    这一次请各位来也是为了快乐。毕竟胡绩伟九十三了。人老了，话就说的比较赤裸裸，有这次未必有。我说，当然你要活到九十五，我要大请客，我要请一百人来。要到一百岁，我连续几天请，不说倾家荡产。因为我前几年卖了房子，叫我儿子炒股，一炒赚了百分之百。二十五万赚到了五十万，足够吃的了。
    这次请各位来，对胡绩伟先生我是非常敬佩他。我这个人想，我要找的丈夫我还得叠床捂被洗衣服照顾他生活，这个人一定要比我强，要不比我强我绝不嫁给他。经过张黎群同志我的老上级介绍，开始我想他是党报总编辑，我是青年报的小编辑，如果他一脸的党气我受不了。另外，他官大，如果一身的官气，我受不了，我这个人是自由化，喜欢胡说八道。后来他们说，没问题，你见一见吧。结果一见倾心，一个礼拜我们就结婚了。
    93年7月23日见的面，9月30日我就搬到他那去了。9月29日，我就给儿子们打电话。我说，你妈要结婚了。儿子说，谁呀？我说，胡绩伟呀。孩子们说，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好啊。没人反对。我十六七岁自己就离家出走就参军了，我没爹没妈，我再婚好像不需要跟谁商量，我既然相中，我就跟他。
    过了十五年幸福生活，生活是很幸福的，干活是不少的。我说，我早知道你有这么多事要人做，我不来。我编大百科日夜奋战，从早晨六点钟起来，一直编到晚上十一点，我那本音乐舞蹈卷，一百七十万字，加上舞蹈卷二百一十万字。累的我呀，就在那奋战中，把我那位老伴累走了，我没有顾上管他，就住在招待所里头，从早干到晚。这一次，十几年时间帮他写，然后帮他编，出来以后我就说，把我累坏了。老头说，你呀，说不定你编我这套作品，是你一生编辑工作的最高峰。我觉得有道理。
    （胡绩伟：她是总编辑的编辑。）
    狄沙：我是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当编辑。我一边编一边说，就你这水平，要是我当总编辑的话，早把你撤了。开头的文章还行，以后的就颠三倒四的了。我一边编一边说，一种发泄。实际上呢胡绩伟的思路很清晰，为人很正派，这个人很自尊、很自重、很自爱，我们家可以说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我说你在人民日报几十年老部下这么多，十月三号在报社请客，请的都是跟他五十年以上的老编辑。这次又请来了社会各界的朋友。这个人可以说是很优秀的共产党员，如果我们共产党都能向在座的各位，我们党会好的。共产党就是我新娘，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现在他长了一身烂疮，这怎么办呀。
    今天请大家来就是高兴高兴，十五周年就是个幌子而已。今天一看呢，李胜平把这帮老伙伴都请来了，吴象同志、何方同志我就没敢请，我本来想请些年轻的朋友。总体来说，我觉得我过的很愉快。胡绩伟这个人确实是好人，通过他认识了李锐同志、何方同志、杜光同志，认识了我们党很多的优秀党员，包括我的老上级冯兰瑞同志、李昌同志。怎么说呢，我觉得反正活一天，干一天。我这一辈子还是挺幸福的，一句话，反正碰上好人了。我就说这么多，再次感谢大家。

    李胜平：下面大家自由发言。哪一位？

    下面是李锐同志的发言

    李锐：我们（指与胡绩伟）在延安时接触很少，都做新闻工作。日本投降以后，我就离开解放日报，他就到了解放日报，我倒霉的事情比他还厉害一点。七九年我回来以后，我做牢时写的诗《龙胆紫集》，80年在人民日报发了一版啊。他和秦川同志两个人管人民日报的时候，人民日报对我是完全开放的。我的文章，新闻报道，还有社论。我这不是吹牛，《启用一代新人》这篇社论是我写的，现在变成了邓小平的语言了。他们俩人（指胡和秦）一倒霉以后，我和人民日报的关系也就完了。自从人民日报登了一篇什么何新的文章，你们还记得这个事情吗？我再也不看人民日报，我再也不订人民日报。
    今天这个机会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绩伟比我大一岁，能够活到现在，而且与狄沙同志十五年啊写这么多文章，这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幸运。为什么呢，因为八十年代耀邦同紫阳当政的时候，他（指胡绩伟）同这个国家的关系比我更密切，他知道的事情更多。他能把耀邦同紫阳当政的时候，特别是与邓小平的关系他能写出来，写清楚，这是极大的贡献。因为我们这个党，我们过去的历史，真实的情况，很多人不知道。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写的东西很多，比如高岗的回忆录出来了，吴法宪的回忆录出来了，邱会作的还没有出来。过去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清楚的。
    我今天在家里面看了一个光盘，不晓得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情，一个叫辛灝年的人，写了一本书《谁是新中国》，04年在美国出版的。有人送给我一本，但我很糟糕，我没有看。今天我看了光盘，他讲了两个多小时，开始讲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的内容可能在座的人，包括胡绩伟，有的观点，我们可能还要打问号。他对毛泽东基本否定，认为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这个我们这些人可能还不能完全接受，他把走向共和电视剧被删掉的内容，他全部讲了。美国有个新唐人电视台，主持人是个女的，叫林丹。
