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衍:《三十六計》對中共的攻略
(博讯2006年9月18日)
《勝 戰 計》
(博讯 boxun.com)
（1）阿衍:臺北政府《瞞天過海》應能教化大陸士子
韜光養晦對於中國的臺北政府來講，已經不是什麼陌生的辭彙。在大陸，江胡幫辦面對外人的侵略美國人專抽他們的猩猩臉時，雖然嘴上也是韜光養晦但內裏確實沒有多大的能耐不得不蔫著腦袋地掩耳盜鈴。因為，他們在國內，由於投機鑽營、貪圖享受大耍流氓手法，已經完全與民眾的利益對立。達從鄧家幫利用華國鋒非法下流的軍事政變之手段來抓捕毛派的主要成員以後，他們就開始走上了公然與人民為敵的道路——不管他們的做法是否正誤。而棲息臺灣的臺北政府至從在大陸不得民心的蔣派採用卑鄙的手段絞殺國內異己以後，也就註定了敗逃的結局。要不是美國的傾力援助和據說是孫大總統的遺告、在萬不得已時撤到臺灣以圖東山再起，才能繼續有望經營中國大局的教誨，那麼臺北（國民）政府的徹底滅亡的運數也就只能到來。
可是，鄧家幫這些匪徒的愚昧無知不僅不接受這樣的經驗教訓，反而又走向反民眾這樣的老路，不怕與國民對立，這種炒不熟的本性也就決定了鄧家幫（我之所以說鄧幫已經墮落成幫派，是因為鄧幫勢力已與毛派、國民完全對立了）的最終滅亡，也就自然給予了臺北（國民）政府從新經營中國大局的有利時機。
不過，只因陳水扁先生的政治謀略不是很切合大中國實際，導致了中國尋求民政前景仍不十分地明朗。可我們看得也很清楚：陳水扁總統的宗旨是營造臺灣國，這在綱領上的不準確也註定了民進黨勢力的逐漸衰敗，導致了中國的政治局面對於國人來說，很不理想。幸虧有在黨派的理性制約，自然也會給中國從新帶來新的政治氣息，使大陸民眾也看到了臺灣的希望也是大陸人民的希望。
而且，臺北政府如能轉變現在的政略就能決定臺灣仍能經營中國政局的路數，並使大陸絕大多數民眾都能看到自己還會有救，還能在臺北的指導下從新改寫大陸政策來奪回自己的實際權力和實際利益，那麼，到了這個時候，鼎立中原對於臺北政府來說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了。同時，對於大陸民眾來說，與臺北政府結合起來，也是結束邪惡統治的一種需要和更有利的時機。
在我們中國，不少人十分崇拜西方，認為西方制度比我們中國的制度好得多，卻看不准哪些好得很哪些並不適合於中國——這也是關鍵性的問題。我們都已看到，蘇聯的和平演變已經告訴了我們它們所存在的弊病就是大多數人依然得不到實際利益。這不奇怪，在尋常人的心裏，少數人富起來總是需要多數人犧牲掉共有的權利。在我們中國大陸，鄧家幫雖然沒有公開地承認這一點，又不受國人權威地監督和制約，其結果不是這樣麼？為之鄧家幫在大陸又最不得民心，所以我們在設計國家政略時，應該考慮把不利於群體利益的理念和章程剔除掉才能贏得民眾的廣泛支持。
我們都清楚：在中國，不論是誰，只要他失信於民，就很難避免搞只能符合自己利益的私有化，而這種私有化又不如西方的私有化的地方是不允許多數人公平地進行利益競爭。雖然都是私有化，豈能不有質的區別？
在我們中國大陸，採用讓少數人富起來的法則而多數人連基本生活保障也沒有，才形成了鄧家幫殘害國民的政治格局。所以，國內的動盪已屬必然，不可抗拒的了，我們沒有必要再在這方面加於質疑。同時我們已知，鄧家幫利用什麼樣式的卑鄙手段來維繫自己的生命？我們更知道，只要它們是踐踏人民的合法權益、都不會有好下場。不論誰，只要綱領是犧牲大多數民眾利益的無賴綱領，必然就遭到大多數國人的公然反對。所以在大陸，鄧家幫不開放黨禁、報禁、公平競權的這一合理的政局就是因為它們根本就不接受西方的私有制度，更不問民眾的死活。也是說，在鄧時代裏，不論誰來執政，都不會放開利於民眾權利的政策，一旦放開，就影響不了他們的巧取豪奪、貪汙多占的條件。況且，在今天的大陸上，倘若任由民眾來決定國家命運，不僅鄧家幫要失去權力，而且還須對簿公堂。試想，鄧幫匪徒會自動接受法律的制裁嗎？就憑它們那鼠肚雞腸的流氓心態？
也可以這樣說，到了人民掌握國家政權的那一天，就用現在它們制訂的法律法規，就足以使百分之九十九的鄧家幫的惡徒被法律制裁。試想，鄧家幫它們敢接受國民的管理嗎？所以，我說，不全是鄧家幫所制訂的法律不行，而是鄧家幫根本不能受法律的約束。 再就是：中國的憲法應該被權威地執行。若想被權威地執行，憲法首先就必須增加幾條保障民眾權威的條文，才能制約官吏不走邪路。
如今，我們都知道，鄧家幫滅亡的日子並不遙遠，和它們註定滅亡的是什麼命運，就應該更加理解為什麼它們要滅亡，和我們怎樣推動和加速其滅亡的速度。同時，作為決定臺灣命運的陳大總統們，就應該能自動反省以往的經驗教訓和怎樣才能從新在大陸與鄧家幫的現實代理、胡幫辦以較高下，和怎樣能使自己的勢力強大起來？同時我認為，陳總統的民進黨在臺灣得民心就是能給予臺灣民眾更多的自由，只不過搞台獨影響了些聲譽。民進黨如果不改弦易轍，就很易使臺灣進入無益的戰爭。何況，民進黨還忘記了自己的光榮使命不是僅僅的為臺灣人民服務，還有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大陸民眾也在等待臺北的拯救，懂得大陸民眾會有一日簞食壺漿迎接臺北政府移府北京。而僅僅局限在欲建立島國的思維中，並不會得到臺灣民眾更多的支持，因為較多的臺灣人並不是不愛自己的大陸，或樂意接受民進黨現實前景；不知道，臺灣民眾和大陸人民雖一樣噁心鄧家幫的存在，並不說明臺灣民眾就不想擁有大中國，更不要說消除鄧家幫再決定中國的命運了。我認為，臺灣許多民眾雖然不願意祖國統一，不外是不接受鄧家幫的要脅與利用，或受到傷害。大陸民眾不也是不願意接受鄧家幫的要脅與傷害嗎？雖說他們暫時還真的制服不了鄧家幫。那麼，既然心思相同，為什麼就不能合作起來、並肩作戰呢？
