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民本社会与官本社会应对危机之道/喻一梓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0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从美国众议院否决“七千亿救市法案”谈起
喻一梓 (博讯 boxun.com)
1.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历经一年多的持续发酵和演变，不仅已经开始导致美国一批有影响的大银行纷纷倒闭，而且正在重创这个国家的经济。其主要特征是，随着房地产泡沫破灭而伴生的房市低迷、消费萎缩、国民资产缩水等一系列综合性经济危机症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世纪，不仅开始史无前例地拖累所有和美国有着广泛经济往来的国家，令中国、日本等这些和美国有着广泛贸易往来并持有大量美国房地产企业债券资产的国家，其财富于一夜之间蒸发大半乃至血本无归，而且，最要命的是，美国的这场来势汹涌的金融危机，究竟要把美国和世界引向何方，迄今依然前景并不明朗。无论是美国的三亿国民还是全球所有在经济上与美国关联度较高国家的领导人和商家，都在忧心忡忡地茫然不知所措。
为了消弭这场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不惜逾越其立国时其开国先贤们给这个国家执政当局划定的“政府机构只负责核查及保持收支平衡，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企业之间的权限，必须清楚划分”（詹姆斯•麦迪逊语）的底线，开始由美国市场经济的“守夜人”摇身一变，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家婆”了。继接管面临倒闭险境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总计约5.4万亿美元的未清偿债务和接管一家又一家面临清盘命运的金融机构之后，执政的共和党布什政府，在与反对党民主党领袖们密切磋商达成一致后，居然把一个联邦政府更深地卷入经济领域的“七千亿救市法案”，提交给了全体美国人真正的代表国会众议员们来做决定。
所谓“七千亿救市法案”，依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其“主要内容包括，授权政府购买受到威胁的金融公司有问题的资产以及它们的股票；创立一个强有力的监管委员会来监督救市计划的实施；采取步骤帮助美国民众避免失去他们的房子以及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补偿进行限制。”而七千亿美元的开销是，“国会立即拨款2500亿美元，然后在额外的需要得到确认之后再提供1千亿美元。另外还有3500亿美元需要经过国会投票来决定是否发放。”
然而，美国国会众议院在9月29日对这个有可能历史性地改变美国政府“无为而治”性质的法案表决时，以205票对228票的微弱劣势，否决了这个法案。当这一表决结果甫一宣布，虽然美国全体国民对此该作出什么反应，尚有待其国内的民意调查机构作出调查后，才能得见分晓，但华尔街的众多金融投资者们，则立马用脚投票，把自己对这一投票结果的绝望展现的淋漓尽致：道琼斯股指随即应声创历史记录地暴跌778点。
2.
还是据上述美国之音的报道，在美国众议院表决时，那些没有同和共和党中央和民主党中央保持一致，而投下反对票的众议员中，有共和党人132人，民主党人94人。这些不与自己所在的政党高层决策者保持一个调门，而是凭借自己的良知和自以为最能代表选民利益的考量投出反对票的议员们，“拒绝了他们自己政党的领导人发出的支持这个法案的呼吁”。这确实是很耐人寻味的事情。
众所周知，当美国在220多年前摆脱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建国时，只有区区13个邦国和400余万国民。如果要在200年这个时段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遴选“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面硕大金牌的获得者，恐怕也只有美国才能扛得动。这个国家只是历经短短的220年的超常发展，不但国家的版图由13个邦国总体上在和平的进程中变成了50个，其人口真正配得上“爆炸”这个词，有400余万变成了3亿多，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三分天下有其一。尽管当年因为黑奴问题的维持和解放之争南北不可调和，也打了8年内战，但取胜的一方并未像当代中国人一样，对战败的一方进行报复性清算，既未搞具有美国特色的镇压奴隶主和战犯运动，也没有给那些挑起或参与内战的败军之将们带上蓄奴分子的帽子并踩上一只脚叫其永世不得翻身，而是在伟大的林肯总统倡导下，实现了真正堪称人类历史上最经典的民族和解。
自然，对美国人的历史性成功，谁都可以见仁见智，一百个中国人眼里，就有一百个美国。但是，对美国的成功是奠基于稳固的法治基础之上这个不容否认的结论，我估计不会有任何人加以质疑。美国人的最大历史幸运在于，这个国家的所有国民有一部当今世界上最稳定的宪法护佑，从而确保了这个国家的政权真正奠基于以民为本和人民当家作主之上：国家的大政方针和行进的历史方向，由国民普选产生的众议员们和参议员们以多数决的方式作出，而不是像那些非民选的国家那样，由手握国家政权的当国者们在小范围内咨询之后而乾纲独断。
我们看看那些这次对“七千亿救市法案”说不的众议院们怎么说自己投票反对的理由，确实很有意思。
如：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主席弗兰克在辩论时说，“我们对我们今天出现在这里感到遗憾，因为我们都对目前的经济状况深感遗憾。目前的状况使得今天做决定的日子成为必要。没有人对我们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看到的失败感到高兴。”
又如，共和党众议员亨萨林和彭斯说：“我害怕的是，这个法案将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我害怕它最终不会起作用。我担心，它救助的成分太多，而解决问题的成分不够。我害怕的是，最终可能还是纳税人来承担这个所谓的债务之母。” 彭斯甚至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看来，它仍然是美国企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司救助案，从此永远改变了政府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而且把代价随之转嫁给美国人民。我对此不能表示支持。”
事实上，这个执政当局“七千亿救市法案”难产时胎死腹中，恰恰是“很多（执政的）共和党人把这个法案称作是公司福利，强烈认为它不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它所希望看到的效应，而是给美国人增加更多的长期债务。”
不知道我的同胞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七千亿救市法案”未获通过的意义，在我看来，美国的国会众议员们，没有在这个“七千亿救市法案”盖上“同意”二字的橡皮图章，而是用钢印加盖了一个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不”字，确实使我大开眼界，顿然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
3.
