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永紅：中國“官滿為患”何時休？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21日 转载)
範永紅（江西著名作家 歐洲導報社供原創來稿海外首發）
在中國，部門林立、“官滿為患”早已不是新聞。2008年4月16號，《人民日報》對中國高校存在的部門林立、“官滿為患”現象進行調查時發現，在所調查的5所重點大學中，部門最少的27個，最多的40個。西北大學2300多名教職工中，專職教師僅1200多人，校級管理部門和各院系處級以上幹部共有300人；而吉林大學校級領導共11人，另有校長助理10人，全校正處級以上幹部223人，副處級以上幹部538人。有專家指出，目前中國的重點大學，校級領導一般有10—15名，處級幹部一般在300人以上，人們稱之為：“校級領導一走廊，處級幹部一禮堂，科級幹部一操場”。 (博讯 boxun.com)
這種現象決不僅僅存在於中國的高校，在中學和小學中同樣普遍地存在，而在各級黨政機關中猶為嚴重。幾年前《黑龍江日報》曾報道過，在蘇北的一個鄉鎮，正副鎮長和黨委書記便有50多人。通常的一個鄉鎮，不過幾萬人口，可鎮領導足可編半個連，足見基層官員“陣容”之強大。這麼多的官員，如何保持廉潔高效？其治下的鄉親們背負著如此沉重的負擔，日子如何紅火得起來，心情如何輕鬆得起來?
人人都往“仕途”上擠，機關裏自然“官滿為患”，但是官員並不是多多益善，政權機構的執政能力，更與官員隊伍的數量不成正比。這麼多的領導，不說如何完成鎮裏的工作，單單如何與身邊這50多位與自己平起平坐的官兒和諧相處就是個難題。這種橫向的內部摩擦，必定會耗費他們的大量精力，使納稅人的錢財被大量做無用功。
山東省沾化縣是個不足40萬人口的欠發達縣，這裏除了一名縣長、六名副縣長(其中一名掛職)之外，竟然另有15個縣長助理。（見2007年8月10日《經濟參考報》）一個貧困縣，僅政府部門就有22個縣級領導，縣政府的領導班子被當地群眾稱作“千手觀音”，成了沾化縣的一大“特色”。事實上，這也是中國各級黨政機關的一大特色，難怪沾化縣委組織部門會理直氣壯說：“我們的縣長助理並不多！”言下之意，縣長助理比他們縣多的地方還多得是。
2006年8月11日，《瞭望東方週刊》記者就黨政幹部任期、交流、回避等三項規定中一些人們關心的問題，專訪了原中組部部長張全景。訪問中張全景部長說：“現在中國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為患”。他還例舉說，一個省有四五十個省級幹部，幾百個乃至上千個地廳級幹部，一個縣幾十個縣級幹部，可以說古今中外沒有過。更何況一個省、市除省長、市長外，還有八九個副職，每個人再配上秘書，個別的還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個縣委書記，一個縣長，或加一個副職，甚至沒有副職，現在講克服官僚主義，減少事務，減少應酬，就這麼一種體制，怎麼克服，怎麼減少？現在這麼多人既增加了開支成本，又滋長了官僚主義。
張全景部長的看法可謂一針見血，非常實在，也反映了在眾多“官員”領導下工作和生活的百姓的心聲。這種現象或事實，百姓議論頗多，輿論間或也有評說。但由黨政高級官員說出來，還不多見，特別是張全景任過多年的中組部長，管理全黨全國眾多中高級幹部，說出這話來，更屬權威了。這也足見“官滿為患”在中國已成了從上到下的“共識”。為什麼領導和百姓們都有“官滿為患”的共識，而官員總是在不斷地增加？張全景一言以蔽之：“就這麼一種體制”。
在我國歷史上，官與民之比：西漢時為1：7945，唐高宗時為1：3927，元成宗時為1：2613，清康熙時為1：91，新中國成立之初為1：600。當今“吃皇糧”的黨政機關公務員數量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廟”（衙門）多、“菩薩”（官員）多、“和尚”（幹部）多，堪稱世界第一，被人稱作“幹部王國”。據統計，我國目前官民比例為1：28，官員總數是改革前的數倍（改革初期1：67，10年前1：40），更達到了西漢時期的307倍，清末時期的35倍。越是經濟不發達的省份官越多：山西有8個縣的官民比例不到1：20（最低1：13），陝西黃龍縣的官民比例達到1：9，成為全國之最。中央機關編制表面上嚴控，實際失控，許多部委大量、長期從下屬單位“借調”幹部，有的部委“借調人員”數倍於“在編人員”。