我看《三十六計》中《瞞天過海》是這樣說的：“自認為防備周到的，容易產生麻痹鬆懈的情緒；平常看慣了的，往往就不再懷疑。秘密蘊藏在暴露的事物中，而不是與暴露的事物相排斥。非常公開的經常蘊藏著非常機密的。”
是的，每每看到這裏，我總是掩卷沈思。是啊，我們的中國，到了現在，國民還是多災多難，我們這些欲往政治家陣營靠近的人，為什麼就不能在我們大中國的現局裏深有所悟呢？雖然胡幫辦對國人的反抗仍是殘酷鎮壓，但它們致命的弱點就是不論它們如何“與民同樂”地四處做秀，若想從新獲取廣大民眾的認可與支持，已是不可能的了。因為，直到現在，胡幫辦不僅使殺害人民的兇手不僅不受制裁，反而成了利益獲得的強項擁有者了。並還繼續起動著國家血腥鎮壓機器，使廣大人民繼續受害。
我們都能看到，鄧家幫的監獄至今還關押著民眾的英雄和民眾的尋求自由信仰不同者。這一現實告訴民眾，與胡幫辦友好或想得到胡幫辦的憐愛，分明是與虎謀皮。那麼，理性了的廣大民眾的反抗也就只能是此起彼伏了，雖說沒有多大的成就。可一旦臺北給予強有力的後援，以及有效的指導與培訓，能做大陸民眾的後臺老闆，那麼，胡幫辦的厄運也就自然地到來。
同時，我看到了臺北政府在與胡幫辦交道上，的確是採取的韜光養晦政策，並且還很不錯。同時，鄙人在拜讀彭康成的“中共的真正對手並非陳水扁而是馬英九”時，感覺是不以為然。在今天，陳總統一樣能夠與北京較量，只是所採用的方法不同。鄙人也知道，陳大總統最不願意做的就是出賣臺灣利益，不外就是對剷除鄧幫建立公共政權方面缺少點信心。這是因為他沒有遇到能使他充滿信心的政略家指點迷津的緣故。也是說，一個人再聰明，不可能面面具到。陳總統只要記得剛上任時說的話：只要行使民政，遠則就會來！那麼，中華民族已經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了，那些欲鄧幫亡路的能不來嗎？在這裏，我還想說的是：如果臺北政府要想打敗胡幫辦，縱橫中原，就只有與大陸民眾聯手共同作戰，並能依靠大陸壯士在爭奪大陸陣仗上立見成效。事實上，中原逐鹿沒有個良好開端真的不行，而憑臺灣的那些力量，若欲在大陸與鄧家幫進行極限較量，不能使大陸民眾積極呼應和把更多的反對者採用各種方式地武裝起來，真的不行。同樣，大陸的壯士，如果不知道投靠到臺北的麾下來一番作為，也是不智的行為。因為臺北的政治主張與我們的主張沒有什麼質的隔閡。
當然，這就需要大陸壯士擁有積極的有益行動，並能得到具體方法的應時訓練，和應時的指導，而不是停頓在是否統一問題上的爭吵，因為統一是大勢所趨，不論是和平統一也好，武力統一也好，兩岸特殊的地理位置，歷史淵源等等因素決定了兩岸遲早要歸於一統。只不過這種一統已經不是北京所想像的一統。它已經是葬送鄧家王朝、陸實現全面民主政治的先聲。而幫助大陸民眾起來反抗，使大陸的壯士有事可做，是臺北政府應能首選的課題。以我所見，總統先生也會有這樣的想法，只不過還需要一些具體人一同與其能夠有效地作為而已。
是的，這也不是平庸的政客所能理解了的，就如李登輝吧，我不知道他愚蠢到能以日本武士為榮卻不知道政治家要比武士要理性得太多；或是說，政治家也不可能與武士等同水準。而真正的政治家最起碼是能善於見微知著、由果推因的智者；我不知道，臺灣民眾當年怎麼會選這樣的人來做臺灣的大總統。肯定是蔣經國先生老眼昏花，一手決定了臺灣的這段羞辱的歷史。就如同毛澤東決定了鄧小平的命運，鄧小平決定了江澤民、胡錦濤的命運一樣，都不是出自理性的抉擇、又是太令中華民族感到十分羞辱。這樣的人，除了會出賣國家利益成為它國子民或踐踏民族聲譽以外，還有什麼值得吹噓的呢？況且，他們在印證真章的時候，能鬥過那些胸懷坦蕩的政治家嗎？我說陳水扁能做臺灣的總統不僅是臺灣人民的福祉，也應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福祉。
關鍵是：陳先生還需要許多更有智慧的智囊扶植；需要擁有更多的政略來充實自己的指揮中心。同時，中國更需要臺北政略的準確對大陸進攻的有益性；能夠在保護自己的前提下，進行新的政治革命。同時，臺北政府在教化大陸壯士如何革命上還是臺北政府積極運作的事情。想到這裏，我感覺《瞞天過海》在我們的大腦裏不應局限在對時世“蒙蔽”的狀態上，它還具有囊括整個中國世界的涵義，使我們的總統先生不局限在過去的狀態中而不能擒獲未來。並能禮賢下士地接受成長在大陸的智者，使他們能在總統先生的大旗下迅速地建立功勳，服務於我們的中華。
當然，迷糊一點並沒有什麼，反比太聰明瞭卻無法獲取利益要好得多。
(2)阿衍：《圍魏救趙》裏的中國經略
在政界，通常我們並不把經濟戰線蘊藏著的政略提取出來進行新的錘煉然後再進行新的入時演繹；也不仔細或能夠有些耐心地研究其中的過程所需要的內在的奧妙，因為商場裏只有為經濟效益地爾虞我詐，卻不覺得與官場上的弑伐與金錢反到有什麼直接的聯繫。事實上我們也知道它們的依存關係又割捨不開。並且，人們更不願意想像《圍魏救趙》與當今中國政治策略為什麼能搭上因緣。而《三十六計智謀大全》中的《圍魏救趙》的譯文是這樣寫道：“與其攻打集中的正面之敵，不如先用計謀分散它的兵力，然後各個擊破；與其主動出兵攻打敵人，不如迂回到敵人虛弱的後方，伺機殲滅敵人。”
