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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的与被烧死的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19日转载)     首发
    自杀的与被烧死的
     ——读刘晓波《尼采的天才与狂妄》一文有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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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綦彦臣
    我认为晓波《尼采的天才与狂妄》一文（《观察》，10月8日），确实是我认识他三年以来最好的文章，因此愿意附庸几句。
    首先要“补充”的是尼采生命终结的史实：1889年，四十五岁的尼采完全疯狂，被送进疯人院；第二年（1900年），服安眠药自杀于魏玛。且不论选择这样结束生命的方式的伦理性，只看他桀骜不驯的哲学亢奋，就足让人为之叹息再三。不过，作为一个对哲学有浓厚兴趣的人，在康德（1724-1804）与尼采之间，我更服膺前者，正像在胡适与鲁迅之间我也服膺前者一样。但是，在这个不太帖切的类比之外，我一直很迷惘，即为什么康德没对尼采发生重影响，而是在康德之后的叔本华（1788-1860）对尼采发生了重大影响。
    难道叔本华是尼采通向康德的桥梁？实际上，尽管叔本华吸引了康德二元论的精华，但是他对印度哲学中悲观厌世思想的“改造”却遗传给了尼采。应当说，叔本华《自然界中的意志》一书（1836）对尼采的《权力意识》（1895）一书之影响，基本上就是一个逻辑关系。晓波的文章重点分析了尼采与瓦格纳的关系，但是尼采之于叔本华基本没什么创造性，不过是一个“抄袭者”而已。
    尼采的命运够可悲的了！我也不想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再去“伤害”已经不幸死去一百余年前的老先生，而不管是叔本华还是尼采，他们提出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在我们作为生命体存在的世界与视界里，有没有超人，即“权力意志的理想化身”。
    这个问题也成为哲学与宗教纠缠不休的难题，甚至是尼采们与宗教争夺话语权的焦点。但是，只说“上帝死了”是不行的，问题是正然是宗教对“超人”的追求，也把自己搞成“说不清”的状态。比方说，当基督教认可世俗权力皇权，规定三位一体时，不但没有导致耶稣与耶和华等价的“上帝恒等式”，反而因为上帝下放了他的权威并寻找代理人，带来了两大缺憾：其一，上帝需要帮助，因此他不全能；其二，既然耶稣作为一个人（神人二性的“人”）可以成为上帝的代理人，那么自然会为其他“人”提供这样的代理机会。
    本质而论，尼采就是这样一个人。与其说他打死了上帝，匆宁说他“僭越”了耶稣。
    费尔巴哈（1804-1874）似乎早就对尼西亚信经（325）以来的危机有着深刻的洞见，所以，他在康德“让知识为信仰留有余地”之后，迅速地把上帝“人化”，称言：因为爱，上帝成了人；也因为爱，人成为上帝。（1841/1843）。如果我们不得不因提起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而再次“伤害”尼采的话，也只能说：与比叔本华小十岁，而又长自己四十岁的费尔巴哈相比，尼采根本算不上是个哲学家，充其量只是一个有些哲学兴趣的诗人，因为与费尔巴哈（及康德）的严谨相比，尼采仅仅是“裸奔的莽汉”，他的哲学也只能衍生出马克思、希特勒那样的哲学狂人与政治疯子。
    时至今日，西方世界在哲学与宗教交集处的两大“最荒谬的真理”，无非是尼西亚信经的“三位一体论”和尼采的“超人论”，尽管两者相隔了整整一千五百七十年。
    就东西方思想的“统一性”而言（比如认可弗兰克“整个世界就是5000年的资本积累史”），任何关于个体的过度偏激，都将人导致可怕的人性灾难，而无论这场灾难仅限于个人或是伤害一个群体。而任何一场（种）灾难的背后，都是一如“尼采经典”式的个人极度狂妄与极度自卑的“化学反应”。这种情绪性“化学反应”高置个人利益（包括非常主观的“诗性化”判断的权力）于事实之上，也即把自我确定为“超人”；“超人理论”的背后，就是：只有“我”才是拯救者，只有“我”才有资格“代天言事”。
    在尼采自杀之前的一千五百三十六年，中国也出了一个尼采式的人物（——请注意我是在“弗兰克背景”下如此类比），他叫介子推，也即中国神话与民俗学领域的一尊“准神祗”。
    寒食节（现在与清明节已经混为一体），就是为纪念这位“准神祗”而设置的。
    介子推之死已是众人皆知的故事，那是晋文公（姬重耳）“好心办了一件坏事”。而双方价值冲突的本质呢，就是重耳认为其成功回国执政是由于人事即随从流亡者的努力不可忽视，而介子推认为那与人事无关，端在于天意，进而像赵衰、魏佗那些人没任何贡献。最后，重耳赏功的道理就是“上下欺蒙”。就历史细节论，介子推并没在流亡集团内，所以他没得到封赏，但没有人敢否认他就是晋国的“超级贤才”。
    受无赏之辱，迫使介子推坚决推拒任何“事后补偿”，并且他还将母亲的生命搭了进去。那场“好心办坏事”的山火，成全了他作为“时代超人”的愿望。在公元前636年之后二千零三十八年，又一个介子推出现，他叫方孝孺，在公元1302年，他以“灭十族又如何”的气概，使八百七十三人成为他的政治殉葬品。
    而正是介子推、方孝孺那类丝毫没有人性的东西，作为“中国版的超人”构成我们文化图腾的一部分，他们所有卑鄙的政治欲望全被包装为“神性的历史”。正如尼采可以把一切交给“权力意识”的理想。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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