龐大的公務員隊伍，猶如“蝗蟲”撲面而來，消費額巨大。據有關部門統計，每年全國黨政機關請客吃飯消耗2000億，公車消耗3000億，出國考察消耗2000億，僅此三項就達7000億，若加上公務員工資獎金、醫療保健、住房補貼及機關固定設施、辦公用品、水電暖氣等開支，每年納稅人支付廟裏的“人頭費”、“香火費”真是一筆令人瞠目的天文數字。
官多便容易產生官僚主義。有機構就得管事，要實權，爭地位，管了許多“可管可不管，管了不如不管”的事。各“廟”的“菩薩”各據一方，各自為政，都有否決權，辦事者只得到處“磕頭燒香”。某市上一個檸檬酸項目，不折不扣就蓋了200多個大紅印。更有甚者，報載某縣一個利用外國政府貸款的項目，整整跑了4年，僅“廟”裏批的紅頭文件就有203個，“菩薩”蓋的大印678個!中國官滿為患，已到了前無古人的地步。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中國進行了若干次機構改革，但每改革一次，機構都膨脹一次，幹部職數也就膨脹一次。機構越改革，人民群眾就越遭殃，背負在身上的負擔就越沉重。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天子”上臺，便急速提拔一批擁戴自己的有功之臣分赴各部門把關守隘，可那些元老舊臣們並無裁撤罷免的理由，只好給其挪個位子坐在一旁享清福。不求其有功，但求其不鬧。日積月累，便官滿為患了。重慶市萬州區就是個典型，十年行政改革結果卻是行政超編2000多人，不少部門由於人員過多，最終只得輪流“執政”。
記者在重慶市萬州區調查發現，該區多個部門出現副職領導超過10人的情況，如農業局就設副局長11人，宣傳部更有14名副部長，很多部門甚至出現除了領導和副職外基本沒有科員，大家都是領導的尷尬局面。在萬州區政府辦公室，由於現有公職人員有100多名，如果同時上班辦公室難以容納，所以最終出現了大家輪流上班的情況。萬州區政協副主席、區經委副主任徐素環說，多次改革後的萬州區，部門人數四倍於其他區縣，到現在仍超編2000多名。
螞蚱多了成群結隊鋪天蓋地禍害莊稼，老百姓稱為“蝗災”；官員多了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把納稅人的血汗錢吃光花淨，這種現象老百姓稱為“官災”。相比較而言，“蝗災”是在特殊氣候、特殊自然環境下形成的災害，而且是局部的，具有偶然性和短期性，不是每年都發生的；然而“官災”則是人為的，是普遍性大範圍的，無時無刻不在吞噬人民群眾的勞動成果。“蝗災”讓成片的良田顆粒無收，令辛勤耕種的農民欲哭無淚；“官災”耗盡了納稅人的血汗錢，伴生了各種腐敗和不正之風，嚴重阻礙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蝗災”可怕，“官災”更可怕！黨政機關因職責不清，相互推委扯皮，導致辦事效率低下。一些單位人浮於事，養成了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衙門作風。官多還造成財政“空耗”，嚴重影響經濟發展，許多地方的財政收入僅僅夠發放官員的工資，少數貧困地區入不敷出，根本沒有資金投入經濟建設和社會公益事業。不少機關和事業單位，在人員超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只好充分發揮其“權力”職能，通過收費、攤派、罰款等手段“巧取豪奪”，以獲取“不義之財”來維持自身的運轉。官多還導致了用人腐敗。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在阜陽任職期間，阜陽市委正副秘書長最多時配了23個，市直機關超編46.5%。