凡是研讀兵書的人，都不會忘記過去的許多著名戰例，更知道著名戰例之一的孫臏之所以與龐涓為敵，並不是雙方沒有友好共處的條件，而且也能與之共同的建功立業。可是，心胸狹隘的龐涓不僅沒有這樣做反爾利用孫臏的剛入道傻傻的心態進行了最卑鄙的欺詐與殘害。倘若不是孫臏忍辱負重、報仇心切，恐怕真的應了龐涓的局成為龐涓成就功名的犧牲品，再加上龐涓自己的氛圍裏的人都看不慣了，把個中機闊點醒了孫臏，才使傻傻的孫臏沒有被賣了還幫著點錢地成就了另種歷史個案。
也是說，路見不平自有人踩。龐涓再權威只要他已不是東西了也自然讓眾人不把他當“盤子菜”了，不是嗎？他的手下並不見名的點醒了孫臏不再傻傻的幫助龐涓“點錢”的根本原因不是孫臏不會了而是知道了奇恥大辱竟然是自己的師弟因為沒有遠見的疾賢妒能而起了很大的作用。換回來說：是因為孫臏自己欲在世間也想有點功業，卻忘記龐涓不需要他成名獲利，因為他的成名獲利似乎直接影響了龐涓的名利了。
胡幫辦今天的此時此刻也發過善心，恩賜了一些窮得叮噹響的人一袋白麵或一袋大米或一個紅包（儘管錢物不是他們鄧家幫的，還是我們民體的），也讓我們的沒有脊樑骨的人萬分地感恩戴德，差一點沒有跪下“哲”地表示十分地馴服，但還是對著攝相鏡頭表示了對主子假惺惺的“善心”十分地感激。這種有奶便是娘的人，只要讓他們活著，打斷脊樑骨也不會怪罪主子的如此恩典，到是主子過意不去地給些賞錢，算是給予奴才一些經濟補償吧。
這裏所說的不是胡幫辦不“仁慈”，而是對聽話的人確實有幾分的“仁慈”，但你必須不能說原本是你創造出來的就是你創造出來的，應該說是你主子的功勞，所節餘的東西也是主子的而不是你的，更不能與主子搶鏡頭講明白是自己的心血，否則你就應該到監獄裏去，或則你有人到國外去，到臺灣去，因為大陸沒有你的立錐之地了。不是嗎，那些民運的朋友和非暴力的追求權利者，不是還沒有“民運”和得到原本就應該有的權利就被關進監獄了嗎？或則被趕出了國門？即使並沒有影響江幫辦的法輪功的練習者，就因為說明不與主子爭利益而主子覺得有爭名聲之虞、不也把不聽話的統統的關進了監獄、或勞教所或瘋人院了嗎？就像大名鼎鼎的高智晟們，不就是不服官吏的胡作非為而被抓捕了嗎？更甚的還把那些不服軟的害死然後當成器官商品出售了嗎？而且還能人還活著就摘下器官給胡幫辦們換些吃喝嫖賭、升官發財的錢？！
也是說，我們在維護自己的利益中，與鄧家幫的衝突很難避免。因為，人家需要的不是小名聲，小利益，這就得讓我們犧牲我們的許多利益甚至把屬於我們的本體器官也都變成鄧家幫的商品才能填上它們的欲坑，你還不能說是它們掠奪了你、殘害了你、侮辱了你。要不，你就準備著到他們的監獄裏去。並且，說與做甚至想，都不行。更甚者，腹誹也是罪。好多人還不知道，鄧家幫最怕的雖然不是腹誹，但它們一旦找到了你的蛛絲馬跡，就會毫不猶豫的讓你腹誹不了了。這樣的事，在我們的圈子裏所經歷過的不是少數吧？而且是我們不僅要做狗奴才，還須不能是有個性的奴才。在今天，依然是從我們的民族的小成員剛下生，甚至還沒有下生，就進行了胎教的怎樣做奴隸而不是怎樣別不聽主子的話，或一定要乖。從我們的學校，到我們的社會，民眾必須被馴化、被黨化，被產品化，所以，中國不出與主子犯沖的人才就是從娘胎裏爸媽就告訴了他與主子不能有犯沖的思維，更不能有犯沖的舉措，方才有望平安無事，皆大歡喜，否則你就一線希望也不會有。當然，主子需要你付出你的本體也不能說“不”才行，否則一樣的不是好奴才，一樣的會關你殺你讓你灰飛煙滅地在人類上沒有了蹤跡。而確實有個把敢動逆鱗的人是因為中華民族也很需要繁衍聲息並能健康地、絕不了種地持續下去，才不得不有了些生機。這是上帝不願意我們的民族滅亡、才使我們的民族產生出了一批寧願掉腦袋、也要掀掉惡主子的鱗片、抽出龍筋的人，好使我們的中華民族不至於中途消失。
可是，在現實中國大陸上，我們應該用什麼手段不是撫摩逆鱗而是拔下逆鱗抽出龍筋、好使胡幫辦服服帖帖地不再做“主子”而能做案犯呢？我說，《西遊記》裏的“小哪吒”別看他年齡小，他能拔下逆鱗抽出龍筋來，不僅還能拔下逆鱗抽出龍筋來，還能使張幫辦裏幫辦王幫辦們看到人民就害怕就乖巧，做事也就安分守己、不會再今天辦地為非作歹、禍國殃民。不過，說歸說，對付胡幫辦我們的人千方百計地在做，並沒有把其打的服服帖帖，反而更無恥兇狠卑鄙咬人。可這時，卻就有人站出來要我們對胡幫辦講些仁慈，卻不說鄧家幫不講人性他該引導國人怎樣制止，這就有點特務之嫌了吧？我看讓胡幫辦自動拔掉獠牙或繳械投降最對，誰能做到呢？對其講和諧的人能嗎？我看給邪惡之徒講仁義道德又能使其“放下屠刀”分明是癡人說夢、掩耳盜鈴，而僅靠我們的軟弱來感化惡魔、改變現狀又是不行，在這萬般無奈之時，也就不得不具有“哪吒”的本領，才能使胡幫辦不能繼續作怪害人。
那麼，怎樣才能具備“哪吒”的本領呢？我認為，首先我們要會造勢，要能有個孕育“哪吒的母體”。劉曉波先生說對了那麼多的話，有一個論點更正確：“中國自由的希望在民間”。他認為：“由於當局的長期剝奪與壓制，‘民間存在著強烈的政治參與饑渴’，只要民眾能夠持之以恆地開展真話運動，就能解構當局的獨裁統治，建立憲政民主制度”。這也是鄙人所說的是造勢已具有的最基本的條件。但有了最基本條件還很不夠，遠遠不夠。因為民眾光會說不會練，對於不屑民說的胡幫辦沒有多少用處，還要有會做的應時產生出應時的智慧才能打破今天的這一被動的僵局。那就是我們能促使胡幫辦不得不允許民眾具有自由發展的天地。而這種自由天地胡幫辦不會輕易給與，可雖然不給，由於民眾自己也擁有了製造的本領，所以胡幫辦在不得不給的時刻會自然地妥協的，我們還需要給胡幫辦製造不得不妥協的前提或條件，這個前提或條件也已經有了一些，例如胡幫辦給我們提供的發展經濟或讓我們在經濟領域裏站住腳跟，儘管它們也對我們監視和利用，可它們沒有理由對我們的經濟活動舉起屠刀。再說，國內的許多壯士並不怕胡幫辦的邪惡，也想積極地與之鬥爭，可是他們缺少的就是對路的做法和必有的第一桶金。