    所以我就讲到，绩伟同志晚年十五年同狄沙结合对我们国家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会把历史的东西写出来，有些东西他不写恐怕别人搞不清楚，这个东西能留下来，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最近，王建勋找我闲谈，写了一篇短东西，今天杜导正把我那篇东西改的很多，删了很多，这个没有办法。九月号争鸣准备登出来。这里有个北方期货公司出了个改革开放的专号。胡老是第一篇文章，我是第三篇文章。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一致的，我念一两段：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往事，自然离不开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和赵紫阳四个人的作为，因为改革开放的成败是同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关键人物是邓大人。
    邓小平和林彪一样，历来就是毛泽东的两员爱将，这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江西，邓小平就因追随毛泽东而挨过整，被撤职。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不断上升和稳固，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就开始受到重用。1949 年后，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邓小平是坚定的执行者，但在经济建设方面，他基本上站在刘少奇、周恩来一边。文革伊始，“打倒刘邓”。毛泽东对刘少奇是一定要打倒的；而对邓小平则是打而不倒，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 1971年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写了悔过信，表示“永不翻案”，毛泽东起用了邓小平。经仅过一年后的1975年，由于反对四人帮，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1978年，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是胡耀邦、赵紫阳等人。耀邦首先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批“两个凡是”，发动真理标准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这就把毛泽东的文革定了死罪，并把他的历次政治运动基本否定，他所织就的意识形态网络也被撕开了一条缝。那时，批“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陈云是赞成的；邓小平也站在胡耀邦一边，但不如胡耀邦彻底。「西单民主墙」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个明证。1979年，理论务虚会中途转向，就是胡乔木反对，他为邓小平写了「四个坚持」的报告。1980年，邓小平接受了李维汉关于要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见，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长文。可惜刚起步，又被胡乔木利用波兰发生的团结工会事件腰斩，终成为一纸空文。问题也在邓小平本人还是赞成“权威主义”的，我在中顾委时听过这种传达，他认为中国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
     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谈不拢”，这是耀邦同志告诉我的。“ 只能有一个婆婆”，这是邓小平让薄一波向陈云传达的。因此胡耀邦在位时，开不成常委会。改革开放，邓小平在经济上是比较坚定的，如成立“特区”，这是一个创举。而陈云仍坚持“鸟笼政策”，这是原则性分歧。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 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为既往的正统理论所限制，敢于突破，这是有极大功劳的；而陈云仍跳不出旧框框。1989年，中顾委发了个“一号文件”，是陈云谈学习哲学问题的，刊载了陈云同赵紫阳、胡启立、李瑞环一九八七年以后的谈话，他说： “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 。我这里附带说一下，陈云的文件谈到，邓力群在中央委员会的落选，是李锐、李昌、鲍彤起了作用。当时，我和李昌写了信，证明没有这个事。
     邓小平多年领导过胡耀邦，也早就熟知赵紫阳和万里，起用他们三人是完全正确的。但陈云对胡耀邦有看法，认为他在人事上用“青红帮”。同志们，我在这里讲一件事情，陈云当年把我派到中组部当青年干部局局长，跟我讲了一句话，就两个字，“顶住”，就是顶住胡耀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对这“三驾马车”，指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邓小平都是大力支持的，给予积极肯定。
