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自从中共突发奇想拉下“江握手”的特首董建华而钦点“港英余孽”曾荫权在去年七月一日出任特首后，香港政坛就出现“中间偏共”的第三势力，立时使被董建华排挤的公务员士气大振，连九七过渡后为保持晚节挂冠而去，在澳洲乘桴浮于海的前保安局长黎庆宁也回港效命。而黄钱其濂早已退休的前卫生福利司司长黄钱其濂也出书回忆九七，并要曾荫权向她学习。一时之间，“公务员党”呼声四起。

     但是香港不论甚么党，最威还是处于地下的共产党，因为它是一切权力的来源。所以曾荫权上任第一杰作就是让政改方案流产而拒绝订出普选时间表，以取得共产党的信任。然而面对香港的政治现实，曾荫权又不能完全满足土共对权力的贪欲，因此来自左耳的杂音不断。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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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如果认为“公务员党”也是铁板一块，那不但违背香港这个自由社会的原则，也不合擅长内斗的中国人的国情。因此在去年十二月四日香港二十万人上街争取普选权利时，被董建华“打倒”的前政务司司长，也是现任特首曾荫权的老上级陈方安生突然现身在游行队伍，如同惊爆一样震撼香港政坛。看来，曾荫权二○○七特首之路不那么平坦了。于是各路“探子”四处打探，其中不乏来自伟大祖国，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探子。

     其中最紧张的自然还是曾特首，于是他夫子自道说，如果他退休，一定离开香港，暗指陈太留在香港干涉他的内政。而更意外的是五月二十日，曾、陈秘密现身澳门，以致有曾荫权密会陈太打探她是否参选特首之说。后来澄清是旧行政局成员叙旧。选择在这个敏感时刻离开香港碰头，鬼相信只谈风月。但是即使谈政治，这些政坛老狐狸又岂会坦诚相对？

     曾特首的紧张，有多方原因：第一，陈太的民调一直高于曾特首；她的四万（麻将中的“四万”就如一副笑脸），自然比曾荫权的“煲呔”（领结）更显得亲民。另外，陈太有以前公务员中“手袋党”的班底，有些虽已退休，一样可以复出，何况有的还在特首底下担任要职。此外，陈太这次复出事先有去年十二月就表示即将成立的以大律师与专业人士组成的公民党的配合与支持。这些对曾荫权形成威胁。

     今年七一大游行前后，媒体聚焦于陈太，最主要要了解她是否参选。陈太以“见步行步”使人们陷于“不可知论”，但继续掌握主动权。然而好景不常，半路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这是穿金戴银的程咬金，也是分属虚幻飘渺公务员党的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

     此姝在九七后接黎庆宁的班，掌管解放后香港的“无产阶级专政”大权，自然是中方与董建华所器重的人士，因此虽然也是女流，而且出身富家，始终未与手袋党“同流”而保持她的“叶刘”。果然她也不负党望，在二○○三年为制定基本法二十三条的国安条例中，鞠躬尽瘁，壮烈殉港。她是仅次于董建华的民愤极大者，因此董建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而将她牺牲。离职之日，亲共人士如丧考妣，大举欢送。所以不少舆论已经指出，叶太的复出只是时间问题。而叶太也的确有一番沉潜的功夫，一飞就飞到美帝国主义三藩市的史丹福大学进修而几乎被人遗忘。而正当香港市民准备七一大游行，人们关注陈太是否再次出来游行时，叶太也破门而出。

     叶太善用媒体。六月十九日，星岛日报头条是“史丹福苦学三年体悟港政治困境，叶刘淑仪返港推动民主”。把她的复出冠以“推动民主”，显然要区隔当年卖力推销专政的恶劣形象。是不是经过美帝国主义三年的教育，她已经大彻大悟，摇身一变而成为“民主人士”？七月三日，叶太在香港各大报章发表她在史丹福的硕士毕业论文“香港的民主发展：过去、现在与将来”，俨然是美国名校批准的香港未来之路。具有丰富从政经验的叶太，一方面声称二○一二年可以普选，却又鼓吹两院制，也就是普选是一院，原来小圈子选举的功能团体是另一院，这就将功能团体永久化。因此论文等于是她的施政纲领，立刻获得亲共政党与人士的一片喝彩，他们甚至声称要吸收她入党，有的更表示她可以做亲共人士的“共主”。

     在这个情况下，香港政坛形成“三太”（煲呔、陈太、叶太）竞逐的局面。而叶太动作的频繁更使人侧目。她立刻组织班底，在七月十八日成立“汇贤智库”，自任理事会主席，部分成员是她的史丹福校友，显然她要充份利用该校的光环为她的仕途铺路。鉴于陈太曾经在香港电台的“公民社会”上发表网上日志，宣传她的政治主张，引发特区政府不满，因此叶太也在亚洲电视开咪进行对抗。

     在叶太紧逼下，陈太也不甘落后，七月十九日在外国记者协会发表她的“民主宣言”，宣布筹组一个八至十人的核心小组，为香港落实普选制订具体建议及策略，推动及监察民主进程。虽然陈太的理念比较接近民主派，但是民主派对她的态度有分歧，除公民党支持外，比较草根性的民主派并不太支持她，认为她“忽然民主”，与草根民众也没有打成一片。

     叶太出山为了甚么？有说参加二○○八年立法会选举，但是后来也有人说，她也可能参加二○○七年的特首竞逐。以叶太的资历，以北京对她的信任度，她要竞逐二○○七年的特首也不是没有条件，至少是二○一二年。这样就形成“三太”竞逐的局面。

     相对“两太”的煲呔，他的智库策发会早就成立，而且搜罗各界人士，包括民主派人士。明明是作为花瓶，但是还引起亲共人士吃醋而“倒曾”，迫使煲呔公开宣称向他们一边倒的“亲疏有别”。然而也因此该组织很难发挥作用，面对“两太”的挑战，应对无方。

     但就在政局乱纷纷的时候，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推出开徵商品及服务税（销售税）的谘询文件。政府建议把销售税率定为百分之五，日后市民无论购物、坐巴士、看医生，亦要多付百分之五的税项。外游返港的市民若购物满三千元以上，亦可能要缴交销售税。这个重大改变引起民众极大的不满，群起汹涌。民主党民调有六成民众反对。于是唐英年说不推销售税不要紧，鼓励讨论才是主菜。那不吃饱撑的？

     乱局中，末代港督彭定康也莅临香港。虽然他的目的只是推销他的书多赚几文钱，但是碰上敏感时刻，被问及“三太”演义，只能学习毛泽东的“端平一碗水”，不愿表示意见。但是他还是对事不对人的强调香港应尽快达至普选，甚至可作为中国民主发展的一个试点，此言一出，立即刺痛亲共政客而开展革命大批判，忘记彭定康曾代表欧盟向江泽民捐款而已经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莫非胡锦涛时代要重新捐款？彭定康还说销售税养肥政府苦了穷人，使特区政府也不是味道。

     且不说彭定康是纯种盎格罗萨克逊人，“三太”也是他们培养的官僚，虽然爱国不分先后，然而根据解放前三年决定阶级成份的原则，他们的英国血缘怎么都洗不掉。唐英年家世虽然是爱国资本家，但是不但当年是逃避共产党来香港，也如毛主席分析的，他们也有两面性。因此上述五人绝对不是纯种中国人。他们在这个时候作乱，岂不是五胡乱港？（“开放”2006年8月号） _(博讯记者：凌锋) (博讯 boxun.com)