有君說：不能在發展經濟上與胡幫辦沾邊，我說不對，關鍵是你應該怎樣發展？怎樣沾邊？而不是拿著“銀子”去填胡幫辦匪徒的欲坑。還有我們應當看到：胡幫辦雖有欲坑，但它們的大嚼已經使它們自己很是消化不良，我們只要略施小計，就足以讓胡幫辦從胃裏尚未消化掉的大部分經濟利潤吐出來，當然我們還得有讓它們“反胃”的功能和手段，才能避免捉雞不成反失一把米的效果。當然，這也有風險，畢竟，胡幫辦還張牙舞爪地活著，還沒有被我們抽掉魔筋，按在砧板上。不過，我們也已到：胡幫辦已經到了苟延殘喘的程度，並被人民的感情與厭惡逼進了死角。剩下的，就是我們該做的是一絲絲地蠶食它們，消化它們，雖不能過激，但不能對這具龐然大物而無從下口。有了這樣的想法再有了這樣的做法，胡魔再大，我們的萬萬饑渴的嘴唇還是不夠濕潤的吧？
在這裏，鄙人鄭重地再說一遍：發展我們的經濟，並不是把我們的資金投資到胡幫辦的領域裏只能給它們充氣擺樣子工程。不僅如此，我們還要讓它們把原本是我們的都變相地交出來。而能讓它們吐出來的任何方法都已正確。不要因為不合我們的正統或規矩反被我們愚蠢的捨棄。也是因為，在“兵家”的心胸裏，沒有仁義道德不能服從於生死存亡的利益上的。而作為我們，只有怎樣讓鄧家幫倒掉和奪回我們的利益才能驅使我們的同盟去做更正確的事！在這裏，我所闡述的《圍魏救趙》的技巧就是不要偏重於政治領域，還要轉一下我們的政治視角，方能獲取我們尚未獲取到的謀略與利益；才能早日把胡幫辦打下台去，送到法庭上接受民眾的審判。
（3）阿衍：看官家《借刀殺人》和中國的殺理
我國擁有的殺人歷史也是人類非常悠久的野蠻歷史。早在戰國時代（之前也有不少的殺戮），各國已經是互相殘殺到了頂峰，這且不說，我們都知道，論殺人如麻的，要數秦朝的贏政，白起，楚國的項羽，晉朝的司馬家族，元朝的忽必烈，明朝的錦衣衛，清朝的多爾袞，國民時期的袁世凱、蔣中正，我朝的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等等等。這些都是用殺人解決問題的高手，無不認為把對頭從肉體上徹底消滅是最高明的手段。
現在到了胡錦濤時期，這個不苟言笑的偽君子，他所做的事情依然沒有脫開這種殺人政略，所不同的現時期人類文明能把人體器官根據有錢有勢人的需要互相仿移植了，他的徒子徒孫們知道了不再把人體器官廢棄了而已，仿佛只有自然的弱肉強食的生物鏈乃是最至上的智慧，而且他所採用的方法還很青出於藍更勝於藍。是的，看到共產黨竟有這樣的墮落腐朽的子孫，毛澤東們的在天之靈因有了這幫繼承者也該安息了吧？
說回來，我們做百姓的，歷來對王家殺人不感到憤怒，頂多只有遺憾，或惋惜，而對殺人魔王總稱其為是人間太敗壞，太做了孽方應有了這場浩劫，到了魔王不得不出世；不認為我們民族本身的愚昧無知已經決定了我們自己給自己的家族多製造些血腥是我們的不知不能的緣故，又偏偏寵信自己的歪理學說，好象劊子手殺人是人類生存的需要，或是優勝劣汰是上帝給我們立的再好不過的規矩；更不認為衰弱者也有生存的權力，並把自然的弱肉強食這一生物鏈一層不變地搬到我們的中國家族裏，好象這是符合人類法則的至上寶典。
我們知道，開國立業的殺人是憑著大家的智慧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做些，古時英雄與百姓的大腦不怎麼開化，認為只有讓別人屈服才能形成自己的生存圈，所以，也就只有大開殺戒，讓不屈服的人都變成他們的刀下之鬼，使苟且偷生的為他們服務。而強者殺人對軟弱的人群來說，確實起到了震懾作用。不屈服者，也就只有被殺死了局。所以，過去的不屈不撓的民族英雄總是悲壯地結束自己，成就著千古絕唱。讓我們後來人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紀念他們，效法他們。然即使那樣，當時的兇手卻並沒有多少心計去《借刀殺人》，《借刀殺人》只是在近代才更顯現出它的奧妙來，特別是在今天，中共的晚期導演的又最登峰造極，因此我們這些弱勢群體，也就只好受害了。
不過，在我們的三國時期，可能《借刀殺人》的技巧已經相當於奇妙，因為我認為戰國時代的人對《借刀殺人》還比較生疏，即使到了三國，也不是非常地駕輕就熟，不外是我們的後人添油加醋地誇大了奸詐與狡猾，讓寫書人把現代的卑鄙融合到過去裏去，成功地引導人們相信前人比後人機敏卑鄙得多，以遮後人之醜陋。而事實不是這樣，我們看到的古人的事蹟並沒有多少卑劣，還不如毛澤東時代有點狡詐呢？用毛澤東的話說，他們所用的害人整人手段不是陰謀而是陽謀，所以我們都是被蒙蔽者而已。牽於此，使我們沒有太多的權力去嘲笑古人，因為他們所擁有的智慧並不比今日多多，他們想學今天類似的計策，並不具備現代條件，也只能在他們的時代裏在摸索中得到些他們的較簡單的策略。
而到了江幫辦時期，江戲子也想弄點狡詐，但他畢竟把心思用在攀爬娘們肚子的時間太多，即使有個羅幹為投其所好，弄了個“天安門自焚”陷害善良人群，給廣開殺戒個口實，但羅也是讓他更弄巧成拙，使他沒能及時地杜絕導演了一則讓人笑不起來的歷史醜劇。而同時在朝為官的胡錦濤，他是啞巴吃餃子心裏有數，問不了的就不問，讓他們鬧去，才更顯得他的文雅高潔。那時，狐狸的尾巴夾在褲襠裏，不認真看，便看不見那點毛膩，儘管在西藏也動過刀槍，喋血過血腥，啃過不幾塊的人骨頭，畢竟內陸被鄧家幫封鎖消息，那時的互聯網還沒有普及，瞭解真象的人自然也就太少太少，大家也就不覺得胡有什麼歪壞了。