在我看来，不独是美国这个最自由的开放社会，其实在任何社会中，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加之由于人心叵测，人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在多方博弈的庞大社会中，当互相冲突的利益阶层或集团，其各自的利益诉求尖锐对立而不可调和时，社会危机就必然凸显在所有社会成员面前。
虽然通行世界的“屁股指挥脑袋”的原则，对所有人几乎毫无例外地管用，但是，在一个以民为本和由人民选出的代表当家作主的社会，和一个以官为本和由层层任命的官员做主的社会中，其应对社会危机之道，不仅其决策的程式迥然有异，而且，其立足点和道义基础也决然不同。
之前，我总是想当然地以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最大的特点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制衡。现在，通过美国一个执政一个在野这两个最主要的政党联手提请国会表决的“七千亿救市法案”，遭到美国人民的真正代表众议员们的否决，我转而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其实是以民为本和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在国会里真正当家作主。那些被人民用一种叫“选票”的利器关进“权力栅栏”的政府首脑们，在未获人民真正的代表们即国会议员们授权时，没有谁敢动人民的奶酪。
所谓“七千亿救市法案”，由那些身居美国顶尖社会阶层的权贵们作出，正如前面彭斯众议员所言，它救助的对象是美国那些制造经济泡沫的公司和损人民利益以自肥的贪婪企业主与金融家们，并将“永远改变政府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把经济危机的惨重代价转嫁给美国人民，由那些纳税养活美国政府的人所选出的代表们，来给自己的脖子上套上绞索。
我相信，当今美国社会应对社会危机之道，给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所上的生动一课，会令这个有着悠久传统的以官为本和由层层任命的官员作主去应对社会危机的社会，以深刻的启迪意义。
4.
我以前曾说过，虽然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最悠久、最连贯、最博大精深历史的民族，这个民族也确实因为拥有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而值得骄傲，甚至与其说这个民族曾经趋之若鹜地信奉过“儒、释、道”三教，不如说这个民族信奉历史的公平正义更恰如其分，但是，毋庸讳言，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却又是个世界历史上最最弱智和愚昧的民族，因为这个民族迄今无可辩驳的糟糕历史记录是，他们总是周期性地在深刻的社会危机来临时，由那些永远不会自我剥夺既得利益的权贵阶层，来制定自以为能确保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却往往导致自己陷于灭顶之灾的因应危机的救亡之道，而一而再地在那同一块名叫“动乱”的石头上摔得半死之后，于劫后余生回到换人不换制度的轨道上，在既往的制度路径上“萧规曹随”，下意识地重蹈秦始皇在2200多年前的覆辙，进入下一轮以官为本和由层层任命的官员替民作主的社会，直至又一个末日来临。
我相信，任何人中国人只要翻开中国真假莫辩的历史典籍随便读读，都能够看到，无论是“文景之治”还是“贞观之治”，也无论是“开元盛世”或“康乾盛世”，都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之景象，无不纷纷在盛极而衰的社会危机重击之下烟消云散，无不是在以官为本和由层层任命的官员替民作主的政权运作机制下，在主政者不愿自我剥夺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想用那种自己所掌握的权力胳膊扭过民心这个道义大腿，制定并实施那种被后人所耻笑的逆向化解危机的救亡之道，从而引发和制造出不可逆转的社会动乱，最终导致覆巢之下无完卵的悲惨结局，然后，再在一片废墟之上进入下一个周而复始的进程。
当年，毛泽东领导共产党的军队即将战胜国民党的军队，而准备整理行装进京接管国家政权的前夜，曾在延安和社会贤达黄炎培进行过史称“窑洞对话”。那时，处于在野之人的毛泽东，尽管已经胜利在望，还是极其谦虚和极有远见地预见到，中国社会即使在大公无私的共产党领导之下，也必然会出现危机，且极有见地认识到，哪怕就是在最能够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领导之下，正确地应对社会危机的“民主”之道，才是化解社会危机的唯一之道。
然而，不幸的是，深受秦始皇和斯大林影响的毛泽东，后来，终于还是没有克服掉人性中都有的劣质因子，没有像美国的华盛顿和林肯学习，而是当了秦始皇和斯大林的好学生。他在历史上被那种名叫“专制极权”的东西彻底地毁掉了一生的清名确实事小，但他一而再地用“暴力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和“文化革命”等一系列陷中国人民于不断的动荡之中的所谓“运动”，把一个当今世界最好治理的民族，搞得信仰沦丧、道德废弛、人心扭曲，以和平时代非正常死人达数千万的“政绩”，而折腾得奄奄一息，实在是令人不堪回首。虽然毛泽东当国时也搞出了“两弹一星”，他也并不缺乏民族独立自主的志气，但是，仅仅是一个明确记载在当代历史上的事实：国家主席刘少奇拿着一本形同废纸的宪法想和毛泽东讲理的心酸笑话，就足以抵消毛泽东所有的历史性功绩，而让他千秋万代像秦始皇一样，成为中国人中最劣质的标本之一，而留下历史性的骂名。
5.
