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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庭·大时代——推介《中国—— 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裴毅然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3月03日 转载)
     作者:裴毅然
    
     (博讯 boxun.com)

    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说:“自传虽是一个人的历史,但却是史学家最原始的材料之一。离开了传记材料,历史的建构,无论规模大小或时间长短,都是不可能的……自传出於传主的亲笔,是所谓第一手史料,价值更高,远在后人所写的传记之上。因此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无不盼望着自传的出现和流传。”1 笔者近年专力于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研究,读了数百部(篇)个人传记,十分认同余先生“传记建构历史”的论断,每一部自传的出现都会引起我强烈的阅读期待。尤其海外出版的自传,由於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期待度会更高,渴读度也更强。
    
    李大立先生的《中国—— 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乃是李先生六旬过后的回忆录,且因身患癌症,有了强烈的生命敍述愿望,故而勉力留传於世。李先生本名容国维,字张之,喻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名字搭配如此机巧,一望可知出身书香。祖父容伯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既认识孙中山,任职国民党广东支部总务主任(支部长胡汉民),也认识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主办过广东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中华新报》,并宣传过共产主义,被吴铁城枪杀。外祖父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其父毕业于交通部柳州高级铁路学校,抗战后出任广州铁路站长。其母出生香港,就读于贵族名校圣保罗女子书院,中英文俱佳。李先生本人不足五岁入学,1962年毕业于广州顶尖中学——广雅中学,1967年毕业上海同济大学。这样一位出身与教育俱佳的“中产子弟”,躬逢反右—文革这样的大时代,小家庭的悲欢离合自然捎带上时代的兴亡盛衰,不免有了许多曲曲折折的故事,一经撰述风咏,当可嚼吮一番。
    
    该传的最大特色是真实性。同济出身的李先生以工科态度操文科之事,追求客观真实乃是本色当行,或曰“习惯性思维”。该传一路据实写来,入微的描述、详尽的细节,处处可引起亲历者的回忆性映证,事事可找到历史背景与时代逻辑。笔者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尤其是作为那个时代的研究者,也从中得到似曾相识但又首次听闻的许多故事。
    真实总是最有力量的,真实也一定来自於细节。如该传对大饥饿(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有一段堪称经典的描述。1960年初,年近六旬的姑母从澳门偷渡入港,以家庭妇女身份月赚900港币,时合人民币300余元,达到七八级中共高干的薪阶。她那时每次回穗探亲,最好的礼物竟是带一锅红烧肉:
    
    在那段全国陷入大饥荒的岁月,姑母每次上来广州都带一大铝锅红烧肉,一寸见方肥瘦相间的红烧肉浸在褐色的酱油里面,面上漂浮着一层白色的猪油。在那段饥饿的日子里,这是比金子还要贵重的礼物。我只记得自己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吃下一块姑母带回来的红烧肉,空荡荡的肚子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脂肪,没有能力消化它,反而不断从胃里往上涌出一股蛋白质的气味,几乎因此引致呕吐;吃下一块这样的红烧肉,好几天都觉得饱。姑母一个年近六十的老人家,肩挑背驮带着一大铝锅红烧肉长途跋涉给我们这些年轻人补充营养,真是令我既感动又伤感。(P-162)
    
    该传的另一特点是家族群体列传,从一个家族的整体遭遇上反映赤色思潮的碾压痕迹。如表姐朱丹霞原本嫁与才郎,亲戚们都认为天造地设,育有一子二女。但成份论及南下干部插足弄得这对恩爱夫妻反目成仇,表姐为追求“进步”,不顾子女尚幼,硬与资本家儿子的丈夫离婚,以示与剥削阶级划清界限,逼得温文尔雅的丈夫居然想自杀与杀人,最后触电断失二指。妹妹容洵美天生丽质,聪明伶俐,不得已嫁给外省工人子弟,年仅33岁即劳累而死。一条阶级论,当年摆弄出多少这样“成分婚姻”的悲剧。
    由於家庭出身及父母历史问题,少年李大立初识愁滋味。其后,父亲一步步降职降薪,从广州站长调为佛山站长、西南站长,最后降为普通员工。而父亲的每一步遭遇又如何牵挂着家人的命运,包括母亲的下放劳动、妹妹的婚恋与死去,他内心所激起的阵阵涟漪与波涛,无不在书中一一展现。
    
    另一富有历史资讯与阅读趣点是:貌正学高的广州靓仔李先生,居然30岁尚未找到对象,而之所以沦落至此,乃是因为大学里错过很多机会,毕业后却想找一位女大学生,而且独钟上海小姐。身在贵州大山里的李先生,他的婚恋轨迹最后竟是“宝鸡相亲”、“昆明邂逅”。原本上宝鸡去见一位西安女大学生(被认为是“最后机会”),失望而回,却在昆明挽上一位上海知青,还是一见锺情。如此偏爱上海小姐,既有时代特色,也有个人因素,趣味多多。
    
    李先生不避丑陋地记述了大饥荒年代如何偷吃食堂炒河粉、如何省钱搭车、如何为七元薪差盘算心机,以及如何一点点对共产思潮产生价值质疑,清晰留下一位1960年代中国大学生对社会与历史的反思脚印。
    
    李先生的命运转机发生於1980年代中期,得力于母亲首先移民香港,然后他以41岁之龄携家移港,完成人生战略大转移,打拼於港美。近年关掉纽约曼哈顿百张座席的中餐馆,转行“自由撰稿人”,专心撰述,已发表百余篇政论,并撰成这本传记,希望能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他毕竟还惦记着这块土地上的事儿。李先生能够留下自己走过的脚印,将自己的个人生平留示世人,且达到一定深度,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尊敬的。雁鸣长空,暮云播雨,该传忠实记录了一个家族的“非正常活着”,林林种种,让读者通过事实去得出自己的判断。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世上惟有符合人性的价值理念才能天长地久,社会科学领域的所谓真理也只是符合人性的一种认识。各种被描绘得再好的东西,即使一时其兴也勃,但历经实践的检验,最终必然其亡也忽。任何政治人物的政绩最终须由人民评说,依靠暴力把持话筒的自说自好,只会留笑于后人。而且,历史又不可能只由大人物独唱独演,经济基础的小人物联系着巍巍高耸的上层建筑,他们的每一声泣笑都在注释着时代,都是对政治大人物功过的评估考量。从广义上来说,李先生这本回忆录乃是赤潮退落后留在沙滩上的一粒贝壳,里面既存有大海曾经的轰鸣,也留下种种无声的昭示。
    
    历史需要敍述才能得以保存,人生需要记载才能成为经验。尊重每一位生命就是尊重我们自己,阅读别人的传记,会得到许多意外之财。虽然该传也有一些不可避免的不足之处,情节失於枝蔓,篇幅失於冗长,但真实性使它拥有自身的重量,会沉淀为那一时代整体记忆的一部分,并最终进入学者视野,成为中国知识份子研究的基础资料。
    
    
    2008年1月3日於上海
    
    
    (刊於08年3月号《争鸣》杂志,作者系上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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