     除开一些小事外，胡、赵二人合作得是好的，都赞成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但邓、陈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一致的看法。那两个“左王”胡乔木、邓力群则趁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穿梭，大进谗言。他们看不起胡耀邦，对赵紫阳也有意见。如1983年，陈云要批胡耀邦，就是邓力群从中兴风作浪，后被邓小平制止了。这两个“左王”对改革开放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又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前者只搞了28天，被胡、赵联手制止了。邓小平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50年（六中全会我参加了）。这两位“左王”在邓小平、陈云之间周旋，不断地吹歪风、送材料；还在胡耀邦、赵紫阳之间挑拨离间。1986年，邓力群把陆铿对胡耀邦的访谈交给邓小平，作为导火线，引起邓小平的震怒，导致1987年1月“生活会”后胡耀邦下台。1987年春，陈云、王震等人要把邓力群抬出来当总书记。我在1987年7月11日给邓小平、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邓小平十四日批示，撤销了邓力群的职务，制止了这个危机。
     1989年“六四”风波，表明邓小平在一党专政、必须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方面毫不放松，更不可能有什么改变。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连毛泽东如果活着都不可能干出来的事，邓小平却干了。“六四”期间，他听信李鹏和李锡铭谎报“学生动乱”的谗言，要实行军事戒严，萧克、张爱萍等七位上将联名上书反对武力镇压，他毫不理睬。那天，张爱萍把信送给萧克时，我正在萧克那里，我也把一封信交给萧克签名。中顾委的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赞同赵紫阳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处理学运，也坚决反对军事镇压。后来批斗了我们几个月，还准备开除我们的党籍，是陈云把我们四个人保下来了，他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那时，中顾委在北京有一百多人，薄一波把陈云的信念给我们听了。但在《陈云文选》上，这几句话没有。“六四”后，赵紫阳被撤职，一直软禁到去世，改革开放一度中止甚至倒退。虽然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说过“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的话，可又有什么用呢？
     江泽民接班时，在邓小平家开了个小会。邓对江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篇东西当时在南方的《环球报道》的一个周刊上发表了，十六大的时候，马上这个刊物就封闭了。他们没找我的麻烦，把这个报刊封闭了。可是他没有料到，他最坚持、最关心的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出现了逆转的危险。当时江泽民做“反和平演变”的报告，要使搞私营企业的人“倾家荡产”。一九九二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从经济上挽救了改革开放可能夭折的危机局面。现在，邓、陈两位老人已不在了，两个“左王”的干扰也不存在了，这是一种便于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好形势。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做过总结，对邓小平也应当照此办理。这样，进一步全面改革开放的路就好走了。
     经过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但代价太大，单位能耗和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居世界前列。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数字，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大概占全世界5%，我们用掉的煤炭大概占世界三分之一。更可怕的是贪污、腐败愈演愈烈，我今天带了几篇东西，给了几个同志，有人写文章说有八个方面造成腐败，现在全国人口的0.4%，掌握全国财富的70%；美国5%的人口，掌握财富占60%，所以，我国的贫富悬殊现在比美国还要厉害。