如果说大洋彼岸的次贷危机仅仅是重创美国经济乃至拖累世界经济陷入一个为时不可预期的低谷，那么，大洋此岸中国的社会危机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景象，则是另外一副堪称世纪末的景象：
●官权压榨下的民间社会，几千万凄苦的冤屈民众跋涉在漫无天日的上访途中，其中，最绝望的人如杨佳这样的具有人格缺陷者，将一定会有许多最终选择和那些加害他的人同归于尽。
●政权合法性危机和管制社会能力的大面积失效，在今年以来发生的南国雪灾、汶川地震、山西溃坝、河北毒奶和深圳大火事件中，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任谁都一目了然。
●权贵绑架中国股市，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股指却能被人随意操盘大涨大跌的荒唐现象，导致了中国股市彻底沦为举世皆知的屠戮升斗小民散户的屠场，中国普通百姓的金融资产，被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金融大鳄们连皮带血地不断地吞噬。
●各地官员打着“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旗帜，恣意妄为对资源和自然环境进行掠夺性破坏的现象，无论是大江南北，还是长城内外，乃至塞外边城，全都几乎一个景象。
●中国官员的腐败毒流，从首都到省城，从都市到农村，浊浪滚滚，泥沙俱下，一个当初充满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共产党，已彻底蜕变了成当今世界上由歹人、恶棍和庸人们组成的花天酒地的黑社会集团。里面仅有的为数不多诸如胡耀邦那样的正人君子，也必定最终难逃被逆向淘汰出局的命运。
●人民的言路表达渠道和追求新闻自由的诉求，全被那些中宣部里的颟顸愚昧的新闻检查官们扼杀，百姓们呼天呛地的悲苦声音，被成功地屏蔽于体制之外。
所有这些深刻的危机症候，中国的议会人民代表大会虽然在一年一度的大型聚会中，也不乏刺耳的批评声音出现，但是，很快就被消解在中国的官权阶层所钟情的和谐盛世莺歌燕舞的大合唱之中。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虽然也都能预见到这些深刻的社会危机不加消弭，其最终亡党接受整个中华民族清算的前景将为时不远，但是，他们却都侥幸地以为，政治台风和滔天洪水不会在自己任内来临，所以，都在南辕北辙地舍本逐末搞那些劳民伤财的奥运活动和美俄多年前就玩过的神舟载人上天工程，以此来麻醉国民日渐冷漠的心脏，让那些愚昧的国民陶醉在一片虚幻的大国崛起梦境之中。
我在此预言，美国的次贷危机在叠加中国的历史性危机和现政权的整体性危机，将在不断地演进中，最后在中国找到承受这个危机的群体：若不是中国现政权在美国人的现身说法下，抛弃像吴邦国那种昏聩的主政者而真正地改弦更张，启动国民期待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必定是以中国人民的未来福祉，为美国这次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后果买个大单，中国那几十年来和美国人做生意好不容易赚来的那一万多亿的美元外汇资产，其损失惨重将如何股价都不会过分，这些天文数字计量的损失，则将悉数通过通货膨胀而摊到13亿国民的头上。
6.
美国这次化解次贷危机的过程，给中国人最具有教育意义的是，没有主权在民的原则支撑，没有不受权贵阶层操控的真正的民意代表制衡，尤其是没有那些超脱了党派利益羁绊的富有良知和以秉持公正为己任的真正的民族精英，来来调教一个政府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这个危机即使能够很快用诸如“七千亿救市法案”来化解，那么，在危机肆虐过后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奄奄一息的必定是那些基数庞大的底层民众。
不幸的是，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做根本性的改良，不实现由以官为本和由层层任命的官员为民做主的社会，成功转型为以民为本和由人民选出的真正的代表来当家作主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性和全局性危机，如果不以断送现政权的前途为结局，就必然是由中国底层庞大的任人宰割的民众逆来顺受，而拖延这个社会秩序崩解之日的暂缓到来，直至再次爆发推到现有制度架构的和平革命或暴力革命。
可怜的中国人，你们什么时候能够走出秦始皇给你们选择的制度路径？但愿我的乌鸦嘴说了一点也不灵验。
【2008-10-01于堪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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