但是，太石村的流血事件還未等江某人舔幹善良人的血，就又有了胡錦濤再讓國人流血、才能延續與發揚中華民族的殺人歷史。特別是：地方長官張德江一旦進入新的胡常委幫子，也就更能看到了那個不露聲色的胡錦濤也是沒有離開殘忍、奸佞，需要民血滋養容顏、狼的本性。在這裏，我認為，他比江澤民狡詐卑鄙得多。他知道：一不攀爬娘們的肚皮；二不對名氣過大的直下殺手；三不在國外充當戲子；四對自己的官吏不擺架子；五顯出自己的清廉；六能最不要臉也要堵住眾人的嘴巴；七就是說假話也不臉紅。
我們知道，項羽、李逵，都是以殺人為樂的人，後來不得不自殺，他們分明有理沒理地先殺了再說，即使懊悔也是做完、也就只好如此。特別是李逵，《水滸傳》裏，他是只會殺人，不問為什麼，也不管對方做什麼，一對板斧一路地鳥砍去，死傷的是誰，那才不是他要關心的事情呢！當然，這種人物，只能是小說裏的人物，不可能他比人家多幾個腦袋，人家就不能取他的項上豬頭。到了鄧小平時代，鄧的“一對現代的板斧”對著學生、市民，毛派的人，也是一路地鳥砍來，雖然是更加現代化了，用不著親自用手，但骨子裏，他與施耐安筆下的李逵又有什麼區別呢？
想想中國的人類歷史，我感覺，不會殺人的官家沒有，仁慈一點的，也是要變著法子殺人，不然的話，可能得不了天下，或坐不穩獨裁的黨天下。要不，他們的腦袋這麼靈光，怎麼還要結這麼多的仇怨呢？
趙匡胤本來就不被我們後人高看，但他有一點做得十分地好，就是讓自己的功勞大的人交出權力時並沒有殺戮，也可能他是師承李世民，對自己的功臣不開殺戒，可又沒有李世民的手段，也就只好用榮華富貴來賄賂或拉攏功臣，甚至用結兒女親家來鞏固自己的皇位。而明朝的朱元璋，他就不行，還是要一路地殺來，才能安定自己的江山，結果，二百年後，朱家就徹底地絕了種。再說清朝吧，它對反抗者的殺戮和對自己的官吏總是恩威並施，所以，我們都知道清王朝殺人，卻不知道殺了幾個功臣。只因不體惜民情，依然地私天下，到了不足三百年，雖然沒有絕了種，可權在哪里？財富又在哪里？
如今，我們的官家殺人歷史是否能變更一下呢？我又看到了耶穌教義，李洪志的《轉法輪》，都不崇尚殺人，所以，我尊重創教者，儘管我不可能成為它們的信民，至於基督的執行者變著法子殺人還是後來人的事，不能只怪罪耶穌基督。而李洪志的法輪功學說，雖然是佛教的範疇，但我感覺到它的存在正是改造中國官家殺人行為的好教材之一。至於官家不欣賞還在迫害、絞殺法輪功弟子，這恰恰說明瞭官家仍然不願意放棄自己的殺人醜陋和茹血習性，並且還要繼續演化下去。
說實在的，只要擺在同個位置上，論殺人，我認為再簡單不過，只要不怕死亡的人，殺個把人，還不是如屠宰一隻雞地容易？可是，用不殺人的辦法能服眾者，可不是誰就能做好的了。以我看，凡是大是大非，大有大的難度，小有小的不能。就拿今天的胡錦濤來說，他不也是需要用殺人來解決一些問題嗎？因為他除了殺人，真的沒有更好的辦法來解決實際的問題啊？最可恨的是：他要與袁世凱有相同的理念，殺起人來，並不直接出面。例如：在廣州太石村殺人，過去，我們一直認為是羅幹、周永康故意給胡錦濤製造麻煩，今天看來，沒有這麼簡單。因為，動用坦克羅幹、周永康目前還沒有這個權力，而敢下如此命令，羅幹、周永康不得到胡錦濤的同意，他們也沒有這個膽量，事實上，只有胡錦濤才有這個權力和膽量。而那個廣州的地頭蛇張德江，曾經也被我們誤會過，其實他若沒有胡錦濤的默契，也沒有殺人的膽略，這不是說，他怕人民造反，而是沒有殺人的權力。所以到了新的胡常委將要成立，他能錦上添花，不替胡錦濤背點黑鍋，胡錦濤怎麼能放心容納他呢？
過去，我們一直對胡錦濤的印象相當不錯，就象江澤民剛一上臺，我們寄希望于江一樣，不成想，江比鄧小平、胡比江澤民還不是東西，給國人的殺戮就更加血腥更讓人民寒心，並且手段更黑。因為，他同樣離不開黨獨裁這個碾壓民眾的戰車，才能所向披靡。
所謂《借刀殺人》，不外是利用他人的手和刀，自己躲在後邊，去殺他想讓其體制呼吸的人。而會幹這事的要數袁世凱最狡獪，殺了人還能裝模作樣，掉下幾滴鱷魚淚，嘴上還要聲討、嚴辦。胡錦濤這個小人，近年把的作為來看，這樣的事情，不能說做不出來，不過他考慮自己不便說話更不便出馬，也就暗示下邊的人去搞那種最不見天的殺人行動。雖然不說是自己的命令，但獎賞兇手已經最能暴露出他的醜惡心態。所以，高智晟沒有被暗殺掉，是高的造化好，國人的幸運，而到了非常關鍵時刻，胡依然會繼續利用別人去殺之，這一點，大家不要過於樂觀。
也是說，我們要想像文明社會那樣，不再利用殺人的方式來達到我們的目的，暫時真的不行，因為民主社會是鄧家幫決不容許的啊？那就看我們什麼時候也能有我們的殺人手段和什麼樣的殺人手段了？不過，這種殺人規則，一旦被我們掌握住，我們一定要使它在我們的手裏斷種！讓借刀殺人者不再存在！ 讓天殺星永不能下凡！
（4）阿衍:《以逸待勞》有民道
誰說民眾膽子小不能經事？誰說民眾沒有見識，只能有被宰割的命運？誰說民眾沒有凝聚的力量，猶如一盤散沙？我看民眾是智慧的泉源並還存放著我們需要的即可爆發的度！雖然在今天被宰割沒有按照我們的意願向胡幫辦言非說不，表面顯得窩囊，但那是時機尚未成熟的緣故。大家是否記得楚莊王殿堂頂上三年不叫的鳥嗎？三年不鳴，一鳴不就沖天了嗎？民眾20年不鳴，一旦“鳴叫”起來，聲蓋九州這個國家還有什麼問題呢？
