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胡耀邦手上的“血污”——与余杰商榷/张成觉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3月10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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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余杰《谁是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同意其“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历史真相被还原”之本意，但文章的基调给人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痛”的感觉，故对其论点实难苟同。 (博讯 boxun.com)
首先，对胡耀邦的评价问题。余文点名指胡与赵紫阳“同样不能免于血污”，根据是他“在党内崭露头角的时间（比赵）更早，在长征期间便是赫赫有名的‘红小鬼’，到了延安之后升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成为毛泽东、康生在军界推行整风的重要干将。”继而以大量篇幅引述胡在当时的总参谋部二局搞“抢救运动”的做法，暗示胡属于“手上沾满鲜血的人”，而非“纯洁无瑕、一尘不染的圣人”。
以上说法经不起推敲。
“在党内崭露头角的时间早”，未必“不能免于血污”，更未必属“手上沾满鲜血的人”。例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中共领袖便是。一些从事机要、技术或医疗卫生工作的高级干部，如李强、傅连璋等也如此。至少是到目前为止似乎无人指责其“手上沾血”。
“在长征期间便是赫赫有名的‘红小鬼’”，此语不确，应说“在长征开始前”胡“已是赫赫有名的‘红小鬼’”。但不管怎样，如果不将打过仗等同于“沾满鲜血”的话，不能以此认定胡手上沾满鲜血。
至于余文所引述的胡在二局搞“抢救运动”的做法，当然不能给其正面形象加分，但看来全属“文斗”，与“血污”无绝对联系。
说到将胡“塑造成纯洁无瑕、一尘不染的圣人”，可能某些悼胡的文章会使人有此印象，但如俗话所说：“追悼会上无坏人”，善颂善祷在这种情况下乃人之常情，无可指摘。何况事实上，在中共领导人中，胡耀邦无疑属于最受知识分子欢迎的一位，也是最有人性和人情味的一位。他身体力行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比提出这个口号的邓小平做得切实和有成效；他品格高尚，胸无城府，善善恶恶，真心同情和极力帮助受苦受难的弱势群体，尤其是众多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此可谓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但似乎无人蓄意将之“塑造成纯洁无瑕、一尘不染的圣人”。
倘就胡耀邦本人而言，他更具“自知之明”，在当选中共中央主席的中央全会上，他坦言自己还是原来的胡耀邦，并不因地位的擢升一下变得如何高明（大意如此）。此语一出，邓小平大为欣赏，说证明我们这次挑选主席没挑错人。而他对于自己以往追随极左的种种错误，也勇于承认，例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开除刘少奇出党。他就说自己也举了手表示赞成，在这点上不如陈少敏。
自然，我不能肯定地说胡就是“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只是认为“我们当然要对他们的历史处境有某种‘同情的理解’”还不够。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看到他们历史的局限性，还要对他们进行自我反思的深度加以分析。这里面最低限度要看两点，一是有无认错，二是有无补过。
以胡、赵二人为例，胡较赵思想境界高。赵对于50年代在广东推行陶铸极左那一套，始终没有认过错。其中包括土改的“杀人立威”，和57年反地方主义，那真是“沾满鲜血”。更使人难以释怀的是：赵之父即因系地主于土改中在河南老家被处决，赵竟然毫无犹疑地也在广东大开杀戒；再就是80年代初，赵仍极力阻挠平反受陶铸与他迫害含冤去世的古大存案，以及相牵连的一大批所谓“地方主义分子”案。以致胡耀邦不得不要求他回避。
相比之下，胡耀邦确实是坦荡君子，他不仅检讨自己历史上左的错误，而且为平反冤假错案竭尽心力，更坚定地表示：即使是毛定的案，错了也要平。当时他还仅仅是中央组织部长，这样做包含着多么大的道德勇气！后来他当了名义上的一把手，继续他的“既定方针”。可见，他非但能认错，还能将功补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他当之无愧！
其次，李慎之等人“两头真”的问题。余文否定李等“青年时只能当共产党”的真诚，而把殷海光“不当共产党”的选择捧上天，其论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先要讲一点：肯定李早年选择之真诚，并不等于说“殷海光就不正直、不爱国、不真诚”。“条条大路通罗马”，殷海光或胡适“不当共产党”，是爱国、真诚、正直的。李慎之或李大钊、陈独秀“当共产党”，也是爱国、真诚、正直的。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说到“失足成恨”，那只是后来的觉悟。即“觉今是而昨非”。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指李慎之等人的早年选择“不真诚”。更不应认为“他们多半是抱着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理念，而不是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奔赴延安”，就是“不真诚”。老实说，具有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理念，在当时也应充分肯定。民主自由的理想到晚年才确立，未必就应受到“觉悟太迟”的指责。“朝闻道，夕死可矣。”重要的是终于“闻”了“道”，若能有所行动，包括积极宣传这个“道”，更值得称赞。
写到此，联想起看过一个报导，说王蒙在欧洲开的一次会议上曾斥余杰“无知”，似乎是由于余质疑所谓“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无论余是否“无知”，或所谓“历史的选择”能否成立，我都无意置评。倘此事属实，我觉得王蒙的态度不是与人为善的，不足为训。同时我又觉得，当年绝大多数知识精英都作出了与李慎之相同的选择，这个事实值得深思，而不应简单地将之归结为“失足成恨”。
至于余文举出王实味为例，反衬李慎之等人当年到延安后，“没有从中脱离出来，没有及早否定自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的失职。”这也是一种苛责。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具有王实味的思想认识水平（王是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薪水比边区主席还高，可见非等闲人物）。
这里想提醒余先生，当年到了延安，再走回头路是不容易的。回程中可能送命，或者返抵国统区之后受迫害。这都不能不考虑。“来去自由”，“一路平安”均无保证。不要用今天的环境随意臆测当时的实际情况，然后轻率地判定当年那些先辈文化人言行的是与非。
最后还想根据自身经验，说说毛暴政下知识人的心态。一言以蔽之，能够自始至终顶住政治运动的压力，完全不做违心的事，不说一句违心的话，那样的人不是没有，而是凤毛麟角。本人在反右中就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即所谓检举揭发别人，立功赎罪。五十五万右派，恐怕大多如此。那是在高压之下，出于恐惧；也由于灵魂被扭曲，是非对错颠倒了。
因此，我觉得不宜追问“谁是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因为，那样做的话，会把最大的罪魁祸首毛的罪孽减轻了，不利于对他的彻底清算，也不利于对整个极权制度的彻底批判。毛在对敌斗争中讲究“稳准狠”，我们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集中力量打击这个大魔头。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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