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结，使共产党沦向了一个利益集团，构成了新兴的权贵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近几年来，中央领导陆续提出了“和谐社会” 、“ 以人为本” 、“ 科学发展观” 、“ 物质、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治国方针，这些善良的愿望明显优于30年前的“四个坚持”，但要真正落实，前提是不能再走一党专政的老路了，必须按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价值规律，即自由、民主、法治、宪政来治国理民。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了，它的解决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政治体制改革千头万绪，我建议首先从开放言论自由、实行舆论监督，和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收入、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入手。为了早一天启动20年前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报告，必须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法治国，实施宪政。我曾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召开时，连续三次上书中央，敦促开启这一战略举措。现借此文，再次呼吁，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计，为国家、民族和天下苍生计，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李锐：我为什么在这里念这个呢，我估计我跟绩伟两个人关心的问题大概完全一致。（狄沙：唉，忧国忧民哪。）你们今年十五年，我估计我跟你们类似的，我跟我这个老伴，明年结婚三十年。假如她同意的话，我也搞这么一个场面。但是要她同意，她这个人呀，她是贫下中农出身，我是地主阶级出身。我的生活问题大概很多人都知道了，假如七九年不和她结婚，我今天早在地下了。我给她写过两首诗，第二首诗我念给大家。：“我还越活越精神，感谢婆姨米脂人。（对我她是什么角色呢？）护士医生兼政委，喜欢乱讲最担心。”
    我再讲两句话。79年有人介绍，她和要我结婚。她原来的先生是老红军已经去世了。刘澜波找她谈，她说李锐原来有夫人孩子，他们最好复婚，我不能插进去。刘澜波讲，当时水电部副部长王林在场，他说，李锐假如要和范元甄复婚的话，我们党组反对。所以她没办法，就和我结婚了。六四的时候，她去找帅孟奇大姐，流了眼泪，叫帅大姐帮个什么忙呢？她以为我会被抓起来，她说，如果李锐如果抓起来的话，我要求和他一起做牢。

    李胜平：明年什么时候是三十年结婚纪念日呢？
    李锐：哪明年再说吧。

    李胜平：请冯老讲几句。
    下面是冯兰瑞的发言
    冯兰瑞：首先感谢这一对老倔松。两棵老倔松，双双到白头。我呢一年来是第二次出来参加一点活动。因为我老伴李昌到10月12号已经住院一年了。这一年什么活动也没有办法参加了。一个是没情绪，忙的不得了，每天提心吊胆，每天忙，好容易熬过来了。李昌生了重病，现在刚出院，我生了小病，掉了五公斤肉，这是好事，不是胖了不好，难买老来瘦，我现在事情还是比较多，现在经常要到医院去；另外，李昌还有一本传，还在我手上，修改还需要下点功夫，现在就忙这两件事。
    李锐同志讲了他们绩伟和狄沙的经历，我都是知道的。现在是个机遇了，现在左王不起作用了，铁腕人物也不在了。现在应该怎么办呢？现在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是制度在腐败，如果这个不从制度上解决的话，腐败是解决不了的。我们的国家现在是道德败坏，现在的奸商就是公然地卖假冒伪劣商品卖给我们这些人。我家有个小保姆，她是地震灾区青川的，她来我家没多久，汶川就发生地震了，我们把地震救灾款直接捐给她了，她对我们很好，才三十多岁，还没有染上市场上坏的东西。她们家里每年要卖十头猪，我们一块吃饭。她说北京的猪肉不好吃。她们卖的猪都是饲料喂的，自己吃的是猪完全是土豆、红薯、南瓜和猪草等自然食品，没有污染，非常卫生的，家里吃的猪肉没有污染的，都是绿色食品。现在家家都是这样干的，市场上到处都是这样，大家都是见怪不怪了。腐败成为顽症了，如果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的化，一切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们国家必须实行宪政，必须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写文章，我们的文章他们可能不听，也不起作用，我作为中国的一个公民、一个革命者，我们要拱卒子，一天一天地往前拱，可能还没有拱过河，我们就不在了，为了宪政改革，要一日不停的拱。这个话不是我发明的，我有一个朋友，叫朱学勤，他说，不可一日不拱卒。我们说的话，虽然听的人少，但总有人听。今天胡老也讲了嘛。大家一起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还有一件事需要说明一下。