《以逸待勞》這樣說道：“要使敵人處於困難的境地，不是直接出兵攻打，而是採取‘損剛益柔’的辦法，令敵由盛轉衰，由強變弱。”
而在現實生活中，民眾中的小聰明者無不等待時機地看著我們的行動是否有效，是否更利於他們，而不是不支持我們的反鄧行為，因為他們對鄧幫的希望已經破滅，急需新的領導群體為他們謀取利益。只因我們自己還沒有爭氣，還沒有更有效的方法能夠從基礎上使胡幫辦代理的鄧家幫受到重創，也直接導致了讓廣大人民無所適從的境地。還可以說，民眾需要利益，沒有利益，他們就不會輕易接受。不管是誰，只要使他們得到他們想得到的實際利益，那麼，他們就會是你的後備力量。
倘若胡幫辦的牙齒被拔掉，厲爪被剪斷，又能在我們的鬥爭中獲取利益，那麼廣大民眾絕對會拿起銑鎬掃帚棍棒加入痛打落水狗的行列裏，因為他們此時此刻所遭受的殘害與屈辱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只不過武裝到牙齒的胡幫辦還不能僅靠銑鎬掃帚棍棒就可痛打，才使民眾不敢輕易出手。再說，民眾所擁有的原始工具，怎能與邪惡的胡幫辦較量？這虧本的事情別說民眾不願意做，就是我們也不會做吧？所以，我們不能怪罪國民沒有能力，或則沒有覺悟，或沒有膽量，或沒有智慧，或目光短淺，首先我們自己要自我檢討一下，我們究竟能給民眾帶來什麼利益？值得民眾選擇我們？接受我們？服從我們？事實上，我們沒有給民眾製造好痛打落水狗的自然條件，再加上武裝到牙齒的胡幫辦已經喪失了人性，民眾一旦願意爆發起來，雖能形成人海戰，但吃虧的還是民眾，89學潮這個例子不是理由很充分嗎？那個時候，就是連我們的精英也不得不鎩羽而歸，落荒敗逃，大家說，再讓民眾做那無謂的犧牲，值嗎？
甚至在當時，心腸好些的人認為鄧家幫再兇殘，也不會對民眾學生開槍，其結果坦克都用上了，我們又嚇唬住鄧幫了嗎？當時，善良的民眾還以為自己的胸膛是多麼地珍貴，鄧家幫會同他們一樣地愛惜，當第一槍響了後，我們的民眾有倒下的，竟還有人“你們真開槍啊？”地問，好象鄧家幫的爪牙是擦槍走火，要什麼緊？結果坦克車就不怕民眾組織的肉牆，哪里厚哪里硬，哪里就顯得坦克車的偉大。甚至沒有逐漸清醒的民眾也在四處躲避時一樣遭到爪牙的槍殺與毆打與折磨，活著的是民眾，死傷了的便是暴徒了，哪里還有什麼公理可講呢？
目前我們忍痛思考中國問題，就不能再讓民眾這樣傻乎乎地被兇惡的胡幫辦絞殺了，一旦形成了事實，兇手雖然是兇手，但我們也脫不開協同有罪的幹係。因為，我們應該擁有合乎情理的政略使民眾動之有道，並能使武裝到牙齒的胡幫辦被迫脫掉身上的狼皮，沒有用武之地，始終處在奔命挨打的境地，那麼民眾再行動起來就會在惡徒欲殺人時也不敢那麼囂張，甚至找不到目標。只要胡幫辦跌入了民眾的汪洋大海之中，就這幾個胡幫嘍羅還夠民眾的唾液與拳頭消融的嗎？別說還有銑鎬掃帚棍棒的敲打了。關鍵就是我們怎樣能使胡幫辦不能再利用民眾這個屏障來繼續殘害民眾而又讓民眾感恩戴德，才能顯得出我們的手段高明、準確，有遠見，而不是盲目地依靠我們自己這些人來替代原本不是我們就能做好的事情地不自醒悟。我們的崗位應該是在背後，不能過早地走在前頭，應該能讓民眾自動地給我們做銅牆鐵壁，那麼隔著笑哈哈的民眾，胡幫辦的子彈坦克能不失去效果嗎？
我們現在所應該做的工作不是手持弓箭、不畏死亡和艱險的問題，而是如何能夠立刻組織起來，早日形成我們強大的、智慧的領導隊伍。只因胡幫辦對我們的組織起來千方百計地迫害、鎮壓，我們目前也就只能秘密地進行，而不是明目張膽地行無所忌。要清楚，以往的草莽英雄要不得。我們需要智慧，需要堅定的成員，需要有步驟的積極行動。並能把我們的第一桶金用在刀刃上，而不是僅僅的在網路上高喊著緝拿罪犯而案犯照樣逍遙法外我們也無可奈何。
其實，既然鄧家幫走向了對民眾暴虐的道路上去，民眾就有剷除它的條件。問題是這個條件不是人人都能具備，甚至是須先有一部分人首先擁有，讓這一部分人再給更多的人創造條件地也能擁有，並能引導所有的人仿效。這就自然需要一些時間讓我們靈活的去完成嫁接工程，也就是鄙人想說的《以逸待勞》的含義已經超脫了戰爭本身，和主動的以逸待勞與被動的以逸待勞其本身的就意義不同。這個以逸待勞是首先要讓更多的人悄悄的掌握攻擊技巧，早日具備抓捕案犯的技能，也是現實胡幫辦無法扼殺了的機闊，是正常人結合智慧人的非常時期。鄙人敢這樣斷言：民眾絞殺鄧家幫的日子並不遙遠。而且，產生大智慧者也不遙遠。
（5）阿衍：再看鄧家黑幫《趁火打劫》與臺北應該亂中取勝
說起來，胡黑幫辦的卑劣手段就是嘴上為民眾行為上卻仍在為自己，並且，有失身份地掠奪公眾財產與踐踏民意而不知羞恥，還說是什麼“執政為民”、“社會和諧”。大家都看到胡黑幫辦的具體做法就是邪惡執政，比江時期還要墮落下流，又是為了自己的實際利益仍繼續不擇手段地損害著國家利益，民族利益。舉例說明：胡幫辦如果不是為己而是為民，那麼它們住的房子好呢還是百姓住的房子好呢？它們的錢財多呢還是百姓錢財多呢？它們在國內很有名譽呢還是百姓很有面子呢？是它們能向民眾開槍呢還是民眾能杜絕它們開槍？是它們製造了國內更多的失業者剝奪了民眾的居住權工作權呢還是給了民眾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合理的居住權？民眾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學是真還是假?用這最簡單的課題就能驗證胡黑幫辦究竟是民眾的政府還是鄧家的幫派邪徒。