由此可見，政府體制改革嚴重滯後，龐大的官僚階層，已成為改革和發展的沉重負擔和巨大阻力。龐大的官僚階層成了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者階層，他們不可避免地要百般阻撓改革，想方設法設卡尋租，巧取豪奪，以維持自身生存，由此導致百姓負擔加重，物價上漲，民怨沸騰。對此，老百姓的“信任危機”“忍耐力危機”都已劃出警嘆號！事實上，近年來對“官多為患”的問題媒體及專家都經常發出批評聲音。
那為什麼這種現象又屢禁不止、愈演愈烈呢？這是因為中國官位的“含金量”極大，權力可帶來極其豐厚的回報。因此，追逐者往往不擇手段地去剪除異己。跑官要官、買官賣官、騙官殺官、以色換官、甚至在縣委大院埋置“升官符”等，都是在爆利驅使下表現出來的醜惡行為。行政權力的過分集中，成了一些官員為謀取金錢和名利鋌而走險的原動力。因此，很多官吏都削尖腦袋想提拔，甚至不惜官官相殺。時至今日，不少黨政機關幾乎成了“賣官公司”和“管帽批發商”，“明槍暗箭”變成了“砍頭開道”，官場成了“殺場”，“戰鬥的堡壘”成了“堡壘裏的戰鬥”。官場的競爭與傾軋，中國古已有之，但很少達到象現在這種白熱化的程度。現在官場買官賣官氾濫成災，標誌著腐敗已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這使政府部門的形象在百姓心目中的評價大幅降低，造成百姓對政府部門的極大不滿。
於是，國人寄希望於新一屆中央領導的改革，但新一屆中央領導的舉措卻讓國人再次失望。近期國務院大部制改革後，新組建的部委領導班子陸續公佈，其中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領導班子陣容最為龐大，該部除了正部長外，另有副部長十人，再加上兩名黨組成員，整個領導班子共有十三人，人數之多，直逼有“天下第一大部”之稱的國家發改委。
一個新組建的部，竟有十個副部長！這樣的結果，在精簡機構、定員定編定責、嚴格控制官員副職職數的大背景下，令公眾大感意外。尤其是在新一屆政府上臺之初，更是聞所未聞。以往，國人只看到市縣一些基層單位機構隨意增員，副職愈來愈多的情況，想不到現在新組建的大部也出現了。對照原來的人事部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副職人數，新組建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把原來兩個部的所有副職都安排為副部長了。顯然，今次大部制改革是拆廟不減和尚，換湯不換藥。
早在1982年10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就通過了《國務院組織法》，該法第九條規定：國務院各部設部長一人，副部長二至四人；各委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按照這個標準衡量，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副職超出二倍還多。新一屆領導剛剛上臺，新組建的部委就官滿為患。只許部委分肥，不許地方提拔，這讓地方官吏心又如何能夠平衡？怎能不上行下效？所以，于法於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安排如此眾多的副部長，都難以說得通。
機構改革，最難的就是官員的安排，當年朱鎔基總理使出鐵腕，搞人員分流，五年才稍見成效。而今溫總理主導的今次改革，一不搞人員分流，二不減少預算，很有一種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味道，但這種和稀泥式的機構改革，對提高效率、節約開支、推動社會進步有甚麼作用？還不是依舊扯皮、踢皮球？原來是部與部之間扯皮，現在是副部長與副部長之間扯皮！怪不得在很多地方很多方面，人們常說，現在的政府“不管就是最大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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