上次开了会，有一本杂志（指北方期货改革专号），那里有于老一篇文章《若干经济理论问题讨论的背景回顾》，涉及到我的地方有两点不准确。文章说，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以特约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一篇有关按劳分配的文章，说“文章是由国务院研究室搞的，由冯兰瑞执笔”。这个说法不准确，当时加写作组由林涧青挂帅，我参加执笔了，当时不是我一个人执笔，说我一人执笔就不大合适了。还有一句话说，“1980年，有两位经济学家在总结我国在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失误。”这一句时间有误，时间是1979年，不是1980年，我借这个机会澄清这两点。

    冯兰瑞同志讲话期间，于光远坐着轮椅来了。大家热情地问候于光远。
    于光远：今天是老朋友的喜事。我比他（指胡绩伟）大一岁，我比他（指李锐）大两岁，这么多人，我来晚了，让大家九等了，好久不见面了，见面不容易，……，往事知多少。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老朋友见见面。

    下面是钟沛璋同志的发言

    钟沛璋：九三老翁不老松，喜结良缘十五年。夫妻老婆店创造了二百万字的巨著，古今中外都从来没听说过的大喜事。我代表我老伴陈明，表示衷心的祝贺。绩伟同志说，找到了理想的伴侣。理想伴侣，是谁家的闺女呢？是谁家的婆姨呢？是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的老社长张黎群同志是他们的媒人，他们办的第一件喜庆就是请我们娘家的人，真是大喜事。绩伟同志说两个崛起，我们等待第三个崛起，到一百岁，一百二十岁。希望明年李锐同志喜结良缘三十年，我们再一次庆祝。

    狄沙：我们下一次还要庆贺你的金婚还是钻石婚。

    李锐：请朱厚泽讲话。
    冯兰瑞、狄沙：请厚泽坐着讲。
    朱厚泽：我站着讲，我是一直不够格坐，大概快差不多了。今年七十八了，再过两年，我都可以坐了。绩伟同志和狄沙同志这十几年，给我们提供的东西确确实实是钟沛璋讲过的，是没有过的。对我印象最深的是1985年我刚到北京以后，当时胡绩伟与乔木的十年争论还在继续酝酿中。胡乔木当然要继续压，胡老也从不妥协。这对于我们后来走到意识形态战线上来的人是很开窍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场争论，有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那里。
    后来八九以后，我们被赶出工作队伍后。邓力群曾经在他的国事会议上点名，说胡乔木写了一个东西给朱厚泽，讲从事意识形态工作共产党员的纪律，到现在他没有拿出来。这个话没有错，现在那个条子还在我的柜子里。这个东西不能拿出来，问题在那里呢？就是绩伟同志不同意那个观点。胡乔木在上面重申，一切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党员，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党员，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党性问题。
    我当时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我觉得一个人连人性都没有，谈什么党性？如果把党性象我们原来有些人所讲一样，认为是代表社会最进步阶级的意识形态，它连人性都没有，怎么能有党性呢？
    李锐：毛泽东是不要人性的。
    朱厚泽：所以，他那个东西我一直压着，没有拿出来，到现在还摆在那里。最近在文化战线上有一个大的讨论，就是关于普世价值观，现在许多人都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官方的最高学术机构的领导人，最近在正式的院报上也发话了，也在批了。昨天我与关山通电话，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人民大会堂的大会上，我好象听到两句，好象是强调什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是不是对普世价值作回答呀，关山同志说还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南方周末同志在，建议你们仔细研究一下。
    南方周末同志：我们现在就是他们批判的一个靶子。
    朱厚泽：因为这件事，上次在三里河杜导正同志那里，给李普同志过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李锐等同志和好几个同志都在。我们当时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
    李锐：有这么一件事情，温家宝在美国访问，答记者问时讲了两条，一是要政治是要改革，一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9月20几号有个姓林写的什么文章，就批这个普世价值。这就是最近的情况。