不錯，他們口口聲聲地說能為了民眾“鞠躬盡瘁”，可它們除了腦滿腸肥、腰包繼續膨脹以外，就是自己的兒孫都能風光地招搖過市，出國留洋，而我們做民眾的卻要為了溫飽頗於奔命，為孩子上最普通的學校還須東借西挪，家人有了大病就將傾家蕩產，最後病人還要無奈地、痛苦地等死。在我們的無法和諧的社會裏，胡黑幫辦真的沒有昧著良心說話做事？中國人的良心誰的被狗吃了？這年月，好人受害惡人當道，官匪兩道互相利用蹂躪民眾，魚肉鄉裏，或把無辜的民眾劃到敵人的陣營裏去，不問民眾的生死磨難，直到今天，大陸公民就連自己的信仰都不能自由，只要違背了鄧幫的意志，就很難避免受害。誰不信可以試試，看鄙人說的對還是不對？
令人最噁心的是鄧家黑幫也知道了自己的好景不長，也就趁亂取利，紙醉金迷地腐敗下去，把民眾和國家的財產採用各種卑鄙的手段據為己有，或投資經濟實體，或轉移資產到國外，賣國求榮，爾虞我詐，形成了你腐敗我也腐敗的開天劈地的掠奪與墮落風靡，具備了無官不貪的萎靡世面，還不能讓民眾說“不”。汕尾太石村村民為了維護自己的實際利益，採取了與貪官不合作的形式，結果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胡黑幫辦竟又動用了軍隊坦克和武警部隊、防暴員警用快槍血腥地獵殺並沒有反抗能力的村民，又導演了一幕絞殺農民突顯“偉大”和“英勇”的鬧劇，而類似這樣的事件，在中國大陸還少嗎？胡黑幫辦不僅對抵抗者採用武力鎮壓，對非暴力維權人士採用跟蹤、毆打、辱駡、軟禁、拘留最後抓捕等等的形式，大陸公民還有什麼正當的政治權力可言呢？
中國的亂象早已定型，但沒有權勢的國人更喪失了權力在亂中取利，到是胡黑幫辦的人可以明目張膽地《趁火打劫》，給我們這些不甘心做亡權奴一些正常抗爭的本能感應，讓我們只有秘密組織起來，用暴力遏止暴力來贏得中國大陸新的全面民主革命。想到這裏，我們除了贊成高智晟、郭飛熊、楊在新、趙昕、陳光誠等等先生們的形式的正義抗爭，還要秘密組成國民的生力軍，在看不到的戰線上給予胡黑幫辦根本性的、沉重打擊。因為，廣大民眾不能只是弱者地被害而無還手之力。再就是大家需要為平等的權力去反抗；需要為能鋤暴安良而努力；需要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真會真能開拓；並能幫助那些為了我們的民主事業發展而被關押的壯士早一日地衝破牢籠而決策。
而且，臺北政府是否能主導或配合我們的民主運動？不是我行我素地做著雖然胡黑幫辦並不樂意的獨立預備？而用欲使臺灣分離出中國對中華民族總體事業的謀略有什麼意義嗎？大陸的許多壯士會願意接受嗎？如果是僅僅為了提高臺灣人民在國際上的地位，不被胡黑幫辦左右或獵殺，大陸人民定能雙手贊成；或則是為了削弱鄧家黑幫的勢力和表示不屈服其的訛詐，我們也同樣深表贊同。在原則上，我們知道，這不全怪臺北阿扁們搞獨立，如果大陸實現了全面民主開放政策，邪惡的幫府不再邪惡和不再與大陸民眾作對，那麼你們今天的獨立思想還會有嗎？就因為大陸不民主還在獨裁害人，你們不為虎作倀或屈服于胡黑幫辦的高壓與利誘也是理智之舉、中華民族的幸事。同時，我們也不想看到臺北的政局導向只能損害臺灣的實際利益，或勢力被自己的錯誤的決策而削弱。我們知道，北京那幾個玩火人已經到了黔驢技窮的境地，他們雖對你們不時的亮出獠牙，但他們最怕的還是後院起火，因為他們自己玩火可以，民眾就不行，何況還要燎起熊熊烈火呢？他們也知道，自家的幫辦已經是過街的老鼠、人人在喊打，事實上，大陸民眾已經對他們恨之入骨。
不過，我們看到的是：因為鄧幫匪徒的邪惡，大陸壯士還沒有形成氣候，臺北應該幫助大陸民眾特別是那些把生死度外的壯士們儘快地武裝、組織、理性的行動起來，在展開他們的進攻態勢以後，你們可以利用你們的勢力進行你們的亂中取勝的非常行動。是的，胡黑幫辦現在就等著我們聯合起來去好好的收拾它們，我們不同心協力地攻擊胡黑幫辦怎能在中國大陸為廣大民眾奪回政權呢？所以說，如今的鄧家黑幫知道自己的末日近了，就對民眾的利益不停地趁火打劫，而我們應該是杜絕其繼續打劫並能亂中取勝。若是做不好這一點，未免太顯得國人沒有大智慧了吧？
（6）阿衍：《聲東擊西》看民運政略
不論你是處在什麼狀態，或是敵人還是朋友，包括我們自己，都應該能向大處著眼，往前推進，並能讓真正的對方感覺到你是對方很值得較量的敵人，又以與你不得不產生十分複雜的較量而痛苦，或者是快樂，或則是恐懼。也只有這樣，才能說你是一個相當不錯的世紀人物。並且還要知道，當你還是一個未有名望的小人物時，就能選擇與邪惡勢力較量，又因為這個邪惡勢力挾持著國家鎮壓機器而你除了毫無畏懼，卻不光用民力較量知道用智慧較量——這是智者首選的科目，特別是你不具備國家的力量而對手卻左右著國家強大勢力時，你所選擇的應該是鬥智不鬥力。況且，智慧較量還要分出幾種：一般的小智慧是常人所採用的伎倆，大智慧是壯士所使用的，餘下的，只有具備政略的指導者的起碼素質決定著了的，和在他進入智能極限較量中才能顯現出世紀偉人的風采、不是多數人能夠擁有的大智慧。而一個新生的團體，它不具備可行的政略而只會跳腳罵娘、不過把對手搞臭，只能是孩子過家家地讓世人哄笑又在自己的氛圍裏趾高氣揚、目中無人地卻什麼也做不了而已。
