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智囊群体如何存在——和王力雄先生商榷（随笔八）/周巨川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10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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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中问答仅为一种写作方法，并非真实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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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民间智囊群体若想在中共治下安然存在并发展，提前预知中共的“态度”至关重要，这方面有什么好办法吗？
答：有啊，吴思先生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剖析人际关系的线索，很值得借鉴，我喜欢称它为“损益计算法”......
问：何为“损益计算法”？
答：简单说吧，你做了件与我有关的事（若无关，我会不理睬），我觉得于我有损，就会反对、厌恶；若有益，就会支持、喜欢；若损益相当，我会持“静观”态度；而且我反对、厌恶或支持、喜欢的程度，和此事对我的损益程度成正比，这就是损益计算法。
问：了解损益计算法有什么意义？
答：意义太大了！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对与己有关的事都会进行损益计算，而且计算得很“精确（真的是十分精确，不信可以细细体验）”。这种计算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悄悄”进行着，不易察觉，如有人不明就里，往往会很被动，对他人的“反馈”常常失于准备，仓促应付；而一旦充分掌握了此法，就能对处理人际关系游刃有余，潇洒自如。
问：人们对事的态度完全由损益计算结果决定吗？
答：不尽然，计算结果只是“基础筹码”，还有其它筹码参与其中，情景恰似天平，两端各有不同数量、重量的砝码参与......
问：能否举个实际例子？
答：比如古代的皇上冤屈了臣子，最多宽慰几句了事；若臣子以同样方式冤屈了皇上，则要杀头，为何如此不公？因为这里有个分量极重的砝码——等级身份——起着作用，使得前者只是“稍微失衡”，略做表示即可平衡；而后者则是“极度失衡”，不杀不足以“找回平衡”。
问：听你这么说，使我想起易经里阴阳平衡、失衡一类的概念，似乎很相像啊？
答：本来就是。大自然的规律是统一的，在哪里都一样。吴思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在“人际关系”方面发现了“这个规律”，于是便把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的诸现象梳理得清清楚楚，十分的精到，建议你有空好好看看他的书。
问：我也久闻吴思大名，有时间一定好好领教。这么说来，损益计算法放之四海而皆准？
答：绝无例外。
问：对“圣人”也同样适用吗？
答：规律对谁都一样，只是圣人一般学识渊博、胸怀宽广、目光远大，所以计算出来的结果和普通人会有些差别。
问：有实例为证吗？
答：有啊，就说贞观时期的魏征吧，常常顶撞太宗李世民，可太宗还是很喜欢他、尊重他，因为太宗是圣人，知道魏征实际是为他好，是为江山社稷的长远利益考虑......
问：换了普通人就不行？
答：当然，如果魏征顶撞的是隋炀帝，有八个脑袋也被砍了，因隋炀帝是个普通人，只知道眼前利益，在他的计算公式中根本就没有长远利益这个“砝码”。
问：这么说来，损益计算要明确分为“圣人损益计算法”和“普通人损益计算法”两种，不然用错了可要出大麻烦？
答：一点不错，这方面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问：那么对中共应该用哪一种？
答：我不否认中共内部有些人可能具备圣人的某些素质，但绝大部分应该说是普通人，所以还是用“普通人损益计算法”为宜。
问：也就是单纯以眼前利益为计算砝码？
答：应该如此。
问：上次谈话你说要“正面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失误之处”，可是大大侵犯了中共的眼前利益啊？
答：这不假，但有另一砝码可帮助找回平衡。
问：什么砝码？
答：确立21世纪新共产主义理论啊！虽然我们批判马克思主义，有损于中共存在的合法性，但我们同时立起一新的共产主义理论，对中共又是强有力的支持，“二者相抵”，不能达于平衡吗？
问：恐怕不能。要知道，正面批判马克思主义，相当于在封建年代直言批判孔圣人一样，这个砝码也太重了，岂是轻易就能平衡？
答：事情恐没你想象那般严重，因为今日中国已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难道你没注意到，如今的中共在没有改变理论旗帜的基础上，已很“奇妙”地走到了“原理论宗旨的反面”吗？这意味着说，新共产理论表面看似乎是中共的异端，而实际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派（极左派、左派）”才是中共心目中真正的异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领导层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由于有了这一转变，所以传统马克思主义这个砝码已经没那么重了。也是由于这一转变，使中国有了“千载难逢”的可以和平变更“统治思想”的契机。