    朱厚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现在回忆的文章很多，从各个不同角度谈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前三十年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那天在《炎黄春秋》谈这个事情，李锐同志讲，我们在这个问上要态度鲜明，决不含糊。
    李锐：现在的左爷们连邓小平都批，要给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翻案，到了这个程度。
    冯兰瑞：老左没批完，现在又产生了新左。
    朱厚泽：刚才看北方期刊杂志纪念三十周年的文章。其中何方同志提出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两个词连到一起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查了一下，三中全会公报有两个方面提到改革，十二大报告有十二个地方用到了改革。
    我读书比较少，我最近重新看了一下，胡耀邦同志在83年元月，全国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叫做《四化和改革》。我有个想法，不一定对，我建议南方周末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我认为那是一个全面改革的宣言书。正因为它有这样的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一出来，就被彻底消灭掉。没有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耀邦同志还在的时候，这篇讲话没有编进《党的十二大以来》文集中去。
    李胜平：中央党史编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在前面一版上有一句，说有这篇讲话，修订稿出来后，连这句话也没有了。
    朱厚泽：这个背景是为什么？耀邦同志的讲话引用了十二大，也引用了小平同志的讲话。他认为十二大对改革在四化当中的地位、作用、意义等等都没有回答明白，因此他用这篇讲话完全回答了这些问题。全面改革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一切单位、一切部门、一切战线没有例外，统统都有改革任务。他举了两条战线的例子，一是知识分子，包括文化、教育、卫生单位等等；二是讲政法战线。他说过去政法工作主要是专政，是对阶级敌人、犯罪分子进行专政，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要转到防止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要转到这个方面来。所以，耀邦同志那一篇文章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东西。
    李胜平：那一段很复杂。83年1月12日，邓小平和耀邦同志、万里、姚依林这几个人谈话。小平说，现在不是速度高了，而是速度低了怎么办？这个讲话耀邦同志1月17日跟邓力群说，你把这个讲话整理一下，要发下去。后来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一书里讲到，我把这个讲话与邓小平以前的讲话做了一些协调。实际上是把小平的批评，把保四争五的批评压下去了。然后是发展到83年3月17号倒胡会议。
    朱厚泽：十二大开了几个月时间，如何贯彻十二大精神，主要抓什么？胡耀邦同志的观点就是改革，不改革就谈不到四个现代化。正因为如此，一出来就被扼杀。还给他戴了个帽子，后来批评他说，你这个人不守纪律。什么大会，什么党的决定，过了没有几天你就随便讲。此后没多久，就发生倒胡事件，批他。随后邓力群就出去到处传播，掀起倒胡高潮。后来小平讲了话，胡赵体制不能动。
    李胜平：最近还有一个说法，当初到底胡下不下，小平同志他犹豫了一个礼拜，所以才会产生一个现象，大家没法解释，邓力群在书里讲，说乔木犯了一个错误，要把3月17号的工作会要公布，说忘了通知小平了。小平一生气说，所有材料都封存，实际上小平同志犹豫了一个礼拜。是广东的同志反映到秦川那里，秦川找了习仲勋，习老找到叶剑英同志，叶帅说不能动。所以小平同志才说胡赵格局不能动。
    朱厚泽：因为批耀邦同志是从经济问题上批的，所以八三年一年就摇摇晃晃，发展到八三年的年中就搞清精神污染。此事顶过去后，耀邦同志到四川，后到贵州，冬天在贵州过，元月份在贵州讲话。我和池必卿同志一起把耀邦从铜仁送到凤凰县，毛致用把他接走，我想再看几个县。池必卿说走，马上回来召开省委常委会，按照耀邦同志的讲话精神重新布置工作。然后开全体电话会，把所有精神传达到县委。除外在贵州日报第一版用通栏标题，用全版篇幅全文刊登的电话会议精神。因为贵州的同志现在也谈三十年，给我把报纸给我复印寄了回来。那天送给了胜平。
    李胜平，谁要这个东西？我有电子版。
    朱厚泽：你不要等了，你就印成简报，赠送给每个人。