我們都知道，由於鄧家幫的墮落與獨裁與絞殺毛派和廣大民眾，造成了中國在二十年來、層出不窮的較量種群就沒有停止過鬥爭，雖然他們都沒有多少成功，但從問題中沉重地打擊了共產黨的邪惡行為。我們也知道，最著名的就是嚴家其、萬潤南等領導的八九學潮，給鄧家幫的衝擊是決定鄧家幫命運性的，使鄧家幫的猙獰面目在早期就暴露了出來。由於以鄧小平為首的首惡分子們的冷酷鎮壓，才迫使國民徹底地走上了與鄧家幫對立的道路上。也就自然出現了一批與鄧家幫不共戴天的國人秘密組建自己的黨派或團體，甚至公開的還有了總統，有了法官，而且不止是一個。但是，民運人士除了在網路上殺伐，大陸民眾並沒有看到民主運動有什麼大的進展。而且，即使最簡單的標語、傳單、地下小報我們都沒有見過。這是因為，對鄧幫從根本上就沒有構成立體的絞殺。特別是：各色各樣的反對者，還沒有看到怎樣才能給鄧幫送終，更不要說怎樣地能組織起來。再說，最起碼，真正能與鄧家幫拼刺刀的人還是散兵游勇，基本上沒有大動起來，原因這些人，還不瞭解與鄧家幫鬥爭須採用什麼具體策略？只是看著鄧家幫肆虐而盲頭瞎馬地抗爭。再不就是情受著非暴力——威權人士的鬥爭——這種在原則上根本動搖不了邪惡勢力根基的良心者的成果，其結果，也只能憑空給我們中華民族增添更多的恥辱，使鄧幫的代辦胡家匪徒更加壯膽地胡作非為。也是說，我們沒有多適宜的政略灌輸到千家萬戶中去；不能夠使那些能叫鄧家幫震撼的人們得到有關部門在技術上的支持和統一的領導與部署；使我們的有些智慧的人們得不到統一的指揮不說，就連最基本的組合也不能形成。而且，由於我們還沒有做什麼，就想爭名爭利，怎能不被胡家匪徒各個擊破或收買呢？我們都應該知道：對於眾人的政治行動沒有較有條理的訓練和及時的輔導，而是任由國人憑著一腔熱血地面對鄧家幫的血腥鎮壓，豈有不敗之理？而且是：民運勢力太紛雜，沒有統一的綱領，經不起別有用心的人挑撥，好搞窩裏鬥，再加上民運陣營裏很難沒有胡家特務的滲透，總是自我傷害，常常忘記當前的敵人就是胡家惡徒，反爾把原該團結的人群也在攻擊之列，更形不成能與鄧家幫極限較量的重建大綱，只會仿效常規，不得不依靠自己孤家寡人地去奮鬥。並且，不僅爭位置，搞窩裏鬥，八字沒有一撇，就想做總統做長官，而且當有了一點利益時就連自己是幹什麼的姓什麼的都忘記了，總是顯示自己，甚至能以以己之私背叛著眾人的利益，卻不知道，名氣越大越被鄧家幫的視線罩住，而且是略有風吹草動，就被胡特偵知，然後就很難不被胡幫辦算計或挫敗。事實上，這種人一旦進入大陸，或進入胡幫辦勢力影響的範圍，被抓捕也在情理之中。
在我們的輿論中，我並沒有看到更好些的政略指導我們為剷除鄧家幫邪惡能做好實際的安排工作，只是聽到了的是殺伐聲，卻沒有動過鄧家幫的一根汗毛，到是我們的非暴力的信仰者有了不怕坐牢的無畏行為來填充我們的營壘，卻還被鄧家幫控制著，隨時都有被捕和已經被抓捕的嚴重後果。
胃口過大，總想吞掉所有的不與自己是一路的人，例如毛派對鄧幫深惡痛絕，我們原該利用之卻被我們劃入打倒之列。如果我們在較量的初期能與毛派聯手，加上毛派在民眾中的影響，我們的隊伍就會更能擴大。所以，鄙人把共產黨與鄧家幫分開符合政治利益。再說，鄧家幫早就墮落到了黑幫層次裏去了，共產黨也不過是被她們利用的黨家這個軀殼而已。一旦我們領會到這個程度，難道就不好對付它們了嗎？
《三十六計智謀大全》裏，有個《聲東擊西》的計謀這樣說：“敵人亂得象叢生的野草，意料不到所要發生的事情，這是《易經》萃卦中所說的那種混亂潰敗的象徵。因此，要利用敵人不能自主的時機去奪取勝利。”
這些天，鄙人在看《三十六計》時總是這樣想：為什麼，我們追求正義，做鄧幫代理的胡幫辦仍追求邪惡，我們卻為什麼就不能對其有所斬獲呢？難道我們就沒有了還手之力了嗎？胡幫辦的瘋狂真的就不能遏止了嗎？想到這裏，總是要踱步沈思。是啊，邪惡勢力已經很不得民心，它們的惡貫滿盈已經決定了它們的必然死亡。關鍵是須有人出頭來做啊？那麼，誰來決定它們的生死呢？是它們自己嗎？我說，是人類的自然法則決定著它們的生死，我們也不過是要做好輔助的工作。也是說，它們一旦被大自然釘在了死亡的幽谷裏，歷史的車輪也就會自然把它們消失掉。想到這裏，又在想：怎樣才能使惡貫滿盈者被推到迅速死亡的軌道上去呢？難道就沒有較好的辦法加速其死亡的過程了嗎？於是，捫心自問，認為歷史既然決定了鄧家幫的死亡，又到了民怨雀起的時期，我們大家就是很需要在沒有胡特偵知的地域裏，能夠安心坐在一起，認真地思考與研究實際所存在的問題，並能逐步建立起秘密的組織系統，把屬於我們的人都在我們統一指導下，進行著有效的內線鬥爭。並能團結和利用所有的反鄧勢力，孤立鄧幫匪徒。
也是說，首先，我們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在大陸建立起我們的滲透系統，與明的團體分開，不急於求成，使胡幫辦的注意力在那些固有的團體上，而我們卻按兵不動，抓緊時間積聚我們的勢力，不到一定的程度，決不暴露。
因此，首先我們要有與胡幫辦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不要求速成，只要能把我們所有的仇視鄧家幫的人團結起來，就沒有不可以打敗胡幫辦的道理。因為，鄧家幫的內部在我們的衝擊下，一樣要被分化，我們就是需要它們內部分化，使中國形成新的不可抗拒的強大勢力，然後才能推倒它，而不是我們這些人又弱小又無從下手。
總之，沒有複雜的組織系統，只有赤裸裸的鬥爭和不懂得什麼是立體的絞殺（所謂的立體絞殺就是一切利益需要追獵者都能行動起來，為我們所用），和不能容留與幫助不同信仰者，我們就很難鬥過胡幫辦，只有立體的、複雜的《聲東擊西》，才能把胡幫辦擠到始終被動的環境裏不能自拔，然後被殲滅。
_(博讯记者：阿衍)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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