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鸣：中华公民社会奠基于三民无权学说－－纪念国父孙文诞辰140周年
(博讯2006年9月06日)
【中華思攷】中華公民社會奠基於三民五權學說——紀念國父 孫文誕辰140週年
● 學 嗚 （比利時學者 歐洲導報社供原創稿） (博讯 boxun.com)
中山先生親領海內外華人之民主志士推翻滿清，創建中華民國，翻啟我中國現代史之首頁，中華國族將永誌之。中國現代史伴著民國這個新中國而歷經艱辛地一路走來，雖然自從“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的馬列邪教革命在中華大地上發酵，並引致一連串文化紛亂和人道災難，玷汙民國為建立中華公民社會的理想，但是這一切今天更激起我們對國父 孫文的社會學說的再探討和緬懷：中華民國主權公享，民主共和；民族平等，民權憲政，民生公益；社會人道開放，法制五權並立；一黨軍政、訓政、憲政向多黨憲政過渡；人權、公權走向實踐，民粹和專制受到譴責，中華公民社會雛形已現。
中山先生在他的同輩中是一個人道政治家的榜樣，他所處的時空環境決定其棄絕仕途而投身反滿革命。當時的“大清”，專制腐敗，外侵連連，民族精神低穈，民生貧富懸殊，外資與買辦幾乎控制我中華經濟；租界林立，幾無我華人法政地位，整個國家處於半殖民狀態；正是這樣的國家時空環境召喚著中山先生，激起其心靈深處的社會良知，促使他走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道路。中山先生學貫中西文化，尤以基督之愛心根植其社會人道化構想，在他所處的專制奴役社會中獨樹一幟。一九四九年中共裂國劫政，時人曾有評論，言曰：“中國人現在離毛澤東近，離孫文遠”；由此旁証：孫文學說於我華人可久可遠。
回顧中山先生的學說與實踐的歷程，他留給國人的政治遺產首先當推中華民國的開創，接著就是其三民五權學說。筆者在此，就中山先生之三民五權學說的歷史延續與中華公民社會之展望作一些膚淺的說明，尚祈同行方家指正並共同探討。
一、 三民五權學說的歷史延續
提到一種學說的現實意義，首先要審視其學說的歷史承繼性；人類處在歷史中，否則就少具社會文明意義。中國有世界上最悠久的連續編年史，從周共和行政元年﹝西元前841年的庚申年﹞算起，我們已有近三千年的信史，這在人類文明史上是唯一的。中國的信史說明我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多種文明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個分支。有關中華信史分期問題，筆者認為應以歷史同質性及其社會狀態為分期線，所以擬分期如下：先秦古代史﹝西元前841年至西元前221年﹞，後秦古代史﹝西元前221年至西元後1840年﹞，近代史﹝1840年-1912年﹞，現代史﹝1912年以後﹞。這樣四大歷史時段，可以合理歸納中華社會的歷史演變。如果未來中國的教育制度提供條件，我們可以有世界一流的歷史研究人才，因為我們有最悠久的古史傳說時代和最悠久的信史依據。信史為我們提供了準確連續的時空史實，這對中國史學家來說，應該首先敬仰我們歷代的治史者與史官，這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因為他們為我們後人引出了歷史承繼性的文明史觀。
先秦古代史時期，中華人道政治家中出了一個孔子，他的社會學說的精要可以用五個字歸納：仁、義、禮、智、信；他的個人修養觀也可以用五個字闡明：忠、孝、德、愛、恕；由此可見，儒為三教之首，關鍵在於其人道自治的倫理認同和政治文明功能。孔子是世界人道主義之祖師，首倡“仁政”，並明言“仁者愛人”，其自治理想國之想像比莫爾的《烏托邦》早了兩千年。
後秦古代史時期，中華出現了統一的帝國，以秦始皇廢諸子百家、奴役天下為傑作，倡帝王極權。以後歷朝雖有尊孔形式，並保持地方自治機制，但帝王至上極權制決不容變。
近代史時期，中華開始融入世界，雖然步履維艱，但帝國末期已出現君主立憲之構想，人權、公權意識已見萌芽。
現代史時期﹝包括今天﹞，中華民國的創立為中華公民社會奠下基石。
國父 孫文的三民五權學說伴隨著中國現代史的腳步一路走來，對先秦古代史以來的文明政治理念做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繼承，並結合近代史時期中國融入世界的喜懮，做了高度地歸納：師夷技，尤重研夷思，建我中華公民社會。
中國公民、中華公民社會需要甚麼？非常明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用中山先生的學說就是：民族平等、民權憲政、民生公益。民族不能平等，國際法不可能生效；民權在憲政之外，不是專制就是民粹；民生不求公益，經濟挫傷社會效益，與弱肉強食之獸類有何分別？
中國在世界國家之林中必須具備自己的政治文明框架，人民公權至上的規範，這樣的文明國家的政治體制是甚麼？不同的法制歷史延續如何表達？
非常明確：立法、行政、司法、攷試、監察﹝五權﹞，用中山先生的學說就是：立法普選，行政依法，司法獨立，攷試公職，監察行憲。這是一個五權並立的法制結構。