问：就算这方面能平衡，那么民间存在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体，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多少也是一种威胁，这方面如何平衡？
答：实际问题不存在，因为这个民间智囊群体有明确规定，凡加入者，必须“终生保持老百姓身份”，也就是说，终生不得加入任何政党，也不得参政，只准“以思想服务于社会”，因此没有与中共争夺执政权问题。
问：是专为打消中共疑虑而做此规定吗？
答：否。这个智囊群体不是专为中共设置的，而是“为全人类打造理论”的，所以不仅不能参党、参政，甚至连国家、民族概念（比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也不能有，否则就无法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
问：话是这么说，怎能保证参加者不会中途变卦？
答：中途变卦者，须公开申明退出群体，而后想干什么，便和群体无关了。其实问题未必如你想象般严重，一旦某些事成为“妇孺皆知”，就会对当事者产生约束力，形成“掉头难”局面，比如旧时的高僧大佛，能还俗问鼎皇位吗？
问：这倒也是。那么为使中共放心，还考虑了什么措施？
答：可以邀请中共派代表“入驻”，以便其随时掌握群体动向，还可随时有事商议，互相配合，共同努力把中国的事做好。
问：别的政治派别也可入驻吗？
答：只要是合法组织，当然不拒绝。“思想群体没有秘密”可言。
问：是啊，搞思想的有了秘密，就一定是出问题了。还有需要做到的吗？
答：再有一点，无论损益计算得多好、多精确，如果开口尽是偏见，也无法见容于他人，所以还需尽力做到“中庸”。
问：最近这段时间这个谈中庸，那个也谈中庸，到底什么是中庸啊？
答：如果按我理解，中庸即是“绝对没有偏见”。
问：有人把中庸理解为“恰到好处”，你意如何？
答：其实二者是同一结论的两种表述，你想啊，有偏见还能恰到好处吗？
问：绝对没有偏见，那不成上帝了吗？
答：“像上帝般公正”，正是中庸所要表达之意。
问：做为“有限物”的人，怎么可能做到啊？
答：“终极做到”当然不可能，但可以通过尽力减少偏见来趋近之。
问：可这世上没谁会认为自己有偏见啊？
答：那要靠自己悟了，偏见不是想避免就能避免的。
问：有防偏的办法吗？
答：做好两点能有效防偏：一、超脱利益因素干扰；二、“站位”要高。
问：何为超脱利益因素干扰？
答：也就是不能站在个人利益或某小群体利益的基础上考虑问题。
问：为什么“站位”要高？
答：若要“立论公正”，仅有公正心还是远远不够的，其实做到中庸极难，没有“通透天地”、“洞穿乾坤”的本事，就别想做到。
问：那也太难了，怎可能做到？
答：至少也要“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这是可以努力争取的。
问：假如这些都做到了，这个民间智囊群体就能在国内立足了吗？
答：“理论上说”，应该是能了。
问：如果还不能如愿呢？
答：说明历史条件尚欠成熟，还需耐心等待。
问：这次谈话是否已到全文的收尾阶段？
答：是啊，话已说得差不多了。
问：最后你想和王力雄先生说什么？
答：王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民间学者。其父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但从他多年来所写的大量文章中，我们丝毫看不到有参杂个人恩怨之处，看到的却是一有良知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以及悲天悯人的宽广情怀......
问：你对他的“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设想怎么看？
答：我认为是一大创举，很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和平转型起到关键作用。只是我想补充一点，方法只能解答“应该这样做”，还需辅与“为什么应该这样做”，否则人们从根本上就不接受方法，更谈不到去践行了。
问：何以解决？
答：需要将这一方法纳入一完整的思想体系中（或曰信仰体系中），并以此赋予它“合理性”。人们透过信仰体系理解了它，才有可能积极付诸实施。
问：你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王先生有帮助？
答：我是这样认为的。多年来，我的研究一直偏于抽象，很少做具体、精细的分析，如能和王先生的研究成果合而为一，正好能互相补充。
问：那样一来，政改的两大基础——理论与实践——就都具备了，是这样吗？
答：我以为是这样。
问：那么你想和王先生怎样合作？
答：在当今中国，确实需要有一“站在局外立场”的民间智囊群体来协调“各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否则很难想象能走出困局。我甚至认为，中国能否避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理想的结局，以及能否走出“新气象”，此举当为“决定性”的一步。至此，我想邀请王先生以及其他同仁一道，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积极努力。
问：有成功希望吗？
答：怎么说时代也是进步了，以往不可能之事，如今未必就不可能了，成功与否，不妨试探一下嘛。
（全文完）
作者：周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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