    朱厚泽：在这个会议中，耀邦同志提出来，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建国以后，整个政策可以用一句话归纳，就是富民政策。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志。后来在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这个问题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们才看出来，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名义上是搞国家富强的，实际把老百姓压榨的。我们看的出来，实际上是有两种不同的政策。现在走到当前的状况，经济确有发展，一边是官员腐败，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拉大。这不仅表现没有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经济建设里边究竟是按什么路线搞？这很值得研究。耀邦在贵州讲话里面还说，要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发展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当时都提了出来。
    明年是耀邦同志去世二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从现在一直到明年，是不是要更好地发掘耀邦同志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建设这许多宝贵的思想，包括那些被扼杀掉的思想的萌芽，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党内是有着不同的改革路线和指向的。不要回避这个问题，这将对于我们继续推进改革恐怕还是很必要的。
    刚才李锐同志讲到了辛灝年的书，可能我们在座的、包括我自己未必能接受。就是李锐同志说的两句话，‘功高盖世，罪恶滔天’的前半句。前两年，在三里河钓鱼台外边有个钓鱼台宾馆，杜润生、李锐、杜光等同志都在，大家议论到新民主主义问题。我当时说过一个意见，赵紫阳去世以前，安子文同志去看他，他们两个人有一次谈话，谈话回来以后，杨继绳把内容给我作了一个传达。赵对安说，统统推倒重来也不行，只能在两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一个叫毛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个叫邓的改革开放。杨继绳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了一个看法，赵作为现实政治家，作为现实政治选择考虑，这样说是对的，这样说最能赢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许多同志，包括许多老同志，包括许多学者，在做思想和历史反思的同志都能接受，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可以的，问题是出在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
    李锐：毛的文章最好一篇，是在延安《宪政促进会上的讲话》，现在来看，新民主主义论的问题也很多。
    朱厚泽：要是从思想理论上，要把那个逻辑贯彻到底，赵紫阳的说法是不行的。为什么？当时说了几条理由：第一，新民主主义的概念的提出，首先是从时代判断开始的。二十世纪不是资本主义兴旺发达时期，是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他做了时代判断。毛泽东认为，这个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判断经历了二十世纪后，没有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这个二十世纪并不是社会主义胜利时期，并不是资本主义没落的时期，而是资本主义在经过调节继续发展的时期，社会主义在经过试验，出现了整体性崩溃时期。所以这个他没有站住。第二，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特点就在于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下民族民主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从那里来的，是马恩历史唯物主义中分析出来的，整个革命进程和阶级关系得来的。这个判断行不行？这个判断是不行的。第三，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什么是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呢？就是从他执政到文化大革命搞的就是社会主义。现在说搞早了，五十年代搞早了，六十年代早不早，七十年代早不早。经过了几十年，到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了，过了五六十年能不能搞他的那个社会主义呀，实践证明还是不能搞。第四，从实践的结果来看，有些同志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总是独立了，我们作为民族总是独立起来了，这一点也需要作分析。中国作为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独立起来，是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那时废除了过去的租界和不平等条约。作为民族，我们在国际法律上得到承认了，已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了。那么四九年的建国是怎么回事？四九年的建国是以公开的形式，把我们拉到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里边，成了他的附庸国。