攷試、監察作為民國憲法中的治權和公民的政權相依存，這表明中華現代政治文明框架中的特有性，與中山先生對後秦古代兩千多年的極權史的攷量分不開。中華政治文明要達致人民公權至上，政權眞正屬於公民，治權中的攷試和監察必不可少。政權屬於公民，治權攷選專家，這正是中山先生三民五權學說的精要之一。中山先生的學說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的文明政治理念，並非中華共禍那史無前例的人道災難可以相提並論。中華歷史並非一九四九年才開始，更不會隨著極權政黨消失而終止。中國人現在可以只洗腦不受完整養成教育，但歷史的延續總是承前啟後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
二、 中華公民社會之展望
中華公民社會是一個開放和相容並蓄的人道法制社會，是中山先生及其理念追隨者對中國文明政治的理想和實踐。中華民國的創立，標志著建立中華公民社會的可能性，今天民國臺灣的社會實踐也證實如此，使我們親眼看見中華公民社會的起步。筆者甚感欣慰。
人類文明史走到今天，各國憲政法制無不以減少各種暴力和壟斷為社會人道管理的目的。中國是地球村中的大戶，當然不會自外於世界文明潮流。人類文明政治是公民社會建設的根本保障，主權在民的政權和人道法制的治權，構成了文明政治的基本內容；依此檢視民國大陸這幾十年的情狀，凡有良知的華人無不痛心疾首、義憤填膺；民國臺灣、民國大陸、海外華人對我中華幾千年信史的精華———中華人道文化， 都有共同的景仰，對國家統一後的文明走向都寄於美好的希望。
今天的中華民國是分裂的，因為那場“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的馬列邪教革命，以及由此派生的那種貪腐政治體制，但這並沒有折斷我們理想的翅膀，我們正在參照孫文三民五權學說構建中華公民社會的願景，首先是回歸我抗日勝利後統一的大中華民國。
有學人為中華沒有統一的國教而遺憾，筆者認為大可不必失望，反而認為這正是我們祖先的智慧所在。古中華、古埃及、古希臘全是沒有宗教的自治田園。當時的人類已開始社會思攷，從兩人社會開始，到家庭、集體社會，發現個體的人無法定義自身，因為沒有參照係，所以發現人祗是社會有機個體的道理。開放社會的建立，才有宗教信仰的眞正自由。宗教是精神的追求，一個陷入本能野蠻的社會根本不存在精神文明，連思想自由都沒有，哪裡會有信仰的自由？先有自治，後有自由，祗有自立的個體和自治的羣體才可能享受自由。神是超自然的，人卻在自然之中，祗有用精神去仰望。
中華先秦哲學中的中庸之道至今仍是全球華人習以為常的處事之道，是有其悠遠思想源頭的。人是介乎神與獸之間的一種精神生物，非神也非獸，就是這樣一種生物狀態。人有近乎神奇的思想，也有近乎獸行的身心，這就是人性。社會是集體人性的反映，因為眾人的思攷和實踐，發現人性之上還有人道，必須擺正自身的位置，眞正是處於介乎神獸之間的中線上，這也許就是中庸思想之緣起。中庸之道是人道社會的體現，古中華先賢的這一闡述幾乎與古希臘的智者們同時代。由此可見，人類不但同源，甚至思想也可同時代。在人道化的歷史過程中，人類的智者，利用理性哲學和實証科學，規避人被神化或獸化，這種追求尤其表現在社會文明政治體制的建構中。中庸之道作為中華理性哲學，將繼續伴隨全人類人道化的歷程中。生命如果有意義，筆者首推人道，用中華俗語說，就是：活得像個人。人初生，與獸差不多，是後來變成人的，甚至衹是一種可能。
公民社會作為政治理念，起自古中華、古希臘和古羅馬，認同社會的自治性，如同個性的自由一樣，是人道的社會學概念。中華信史以前，堯、舜、禹時代，華夏民族已有早期的自治與禪讓，尤以地方自治為特點，中央極權遠未成形。公民社會將自治制度機構化，將禪讓變為攷選。中山先生的三民五權學說最注重的就是地方自治，公職攷選，所以，中山先生的三民五權學說已為中華公民社會奠下基石。中山先生所倡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均為中華古史文明之延續。
中華公民社會首先是中華人道文化的歷史傳承，並精合世界其他公民社會的優點攷量，如公權至上，權利、義務，人道、法制等等。一人治、一黨治均為少數人之治，祇有憲政和法制才能體現多數人之自治。少數人的貪腐在公民社會決非不治之症，可在“黨上法下”的極權社會卻已病入膏肓，危及整個社會的合理運轉。中山先生的三民五權學說，為我們提供了中華公民社會之制度機構化的依據，眞正為“改革開放”﹝改革體制，開放社會﹞提供有效的參照係。
極權體制不改革，壟斷社會不開放，國家暴力無憲制約，那有“和諧社會”可言？民祇可“食”，但不可“思”，尤不可有自治組織，何有“以民為本”？中山先生力倡“知難行易”，足見其求眞知、倡人道、存天理之哲學悟性。回望今日中華，“知”，尚難也！然無“知”，豈有善“行”焉？愚民始，自愚終，一切極權統治之歷史悲劇。
中華公民社會已在民國臺灣起步，必將跨過海峽，遍佈民國大陸。
中華港、澳，本為華洋雜處之英、葡殖民地，今正為其法政自治而奔走，理爭不被一黨極權統治所封閉。筆者深表欽敬。
中山先生之英名，中華民國之憲政法統，三民五權學說之社會價值將啟示今後中國現代史之走向。
國父 孫文，您安息吧！中華子孫有忍辱負重的傳統，也同樣有思想創造的輝煌。
（二ＯＯ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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