    李锐：一边倒。
    朱厚泽：公开宣布一边倒，有事情向莫斯科汇报、请示，还要听他们的指示。我们作为党派观点讲，把国民党说成就是美国的走狗。把共产党说成民族的代表，但这个民族的代表实际是自己是作为人家的下属。所以我说，一是叫时代判断，二是叫做特点，就是领导权，第三叫前途，第四个是实际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我留点余地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恐怕站不住。因为刚才李锐同志提到这么一个问题，我非常冒昧地重申了一下我说的这么一个观点。

    下面是吴象同志的发言

    吴象：我还想讲几句话。现在有很多研讨会，但是没有我们这次不是研讨会，但质量很高。各位都讲得很好，厚泽同志宣传部长又提高了一下。我只讲点事情，过去呀，八十年代初，底下有句话，叫三胡。胡耀邦是胡说，胡绩伟是胡登，胡乔木是胡写。现在经过三十年的检验，胡乔木确实是胡写，胡耀邦改革开放冲锋陷阵，胡绩伟当时的人民日报，你把历届的人民日报总编辑摆在一起评一评，第一名是胡绩伟。
    胡乔木他必然胡说，李锐同志的提纲不是讲过这个吗？光远同志找出小平提纲来了。三中全会的讲话胡乔木起草的，邓小平一看不能要，让胡耀邦另外找人写。我说呀，他一个基本的就是把人民性压倒在党性之下，共产党领导，把什么都要给我领导，服从我的领导，绝对领导，军队就是绝对领导。党政军，政还排在后头啊，这不是胡闹？
    办了很大的事情是中央农研室杜润生领导的，农研室又是国务院的农研中心，根本就是党政不分，就是靠党的领导人思想变了。胡耀邦思想和以前的领导人不一样了，不是居高临下的，是和人民平等的。刚才厚泽同志讲了，根本的问题是对待人民的问题嘛，是在人民之中，还是人民之上？
    本来这个人民性这个问题是胡乔木讲的，他也讲过，他在重庆也讲过。现在栽到你（指胡绩伟）头上，这个批可不是简单的，当成一个大原则问题，胡绩伟就犯了原则性错误了，他都是这样对待的。他把社会主义当成共产党的宝贝，都是这个东西。你看看，广东的渔塘承包到户以后，人民日报登过胡志雄吗。胡耀邦批的，万里同志是批示给我的，叫我调查处理这个事情。后来一到了胡乔木那时就不得了了。他就这个问题给广东省委写了信，说这个问题，你们要考虑关系到中国命运前途的，是社会主义制度问题。
    还有一个事情，那时候胡绩伟同志确实是顶着很多的压力。我那篇“阳关道还是独木桥”，人民日报内部我后来也知道许多人都提心吊胆，我的好朋友也是提心吊胆，不敢发。本来是符合七号文件精神，只是发挥了一下，但是不敢发，胡绩伟同志拍板的，登了一版。现在看，胡乔木和邓力群，他们就是认为社会主义是他，社会主义不管怎么样是我要领导的，我领导说成怎么样就怎么样。
    现在三十周年，姓社姓资好像解决了，现在还是有路线方向问题。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许多研讨会上没有梳理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讲了许多研讨会上没有说的话。

    胡绩伟：还没有吃之前，我再说一遍。
    改革开放一开始，胡耀邦就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开放研究理论的思想自由，二开放言论出版的自由。整个运动当中，胡耀邦、赵紫阳，我给了打了一个比喻，这样就象长了两个翅膀，整个改革开放就发展起来了。为什么？一个是理论研究自由，一个是言论出版自由。但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开始我说就请来两个狗头军师，一个胡乔木，一个邓力群。这两个人，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在扼制思想自由，扼制言论出版自由。这就是两条道路的一个斗争。改革开放究竟谁是最主要的，究竟是胡耀邦赵紫阳还是邓小平、陈云？这问题要弄清楚。第三个问题，就是厚泽同志讲的这个问题，胡耀邦的路线是富民路线，邓小平的路线是富官路线。胡耀邦说先富起来，是让广大农民先富起来，邓小平讲先富起来，是他的子弟、有权有势的人先富起来，所以现在中国能够产生这样严重的阶级分化，什么道理？就是两条路线，一条是富民，耀邦主张先藏富于民，先有民富，才能有国富，是主张发展国内的生产、消费，一条是富官，这是两条路线。

    没有公民联合就没有腐败被彻底清除
    公民不联合，正义就没有力量。公民不团结，就不能对邪恶势力造成强大威慑。清除腐败实际就是与邪恶势力做斗争。公民不联合不团结，单靠个体公民维权，效果不只等于零，甚至还适得其反，个体公民随时都有可能被官官相维、官黑沆瀣一气的邪恶势力所灭口。所以，公民要求公平正义，彻底清除腐败，唯有走向联合才是唯一出路。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证自己权利不易被邪恶势力随意侵害或践踏，同时也保证了同道者不为邪恶势力轻易所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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